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要区分主体和客体。《尹文子》说:
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得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103]
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凡四类，自然存焉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104]
以上两段引文，作者极力区别事物或人的特性(客体之名)与认识主体的喜、恶、亲、疏，也即辨别认识对象(客体)与认识主体(主观)之间的区别。并认为只有将两者严格地区别开来，天下万事万物才不会相互淆乱。《管子》书中的认识论思想和《尹文子》有部分相同之处，《管子》也强调在认识中要分清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105]文中的“所知”和“所以知”，指的就是认识的对象即认识客体和认识的主体。很明显，《管子》对于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较之《尹文子》又更进了一步。“所知”和“所以知”隐含有认识对象有可知的特性，以及认识主体有认识万事万物的能力的意思。后世哲学家在认识论上提出的“能、所”范畴，应该就是对此的抽象与升华。《鹖冠子》则更为明确，它说:“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万物安之，人情安取。”[106]意思是说天道虽然高远，但是人可以认识它;地虽然广大辽阔，但人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利用它，主宰它。这种思想和《荀子》的认识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颇为相近。
其次，客体对主体的认识有蒙蔽性，同时由于主体的“精神”易于受情绪和环境的干扰。因此，主体在认识的过程中要精力集中，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管子》认为人的认识往往会受到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它说:“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107]，就是说的认识容易受到人的好、恶等心理或情绪的影响。因此，人要排除自身的好恶“不怵乎好，不迫乎恶。”做到“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尤其是提出“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方法要求人抛开个人的好恶、喜怒以及成见、偏颇，如实地反映事物和认识客观事物。这是一种机械的反映论，但这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按照这种反映论的方法去指导具体实践，《宙合》篇说:“‘道’也者，通乎无上，祥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焉者，可以曲说，而不可广举。”意思是说“道”(事物的规律)是蕴含于诸生万物之中的，是无穷无尽的，只是辩于一言，考察一种治道，专攻于一事一物的，只能算是蔽于一曲的认识与说法，而不能把握广泛而全面的规律。因而强调人的认识应该是视野广阔，把握整体全局的“广举”，而不应该是狭窄的一曲之见的“曲说”。《鹖冠子》亦说人的认识容易受人主观五个方面的限制和蒙蔽，曰:(www.xing528.com)
故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见，鬲于其所不闻，塞于其所不开，诎于其所不能，制于其所不胜，世俗之众，笼乎此五也。[108]
即世俗之人没有不被他们所没听过的事物而隔断思维，他们的心智没有不因未被启发开化而阻塞，没有不被他们所不能的事情而阻止的，也没有不被他们所不能胜任的事情而限制的。这段话从人的认识的不足，讲到人因认识的不足而致实践的受制，有逻辑上层层递进深入的关系。将认识与实践联系起来，这在先秦哲学史上该是一种创见。《管子》和《鹖冠子》揭示的主要是认识主体在认识中所受到的主观因素的干扰与蒙蔽。《吕氏春秋》则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分析人的认识应该排除干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109]句中的“尤”通“宥”，是蒙蔽、局限的意思。就是说受局限的原因很多，其中的关键原因必定是由于人有所喜好或者有所憎恶，因此，它强调“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含有深刻的辩证思想。《去宥》篇也说:“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人都是有局限的，必须去除各种蒙蔽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人才可能认识保全其天性。除了恶、喜、善对人的认识有蒙蔽之外，“类似”、“类是”和“征象”等也会对认识产生蒙蔽。《似顺》篇曰:“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许多事物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颠倒的，但实际上是顺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顺的，实际却是颠倒的。如果能透过表面现象了解事物本质状况，就可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察传》篇说:“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人的认识形形色色，其中多有“类非而是”和“类是而非”，必须加以辨别，辨别的方法标准就是“缘物之情及人之情”，虽然带有浓重的经验主义味道，但也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只可惜，这些思想没有再做深入地探讨。他还说:“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僇民无已。”[110]事物每每好像如此然而并不是如此，所以国家灭亡、人民受辱的事情才没有休止。《有度》篇对这种干扰人认识的东西做了分类并加以论述。
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谬，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
这段话主要是说，使人抓不住根本的原因是外物干扰。这些干扰可以分为四类，即思想上的混乱、心灵的束缚、德行上的拖累、思路上的阻塞。尊贵、富有、显达、威势、名望、财利这些东西，使人的思想混乱。而仪表、举止、神色、辞理、情绪、情意，这六种东西是束缚人心的。邪恶、贪欲、喜好、怨怒、悲伤、音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逞智、恃能、背善、趋恶、取利、弃义，这六种东西是阻塞思路的。这四类，每类六种的东西不在心中扰动，思想就纯正了。人的认识也就清晰正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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