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自然观：先秦杂家研究成果

一、宇宙自然观

(一)《尸子》、《尹文子》的宇宙自然观

尸佼是先秦最早的杂家，《尸子》书中也有着自己的自然观，其对于天地万物的论述是朴素的。《分》篇载:“天地生万物”，又说:“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12]这是尸子直接论述“道”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尸子》将天地作为最高的“道”，即“天地之道”，万物都是从“天地”中化生出来的。《尸子》的道论有借鉴道家道论的痕迹，《分》篇说:“执一之道，去智与巧”，又《治天下》篇:“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尸子》以“天地”取代道家“道”的本体地位和功能，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尸子》对于道的概括和论述并不像老、庄道家那么高度抽象和富有哲理深度。此外，《尸子》的自然观认为，不仅万物为天地所化生，而且伦理道德也是天地的表现，反映出儒道结合的特征。书云:“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13]也就是《神明》篇所说的“仁义圣智参天地”之意，将儒家“德”、“义”、“礼”、“仁”认为是天地万物固有的法则，这是儒家对于自然观的新创造。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圣人所体认和掌握并以此教化百姓，《尸子》进而将圣人与天地并列，中有:“天若不覆，民将何恃何望?地若不载，民将安居安行?圣人若不治，民将安率安将?是故，天覆之，地载之，圣人治之。”^[14]“是故圣王谨修其身以君天下，则天道至焉，地道稽焉，万物度焉。”^[15]在《尸子》的书中“天地”之道是含混的，他指的既可能是“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的道家之“道”，也可能指的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天地”作为万物本体的哲理反而显得很淡薄，这是早期杂家在道论方面儒道结合的一次尝试。

《尹文子》对于道的论述仅限于形名关系，为其定名正分的道治思想做铺垫，提出道生“形、名”的自然观。曾云:“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16]从表面上来看，此段论述直接引用孔子言作为论据，但前两句“大道无形，称器有名”明显是道家言。万物的形和名都是道所产生的，但名和形又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功用不同，从而导引出政治上“正名”的理论。将孔子言作为道家形名论的归宿，文中反映出道儒结合从哲学抽象到政治实践的转移。《尹文子·大道上》云:“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17]意思是说，大道是不能以名来称述的，而万事万物却必定有名称。万事万物从无名的“道”中产生，其形体自然带有各自方圆的特征，名就来自于它们形的特性，那么名就得到其所称谓的形的正确表述。这基本上还是老子道家道生形、名理论的阐述。《尹文子》中类似的论述还有:“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18]

从《尸子》、《尹文子》早期杂家的自然观中可以发现，它们的道论比较粗糙，哲学的抽象不够，袭自道家的痕迹比较明显，对于宇宙万物生成的论述比较浅显，自我的创造不多，他们的自然观主要是为了其政治理论寻找哲学上的根据。

(二)《管子》和《鹖冠子》的自然观

《管子》提出“精气”自然观。《管子》书中有二组论述宇宙自然的文章，一组是集中论述其道论哲学的四篇文章，学界简称“《管子》四篇”，即《内业》、《白心》、《心术》上下四篇。四篇中的“精气”说，“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事物本原是物质性的精气。”^[19]老子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其宇宙自然观核心理念，但是“道”如何化生万物，“道”和万物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却没有详细地论述。虽然《老子》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窃兮冥兮，其中有精。”^[20]又《老子》四十二章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曾提到“精”和“气”的概念。但是明确地说“精”是“气之精”，提出“精气”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万物本体来对待的，《管子》一书是最早的。《管子·内业》篇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精也者，气之精也者。”^[21]以上所引《管子》之说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精气”是一种精辟细微之气，并把“精气”作为“道”的同义语来使用;第二，“精气”化生万物。《管子》书中指出，“精气”化生天地万物，人也在化生的范围之内。《内业》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和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22]说明人是精气与形体相结合的产物。然而《管子》“四篇”在“精气说”的前提下并没有放弃对“道”的论述:“虚而无形谓之道”“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为之谓道”“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23]从《管子》的宇宙自然观中可以看出，“精气”、“天地”、“道”有时候是同名异谓，有时候“精气”又居于“天地”和“道”之下。

《管子》书中另一组讲道论哲学的篇章为《水地》篇，提出了有别于“四篇”的宇宙自然论。“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24]将水和地两种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水、地”具有和道家的“道”一样的万物本体的功能，尤其是“水”。《水地》认为，人也是“水”之所生，人之性源于水之性。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即人的生命是男女精气相合的“水”所生育出来的。正因为此，《水地》也认为人的体格美丑、人性善恶亦是由那个地方水的性质所决定，就由唯物主义滑向唯心主义了。笔者以为，《水地》篇之所以把“水、地”两种物质作为万物之本体，源于古时人们对于水和地经验主义的认识，源于对水和地重要性的认识结果。《禁藏》篇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地也。”这是从农业生产上讲水和地的重要，也是“水地”本体论认识上的根源之一。又《问》篇说“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意思是说，国家的上层建筑及财政国防，都是以地为基础，这是从社会方面论述地的重要性，亦是“水地”本体论认识上的另一根源。

《管子》的《内业》、《白心》、《宙合》以及《四时》、《五行》、《幼官》等篇论述了宇宙自然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社会运行规律，这主要体现于它的“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和阴阳五行相生的学说之中。《四时》篇说:“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句中的思想显然是受了道家的影响，“道”和“德”在道家的思想里“道”是体，“德”是体之用，从“道”到“德”就是从“无”到“有”的转化。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天、地、人”都是“道”所化生的，它们是一体相连的。但是“天”、“地”、“人”的功用和规律却是不同的。《内业》篇说:“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又有“天或维之，地或载之……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25]“天不一时，地不一时，人不一事，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名位不得不殊方。”^[26]因此，“天、地、人”既是一体贯通，又是相分的。这样的论述主要是为其政治论中君主集权和君臣“正名”、“分职”做哲学上的铺垫。在《四时》、《五行》、《幼官》及《幼官图》中《管子》将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用阴阳五行相生的观念对一年四季“天”、“地”、“人”(即天道、社会、人事)的运行规律以及政治、人事如何顺应“天”之道作出了详细地论述。每一个季度的星象、时历、“气”之性、“事”相应的“五行”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每一季度所发之“五政”也是不一样的。其逻辑顺序都是从“天、地”之道讲到“人事”政治。“天、地、人”在一年的周期中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向前运动的。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气”是最关键的。如果春、夏、秋、冬四季不施行相应的“五政”，就会带来灾祸。灾祸的产生是由于“贼”气产生的原因，其论:“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遬至;贼气遬至，则国多灾殃。”^[27]实际上“天、地、人”一体是通过气来贯通的，“气”就是《管子》所说的“精气”，也是“阴阳之气”。“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鬼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28]《幼官》及《幼官图》也完全是根据《四时》篇的思维模式和观念做了进一步地发挥，它们共同构成《管子》“天、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

《鹖冠子》提出“元气”自然观。《鹖冠子》的自然观和《管子》书中的“精气”自然观一样，在先秦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鹖冠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元气论”的思想著作^[29]。《环流》篇说:“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约，约决而时生，时立而物生。”这是《鹖冠子》所描述的宇宙生成模式。陆佃在注中说:“一者元气之始。”《泰录》篇又云:“精微者，天地之始也。”近人吴世拱为《鹖冠子》作的注中说:“精微，谓元气也。”《鹖冠子》将元气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并提出了比《老子》道论更为复杂详细的宇宙生成图式:气(元气)→意(冲气所生。据陆佃注，以下同)→图(可以象)→名(可以言)→形→事→约(混沌者也)→时→物。《鹖冠子》书中讲“道”，有吸取和继承道家的思想成分。上文已论《鹖冠子》以“元气”取代了“道”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功能，这是《鹖冠子》与道家道论的不同之处。《鹖冠子》对道家道论的吸取之处在于，它发展了道家把“道”作为自然界总规律的思想。^[30]例如，《天则》篇中有:“化而后可以见道”意即从变化中认识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它说:“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31]

道的规律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地位和作用是因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32]天、地、阴阳、生死、三光、神明所体现出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可改变不可违背的。《鹖冠子》从宇宙生成模式，到道的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本身运行的特点，构建了系统的自然观思想，其中包括了诸多唯物主义的科学因子。

先秦中期杂家对于自然观有了深入和细致地发展，虽然他们仍然受到道家宇宙自然观的影响，但他们已能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自然观。《管子》的“精气说”、“水地说”和“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自然观，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杂家和战国诸子的天道哲学思想。《鹖冠子》中“元气”的宇宙自然观，将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世中国哲学的“元气论”首开先河。(https://www.xing528.com)

(三)《吕氏春秋》的自然观^[33]

《吕氏春秋》作为晚期杂家也是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由于成书时代较晚吸取诸子百家思想比较充分，故而其自然观相对于其他各家来说显得更为细致、复杂而又有系统性。

1.《吕氏春秋》“阴阳”与“精气”合一的宇宙自然观

《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将先秦的“精气说”、“阴阳说”融合起来，对于宇宙万物的生成、道的运行规律和特征进行了独特地论述。《吕》书中自然观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应同》、《有始》、《大乐》、《圜道》等篇中。关于宇宙万物生成，《有始》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这段话主要是讲天地万物是如何生成的。“天微以成，地塞以形”陈奇猷注云:“‘天微以成’犹言天以微细之物而成，‘地塞以形’犹言地以凝滞充塞于一处而成其形。^[34]“天地合和，生之大经”按照高诱的解注，天地就是阴阳，就是乾坤，意思是说阴阳和合是万物生成的大道。据王范之考证，后两句阴阳相合化生万物的思想与《易传》所讲“乾阳也，坤阴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之撰”意思完全相同。^[35]关于道的生成演化运行之规律，《大乐》篇有: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文中“太一”就是“道”，“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36]以上引文中“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是讲天道生成演化的过程的;“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讲的是天道变化的现象;“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讲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后文中日月、四时、短长、柔刚都受道的规律的支配，它们都为道所产生，并合于阴阳变化之数。《吕氏春秋》还提出了“天道圜，地道方”的思想。其文曰:

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37]吕书提出“天道圜，地道方”的思想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其君臣论“主执圜、臣处方”提供哲学的依据，受了道家的影响。它以“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所做的论证，说明天道是往复循环运转不息的，明显是继承了阴阳家阴阳循环和《管子》“精气说”的思想。总的说来，《吕氏春秋》的天道观是比较完备，比较系统的。

2.“天、地、人”合一的宇宙图式

除了对自然观的“天”道和“地”道进行论述之外，《吕氏春秋》在《十二纪》的纪首部分描述出“天、地、人”合一的宇宙图式。如同《管子》一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部分，亦采用阴阳五行相生说与“天、地、人”一体的观念，描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一体的构成和运行规律。郭沫若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脱胎于《管子·幼官》，是很有道理的。事实上，《四时》篇也应该包括在内。《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管子》的《幼官》、《四时》篇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形式上的扩大和内容上的扩充，将四季分成十二个月，每个月(每《纪》的纪首)也是按照天象、物候、神鬼、音律、五味、五行、天子之事、“气”之运行、禁令、忌讳、灾异等顺序来论述。“天、地、人”包括在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之内，从而形成一个较之于《管子》更为细致丰富的宇宙图式。

(四)《尉缭子》的自然观

《尉缭子》对于天地宇宙自然的认识，延续了兵家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今本《尉缭子》第二篇《兵谈篇》讲到为将之道时说:“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这反映出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天、地在尉缭等兵家的观念中都是客观的，没有任何附会的涵义;第二，天、地、人作为有机的整体，平等论之。这和杂家其他几本著作中反映出来的观念，有相同之处。由于受文本残佚的限制，在此只能管窥论之了。

晚期杂家的宇宙自然观，一方面仍受到道家自然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早、中期杂家如《尸子》、《管子》、《鹖冠子》中的阴阳五行和“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做了继承和发挥。《尸子》首先将圣人之“道”(人道)与“天地”之道并提，《管子》将其初步发展为“天、地、人”一体的宇宙图式，《吕氏春秋》在《管子》的基础上将其扩充和细化形成先秦杂家最具代表性的宇宙图式。而且中期杂家《管子》的“精气说”和《鹖冠子》的“元气说”，也在晚期杂家《吕氏春秋》中被结合起来，辅之以阴阳学说的解释和贯穿，形成比较系统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