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劣质煤清洁利用：研究进展与发展战略

第三节　国内外劣质煤清洁利用政策立法研究进展

殷召良、张鹏（2009）认为国家关于劣质煤清洁利用的相关立法目的有偏差。从各国环境法立法目的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不管其运用多少条款或者应用何种方式进行规定，从根本上讲，可以归结为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同认识，即是以保护环境或者保护人体健康为唯一目的，还是以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这就是学者所谓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学说。

冯飞、石耀东（2005）提出在借鉴国外成功的建立现代监管体制的国际经验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独立运作、政监分离、职能完善和有效监督与制衡的现代监管体制。从宏观视角认为中国现行能源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不适应未来能源可持续。主要表现为综合协调能力不强、政策执行能力不够、社会性监理不足、中央与地方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监管职能不到位、监管力量不足。

李世祥（2011）提出为了优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缓解由此导致的环境问题，我国必须加大煤炭资源清洁化利用力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促进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应用的政策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政府应该从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基金管理、技术研发与引进、技术应用与推广机制等方面改进政策措施，以解决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

林欣欣（2001）提出尽快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绿色会计制度。应将洁净能源的开发、建设和利用项目纳入国家政策性银行，在贷款利率、还贷期限方面给予优惠，以加快其发展。建立一定范围的能源市场体系，包括一次、二次能源市场，技术服务市场，洁净能源设备市场，洁净能源工程市场以及废物综合利用市场，首先是洁净煤市场。苏明（2005）从财政税收的角度提出调整和完善可再生能源增值税政策，实行投资抵免制度，加速折旧，加大研发费用的支出份额。吕拉昌（2003）建议建立清洁能源开发银行，作为清洁能源开发的资金保证。刘立麟（2012）建议政府应创建良好的产业培育体系，完善洁净煤技术标准体系、激励体系、研发体系，建设节能减排考核体系和适用的技术推广体系。朱跃中、周大地（2005）认为可持续发展、环境控制仅仅依靠产业政策和行政指令是不足以保证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必须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激励政策，要与法规条例政策相配合，要与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张正敏、李宝山、祁和生（2005）从政策应用的一般分析入手，详细阐述了我国清洁能源政策的法律基础、清洁能源政策的分类、特点、应用范围及效果，提出制定清洁能源政策及决策的一般原则和操作步骤，认为清洁能源政策可以采用成本效益分析、费用－效果分析、头脑风暴法、政策听证会等决策方法。(www.xing528.com)

国内清洁能源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创新的有关研究主要涉及煤炭行业结构、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张艳在对煤炭行业管理体制创新进行研究时认为，我国的政策，不论是研究还是实施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我国能源工业政策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形成能源产业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1994年4月，国家计委开始着手研究和制定中国的能源工业产业政策，并最终形成中国能源工业产业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产业政策一直没有正式操作。

针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方针——坚持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大中小煤炭并举，产业结构以煤炭为主、多种经营的情况，以及小煤矿的开发出现无序开采和资源严重浪费等现象，孙洪志提出煤炭行业的管理体制创新的改革建议，认为应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地区平衡和总体合理布局的要求，对国有重点煤矿生产技术和地方煤矿、乡镇煤矿技术水平作出要求，防止污染，优化能源结构。

世界银行进行了一项研究，就中国2001—2005年的“十五规划”的洁净煤技术开发与推广问题，为原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SDPC）提供了政策建议。研究认为，在努力维护煤炭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平衡问题上，洁净煤技术起着最关键性的作用。其目标是，回顾所有与中国洁净煤技术开发相关的问题，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如尽快获取烟气脱硫和循环流化床技术。同时，关于现行规章制度、决策过程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也至关重要，有必要提高环境监测和执行力度，建立技术选择和污染控制技术的决策系统等。

由美国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与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开展了一项关于“中美能源展望和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研究”（2008）。该项研究中，煤炭燃烧和污染控制章节主要对中国和美国劣质煤清洁利用技术的现状进行了阐述。研究结论和建议主要面向中美两国的政策决策层，并注重于研究监管方面的问题。中国应充分利用洁净能源和技术，并加大对污染的监管、惩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