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先秦杂家思想的独立思考和开拓创新
对于“和而不同”的“和”，“过去看到‘和’字便联想到调和、放弃原则性等等”[10]。对于先秦杂家，过去一些学者也认为它是“走向调和折中的路径”[11]。但清初思想家方以智说过一句名言:“古今之智相积，……我得以坐集其智，折中其间，岂不孝乎?”(《通雅》卷首之一《音义杂论》前言)[12]，其实无论是“折衷”还是“折中”，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或创新，“折衷”或“折中”不是照搬照抄;而且在“折衷”或“折中”之外还有没有创新，那是需要具体分析和深入研究的。先秦杂家的思想于“折衷”或“折中”之外，是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开拓创新之处的。
先秦杂家的思想从整体上来讲，他们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虽然对诸子百家多有借鉴，但他们亦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先秦杂家对于“天”、“地”、“人”的认识带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在诸子百家中，对“天”、“地”、“人”进行哲学的认识和分析，最早的是道家，即道家的天道观。战国后期，诸子学派的自然天道观基本上都受了道家的影响，杂家也是如此。但杂家的认识更多的是唯物主义的。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体，“天”、“地”、“人”都是从“道”中衍生出来的，“道”是抽象的，是虚无的，是“玄之又玄”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杂家虽然也提“道”，也论“天、地、人”之“道”，但杂家基本上都将“道”唯物主义化了，这是一种创新。例如:《尸子》认为“天地生万物”[13]，又说:“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14]以“天地”实体来代替“道”化生万物的功能;《管子》提出“精气”化生万物，是万物的本体，“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15]“精也者，气之精也者。”[16]明显地蕴含着唯物主义的思想;《鹖冠子》以“元气”来论述宇宙的生成，《环流》篇对“元气”化生万物做了详细地描述，“元气”论是《鹖冠子》在哲学史上的首创。《鹖冠子》所说的“元气”是一种精微的物质，万物是由它所产生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论;《吕氏春秋》将《管子》的“精气”说和阴阳说结合，论述其对天地、万物、人的看法，《大乐》篇说:“太一出于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17]文中的阴阳指的既是天地阴阳，“两仪”又指的是阴阳二气，它们头顶上的“太一”指的是道，但真正产生万物的是天地，是阴阳性质的“精气”，故而，《吕氏春秋》对“天”、“地”、“人”的论述，即其道论也是唯物主义的。(www.xing528.com)
其次，杂家一方面提倡要加强君主专制，一方面又强调要重民、反绝对专制;一方面强调要以法治国，一方面又强调要重“德”、重“礼”，修身好即能治好国。处于战国晚期的杂家，面对着天下将要归于一统、诸侯割据即将消亡的历史局面，出于对未来政治蓝图的设计，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君主专制以防止天下重蹈历史的覆辙，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得很多，部分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此处不再多述。而杂家的重民与反绝对专制的思想很值得一提。孔子曾经说过:“民者水也，君者盂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这是从正面论述君治民，《尸子》中亦引用子夏与孔子的对话将重民思想又推进了一步。孔子问子夏说，你知不知道君之所以为君吗?子夏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18]子夏将鱼比作君，水比作民，鱼失去了水就会死去，而水失去了鱼还是水，明确地指出民是君存在的根本。《尸子》逸文中亦有“天子忘民则死，诸侯忘民则亡”的话。《管子》明确提出“以民为本”[19]的主张，并在《牧民》篇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民”提到国家政治根本的高度来认识。《吕氏春秋》继承了这种思想，并与“从民欲”的主张相结合。它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20]“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21]，较它之前的杂家显得更为理性、成熟而有系统性。集权专制与重民、爱民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辩证统一的。如果集权专制做过了头，杂家尚提出有反绝对专制的思想作为预防或予以纠正。[22]这一方面的思想和孟子所说:“民贵、君轻、社稷次之”[23]可以说是有相通之处的。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之道从根本上来看，可以分作为重“礼”和重“法”两大阵营。“礼”、“法”之争也是学派之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儒、墨为代表重视“仁”、“义”、“礼”的学派，与以“法”、“道”(黄老道家)为代表重视法治的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最终在杂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弥合，例如《管子》、《吕氏春秋》、《尉缭子》的治道思想充分反映了这一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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