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在《先秦杂家研究》中的来源及相关成果

二、今本《尉缭子》的来源

近代以来学者对于尉缭及其书《尉缭子》的研究小有复兴，真正引起学界关注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汉墓竹简《尉缭子》出土之后。但无论是竹简出土前还是出土后，学界对于尉缭其人及其书的争论都没有休止过。

首先，我们对20世纪以来尉缭其人及其书的争论作一总的回顾。引起争论的原因主要是，记载《尉缭子》的史书文献和典籍目录关于尉缭及其书不相一致。班固《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并注曰:“六国时”，兵形势类著录《尉缭子》三十一篇，没有注。隋唐时魏征等在《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尉缭子》五卷，并注:“尉缭，梁惠王时人。”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关于尉缭“六国时人说”和“梁惠王时人说”先后在历史上流行，宋以后疑古风行，“六国时人说”和“梁惠王时人说”均被学界所质疑。清代朴学新起，《尉缭子》书的真伪也成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到了近代，学者们又引入《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十年中有关尉缭的记载:“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使问题显得更加复杂，而致众说纷纭。20世纪初到竹简《尉缭子》出土前，对尉缭及《尉缭子》做过研究的学者有梁启超、顾实、郭沫若、吕思勉、范文澜、金德建、蒋伯潜、张心澂、黄云眉等。梁启超、顾实、郭沫若等三人主张将梁惠王时的尉缭和秦始皇时的尉缭判为两人，前者是兵书《尉缭子》的作者，后者是杂家《尉缭子》的作者，这样的话《汉志》同一本书既列杂家《尉缭》二十九篇，又列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今本《尉缭子》中梁惠王与尉缭问答所反映的时代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事迹所反映的时代之间的矛盾也可以得到解决。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里说:

《四库提要》云:“《汉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实别有《尉缭》三十一篇，故胡应麟谓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而杂家之尉缭并非此书。……特今书止二十四篇，与所谓三十一篇者数不相合。则后来已有亡佚，非完本矣。”案:此论甚是。但今本是否即兵家尉缭原书，尚未敢深信耳。《史记·秦本纪》云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贿赂诸侯强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据此可知尉缭籍贯及时代。《初学记》、《太平御览》并有引《尉缭子》文为今本所无者，其言又不关兵事，当时杂家尉缭佚文。然则此二十九篇至宋初尚存矣。^[99]

梁启超的观点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今本《尉缭子》就是《汉志》兵形势家《尉缭子》的传本，内容有亡佚，但是不是《汉志》所著录的原本未敢深信;其二是，梁惠王时的尉缭和秦始皇时的尉缭为两个人，前者是《汉志》兵形势家《尉缭子》的著者，后者是《汉志》杂家的《尉缭子》。顾实附同梁启超的说法，他在所著的《重考古今伪书考》和《汉书艺文志讲疏》里分别讨论到兵家尉缭和杂家尉缭及其著作，应该是两个人及他们各自的著作，并指出《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尉缭子》言当属杂家的篇章为今本所无。郭沫若对于梁启超的说法基本赞同。他在《十批判书》里说:“今存《尉缭子》二十四篇，内容系言兵。当即《汉书·艺文志》兵形势类《尉缭子》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缭为商君学。’则是尉缭乃法家，可惜这书已经失传了。但他是法家的一点，由秦始皇喜欢韩非子的书也可以作为旁证。”^[100]除了以上三家之外，尚有讨论传世本(即今本)真伪问题的学者数家。张心澂《伪书通考》、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蒋伯潜《诸子通考》及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皆断此书为“依托”或“不足观”。而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则完全肯定“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

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兵家著作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的还有《尉缭子》。《文物》杂志于1977年第二、三期连续刊登了竹简整理小组对于《尉缭子》整理后的释文。《尉缭子》竹简的出土，首先一个意义就是使《尉缭子》伪书说不攻自破，也使研究《尉缭子》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是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自竹简《尉缭子》公布之后，学者们将《尉缭子》分为三种文本，一种是唐代《群书治要》节录的《尉缭子》四篇，第二种是宋代《五经七书》中的《尉缭子》二十四篇，第三种就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尉缭子》;加上尉缭在历史上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梁惠王时的尉缭和秦始皇时尉缭谁是杂家、谁是兵家等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现择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概述如下: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何法周，从1977年竹简《尉缭子》公布之后到1986年何法周一共发表了四篇与《尉缭子》研究有关的论文。^[101]何法周认为简本和《群书治要》本是同一个流源，它们很可能就是《汉志》中的杂家《尉缭子》。宋《武经七书》本是从篇名、篇数到篇章内容、文字风格都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本子，很可能是《汉志》中的兵家《尉缭子》。他还认为这两本《尉缭子》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篇名、篇数、内容及文章风格略有差异，才被班固分在杂家及兵家两大类中，造成历史性的误会。两本《尉缭子》的作者都应该是梁惠王时期的尉缭。并认为《汉志》兵家的三十一篇与杂家的二十九篇是由于《兵令》及《兵教》上、下篇的离合关系。何法周的观点可商榷之处颇多，钟兆华分别于1978年在《文物》第五期发表论文《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及1982年河南中州书画社出版《尉缭子校注》的《前言》中，对何法周的说法进行了驳斥。钟兆华认为《尉缭子》原本就有两部，一部内容是兵家，一部是杂家。“竹简本、《群书治要》本和《武经七书》本《尉缭子》是一致的，看不出相互矛盾对立的地方。可以肯定它们是同一部军事著作的不同本子。”“《汉志》记载的杂家《尉缭子》，并不是以言兵为内容的杂家，它与竹简本、《群书治要》本和《武经七书》本《尉缭子》内容应是不同的另一部书。”钟兆华认为杂家《尉缭子》并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他考证出《文选·注》及《太平御览》所引的“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大夫以下练冠练缨”，《初学记》中的“天子宅千亩，诸侯宅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为杂家《尉缭子》的佚文。他主张这三种本子的作者是梁尉缭一人。但是钟氏的论证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漏洞。钟氏认为《尉缭子》本来有兵家和杂家两本，今本为兵家《尉缭子》，杂家早已亡佚，目前也只能搜集到零星的一点佚文。按他的说法兵家《尉缭子》自从《汉志》著录以后，宋代才又出现，中间隋唐几百年的时间，它又去了哪里?而杂家《尉缭子》到隋唐之时方才佚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只有一个尉缭，就是梁惠王时的尉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尉缭当是《战国策·秦策》中向秦始皇献策的“顿弱”游士，这种观点见于华陆综于1979年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尉缭子注释》一书的《前言》之中。与此观点相反的是袁宙宗及其所撰之论文《尉缭子时代考》^[102]。袁宙宗认为今本及简本《尉缭子》是兵家《尉缭子》，其作者是秦始皇时期的尉缭，杂家《尉缭子》的作者另有其人，《尉缭子》书中与尉缭对答之梁惠王应该是秦王嬴政。以他的观点梁惠王时根本就不存在尉缭其人。有意思的是，继袁宙宗之后，张烈又提出了和袁氏相反的观点。张烈认为今本《尉缭子》当是《汉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子》，其作者是秦始皇时期的尉缭，也认为魏惠王时期没有尉缭。宋代《武经七书》本的《尉缭子》改编自杂家《尉缭子》，自宋代以后史籍目录就只有兵《尉》而不再有杂家《尉缭子》了。至于张烈在论证中又说今本是“杂家兵书”，又说尉缭是信陵君门客后仕于秦，都给其考订留下了很多无法信实之处。^[10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梁惠王时期的尉缭和秦始皇时期的尉缭都存在，而且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个很长寿的人，他大概活了九十多岁(笔者按:公元前320—公元前220年之间)，他在不满20岁之时游说了晚年时期的梁惠王，而又在自己很老的时候又游说了秦始皇并为秦始皇所用，他著有两本书，在战国中期的魏国他写成了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今本《尉缭子》的前十二篇也;在战国晚期的秦国他又写成属于兵家的《尉缭子》三十一篇，今本中后十篇即是其不完全的篇章。^[104]持此观点的学者为徐勇。徐勇这种观点有许多违反常情之处，因此也只能算是备一家之说而已。

有一种观点颇值得重视，笔者也认为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1983年龚留柱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发表了《尉缭子考辨》一文。在论文中龚留柱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今本《尉缭子》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今本24篇《尉缭子》是原杂家和兵家两个残本合编而成的一部古代兵书，前12篇属于杂家《尉缭子》的内容，后12篇属于兵家《尉缭子》的内容;其二，两书的作者都是秦始皇时期的尉缭。龚留柱主要是从书中所反映出的战争方面的信息，如战争规模、战争观及军制考证出前12篇的作成时代应该在战国末期，并认为后12篇蕴含着秦的传统精神，作成时代也应该在战国晚期。两书的作者都应当是秦始皇时的尉缭。香港的郑良树撰有《诸子著作年代考》，对龚留柱的论点深表赞同，并对今本《尉缭子》是兵家和杂家两部古残书的合编，又补充了若干证据。龚留柱的理由是:第一，竹简本《尉缭子》中存在着两本不同的《尉缭子》。一本《尉缭子》残简为三道编绳，用正体书写，包括《兵谈》、《攻权》、《守权》、《将理》、《原官》等5篇;另一本《尉缭子》为两道编绳，字体接近草书，只存有《兵令》讲出兵列陈和队形疏密等，前者当是杂家《尉缭子》的篇章，后者肯定只能在兵家书中才能找到。第三，分属于两本《尉缭子》的6篇简文都出现在今本《尉缭子》中，而今本篇数比原来任何一本的篇数都少，所以今本决不纯然是任何一家书，而是两个残本的合编本。郑良树将今本《尉缭子》的篇章按思想内容的性质分成三个部分:从首篇至《战权》为第一部分;自《重刑令》到《踵军令》为第二部分;《兵教》以下为第三部分。郑良树认为，“第二部分八篇有三个共同点:第一，八篇篇名皆有一‘令’字，除最后二篇(实际上是一篇分上下)之外，全书皆无此类的篇名，可见在此一书中，八篇极可能是相同的一批材料。所以，才前后相随，自成一组。第二，各篇篇幅都很短，最短的只有105字，最长的也不过306字，平均字数为185;与第一部分的《制谈》、《战威》、《攻权》、《武议》，第三部分的《兵教》、《兵令》分上下相比较，几乎不可道里计。第三，各篇都是简短条文式的法令，和议论文很不相类。因此，作者(郑良树)认为，第二部分的八篇实际上应该是治兵行军的各种法令条文，和第一部分议论文字不相同，它们应该像《商君书》的《垦令》一样，是一种法令稿本;或者像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是政治行政上的各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学术著作’。它们肯定是兵家著作，而不会是杂《尉》(杂家《尉缭子》的简称)。至于第三部分，实际上只有《兵教》和《兵令》两篇文章。《兵令》篇题有‘令’字，与第二部分相同，当为同一批材料。《兵令》有竹简本，出土时就与第一部分五篇有所分别，可见不但《兵令》和第一部分不是同一部书，也可藉以推测出第二部分的八篇与第一部分不是同一部分了。换句话说，在唐以前，《兵令》和第二部分《重刑令》等八篇是同一本书，而第一部分《天官》等十二篇又是另一本书。”^[105]“《兵教》也应该隶属第二部分，最大理由是本篇对第二部分许多篇章都个别作了补充和概述;……《兵教》应该是第二部分不可分割的篇章。作者(郑良树)怀疑，《兵教》作为总括性的文章，原本恐怕是在《兵令》之后;今本皆编在《兵令》之前，盖后人所误移也。”^[106]既然兵家《尉缭子》和杂家《尉缭子》是两本书，它们是什么时候被合编成一本书的呢?郑良树说:“《治要》(《群书治要》)引有杂《尉》(杂家《尉缭子》)的篇章《天官》等三篇，又引有兵《尉》的《兵令》，都题为《尉缭子》，可见唐时二书已合编为一;然则，二书合并为一，难道是汉末南北朝之季吗?”^[107]具体在何时合并在一起的，郑氏也无法考证出其具体的年代。郑良树和龚留柱一样也认为兵家《尉缭子》和杂家《尉缭子》的作者都是秦始皇时期的尉缭，尉缭既著兵书一部，又著有杂家言一部，“情形就如商鞅有二十九篇的法家著作、又有二十七篇的兵家著作”。

笔者对于龚留柱和郑良树的考证深表赞同，并就尉缭其人、其书及成书的时代发表一点自己的浅见。其一，尉缭当为秦始皇时人。史籍中关于尉缭个人的信息不外乎以下几处:《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始皇十年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列《尉缭》二十九篇，班固注曰:“六国时。”刘向《别录》和颜师古的注皆曰:“缭为商君学”，兵形势类《尉缭子》三十一篇，班固未加注。《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尉缭子》五卷，魏征等注:“尉缭，梁惠王时人。”也有学者说《战国策·秦策》中顿弱曾献策秦始皇，与《史记》中尉缭献策秦始皇相比较，其言论较为近似。据此推断司马迁所记尉缭当为顿弱。^[108]从以上几本史籍本身成书的时代和可信度来看，《史记》成书最早可信度也最高，司马迁所处之时代也最接近先秦。其所著《史记》更是以客观科学严谨而著称。司马迁所记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缭来秦游说，并任用其为国尉实践其计谋，在秦始皇兼并六国的事业上应该是位大功臣，在秦国应该很有声望，故而其事迹能被太史公所闻而著入史书。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没说尉缭著书与否。班固所做的注只是在不敢肯定的情况下的一种笼统说法，魏征等在《隋书·经籍志》中的注，只是根据《尉缭子》书中有梁惠王与尉缭的问答，便贸然将尉缭确定为梁惠王时人。如果说尉缭是梁惠王时人，作为战国中期的名人，战国时代的史籍，至少战国中晚期的史籍文献中应略有提及，但史籍上无任何梁惠王时尉缭其人的记载。至于华陆综所说的《史记》中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缭来，游说秦王的“尉缭”应该是《战国策·秦策》中的顿弱的误记，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战国策·秦策》中的顿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的误记，可信度也许会更高一些。其二，今本《尉缭子》(包括《群书治要》中的四篇，出土的竹简《尉缭子》六篇)是先秦兵家《尉缭子》和杂家《尉缭子》两本古代残书的合编本，而且其作者都为秦始皇时的尉缭。刘向《别录》和颜师古注均提到“缭为商君学”，商鞅有二十九篇的法家著作，又有二十七篇的兵家著作;尉缭在思想方面类似商鞅并著兵书《尉缭子》三十一篇和杂家言二十九篇也是有可能的。战国时代百家异说，私家著作泛滥，稍有思想知识者皆著书立说。尉缭能受到秦始皇“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的敬重与赏识，在历史上恐怕只有韩非能与之相匹，“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09]从中可以看出来秦始皇所赏识之人均为带有法家色彩、而兼容百家思想，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之人。像韩非、尉缭这类受秦始皇特别赏识的人才，其著书立说不亦宜乎。其著书的内容有兵法，又有兼摄百家思想的杂家之言，正反映了战国晚期实用主义和学术融合思潮的流行。龚留柱考证认为今本《尉缭子》二十四篇中，前十二篇属于原来杂家《尉缭子》残本的部分，作成时代为战国末期;后十二篇属于原来兵家《尉缭子》残本的部分作成于战国晚期，笔者以为其结论甚为恰当。据此，笔者可以断定，今本《尉缭子》中的杂家乃是先秦时期最后一部杂家著作。

【注释】

[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30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6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转引自李守奎、李轶《尸子译注》(前言)第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尸子·处道》

[5]《尸子·逸文》

[6]《尸子·神明》

[7]《汉书·艺文志》

[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6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9]《陶潜集·圣贤群辅录》云:“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钘、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是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之墨;而背谲不同，相为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转引自(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华书局，1986年。

[1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卷)第525—55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1]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第391—392页，论述宋钘、尹文的政治、社会思想，摒弃了郭沫若旧说，主张宋钘、尹文继承墨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不同意郭沫若说，并作了论证，三联书店，1982年版。张岱年又作《管子的〈心术〉等篇非宋尹遗著》，发表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祝瑞开在《〈管子〉四篇非宋钘、尹文遗著辨》中也提出了商榷，见专著《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皆引自《庄子·天下篇》

[13]《孟子·告子下》

[14]《韩非子·显学》

[15]邵蓓:《尹文和〈尹文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3—16页。

[16]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三十九)引《周氏涉笔》第1739页，《万有文库》第二集十通第七种，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三十九)引《周氏涉笔》，《万有文库》第二集十通第七种，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9页。

[18]李锦全、李鸿生编:《杜国庠中国思想论集》，第18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第268—2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0]白奚:《稷下学研究》第202—2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21]罗根泽:《〈尹文子〉探源》，《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2]《四库全书·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

[2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六册，卷一三七)第3252页，中华书局，1986年。

[24]宋濂著、顾颉刚标点:《诸子辩》第2页，香港太平书局出版。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二，经籍第三十九)第17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6]罗根泽:《〈管子〉探源》，见《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

[27]关锋、林聿时:《春秋哲学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28]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

[2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30]郭沫若等:《管子集校·校毕书后》，科学出版社，1956年。

[31]胡家聪:《管子新探》第15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版。

[32]《韩非子·五蠹》

[33]《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34]孙以楷:《稷下人物考辨》，《齐鲁学刊》，1983年第2期

[35]张岱年:《齐学的历史价值》，《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3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37]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第529—530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8]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科学出版社，1956年。

[39]胡家聪:《管子新探》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0]白奚:《稷下学研究》第219页，三联书店，1998年。

[4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4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42]此处误记庞煖为马援、马煖，与《史记·李牧传》索引同。

[43]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见《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44]宋濂著:《诸子辩》第12页，香港太平洋书局出版，1948年。

[45]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45—24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6]《鹖冠子·近叠》

[47]〔比利时〕戴卡琳:《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第22页，杨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8]《后汉书·舆服志》

[49]《高士传》作马援，《真隐传》作马煖，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二人均指的是庞煖。

[50]孙福喜:《鹖冠子研究》第145—1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1]高正:《诸子百家研究》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www.xing528.com)

[5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4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53]凌襄(李学勤):《试说马王堆汉墓帛书〈伊尹·九主〉，《文物》1974年第11期。

[54]李学勤:《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活页文史丛刊》第121号，《李学勤集》第318、320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

[55]李学勤:《再论楚文化的传流》，见《楚文化觅踪》，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见《中国哲学》第十六辑。

[56]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1991年。

[57]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51—15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8]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49—25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9]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55—15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0]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5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1]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1991年。

[62]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3]杨宽:《战国史》，第5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4]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版第2期。

[65]李学勤:《〈鹖冠子〉与两种帛书》，《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1991年。

[66]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6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7]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5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8]参阅赵吉惠:《国学沉思》第147—15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9]《鹖冠子·学问》

[70]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5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1]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2]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5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3]孙以楷、陈广忠:《道家文化寻根》，第25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4]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第1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5]《鹖冠子·度万》

[76]《鹖冠子·度万》

[77]《鹖冠子·天权》

[78]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康熙二十六年(1678)刊本，西北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

[79]孙星衍:《问字堂·太阴考》，中华书局，1986年。

[80]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之确立》，《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79年第5期。

[8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第5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82]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3]赵年荪:《关于〈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之我见》，《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

[84]《史记·吕不韦列传》

[85]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6]熊铁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第73—78页，《文史哲》1981年第2期。

[87]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序言)，齐鲁书社，1987年版。

[88]张智彦著:《吕不韦》，《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卷一)，辛冠洁、李曦编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61—601页;金春峰《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82第12期;修建军《〈吕氏春秋〉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杂家”著作》，《中国哲学史研究》，第52—58页，1989年第4期。

[89]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吕氏春秋序后》。

[90]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补论》。

[91]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第98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92]杜国庠:《杜国庠文集》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93]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94]孟天运:《〈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95]杨宽:《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96]孟天运:《〈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暨南学报》1999年第11期。

[97]《东洋哲学》，第二编第十号。

[98]《东洋哲学》，第二编第十号。

[9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八卷，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

[100]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第100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1]何法周:《尉缭子初探》发表于《文物》1977年第2期;《再论尉缭子》发表于1980年3月《河南师大科学讨论会文集》;《尉缭子补正》见于《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见于1986年《史学月刊》第2期。

[102]袁宙宗:《尉缭子时代考》，《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十三卷第1期

[103]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8辑，中华书局，1980年。

[104]徐勇:《尉缭子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105](香港)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第211—21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106](香港)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第21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107](香港)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第21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108]华陆综:《尉缭子注释》(前言)，中华书局，1979年。

[109]《史记·老子韩非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