《汉书·艺文志》说杂家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先秦杂家把为政治国的“王治”作为其学术思想的最高宗旨，在此宗旨之下杂家兼摄诸子、融合百家，文化思想学术至此和政治通了姻亲，于是文化思想学术在整合的过程中向意识形态化的方向发展。侯老在评价《吕氏春秋》一书时曾说吕书“颇倾向于统一思想的路数”，笔者非常赞同侯老的此点论述，但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首先，从天下一统后的和平时期角度来看，政治虽说依然需要“争鸣”，但更需要融合统一的文化思想学术为其服务。战国晚期，天下一统的历史步伐逐步加快，天下统一的形势也逐渐明朗化，但天下的矛盾依然很复杂，斗争很激烈。即将出现的封建统一大帝国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家及思想家们在憧憬之余，对于如何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管理如此庞杂的社会事务不得不做现实的和超前的研究与规划。例如治国所需的理论指导、政治宣传、风俗教化等等。先秦杂家或立足于现实或展望未来，对社会现实中的根本性问题以及天下统一后如何治理等等问题做了全面而又深入地讨论，但他们发现仅靠一家之言是解决不了这么多、这么庞杂的问题，于是吸取百家之学按照政治的需要将它们组织起来为政治服务，成为学术的目标。因此，杂家的思想文化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战国晚期文化政策的产物，以《吕氏春秋》最为代表，《吕氏春秋》是试图创立统一的封建意识形态的一次大胆尝试，并在联结先秦到秦汉的哲学、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88]从此角度来说，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杂家，说它是“‘兼听杂学’的糅合，而没有创造精神”，[89]说它是“走向调和折衷的路径”[90]，甚至说它不能成其为一个学派都没有错。但要是从政治的实用性来说，“善于折衷是政治智慧发展的标志之一。”[91]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www.xing528.com)
其次，文化思想学术需要“争鸣”，也需要融合统一，这是学术规律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笔者在第一、二章中已反复论述过。文化思想学术在战国早、中期的“百家争鸣”是其自身发展创新的需要;而文化思想学术在战国晚期走向融合统一也是其自身走向成熟、圆满的需要。文化思想学术要么贴近现实与历史，主动追求为政治所用、为社会所用，会造成其主动地意识形态化;而文化思想学术被动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亦会造成其被动地意识形态化。无论是主动或被动，某个时代占主流的文化思想学术均有被意识形态化的可能。而先秦杂家正是代表了战国秦汉之际文化思想学术融合与统一的历史潮流和学术规律发展的方向，其被意识形态化亦是很正常的事情。从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规律来说，先秦杂家不但成一家之言，而且称其为一个学术派别亦能说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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