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紧密结合

一、治道理论与现实政治需要紧密结合

战国晚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频繁，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社会政治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愈益明显。连年的战争使社会的生产受到极大地破坏，民众受战争和统治者双重的摧残和剥削，以至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困苦不堪，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当此之时，社会政治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如何统一天下结束战争的问题;二是如何发展社会生产的问题;三是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的问题。先秦杂家紧密结合时代的政治需要，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治道理论。

在如何统一天下结束战争的问题上，先秦杂家提出了两种主张，表现出两种倾向。其一是“无为”、“仁义”等统一天下的观点;其二是“义兵”统一天下，以战止战的观点。前者以《尸子》、《尹文子》、《鹖冠子》为代表，后者以《管子》、《吕氏春秋》、《尉缭子》为代表。《尸子》的治道是以儒、道思想为主，对于统一天下，它并不主张用战争的手段，而是提倡以仁义、无为来号令天下。《尸子·贵言》篇说:

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www.xing528.com)

讲的是要以儒家之“义”来一匡天下，《分篇》以治民之术明其治道，它说:“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执一之道，去智与巧。”这是说要以“无为”来治民治国，不可“有为”强行，没有力争天下的思想。《尹文子》有取天下之心，但却主张不以强力去取得，《大道下》篇说:“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故失治则任法，失法则任兵，以求无事，不以取强。取强，则柔者反能服之。”《鹖冠子》对于此则说:“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67]又说:“刑设而不用，不争而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68]，作者主张“不争”、“车甲不陈”而可以“天下无敌”，和《尸子》、《尹文子》颇为相似。另外一派则是主张以战争的手段统一天下，以战止战。《管子》提倡以兼并战争的手段“霸诸侯”、“王天下”。《兵法》篇说:“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重令》篇说:“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七法》篇说:“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管子》是主张以战争的手段兼并天下的，“德加于弱小”则是辅助的手段。《吕氏春秋》比起《管子》赤裸裸的战争统一天下的主张有所进步，吕书提倡以“义兵”统一天下。《怀宠》篇说:“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执一》篇说:“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以“义兵”统一天下结束战争纷乱的局面，既可以取得民心、民众的支持，又明确认识到统一天下必须使用战争手段的形势。《尉缭子》亦提倡“义战”，《武议》篇说:“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制谈》篇又说:“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主张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兼并战争两项基本国策争雄天下。

在如何发展社会生产的问题上，《尸子》、《尹文子》、《鹖冠子》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对此没有什么论述。而发展社会生产从而达到国富兵强，在《管子》、《吕氏春秋》、《尉缭子》中则有较多的论述。《管子·牧民》篇开始即写道“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完全是在讲以农为本、重农辟地的主张，围绕这一主张，《经言》、《七法》、《权修》对于发展社会生产的“辟地”、“来民”、“畜民”等做了反复地论述。《吕氏春秋》提出以农为“本教”全面发展社会生产的思想。《上农》篇说:“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又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可以知道《吕氏春秋》对于发展社会生产，不仅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不排斥、不打压工商等末业，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合理的思想。《尉缭子》将其作为政治的三大本务工作:“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尉缭子》对社会生产的观念是“重本抑末”，它说“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69]以上对于《管子》、《吕氏春秋》、《尉缭子》发展社会生产的思想皆略述其旨，目的仅在于说明晚期杂家学者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关切。

关于重建社会秩序的问题。杂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兼采众家的思想进行论述，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因而所提出的主张也各不相同。《尸子》认为维持和重建社会秩序，首先从个人开始，“政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则人不从”^[70]，提出要以“仁、义、忠、信”规范人的言行，然后“正名审分”明确人的身份、地位和职责，“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71]之后再用“四术”治理天下“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72]以此来维持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尹文子》主张用“名、法”双重手段来重建社会的秩序。“正名审分”可以辨别善、恶、贤、不肖，可以分别君臣之职责，从伦理道德方面将众人——上至君主下至庶民，予以明确的规范，“法”则是法制，即以强制手段对社会进行规范和约束，“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73]《管子》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封建社会新秩序，其基本思想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权力，君主只负责“出令布宪”、“出号令，明宪法”而大权独握;建立选贤任能的官僚制，形成“明君”与“忠臣”^[74]相对的理想政体，然后以法制和教化维护封建等级制，“守国之度，在饰四维”^[75](“四维”指礼、义、廉、耻)，这指的是教化，“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悦)为善。”^[76]这说的是以法制来维护封建秩序;最后是民众“辟地”为社会生产物质财富，为统治阶级的“耕战”效命。《鹖冠子》首先设计出一套从最基层的“伍长”一直到“郡大夫”的社会组织结构，在天子统领下按照“尊君卑臣”的主张，对天下实行层层的控制，这也是一种封建集权的等级秩序。《吕氏春秋》有着较为完备的社会秩序建构思想。“养天之所生”的天子居于上位，天子以“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分职理论驾驭臣下，以“顺民心”、“从民欲”的思想争取民心为我所用，然后以“郡县制”和等级官僚制对国家进行控制。《尉缭子》所建立的是将“土地、人口、战争”合一的社会秩序管理模式，“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这种模式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可称其为原始的军事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