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的经典之作，各方面均可以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近世以来，研究吕书的学者颇多，其中对于《吕氏春秋》的结构与思想体系进行探讨的也不少。笔者要着重提到的是以下几位先生对吕书及其体系的研究。一是熊铁基，二是吕艺，三是洪家义，四是牟钟鉴。
熊铁基曾著《〈吕氏春秋〉的结构与思想体系》一文，他指出:“《吕氏春秋》一书在结构上有点独特，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大部分，而这三大部分是自成体系的，三大部分之间的内容有明显的重叠现象。”[50]“从‘八览’论述来看，中心思想主要是讲为君之道。”“从‘六论’论述的内容来看，中心思想讲为人臣之理。”“‘十二纪’天、地、人贯通，因阴阳四时之大顺，兼摄儒、墨、名、法各家好的重要的主张和议论，多方面反复地讨论了政事，是具有纲领性的政论书。并且，它把‘八览’中强调的‘为君之道’和‘六论’中的‘为臣之理’结合在一起论述，既是综合，又有所提高。”熊铁基先生结合吕书的思想体系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论证。吕艺著有《论〈吕氏春秋〉的结构体系》一文指出，吕书是三个结构体系之结合。他说吕书的总体结构:“(根)据‘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来设计，这与其思想体系的主导倾向正相表里。在这样的总体结构下，十二纪，六论和八览分别依照‘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方法论三要素，构建成三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结构系统。三者联系的枢纽，在于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最终都落实于人事……十二纪按‘天曰顺’的规律安排人事，六论则按‘地曰固’的特性广加推绎;至于八览，则按‘人曰信’的要求，参照《洪范》‘五事’分门别类地论述人事行为规范……”[51]从而使吕书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很有系统性。洪家义先生撰《论〈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文，他说:“《吕氏春秋》是以天、地、人和阴阳、五行两种模式建构起来的。天、地、人好比一片大屋顶，阴阳、五行好比梁柱，二者结合，构建了一座理论大厦。前者体现了篇章的整齐部勒上，后者主要体现在《十二纪》和《应同》、《召类》等篇中。这座大厦既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又有阴阳、五行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52]牟钟鉴先生说《吕》书在编排结构上有两大特色:一是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事先定好门类、子目，这种有主编、统一计划、统一体例而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是中国思想史的首部;二是处处构成体系，具系统性完整性。[53]从熊、吕、洪、牟几位对《吕氏春秋》的结构和思想体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十二纪》、《六论》、《八览》是按照“天、地、人”三才相配的思想来布局的。熊铁基的观点在此点上有所差异，笔者以为吕、洪二位之说更为贴切;第二，《十二纪》等篇不仅“天、地、人”贯通，而且作者以阴阳五行的框架兼采儒、墨、名、法各家思想，具有总结全书的性质。第三，四位先生均强调《吕氏春秋》在结构上很完备，在思想内容上有融合百家欲构架庞大体系的企图，因而有比较强的系统性。
(一)《吕氏春秋》以“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安排全书的结构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六论》、《八览》从结构体系上来看是否和“天、地、人”相配呢?回答是肯定的。“十二纪的结构体系主要反映顺应天道的内容，而十二与五，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天数’。‘十二’这个数字，常用于天象、天体、天时。在一、三、五、七、九五个奇数中，‘五’位居其中，所以被视为天数的代表”;“八览以八与八组合，而‘中审之人’……在古人心中，‘八’这个数字自八卦始创之日，就与人事相关联”;“六论以六与六组合，反映效法地道的内容，则是因为‘地之中数六’，因为二、四、六、八、十这五个偶数之中，‘六’位居其中，所以古人视为地数的代表。”[54]这是从全书大的结构方面来看，《吕》书的三部分与“天、地、人”三才相配合，表现为一个大的相互贯通的系统。那么，从《吕氏春秋》各个部分来看，每一部分的思想是否也是按照“天、地、人”贯通的思维来论述的呢?《十二纪》每纪的纪首，均是以描述天地自然的现象、规律起始，例如:日、星、帝、神、五音、五味，植物、动物的变化，即用“天文”和“地理”为论述的起点，然后再说天子在此季节吃、穿、住、行、施政的内容及其注意事项，百官应干什么，士民应该做什么，均要合天地之道。每纪基本上都是一个本月天、地、人三方面的百科全书和施政的纲要。每纪下面置五篇政论文章，内容亦应和大纲(每纪纪首)的思想。因此说，《十二纪》的思想亦是按照天、地、人贯通的思路来安排的。我们说《六论》从大的结构上来说是配合“地”道的，“地”之道一般讲的是社会治理、政治事务方面的东西，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六论》确实是专注于君主、人臣施政办事的各种原则和标准。但《六论》在论述这些思想时亦特别注重贯穿了两条原则。其一是“顺天道”，其二是治人之“性”。故而社会政治的“地”中也贯穿着“天”之道和人之“道”，三才合一在《六论》中亦得到了体现。《八览》更是如此，《八览》中从《有始览》开始，每览八篇共六十四篇论文便是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展开的。“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55]。从“天地有始”开始，作者将“天地人”贯通的“天人感应”思想引入。《应同》篇从社会的角度谈论天人之际，《孝行》从亲子关系扩及一切人际关系。然后作者以很大的篇幅论述君臣关系、[56]谈臣道，[57]谈如何选贤任能，[58]谈如何得民、用民、教民，[59]谈君主的修养，[60]谈士人的基本标准和要求。[61]所以说《八览》虽说是论人、论人之修养及相互之关系，但却是以“天人感应”天地人贯通为基础的。
(二)阴阳五行学说在《吕氏春秋》中的展开(www.xing528.com)
《吕氏春秋》中运用阴阳五行说最多的是在《十二纪》中。《十二纪》的框架结构基本上是按照阴阳五行学说来搭建的，在吕书中主要发挥两种功能，其一是起思想框架的功能，其二是论述其“天人感应”的思想，即上文所说的作为天、地、人贯通的哲学基础。
阴阳与五行本是两种学说，自从《管子》一书将两种学说糅合为一之后，学者多有追随。[62]《吕氏春秋》即是显著一例。《吕氏春秋》将《管子》中所运用的“四时”与阴阳五行配合的模式首先运用到《十二纪》的结构布局上。《十二纪》将“四时”春、夏、秋、冬四季分成十二个月，用这十二个月为时序与阴阳五行相配合，构建起《十二纪》的理论框架，然后再在这个框架内放进“天、地、人”之道的论述和儒、墨、道、法各家的思想。这也是阴阳五行“务时而寄政”思维模式的一种扩大和发挥，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吕氏春秋》对于阴阳五行学说继承和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是其“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天人感应”说主要集中于《八览》中的《应同》和《召类》篇中。笔者以为，“天人感应”说在《吕氏春秋》结构方面的作用是贯通“天、地、人”三个方面，在思想体系方面的作用是天道与人道的结合为政论做理论的铺垫或哲学上的根据。《应同》和《召类》所坚持的理论原则都是“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两篇均有相同的文字)。《应同》篇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君王见祥兆就要为善政以应和上天，否则的话非但祥兆不至，还会招来祸灾。《召类》运用“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主要是从反面论述为政治国过程中，败乱会招来败乱，以“义兵”攻败乱则攻者可“义、利”双收，“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是为了鼓吹“义兵”的战争观，为秦统一天下的战争摇旗呐喊做正面的宣传。
(三)《吕氏春秋》体系与结构的评价
《吕氏春秋》以“天、地、人”一体与阴阳五行的观念和模式作为经、纬，试图构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于一体”的庞大思想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其思想的三大部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分别与天、地、人相对应，阴阳五行作为其思想的两翼，共同搭建出规模庞大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与战国诸子其他各家相比较，无任何一家能出其右。但是为了追求形式的完备，在内容方面却作出了一定的牺牲，例如:《节丧》与《安死》、《去尤》与《去宥》、《应同》与《召类》等，都是一意而分成两篇，有凑数之嫌。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吕氏春秋》汲取诸子百家的思想本欲构建宏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政治实用主义“王治”的局限[63]，各家思想之间的融合不是很好，例如《察今》篇试图融合儒法两家，一方面主张法家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国家的法度要因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另一方面又说“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为儒家的“法先王”张目;《禁塞》篇一方面主张“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义战”之说，另一方面却又说:“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对“救守”进行全面的否定;《上农》、《任地》、《辨土》等篇也存在这个问题，《上农》篇基本上都是在讲法家的“耕战”主张，而《任地》、《辨土》等篇才是讲“农桑树艺之事”的。这都是其思想内容方面融合不好的地方，类似之处尚有。因此，从思想内容的系统性上来看，《吕氏春秋》并不是很强，但是它形式上的系统性，确是不可否认的。受《吕氏春秋》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直到《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方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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