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子》的治术思想
首先，《管子》的治术有民本主义的思想。《管子·霸形》篇假托桓公与管仲的对话提出了民为国本的思想。桓公问:“敢问何谓其本?”管子答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并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民为本。”[35]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顺民心和爱民重民。《权修》篇说:“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意思是说，对待民众要施之以爱，给之以利，这样就足以亲近民众;阐明知识和礼节，就足以教化民众;君主以身作则，制定规章制度来规范民众，每乡设置官吏来引导民众。然后再加以法令的约束，赏赐的鼓励，刑罚的威慑。爱民重民是“牧民”(即治理民众)的起点，而《管子》所谓的“牧民”之术则是“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牧民》篇开篇即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意思是说牧民之道首要之处是让人民要衣食充足，然后才可以对民众进行教化。从文中意思来看，这应该是《管子》牧民思想总的指导原则。在此原则下《管子》提出了系统的治国“七法”，也即治国七术。
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必拘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36]
文中提出“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等七条治国之术，其中的“法”、“化”、“决塞”、“心术”等四条都和牧民有关。这四条治术，基本上都可说是牧民应注重的四个方面。要治理好民众，不仅要让民众衣食无忧，对他们进行教化和约束，而且君王自己也要有所节制，君民之间才会融洽。书曰: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37]
意思是说君主对于民众所求不能太多，对民众的禁令不可太多，法令不可过繁，这些都是君王之欲，如果不加节制就会适得其反。当然，爱民和治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用民。《管子》将此称作为“予之为取”。《牧民》篇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知予为取者，政之宝也。
《法法》篇说:
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
爱民是为了用民，一语道破了民本主义的实质。爱民不是“溺爱”，不能因为爱民而“毁法亏令”，这样的话只能是害了民，而民也不能为用。为了用民，必须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法制统治，“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38]让民众竭尽所能，甚至是不畏生死地为我所用。
《管子》书中有《君臣》上、下篇以及其他篇章对君臣关系专门进行论述，其中不乏权诈之术，但也有闪光点。首先，《管子》提倡君臣之间要分“礼”，分“职”。云:
君臣上下分素，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赶。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39](www.xing528.com)
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是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40]
就是说君臣上下的职分确定了，礼制也就建立起来了。并把君主比作是人的心，把臣民比作是人的身体。心的功能是审度进退，而形体的功能是实施俯仰屈伸。审度进退的负责指挥，实施俯仰屈伸的负责劳作。君主用利益来协调群臣，群臣用守节来显示诚实，上下就都不会出偏差了。君主要管得宽仁，人臣要慎守诚实。这就是所谓的上下的礼节。第二段引文的主要意思是说，做君主的应多注意上天，做人臣的应注意大地。注意上天，就是要掌握天时，安排民力;注意大地，就是要开发地利，丰足财物。君和臣各自做好本职工作，就可称其为“明君”和“忠臣”。君臣“分职”哲学依据是其道论中关于“天、地、人”功能相分的论述。《内业》篇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又有“天或维之，地或载之……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41]“天不一时，地不一时，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名位不得不殊方。”[42]人整体虽然和天、地相配是“三才”之一，但人是分为“君主”和“臣民”两部分的，《管子》把人君与“天”相对应，把臣民与“地”相对应，既然天、地都要有所分别，人君和臣民之间也要“分礼”和“分职”。君臣之间有了上下之礼和职分之别，维持这种礼制并对彼此违背的行为进行防范就成为必需的了。故云:
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是故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
，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43]
引文第一段主要意思是说治理官吏、化导百姓，关键在于君主。因而君子不在这方面要求百姓。君主干预臣下的职事叫做违背，臣下干预君主的事情叫做凌驾。身为君主而违背，这是悖谬;身为臣下而凌驾，这是叛逆。国家有了悖逆违背的行为，那是拥有国土统治百姓的君主失去了纲纪的原故。因此，区别上下关系，端正君臣名分叫做理，顺理而行，没有失误叫做道。道德标准确定了，百姓就有规范可以遵循了。可以看出，君臣之间的职分是要靠正名定分来加以区别和维持的。引文第二段的核心思想是说“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即君、臣、民职责相分而有所不同，并形成规范，对于违背礼教之人，众人一起加以惩治，那么君主就会逸乐无忧了。
《管子》的治术思想中也包含一些对君主的特别要求，《九守》篇就是这种君王之术的集中论述。其一，“听之术，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44]君王倾听的方法，叫做:不要一下子拒绝，不要一下子赞许。赞许了则可能失守，拒绝了则可能闭塞。其二，“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寂乎其无端也。外内不通，安知所怨?关闬不开，善否无原。”[45]意思是说人主不可不办事周密，人主不周密群臣就会在下面制造混乱。安静得没有任何端倪。内外不交通，怎能知道埋怨谁?关闭消息不公开，善与不善就没有源头了。其三“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一曰长目，二曰飞耳，三曰树明。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曰动奸。奸动则变更矣。”[46]意思是说目贵在明亮，耳贵在聪颖，心贵在智慧。明察千里之外和隐微之中的事情，就是洞察奸邪。奸邪被洞察了，就可以变化处理了。其四，“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47]主要是说，要按照名称而督察实际，按照实际而确定名称。名称与实物互相生成，反过来又互相说明。名与实吻合就治理，不吻合就混乱。这些对君王的特别要求在后来的《韩非子》中得到极度地发挥，成为权谋诈术。
《管子》重视尚贤使能之术。《管子·立政》篇说: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则威行于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
“君之所审者三”和“君之所慎者四”讲的都是选贤任能的选拔原则。前者讲的是选贤，后者讲的是任能。君王在选拔人才时应坚持三条标准，即品德、功劳、能力，凡是道德仁义没有显明于朝廷的，功绩没有显现于国中的，以及主持政事未能取信于民的人，均不能予他们以尊位、重爵和大官。“君之所慎者四”讲的是有四种人不能被任命国之卿相、大夫、将军和地方长官。而只有大德至仁之人，才可以为卿相而执国柄;见贤能让之人，才可以为大臣(大夫);罚不避亲贵之人，才能被任命为军事将领;发展生产，精于财政之人才能胜任地方长官的职位。
《管子》选贤任能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官吏进行定期考核，以此进行重赏严罚。《管子》提出了一种对官吏进行一年一次考核并奖惩的制度，称为“校官”制度。“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48]此处“论罚罪刑杀”，文武官吏亦包括在内。《权修》篇说:“其积(通‘绩’)多者其食(指食禄)多，其积寡者其食寡，不积者不食。”功劳的多寡与养禄的多少，均是通过“校官”制度来评定和施行赏罚的。从以上可以看出《管子》已具有比较系统的人才选拔、任用和考核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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