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军政农战的思想体系

六、《尉缭子》军政、农战辩证合一的思想体系

由于杂家《尉缭子》残缺严重，要比较客观地论证其思想的系统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文本及简帛资料管中窥豹做一简要论述。在第五章中，笔者已经论述了《尉缭子》军政、农战合一的思想，那么《尉缭子》是如何将这些思想组织成为一个思想系统的呢?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尉缭子》用的是朴素辩证法将其思想系统化的。

战国时期的辩证法思想是很丰富的，例如老、庄道家、阴阳家，尤其是兵家的著作充满了辩证思维。《尉缭子》一书由于吸取了很多兵家的思想，其辩证法的特色亦表现得很突出，作者以这种方式将各种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辩证地加以论述，因而也具有比较强的系统性。笔者根据《尉缭子》的现有资料，将其书中的辩证法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与战、兵与民的统一

在《尉缭子》的思想中，土地、人民和战争是国家三项根本性的大事。《战威》篇说:“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又说:“本务者，兵最急。”战争对于农业生产是有很大破坏性的。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呢?作者在提出“兵最急”的主张后，他又强调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治本》篇说:“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了，国家就会国富兵强，那个时候不用打仗都可以号令天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兵不发刃，甲不出睾，而威制天下。”这里面包含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思，而所依靠的就是农与战相合的综合国力。兵与民实际上是农与战这对矛盾中所派生出的一对矛盾。战争的主体是兵是军人，农业生产的主体是“民”是农夫，一个国家的人口就那么多，兵多了种田的农夫就少了，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呢?《尉缭子》明显地是主张以战去战。以战去战首先是要运用各种政治手段争取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一是“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而后民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后民以死易生”^[64]。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以争取民心。二是“王者伐暴乱而定仁义也。”^[65]的义战思想。通过义战仅仅诛伐敌对国家的君王一人，然后就可以天下太平，达到无战争的目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66]以战去战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其历史的进步性的。农与战、兵与民的辩证统一，正是运用辩证法将《尉缭子》的政治和军事思想组织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的。

(二)“禁与舍，开与塞”的政治、军事辩证法

“禁与舍，开与塞”的思想基本是袭自于《商君书》。

《尉缭子·兵谈》篇说: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开之，大而不窕;关之，细而不欬。故王者，民归之如流水，望之如日月，归之如父母。故曰:明乎禁、舍、开、塞，其取天下若化。

这是从军事上“开”与“关”讲到政治上的“开”与“塞”。“禁与舍，开与塞”的矛盾统一思想，既是军事方面的问题，也是政治上的策略问题。《原官》篇亦说:“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意思是说要谨慎地把握禁止的方面和该大力推行的方面，制定统一的法令、政令和军令，这是为政之道的关键所在。即无论是治兵还是治国，令行禁止的“开塞”之道的原理是一样，关键是要统一，能统一的话治国取天下亦是水到渠成的事。(www.xing528.com)

(三)文与武、赏与罚的辩证统一

《尉缭子》提出文与武相统一的辩证思想。《兵令》篇说:

兵者，以武为栋，以文为［植］;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为外，以文为内。能审此三者，则知所以胜败矣。武者所以凌敌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视利害观安危;武者所以犯敌也，文者所以守也。兵之用文武也，如响之应声，如影之随身也。

作者认为在战争中文武两种手段都要使用，而且对文与武做了多方面的辩证性论述。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包含着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例如其云:“武者所以凌敌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视利害观安危。”前者说的是军事问题，后者则讲的是政治上的治乱安危问题，文与武相合既是军事问题上的辩证统一，也是军事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尉缭子》通过辩证法将军事与政治的思想完全联系了起来。

《尉缭子》对于赏罚两种手段的运用，也是既用于政治又用于军事。它提出的主张是“重赏严罚”。《战威》篇指出:“赏禄不厚则民不劝”、“刑诛不必则士不畏”，《制谈》篇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以上主要是论述重赏严罚在政治上的作用，即以赏罚政策来引导治理民众。在军事上《尉缭子》亦讲求重赏严罚。《战威》篇说:“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赏罚是鼓舞士气、坚定决心的手段。《尉缭子》对于赏罚既看到它们的不同又发现了它们的联系。《治本》篇说:“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赏罚之道也是文武之道;《兵令》篇又说:“威者，赏罚之谓也。”将这两句引文结合起来看，赏罚的不同之处在于赏之道是用“文”柔顺教化来达到目的的，而罚之道是用“武”暴力的手段达到禁止的目标的;二者的运用统一于“威”，在政治上君主要有威权，在军事上将帅要有军威。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原则通过辩证分析表现出一致性。

(四)奇与正、弱与强、卑与尊等政治、军事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中尚有一些辩证的论述涉及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从而将其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一是关于奇与正的辩证法，《武议》篇说:“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勒卒令》篇又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则也。”这些主要讲的是军事指挥上奇与正的矛盾统一思想。其二是少与多，弱与强，卑与尊等矛盾对立面转化的政治、军事辩证法思想。《兵教》篇说“十二者教成……兵弱能强之。”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弱兵可以转变成强兵;《制谈》篇认为，如果号令正确，法制严明，赏罚必行，就可以做到“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至于将军事辩证法和政治辩证法合论的部分则见于《兵教》篇，它说:“兵弱能强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亲之，人众能治之，地大能守之。”这段引文中，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讲的是军事辩证法，中间四句讲的都是政治辩证法。整体上是将政治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将《尉缭子》的政治与军事思想融合为一个整体，而使其在思想体系上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

很明显，《尉缭子》是以朴素的辩证法来构建其思想体系的。在先秦杂家中，《尹文子》以逻辑的方法来组织其思想体系，是因为《尹文子》是从名家中走出的杂家，长于逻辑的推理与分析;而《尉缭子》是从兵家中走出的杂家，兵家长于辩证思维，但《尉缭子》的辩证法和思想内容并不是全袭自于兵家，道家、法家、兵家以及前期杂家的思想它都有汲取。“军、政”合一的思想体系，虽然在规模上和系统性尚不及《吕氏春秋》，但是以辩证法来构建思想体系在杂家中也是另辟蹊径了。《尉缭子》“军、政”合一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是战国末期秦国兼并天下最后阶段政治和军事的迫切需要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