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研究：论争对学术渊源的启示

二、近代诸子学渊源的论争对先秦杂家研究的启示

有关先秦诸子学术思想渊源的论争，是近代诸子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透过学术研究的争论，能给先秦诸子学的研究一些新的启示。

关于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透过胡适和章太炎两位国学大师关于先秦诸子的论战，我们既能发现知识的闪光，也能发现他们论战中的问题所在。(www.xing528.com)

章太炎著《诸子学略说》和《国故论衡》宣扬“诸子出于王官论”，一时之间众多治诸子学的学者多从其说。其后又有刘师培著《古学出于史官论》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倡导“九流学术皆源于史”，对章氏之说又做更进一步的推进。胡适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以同名撰文论证。胡适先生认为刘歆以前论周末诸子学派者无出《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之右，至于诸子学派的产生，他指出:“《淮南要略》(自“文王之时，纣为天子”以下)专论诸家学之自出，以为诸子之学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胡适从此说。胡适还以为“《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并指出:“先秦显学，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后世所称法家如韩非‘管子’(管仲本无书。今所传《管子》，乃伪书耳)皆自属道家。任法，任术，任势以为治，皆‘道’也。”^[6]胡适之说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对于前人文化思想的研究，其实都是站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时空用我们的视野和理解去分析、总结、批评前人的成果，即使是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时代的研究者用不同的视野和理论方法去研究和批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主张。“诸子之派别家数，乃后来评述者各就其主观的见解所分析之异同，归纳而得者;故评述者之见解不同，则其人所隶属之派别亦即因以不同。……诸子之家名亦后人所定，非各派开祖先立一学派名以资号召者。故孔子为儒家之开祖，未尝以‘儒’自名其学派焉。《论语·雍也篇》记孔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儒’字但为有学识之士之通称，不专指儒家之言)”^[7]因此，《汉书·艺文志》“九流十家”的归类，也只是代表了班固那批学者在汉代时对先秦学术思想的认识，反映了他们对先秦诸子学的分析、总结、批判的结论。照此而论，唐人应有唐人的先秦诸子学研究结论，宋人有宋人的，我们现今的人的研究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认识和结论，这样学术才能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文化学术思想的继承性使得汉以后的学者多遵从“九流十家”之说，加之经学的传统，使我们的认识受古人的束缚而不能有所突破。胡先生尽可以大胆提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时只有儒、道、墨三家，也可成一家之言。也许在先秦之时，世所公认的学派或称为“家”的(当时称为“显学”)只有儒、道、墨三家而已，这三家学术势力大，徒子徒孙众多，思想影响大，彼此之间相互指对方为“什么家”或自谓是哪家哪派的，都是有可能的。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众多流派真的就可以用儒、道、墨三家囊括净尽了吗?我认为不尽然，许多学者恐怕也不会同意。《汉书·艺文志》乃至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宋元明清历代的史书典籍对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都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借鉴。第二，胡适和章太炎、刘师培有关先秦诸子思想渊源的论战，其实并不矛盾。章太炎、刘师培认为诸子“出于王官”或“出于史官”是从历史的角度说的，即从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对先秦诸子思想渊源的探索;胡适说先秦诸子之学“出于救世”是从现实的角度说的，我们说，任何一种思想学术的出现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和应于现实变化的创新，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既有对夏商周三代文化继承的方面，也有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剧烈变革下“救世之弊”学术努力后的创新，先秦杂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