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起点：知其不知的重要性

四、认识上的知行关系

先秦杂家的认识论在知行关系方面主要涉及知识的来源、认识过程、认识的方法及认识的目的等几个方面。

《尸子》认为知识的来源在于学习，书中说:

夫学，譬之犹砺也。昆吾之金而铢父之锡，使干越之工铸之以为剑而弗加砥砺，则以刺不入，以击不断。磨之以砻砺，加之以黄砥，则其刺也无前，其击也无下。自是观之，砺之与弗砺，其相去远矣。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砺砥也。^[111]

这虽然是从修身的角度谈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意思也包含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提高自身的修养。他还说，人能通过学习，成为显士。并举例说:

身者，茧也，舍而不治，则知、行腐蠹;使贤者教之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112]

也就是说，只有有知识的人才会成为显士，知识必须通过学习、受教育才能获得。因此，论断:“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光身者也。”^[113]《吕氏春秋》也认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114]圣人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之后才成为圣人的，魁士名人也是如此，从而将知识的获得置于比圣人和魁士更高的位置之上。《谨听》篇说:“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意思是说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明白自己有所不知。不懂的就要问，不会的就要学。不懂装懂，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当然，达到“无所不知”只不过是认识的最高目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永远不可能达到无所不知的界点，人类的认识史只能说是一个不断接近无所不知的过程。因此，认识真正的起点还是应该从“知其不知”为起点。“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故有不及也，不知其说所以然而然。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115]这段话和所引《谨听》篇的意思相近，只不过更进一步地强调，认识源起于“知不知”。知道自己尚有不知道的东西，那就促使人去问、去学、去认识它们。(www.xing528.com)

关于认识的过程。《吕氏春秋》认为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开始。“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后知，或使之也。”^[116]即人都是通过自己的知觉去感知事物的，但是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何以能够认知事物这个道理。生命本身是宁静的，感受外物以后才有知觉，外物使人有了感知事物的知觉，这些论述富含科学的认识论思想。“感而后知”指出人作为生物的一种生命形式，其认识能力来源于自然万物对他的刺激，人在这种刺激下不断感应，然后才发展出了人的感性认识能力，马、恩曾经说过人的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感而后知”略略含有这种思想的科学因子。此外“感而后知”指出人都是通过自己的知觉去感知事物的，说明《吕》书的作者们已经认识到感性认识是获得知识的第一阶段。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先秦时代提出理性认识的概念，但是他们却认识到思考(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管子》说:

抟气如神，万物备存。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117]

这段话强调了两点，第一是“精气专一”，第二是“思考”问题。“精气专一”讲的是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认识主体(人)要精力集中、精神专一，这一点和《管子》所提倡的“舍己而以物为法”的认识方法完全一致，即排除干扰、精神专一客观地反映和认识问题。“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指的是人的思考在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作用，思考也是认识所必需的，但思考也必须“精气专一”。“思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将认识过程中类似于做梦得通、豁然顿悟等有如鬼神相助的现象归结为“精气之极”的助益，把认识过程中的唯心主义鬼神迷信排除出去，因而这种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色彩。而且，《管子》还说:“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意思是，先有意识而后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有了意识然后有事物的形象，有了形象然后思考，思考之后才有知识。笔者以为，句中《管子》所说的“意”应该指的是人的“直觉”。人对事物先通过直觉感受事物，感受到事物的形象后就可以对此进行思考，人通过对事物的思考之后的认识才是知识。《管子》对于认识过程的描述虽然不够清晰，但他已经隐约提出认识的过程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

至于认识的目的，《鹖冠子》说:“化而后可以见道。”意即从变化中认识道的规律。既提出了认识的方法是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中去体认，又提出了认识的目的是体认“道”。这和杂家思想主旨是分不开的，杂家的六本著作中，虽然对“道”的论述不同，但他们最终所说的都是融贯了“天、地、人”的治道，因此，他们认识的目的都是对于治道的认识，都是为了“王治”服务的。《吕氏春秋》对于此点的论述，却是先秦杂家中最富哲学性的一部著作。《吕氏春秋》提出了“言以谕意”、“言不欺心”的认识论命题。其论:“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118]《淫辞》篇也说:“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言不欺心，则近之矣。”语言是表达思想的，二者应该表里一致。如果言语和思想相背离就会发生凶险，国家混乱就是因为流言很多而不顾事实。《淫辞》篇则将言语所表达的思想认识与“行”即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指出“所言非所行”和“所行非所言”的危害，言语思想是用来指导实践行为的，实践行为可以检验言语思想的正确性。从言语思想是用来指导实践行为角度而言，“言以谕意”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此，《淫辞》篇最后两句说:“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先秦杂家的知行关系与儒家的较为接近，和道家的则有根本的不同。以知识的来源为例: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但孔子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位“学而知之者”。因此，他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19]，即强调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老子则根本否认学习“行”对“知”的作用，他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牅，见天道。其出弥远，知之愈少。”^[120]他所追求的是用“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去体认超越于具体的天地万物之上的“道”。显然，先秦杂家在知行关系上是接近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