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思想的文化基础

二、先秦杂家思想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基础

诸子百家中将“天、地、人”并提，并与天道、政治、人生三大方面的思想进行附会的亦有不少，先秦杂家尤其如此。在后期杂家的著作中“天、地、人”贯通的思维模式，不仅起着联结天道、政治、人生三大思想的作用，而且将“天、地、人”作为思想框架吸纳诸子百家的思想，使得杂家在战国秦汉之际文化整合的历史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使得杂家思想在秦汉统一帝国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占得主要一席。

《尸子》开始就已经将“天、地、人”与天道、政治、人生三大块的思想附会在一起了。《仁意》篇说:“尧问于舜曰:何事?舜曰:事天。问:何任?曰:任地。问:何务?曰:务人。”可见他对于“天、地、人”的认识已非自然性的认识，“事天”、“任地”、“务人”分别代指宗教祭祀、发展生产治理国家以及养生、修身、教化民众等三部分。《处道》篇说:“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神明》篇亦说:“仁义圣智参天地。天若不覆，民将何恃何望?地若不载，民将安居安行?圣人若弗治，民将安率安将?”天、地、圣人对于民众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圣人所具备的“德”、“义”、“礼”、“仁”等也是与天地万物相配合的。《治天下》篇说:“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袭此行者谓之天子。”此句对于“天子”的界定前两句明显袭自于道家，结合上述几段引文，可以发现《尸子》中虽无系统的“天、地、人”体系和理论框架，但作者已尽力将儒、道等家思想与“天、地、人”相结合，形成其政治思想。《尹文子》中尚没发现这种倾向，但先秦杂家其余几家如《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尉缭子》等却将这种思维模式发展得成熟起来，《吕氏春秋》甚至将其作为理论的框架来使用。这种思维模式和框架的容量很大，易于吸取诸子百家的思想，不仅使其思想具有系统性，而且由于其吸取了众家之长服务于政治，也使杂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和现实的基础。

《管子》的“天、地、人”贯通一体的思维模式，对与之相合的道论、为政、养生等思想做了系统地阐发。《宙合》篇说: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

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通‘嗛’，歉缺之意)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嗛)也，故多(原作“名”)为之说而况(比较)其功。

文中的“天不一时，地不一事”，指的是“天、地、人”一体的自然之“道”，也就是“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包括宇宙自然、天地万物的“道”。体道之人不专注于事物，而且透过各种具体事物，认识和把握蕴含于其中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对于那些“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的人来说，只能称作是囿于一曲的“曲说”之士，而不能算是体察“天、地、人”之道的“广举”之人。首先，为政与“天、地、人”之道是相通的，《五辅》说:

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

意思是说，有道的君主要把握“天、地、人”运行的规律为政“举事”、“动民”、“动国”、“动天下”。“天、地、人”运行的规律是一定的，《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为政之道就在于能安天之“常”、地之“则”、与四时之“节”，否则就会招来祸殃。其次，养生也与“天、地、人”之道相通。《内业》篇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指的是“天、地、人”之道在功能上的不同与互补。继而它又说:

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精也者，气之精者也。^[77](www.xing528.com)

文中所论述的“正、静”的养生论，即是以天道之“正”和人道之“静”作为养生所需要遵守的规律，以此养生就会:

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伸)骨强。廼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78]

意思是说，人如果能以“正”、“静”来养生，就能顶天立地、心及耳目的察觉和思维能力达到“大清、大明”的境界;慎行无失，便会使智慧不断更新。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管子》书已经将“天、地、人”贯通的思维模式完全运用到其思想的构建中去了。

《鹖冠子》思想的每一个部分基本上都是用“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贯穿起来的，并在此思维模式的作用下将诸子的思想吸取进来，对社会、政治、人生提出自己独到的认识和主张。《鹖冠子》在为政、养生、修身、用兵等几个方面均以“天、地、人”与之相融合。《博选》篇起始就说:“王

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这是说为政既要用“王”法制，又要用“厚德”德治，这两方面合起来形成贯通“天、地、人”之道的政令(命)。为政治国是通过体道的圣人(君王)来实施的。《道端》篇将圣人与天、地并列，它说:“天者万物所以得立也，地者万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安之，地处之，时发之，物受之，圣人象之。”即圣人把握“天、地、时、物”的规律以治国。《鹖冠子》的养生论亦从“天、地”与“神、形”相配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度万》篇说:“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形神调则生理修”，从身心双方面讲养生与修身。至于《鹖冠子》的兵法、军事思想亦贯穿着这种思维，“鹖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79]，“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设不可图。”即用兵之法也必须符合“天、地、人”之道。“天、地、人”三者虽然是相合的，但各自的功能却是不一样的。“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纪名也，天地者同事而异域者也，无规圆者，天之文也，地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动，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80]天按照分物的“文”运行，地按照纪名的“理”而运动。人依靠什么发挥功用呢?《鹖冠子》认为是人力，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兵政》篇说:“力之于地，顺之于天，兵之胜也”，意思是说人的努力顺从天、地之道，这是战争胜利的原因。鉴于以上两方面的论述，《鹖冠子》认为“天、地、人”之道既是相分的，又是相合的(笔者对于此点，在上节中已有论述，故不再复述)，但“天、地、人”的贯通与相互配合是主要的。“天、地、人”相合合于“人”，《世兵》篇说:“受数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即天、地只起“授数”和“定位”的功能，最终的落脚点是“人”。这个“人”是圣人，并非普通之人，“故圣人者，出之于天，收之于地。”^[81]即是说圣人是能通于天地之道的人。因此，体道的圣人是高于“天、地”的，《能天》篇说:“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圣者贤之爱也，道者圣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引文最后的意思是说，“天、地、人”一体之道为圣人所依靠和所利用。所以，《鹖冠子》对于“天、地、人”一体，最终强调的是“人”、人道和人事，“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82]，既然圣人之道是“天、地、人”一体之道，故而圣人不单独效法某一道，《近迭》篇亦说:“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法天则戾;地广大深厚多利而鲜威，法地则辱;时举错代，更无一，法时则贰，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故圣人弗法。”《鹖冠子》运用“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一则是为组织思想的需要，有利于吸取诸子各家的思想，二则是为其政治、养生、修身的理论提供哲学基础。

《吕氏春秋》直接将“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发展为其思想体系的框架，和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相配合，组织成宏大的体系，并吸取百家思想充实于这个体系和框架之内，形成先秦杂家最为壮观、最具代表性的巨著。有关《吕氏春秋》中“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及其“天、地、人”相配的理论框架结构，笔者在上节中已有论述。笔者要补充的是，《吕氏春秋·序意》篇所说: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知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循矣……”

这正是“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十二纪》、《六论》、《八览》也是按照“天、地、人”相配的思维模式作为《吕氏春秋》的理论框架的。这种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目的是要“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83]。元人陈皓说:“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合而论之可以发现，吕不韦集群儒^[84]，其真实的目的，从政治角度来看，如陈皓所说“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即为将要出现的封建统一大帝国设计政治的蓝图;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吕氏春秋》撰写成“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服务于新王朝，其实也就是在为新王朝构筑统一后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

《尉缭子》中虽也有“天、地、人”一体的观念，例如:“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85]，“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86]，“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87]基本上是将“天、地”当作自然性的天地，没有附会以道论或思想。《尉缭子》军政合一的思想体系，主要是以朴素的辩证法建立起来的(本章第二部分，笔者已有论述)。《尉缭子》军政合一或“农战”合一的思想体系，更加注重于现实，立足于战国末期天下一统的迫切问题，而非主要是为将来设计政治蓝图。如果说《吕氏春秋》更多的是为将来设计政治蓝图，构建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尉缭子》则是为当代构思理论性的指导，其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是很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