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书和稷下杂家的研究成果

一、《管子》书和稷下杂家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一书由于讹误多、索解难，夙称难读。清代以前不为人所重视，清中期诸子学复兴，始有王念孙等学者校订《管子》。20世纪以来，罗根泽、郭沫若、顾颉刚、冯友兰、张岱年等大师对《管子》都有所研究。70年代以后，研究《管子》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尤以胡家聪和白奚等人颇见功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也积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但是研究中的纷争依然很多，如《管子》书的撰者，书的撰著年代，学派归属等。

《管子》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下皆谓“齐相管夷吾撰”。宋代疑古之风兴起，一些学者对于书的撰者和撰著年代进行考证，提出了不同于史书记载的观点。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傅玄言曰:“《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其注并引叶梦得和苏辙论《管子》之言。叶梦得曰:“其间颇多与《鬼谷子》相乱。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滥不切，疑皆战国策士相附益。”苏辙说:“至战国之际，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说而增益之。其废情枉法而远于仁义者，多申、韩之言，非管子之正也。”^[22]他们都怀疑《管子》为管仲所著，并提出可能是战国“策士”(纵横游说之人)或者战国“诸子”(战国之学者)托管之名及其事迹附益而成。理学大家朱熹则说得更清楚直白，他说:“《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未必曾著书。”并说:“《管子》非管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有闲工夫著书的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23]朱子认为管仲是政治实干家，忙于政务没有闲暇著书，著书之人应该是不为朝廷见用，有闲暇的文人，并且是战国时的文人吸取“他书”(其他学派的著作)的思想而写成，故而书的内容显得很杂。明人宋濂的《诸子辩》从此说。^[24]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叶适之言:“《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25]也对《管子》的著者和成书提出疑问和观点。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这个问题的探讨。罗根泽作《管子探源》逐篇论证《经言》九篇，认定其为战国政治思想家所作。^[26]继而关锋、林聿时作《管仲遗著考》反驳罗氏论点，认为《管子》为管仲遗著。^[27]对于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说:“《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的巨帙，历来相传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作。……管仲本是一个干实际政治工作的人，哪会有闲工夫去著书，更哪会成为一位大著作家!而且管仲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初叶，那时谁也想不到私人可以有著作流传这一回事……我很怀疑《管子》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28]顾颉刚认为《管子》非管仲所著，而是一部稷下著作的丛书。冯友兰先生则说:“因此可以推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他们不是来自一家一派，所以内容比较复杂。……我们现在称稷下为稷下学宫，有学宫就应该有学报。《管子》就是稷下学宫的‘学报’。因为管仲是齐国最有名的人，所以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学报’的名字。”^[29]他还说:“《管子》这部书，就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二点:第一，《管子》书非管仲所作，也不会是春秋时期的作品;第二，《管子》书非出于一人之手，应该是战国稷下学宫众先生的集体创作，其成书也不可能成于一时。郭沫若认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的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多汇集于此。”^[30]此书有可能从战国晚期陆续成书，秦汉之际编成定本。关于《管子》成书的时代背景，胡家聪在其新著《管子新探》中以为《管子》书多“王”、“霸”之论，并且在《乘马》、《幼官》、《兵法》、《形势》、等篇中“帝、王、霸”联提，在《七法》、《霸言》、《轻重甲》、《重令》、等篇中出现“正天下”、“争天下”、“制天下”等只有在战国晚期才有的词汇，进而论定《管子》的“王、霸”说是以田齐变法为历史背景，并指出“帝、王、霸”联提反映了田齐君主由威、宣变法改革、富国强兵而争霸，争霸取胜而称王，由威王称王进而至宣、湣时酝酿称帝的帝制运动。”^[31]作者认为此说颇有启发意义，威、宣、湣三朝正是齐国变法并强盛的时期，也是稷下学宫兴盛繁荣的时期，《管子》书很有可能包括了齐威、宣、湣这三个时期稷下学者的著作，并最终成书于战国晚期，笔者认为应该是稍偏后的时期，因为学术思想越到后期其思想越成熟，而且越是到战国后期学术思想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就越大，《管子》书的内容完全体现了这两个特点。战国末叶的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32]“商法”指的是《商君书》，“管法”指的是《管子》书，既然《管子》书在战国末叶广为流传，其成书的定本当在战国晚期(将战国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段)中的某个时段，很有可能是靠近战国末叶或战国晚期中间的时代。《管子》书为稷下学者集体创作，出自多人之手笔，那么到底出自哪些人的手笔呢?据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道、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33]《史记》记载，曾经作过稷下先生的知名学者还有孟、荀子、邹奭，共九人而已。《庄子·天下篇》提到宋钘、尹文，《汉书·艺文志》说二人俱游稷下，也可以算作两个。侯老又考证出王斗、儿说、季真、彭蒙、田巴、鲁仲连等六人。孙以楷著《稷下人物考辨》提出徐劫、公孙固、列精子高、孔穿、闾丘先生、子晚子等十三位稷下先生，并指出《管子》、《黄帝四经》和《司马法》的作者皆为稷下先生^[34]，但孙以楷并未指出《管子》著者是哪一部分稷下学者。张岱年先生曾说:“稷下学者中，慎道、田骈、接予、邹衍、尹文、荀卿都各有专著，都在《管子》以外，怎么能说《管子》是稷下学者著作的总汇呢?”又说:“《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的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这些推崇管仲的学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但只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35]张岱年先生认为《管子》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创作而成，此说颇为可信。笔者以为，《管子》书很有可能就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说的七十六人中除了名气很大有自己专著的那批稷下学者之外的一部分学者所撰著，至于这些撰著者中有没有侯老和孙以楷所考证的十九人，就不得而知了。(www.xing528.com)

《管子》书的学派归属也存在争议，有法家说和道家黄老说两种。这两种划分法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渊源。《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列于道家，《隋书·经籍志》著录:“《管子》十九篇，齐相管夷吾撰”，列法家，《旧唐书·经籍志》:“《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列法家，《新唐书·艺文志》:“《管子》十九卷，管仲。”“又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杜佑《管氏指略》二卷。”均列法家，《宋史·艺文志》:“《管子》二十四卷，管夷吾撰”，列法家。宋代的《通志》、《文献通考》也都将其归入法家之属。《管子》属于法家似已成定论。随着70年代《文子》、《黄老帛书》的出土，许多学者认为二者都是战国稷下的作品，称其为稷下黄老道家。冯友兰先生说:“它的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法家思想、黄老思想占主要地位，但也有别家思想，还有儒家思想。”^[36]即是认为《管子》书是法家和黄老的糅合。张岱年先生说:“我认为《管子》书的大部分应是齐国法家的著作，是当时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学者所编写的……我认为《管子》书表面上类似‘杂家’，而其主要部分事实上是自成一家。”明确认为《管子》是法家著作。在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源自于郭沫若先生，现在也还有不少的追随者，郭沫若先生说:“《管子》书是一种杂烩，早就成为学者间的公论了。那不仅不是管仲做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率是战国及其后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代开献书令之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37]任继愈先生从其说，也认为《管子》书不过是以上两部分的杂烩，没有主旨和思想体系。郭沫若先生还说:“《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38]因此他建议:“《管子》书当分析成若干类集以进行研究。”《管子》书的内容很杂，如郭沫若先生所言，可以说是包容诸子百家“杂盛于一篮”，对于这一点，为古今学者的共识，但是《管子》书有自己的思想主旨和思想体系，并非一个“杂烩”。当前一些研究《管子》的学者，如胡家聪完全沿袭郭沫若先生分析成若干类集进行研究的方法，他也并不赞同郭沫若先生“杂烩”的说法，而是认为“全书各篇实以齐法家政治思想为主导”^[39]。白奚在其大作《稷下学研究》中也指出:“《管子》书虽杂，但综观全书，又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书中具有法家的基本倾向。”^[40]作者很赞同他们所说的全书有其思想主导，即《管子》书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主旨，但并不赞同将其思想主旨说成是齐法家。笔者认为，《管子》书中有法家思想，也有道、儒、名、阴阳、农等各家的思想，它们在书中只有所占分量多少的问题，并不能特别指出以哪家思想为主导，它们任何一家都容纳不了如此庞杂的思想内容。胡、白两位先生在其论著所沿袭的“齐法家”——融合了道儒墨的法家(白说)、融合了法道儒的法家(胡说)，笔者认为这是对“三晋”早期法家“严刑峻法”的纠偏和理论根据上的补充和完善，是法家向成熟化的发展。即使如此，这个“齐法家”也无法概括《管子》一书的全部思想内容。吕思勉说:“《管子》，《汉志》隶之道家，《隋志》隶之法家，然实成无意中之杂家。”^[41]笔者亦认为，只有先秦杂家才能概括《管子》全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管子》书中无论吸取了多少家派的思想，都只有一个目的，即“王治”，《管子》书正是在这一思想主旨下构筑起其思想体系的。我们已论证了《管子》书的著者为稷下部分学者，这和司马迁所说稷下学者“不治而议论”，进而“各著书言治乱，以干世主”的行径是完全吻合的。他们是为齐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学者，政治实用主义的色彩很浓重，这也是促使他们超越学派的局限，单以“王治”作为学术思想主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非要说它有法家色彩的话，充其量也只能说它是从法家中走出的先秦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