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研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二、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创新点

理论方法的运用上，作者将重点把握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此方法为侯老(侯外庐)发明，张岂之先生所强调，也为20世纪后半期的众多学者所采用。侯老曾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本身运动得到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来剔抉其秘密。”^[26]侯老还说:“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路径。”^[27]思想是有时代性的，思想不可能脱离产生她的时代和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先秦杂家思想研究也不可能脱离产生它的战国晚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对战国晚期社会历史“大一统”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和掌握先秦杂家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才会催生出这样的文化。社会物质环境的变革和发展要求思想文化与之相呼应，并为其提供理论的支持，社会历史“大一统”的发展趋势直接要求思想家们为即将出现的统一社会构思理论、设计蓝图。而且文化是对现实物质世界能动地反映，先秦杂家的思想家们只有对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观察、思考、探索，也才会形成杂家这种思想文化，它是特定的历史的产物，带有时代深深的烙印。战国晚期，社会历史发展对思想文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思想文化对这种要求的积极响应相结合，通过能动地观察与反思发现诸子百家各学派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都无法单独地承担起这项历史任务，只有取长补短才能治理好这个即将统一的社会，也才能拯救自己的学派。于是思想学术文化的融合形成社会主流的思潮。这种思潮演变到最后，就会完全突破学派的局限，以另外一个更高的目标作为学术的宗旨，那就是“王治”，先秦杂家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毋宁说是这种社会思潮孕育和催生了先秦杂家。因此，思想史的研究又必须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张岂之先生曾说:“思想史把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所谓思潮，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内思想领域的主要倾向。思潮往往集中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相互联系。”^[28]

其二是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先秦杂家思想文化在战国晚期的出现，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学术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产物。产生于历史过渡时期的先秦杂家，作为诸子百家中很特别的一家，它上承诸子百家下启汉代思想学术，充当了文化思想学术过渡时期的知识和思想的载体。从西周、春秋战国、秦及西汉初期这三个历史阶段来看，文化思想学术也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合——分——合的历史演变过程。西周礼乐文明是对上古思想文化的融合，诸子百家是对礼乐文明的分裂和极大发展，战国晚期的黄老道家和杂家是对诸子百家思想学术的融合。诸子百家对于西周礼乐文明的分裂和发展，其原因在于社会物质环境的变化所催生的新的思想文化因素在旧的思想体系中已容纳不了，社会的分裂与动荡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促使思想家们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的反思和探讨，使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在各自的方向和领域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战国晚期，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化，思想文化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通过战国早、中期充分的发展走向成熟，但也暴露出各自的局限，学派之间取长补短的相互需要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共同历史使命使学术融合水到渠成。当然，诸子百家各自思想文化的充分发展为这种融合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和学术基础。先秦杂家是这种学术融合的产物，也是先秦学术规律演变的产物。先秦杂家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之中的，它也是处于一定的学术史阶段之中的，先秦杂家的著作既是思想史的著作又是学术史的载体。因此，对于先秦杂家的研究不能脱离对其学术史的研究。张岂之先生曾经说过:“在历史上有些著作是学术著作，同时又是思想理论著作，这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加以结合，并不是人为地将它们捏合在一起，而是要寻找二者的沟通处，使之融合为一个整体。”^[29]这对于先秦杂家思想的研究也是很必要的。笔者这份论文，将着力在这两方面下工夫。笔者认识到，要研究清楚先秦杂家的学术思想，以上两种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先秦杂家需要研究的方面和问题实在是太多，本着上述的理论和方法，作者预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创新。第一，对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进行历史的分析，在理论上重新界定先秦杂家。根据此界定，从目录学入手，对先秦杂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进行考证、划分。第二，对于全部先秦杂家著作的学术思想、思想体系及其特征进行研究，理清先秦杂家与诸子百家之间的学术关系。第三，对先秦杂家与西汉学术思想的关系的研究做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着重于先秦杂家与汉初黄老和西汉儒学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第四，重新评价先秦杂家的历史地位并发掘其现代价值。

【注释】

[1]由于本文作者对先秦杂家做了重新界定，先秦杂家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除了古籍文献目录中的《吕氏春秋》、《尸子》、《尉缭子》以外，笔者还认为先秦的《尹文子》、《管子》、《鹖冠子》也是杂家著作。研究现状部分暂不涉及，在后面章节的考证中笔者一并加以论述。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第803—80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卷一)第657—65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4]参见蒙文通《略论黄老学》(遗稿)，《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辑，三联书店，1998年;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吕氏春秋》研究领域内，先前传统的研究主要包括:文献考据学、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农学、法学、教育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

[6]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史学卷》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蒋伯潜:《诸子通考》(序论)第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8]《四库全书·千倾堂书目·提要》

[9]《四库全书·千倾堂书目·提要》

[10]“名家……纵横家……墨家……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其传者寥寥，不自足为一家，今均以杂学目之”;“其他谈理而有出入，论事而参利害，不纯为儒家言者，亦附此类。”——《四库提要》关于“杂学之属”的解释。

[1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6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www.xing528.com)

[14]孟天运:《〈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69—71页。

[15]《汉书·艺文志》

[16]《隋书·经籍志》

[17]张琦翔:《秦汉杂家学术》第1页，金华印书局，1948年。

[18]王力:《吕氏春秋译注》(序)第1页，见张双棣等所著《吕氏春秋译注》(上、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19]丁原明:《黄老学论纲》第19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汉书·艺文志》

[22]《隋书·经籍志》

[23]张琦翔:《秦汉杂家学术》第1页，金华印书局，1948年。

[24]刘宝才:《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序二)，(韩星:《先秦儒法源流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刘宝才:《求学集》(导言)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6]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7]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18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28]张岂之:《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第378—37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9]张岂之:《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