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法、术、势”与治国“八术”
《尹文子》中对于治国之“术”论述的较多，有云: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22]
首先，《尹文子》对名的三种类型和法的四种表现形式作了界定与划分，并提出人君的治国之术、势。重点是它在段末指出人君治国之术和势的发挥使用，其起点在于正名分。正名分也是君王的治术:
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科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务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23]
君臣之间不仅要正名分，而且根据这种名分的不同还要区分彼此的职责，即君臣分职“不相欺与”，这样的话国家的法令才能理顺。《大道下》篇对于治国之术尚有另外一种归结: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www.xing528.com)
《尹文子》书中所说的“名”、“法”、“术”、“势”中的“术”和治国“八术”中的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君王密用的权诈之术，后者指的则是治国之术(治国的方法)。治国“八术”这八种治国的方法，基本上反映出了尹文那个时代诸子学派中各家的治国方法，“八术”是治国方法的杂汇，也是杂家兼摄融合百家学说的明证。除了治国“八术”之外，《尹文子》尚提出“至治之术”: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以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24]
“至治之术”的核心思想是“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意思是说要用大道的治术来平定社会的凶险，确立法规来避免以上所说的“独贤”、“独能”、“独辩”、“独勇”四种差失，这样的治术才是最好的治术。
在《尹文子》中也有将治道与治术合而论之的。例如:
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25]
句中的“道”指的是道家的“道”，“法”指的是法家的法，此处的“道”和“法”指的应该是治道。当然，在此处也可以衍指治术，“术”、“权”、“势”则完全是治术而不是治道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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