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中的农战思想及其独特之处

二、农战思想

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诸子对此多有认识。《尉缭子》对于战争有自己的认识和观念，它说:“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138]还说:“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故也，性专而触诚也。”^[139]对于战争，作者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没有好战的思想;作者将胜兵比作柔弱的水，没有骄奢暴戾之气。作者的战争观，很明显地是受了道家战争观念的影响。《老子》曾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140]“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141]，总的来看，这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战争观念。由于时代所决定，《尉缭子》也提出了自己的农战主张。《尉缭子》农战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明确地将土地、人口、军队纳入政治这个整体中进行考虑。因而使其军事思想显得更为丰富，且有现实物质基础的考量作为条件，而且它的政治思想由于有军事主张强有力的补充，在战国末期显得更为实用。《兵谈》篇说:

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兵不发刃，甲不出睾，而威制天下。

作者把土地和人民作为富国的基础，并与军事合起来作为国家政治的根本，它说:“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142]它还说:“本务者，兵最急。”很显然，在三者之中，作者认为兵战是最迫切的。但是对于农业生产(土地和人民的结合)，它也是非常重视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143]也反映出重农轻末的思想。这样，将兵战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就会使国家国富兵强“威制天下”。作者将这两方面的结合称之为“农战”，光有“农战”尚不能绝对保证国家的安全和长治久安，还需要有“救守”和后勤方面的“事养”，它说:(www.xing528.com)

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144]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社会的生产(农业生产)与军事兵战绑在一起了，整个社会系统都被绑在了一起，有生产，有后勤，有救守，“农战”的思想形成《尉缭子》系统的农业封建军国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