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的流动与文化的交融
天下一统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推动了人才的流动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一般而言，国力强盛的国家其文化相应地也很繁荣。战国时期，“七雄”中的强国魏、齐、秦、楚，分别形成了几大文化中心。以魏为代表的“三晋”中原文化区，齐鲁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区，以楚为代表(包括吴、越)的南方文化区。以魏国为代表的“三晋”中原文化区，包括韩、赵以及秦在内，是战国法家文化的大本营，侯老也曾说:“法家主要源于三晋。”魏国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魏文侯时期国力强盛首开战国时期招贤养士之风，魏文侯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守，对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学人士也很礼遇，使魏国思想文化盛极一时。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李悝著《法经》作为变法之理论指导，为其后法家人物所效仿并尊其为法家鼻祖。齐国从恒公(田午)时期始建稷下学宫招揽各家学者和天下贤士，到威、宣二王时期国富力强，尤其是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忌、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属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9]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术和文化中心。楚国是战国初年领土最大的国家，由于吴起在楚国改革中途夭折，楚国在战国时期一直没有真正地强盛起来。以楚国为中心包括吴、越(战国时吴已不存在，习惯称谓，作地理上的名词)形成了南方文化区，许多学者认为战国道家思想起源并兴盛于此。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记载:“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20]说明楚国的“兰台学宫”在战国时期也是一大文化中心。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学界名之为《郭店楚简》。其中包括道家《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和儒家《缁衣》、《鲁牧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等十四篇著作。据考古和历史学家的考证，郭店简下葬时间当在公元前三○○年左右的战国中晚期[21]。笔者认为这批楚简将儒家和道家作品合编，反映出战国中晚期后学术思想交流融合的趋势。一般认为儒学产生于北方，盛行于鲁国等，道家文化产生于南方兴盛于楚国等，儒家和道家作品合编于一简，也反映出战国后期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晚期的秦国在吕不韦“招致士”和李斯“谏逐客书”的推动下，文化政策颇为开放，天下才俊之士“纷然西入秦”，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而此时的魏国已是昔日的黄花，秦国取代魏国成为“三晋”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这三大文化区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领域。随着战国兼并战争的发展，以及天下一统的趋势的出现，列国争雄“士无共主”所引起的人才流动更加频繁，由知识分子大规模流动形成的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日趋紧密。战争是最直接的交流手段，被占领和兼并地区的文化与占领者文化的交流，在无意识之间也成为推动战国晚期文化融合的一种形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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