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研究》的学术价值

三、先秦杂家研究的学术价值

先秦诸子学派思想的研究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研究领域。先秦诸子的文化学术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第一座高峰，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根之所在。史学界以“诸子百家”来形容当时学派的众多，以“百家争鸣”来形容当时文化思想学术的自由与活跃，并且自汉代开始将研究先秦诸子的学问称作“诸子学”。《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将先秦诸子归类为六家，《汉书·艺文志》则将“诸子百家”分作“九流十家”，从《史记》到《汉志》反映出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后代诸子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也依然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陷。汉武帝时期儒学定为一尊，“阳儒阴法”的政治文化与作为政治文化重要补充的道家文化并驾齐驱，先秦诸子其他众家均沦落于从属和极次要的地位。儒家和道家摇身一变而为封建社会的显学，先秦诸子其他各家要么融入儒、道，要么变成了历史的绝学。因此，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一方面必须从诸子的文化思想学术本身出发，另一方面在继承历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必须有所突破，这也包括对《史记》和《汉志》这种类似于“学术圣经”的东西的突破，本文研究最初的动机就来源于此。产生于战国晚期的先秦杂家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首先，“兼儒、墨，合名、法”^[21]、“通众家之意”^[22]的先秦杂家学术思想代表着先秦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后形态。先秦杂家不仅仅是对诸子百家思想的总结与汇集，而且它在兼摄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它是对先秦诸子“综合创新”的文化成果。张琦翔说:“(杂家)在学术上居相当主要地位，其对学术有两种贡献:一、融贯诸家学术;二、批评诸家学术大体平允。”^[23]这是先秦杂家在思想学术史上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研究它、重新认识它的学术价值所在。其次，先秦杂家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超越于学派之上不受任何学派局限性的限制，“兼容并包”百家学术，融汇贯通多种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方法，对于中国当代现代化的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因此，对先秦杂家的思想进行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产生于战国晚期的先秦杂家，是在顺应社会历史“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和学术思想“分——合——分，合——分——合”发展规律下，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和结晶。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是由“争霸”而“相王”，由“相王”而“称帝”，可藉此将战国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越往后发展，“大一统”的趋势就越明显。“大一统”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促使学者们反思过去并构思未来，进而催生了文化融合的思潮，有学者也称其为文化统一的路向，黄老道家和杂家是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从先秦时期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西周文化是中国上古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史称“礼乐文明”，它的形成融合了上古文化发展取得的多方面成就。春秋战国诸子学派是冲破礼乐文明思想体系形成的派别，礼乐文明的不同因素在诸子各学派的学说中分别得到了发展，借用庄子的一句话叫做“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战国晚期出现的各学派互相吸取的新的融合趋势，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大一统”发展趋势对于思想文化的需要所激发，另一方面是诸子百家思想学术在各自的方向发展成熟之后，学派自身的局限性也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出于取长补短以及在将来文化领域占据有利位置的设想，使得文化思想学术的融合成为时代的主流，也可以借用《周易》中的一句话“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来说明。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化思想学术的分裂和融合都是带有规律性的必然现象。西周礼乐文明对上古的融合，诸子百家对礼乐文明的分裂，战国晚期诸子百家思想学术的融合，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学术规律发展的体现。^[24]先秦杂家正是这两方面结合的产物。以尸佼、尹文、《管子》著者群、鹖冠子、《吕氏春秋》著者群、尉缭等杂家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了战国晚期思想学术发展的主流。因此，从社会史与思想史、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先秦杂家进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先秦诸子学的研究。

先秦杂家产生于战国晚期，但却对秦汉之际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杂家思想为西汉初期的社会政治提供了一种治理的模式。《汉书·元帝纪》中载有一段汉宣帝教训时为太子的汉元帝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何谓“王道”?儒、道、墨、阴阳家是也。何谓“霸道”?法、兵、纵横家是也。“以霸王道杂之”即是以百家之学治国，正合于先秦杂家学术的宗旨。这说明从汉武帝到汉宣帝虽然已经在实施“独尊儒术”的国策，但汉统治者实际上用的仍然是杂家的思想学说治理国家。第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杂家对汉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学者以为自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为先秦诸子学向汉代经学转型的过渡时期，黄老道家或称之为“秦汉新道家”，代表了过渡时期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主要形态，作者却以为不尽然。除了西汉初期短暂的诸子学复兴昙花一现之外，真正能和黄老道家并驾齐驱的唯有先秦杂家。《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史书文献多将汉代的《淮南子》、《昌言》、《论衡》与先秦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归为一类，近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著专文论述《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及汉代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证明汉代思想文化深受《吕氏春秋》等杂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作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还发现董仲舒的“儒学”，无论是在思想体系的构建还是理论方法的运用上都留下了先秦杂家的印迹。因此，研究先秦杂家的学术思想，对于理清先秦到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甚至于汉代的社会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www.xing528.com)

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自西汉以降，先秦杂家思想的研究，一直处于研究不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的状况。一则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元帝即位后纯行儒术，杂家和诸子百家均被儒家的光辉所吞没。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都是“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包括杂家都不被重视。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学者不承认先秦时期有杂家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不成体系、东拼西凑、支离破碎不成家派，不值得研究。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偏见，主要来源于对“杂”字和“杂家”一词望文生义的片面理解以及中国几千年来学术思想上追求所谓的“纯”学或“醇”学的心理。以上两个原因，造成了历史上长期对于杂家思想研究的不足。因此，先秦杂家思想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中国文化是一个注重“和而不同”文化观的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特色的杂家文化最能体现这种文化的精神。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全面而又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文化的现代化也是这场变革的主要内容，如何在21世纪建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新文化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本着“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运用兼容并包的理论方法构建中国新世纪的新文化，不失为一种正确选择。那么，对于先秦杂家思想文化及其理论方法的研究，对当前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也是具有现代的意义与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