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自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掀起了又一轮历史的高潮。据作者不完全统计，整个20世纪研究先秦诸子的通论和考证著作就达一百五十余部之多。而对于先秦诸子分学派和分专题研究的著作，每一学派均有数十部到百部不等。20世纪初，在“西学”的刺激下，产生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学者，他们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视角对先秦诸子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有关先秦杂家的研究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拓展。^[1]

20世纪先秦杂家的研究者中，首先要提到的是章太炎、刘师培和胡适三位先生。(三人关于诸子学渊源的论争，上文中已有论述，此处从略)而把杂家作为一家或一个学派研究的著作很少，近人张琦翔著有《秦汉杂家学术》，全书分为三部分探讨了《尸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思想内容，兼及论述了三者与《商君书》、《春秋繁露》、《论衡》之间的关系。陈会昌《杂家名实辩证》(《斯文》杂志1940.12/1:5)，对先秦杂家的“名”与“实”做了一定的考证和研究。此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冯友兰认为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先秦杂家就是黑格尔所谓的“折中主义”，^[2]侯外庐也认为先秦杂家是折中主义，《吕氏春秋》是一种调和折中百家之学的产物。^[3]而蒙文通、任继愈、牟钟鉴、熊铁基等都不承认先秦有杂家，认为“杂家即黄老道家”或者杂家即是“秦汉新道家”^[4]，并指《吕氏春秋》为秦汉新道家。一些学者，如白奚等也附和此论。自汉代以降，《吕氏春秋》被认定为杂家著作，但其书究竟以哪一家思想为主，古今看法不一，现当代的一些学者认为《吕氏春秋》以道家思想为主，另一些学者认为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也有人认为是以阴阳家思想为主。对于《吕氏春秋》的研究，20世纪的成果还是比较多的。著作有102部，论文三百一十篇之多。这些论著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校释注疏类，如刘咸炘的《〈吕氏春秋〉发微》和《〈吕氏春秋〉斠补》、孙人和《〈吕氏春秋〉举正》、谭戒甫《〈吕氏春秋〉集校补正》、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吴则虞《〈吕氏春秋〉译注》、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王宁主编《评析本白话〈吕氏春秋〉》、管敏义《〈吕氏春秋〉译注》、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等;其二是关于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考评类研究，如钱穆《吕不韦著书考》、王利器《“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和《“吕不韦”释名》、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李泰棻《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考》、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熊铁基的《重评〈吕氏春秋〉》、洪家义《吕不韦评传》、李维武《吕不韦评传——一代名相与千古奇书》等著作;其三是专题性的研究，主要是对《吕氏春秋》运用现代学科分类的方法作深入地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多是以论文形式发表，如朱显庄《〈吕氏春秋〉所表现之政治思想》，黄大受《〈吕氏春秋〉政治思想论》(专著)、阮康成《〈吕氏春秋〉之教育思想》、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孙六谦《〈吕氏春秋〉之农学》、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台湾］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万国鼎《〈吕氏春秋〉中的农学》、《〈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日本〕米田贤次郎《有关〈吕氏春秋〉农业技术的一个考察——特别是与〈汜胜之书〉的关系》、大岛利一撰写的《论见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农业技术》及再论、三论，〔韩国〕闵成基《缦田法小考》、《〈吕氏春秋〉农法的新考察》、杨志玖《〈吕览·审分篇〉中所反映的战国时期生产关系》、刘元彦《〈吕氏春秋〉论“义兵”》、周文英《〈吕氏春秋〉中的逻辑思想》、王范之《从〈吕氏春秋〉中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现代学术观念和理论方法在诸子学研究中的运用促进了《吕氏春秋》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从原来的9个专门研究领域^[5]拓展为19个领域，这包括文艺学、美学、文学、史学、心理学、管理学、人学、法学、医学、烹饪学等10个新增领域，并发表论文109篇，专著11部。其四是《吕氏春秋》通论性著作和比较研究著作，如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刘元彦《杂家帝王学》、李维武《吕不韦评传——一代名相与千古奇书》、方诗铭《论吕不韦——兼论杂家的出现》、王范之《〈吕氏春秋〉研究》，吕艺《〈吕氏春秋〉研究》、以及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研究分析——兼论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修建军的《〈吕氏春秋〉与道家析论》、《〈吕氏春秋〉与墨子》、《〈吕氏春秋〉与阴阳家》、《〈吕氏春秋〉与〈荀子〉思想主体之比较——兼议学派属性的一般问题》、王克奇《〈吕氏春秋〉、〈韩非子〉异同论》、［台湾］傅武光《〈吕氏春秋〉与先秦诸子之关系》、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等著作。(www.xing528.com)

对于先秦杂家《尉缭子》和《尸子》的研究成果比较少，将它们放在先秦杂家这个领域内来研究的更是微乎其微。《尉缭子》竹简出土以前，近代学者对本书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书的作者、时代及其真伪问题上。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里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尉缭的事迹，将《汉志》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和《汉志》杂家《尉缭》区分为两个人，前者的作者是梁惠王时的尉缭(简称“梁尉缭”)，后者的作者是秦始皇时的尉缭(简称“秦尉缭”)。梁启超认为今本是《汉志》兵形势家《尉缭》不完全的文本，杂家《尉缭》宋初之后就已亡佚。梁启超之后又有顾实的《重考古今伪书考》、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都从梁说。关于书的真伪的争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蒋伯潜《诸子通考》、张心澂《伪书通考》及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皆力证此书为“依托”、“不足观”;而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及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则又肯定其“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大量西汉时期的竹简，其中一部分是《尉缭子》残简，其内容和《群书治要》所录及传世本基本相同，伪书之说不攻自破。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尉缭子》的研究也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前期主要是一些注释考证及初探类的研究，如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1977年《文物》2、3期上公布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华陆综的《尉缭子注释》、何法周的《〈尉缭子〉初探》和《再论〈尉缭子〉》、袁宙宗《尉缭子时代考》、钟兆华《关于〈尉缭子〉某些问题的商榷》、詹立波《尉缭与〈尉缭子〉》、刘路的《〈尉缭子〉及其思想初探》;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有所拓宽和深入，主要有何法周的《尉缭子补正》及《尉缭子与互助法——三论尉缭子》、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钟兆华《尉缭子校注》、龚留柱《〈尉缭子〉考辨》、徐勇《尉缭子浅说》和刘向阳《〈尉缭子〉的军事法治思想》，张文儒《〈尉缭子〉里的兵法文化意识》，吴显庆《〈尉缭子〉政治考辩法思想》、刘小文《〈银雀山汉简〉〈尉缭子〉文字二题》等专著和论文，这些著作除了注释考证类之外，基本上都是把它作为兵书来研究。对于《尸子》的研究，几乎成了被学界遗忘的角落。1907年，箕荫著《尸子之学说》发表于《振华五日大事记》第34—35期。王籧常《尸佼传》(载于《诸子新传》中)、钱穆的《尸佼考》(载于《先秦诸子系年》)，孙启治、陈建体《〈尸子〉之辑本》(载于《古佚书辑本》中华书局，1997年)，以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李守奎、李轶的《尸子译注》等。除了箕荫《尸子之学说》外，学界对《尸子》的研究可以说没多大进展。

对于先秦杂家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什么是“杂家”，界定不清、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此问题的核心是先秦杂家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和思想体系，能不能成为独立的学派，到目前学界尚没有一致的认识。第二，中国的目录学著作中，哪些著作是有自己学术宗旨和思想体系的杂家著作，哪些著作是学者出于儒家正统观念所作的划分，哪些是目录学者为着编书的便利将新的学术类别的著作所作的权宜划分，学界研究不够。导致先秦诸子学的研究中，对于杂家的代表人物及著作的认定和划分不明。第三，从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先秦杂家的产生、发展、形成，先秦杂家的理论方法、思想内涵及其思想的特点，作深入细致研究不多。第四，先秦杂家与西汉黄老道家及西汉学术思想的关系，以及对先秦杂家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等问题，学术界探讨的都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