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现代化：从非纳粹化到民主化

第六章 现代化进程的新起步

第一节　从“非纳粹化”到“民主化”

一、新起步的前提

德意志民族给这个世界以及它自身所带来的苦难，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所能比拟。当纳粹德国于1939年9月点燃的战争之火燃烧了六年之后熄灭时，仅在欧洲就已有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1700万士兵和1800万平民遭到了屠杀。这场战争不仅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一片废墟，而且也给战后德意志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纵火者”自身的报复是彻底的，第三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宣告了普鲁士—德意志大国时代的结束。这个普鲁士—德意志大国是由容克贵族的代表人物、“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71年通过王朝统一战争建立起来的。正是这个大国的出现，才实现了欧洲大陆霸权从法国到德国的转移，并在1914年以前的帝国主义时代中一直维持着“小德意志统一”。为了夺取世界霸权，俾斯麦的后继者们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尔后又发动了新的世界大战。在第二次冒险失败之后，这个遗留下来的民族国家，现在已在希特勒的“德国要么成为世界大国，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的孤注一掷的侵略政策中毁灭了。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德国解体了：它东部领土的一部分划归苏联，一部分划归波兰，残剩的版图被苏、美、英、法四大国占领，连首都柏林也处于四大国的共管之下。

第三帝国的灭亡也给德意志社会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后果，这个社会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已荡然无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普鲁士容克贵族集团一直是德意志社会传统的统治力量，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产是他们牢固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集团在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化的同时，在政治统治中顽固地维护着传统的等级特权。正是这个集团垄断着德国国防军输送军官的权力，并操纵了威廉时代的政治。也正是这个集团尽一切可能缩短魏玛民主制的寿命，并将希特勒法西斯扶上了台。但是，两场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在1918～1933年的魏玛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这个传统的权力精英集团，以及它的文官、司法系统，连同它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都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而在纳粹时代，这个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已在希特勒对“7月20日密谋事件”的血腥报复中丧了命，所剩的少数成员，最后也在1945年战争炮火的荡涤之下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如果说希特勒“毁灭性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在战争结束后，在民主德国和波兰人民民主政权没收容克大地产的运动中，容克贵族在易北河以东的物质基础也丧失殆尽。逃往西部的少数幸存下来的容克贵族成员，已失去了庄园，贫困潦倒，在社会上毫无势力了。

与容克势力的毁灭联系在一起的，是德国军国主义的瓦解。自1871年俾斯麦立国以来，德国统治阶级一直鼓吹着“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以至于德国成为了一个军事强权国家。军队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皇帝的宫廷排列中，连少尉也是排在议员前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手中仍拥有武器的德国军队撤回到国内时，曾受到老百姓兴高采烈的欢迎，就好像他们是从战场上凯旋一样。这为兴登堡、鲁登道夫以及希特勒之流关于德军的失败是由于所谓“背后有人捅刀子”的理论提供了市场。将军事失败的责任推到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身上，来安慰德意志受到挫伤的民族自尊心，成为了魏玛时代反民主主义势力有效的阴谋诡计。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再也不可能重演了。德军无条件投降，500万士兵阵亡，250万士兵被关进战俘营，军火工业全面瘫痪，现代化武器尽数落到盟军手中，所有的军事设施全被摧毁。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里，德意志民族就已接连挑起、又连连打输了两场世界大战，彻底的失败迫使这个民族不能不去进行深刻的反省。统治阶级长期向整个民族灌输的那种“靠发动战争来谋生和证明他们有理由以此作为德国人存在于世”的传统思想顷刻瓦解了。“在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以穿军装而自豪的人了”^〔1〕。

与此同时，希特勒统治的崩溃，也带来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希特勒曾向德国人民许下过无数诺言，只有这一条是兑现了的：“如果我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便拖着德国人民一起跳进失败的深渊！”^〔2〕当盟国军队占领德国时，在战争留下的瓦砾中，只有千百万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没有工作的男女。他们在二战后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地位，只不过是被剥夺了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利，同时也几乎失去了一切财产的三等或四等国家的公民罢了。随着希特勒的自杀，再也没有人相信什么“条顿种族高人一等，命中注定要主宰欧洲”的“超人种族理论”了。纳粹国家给德国人民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从而也永久性地失去了它旧日的权威。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这样写道：“使希特勒万劫不复的是他使本国人民陷入的境地。凡是能迅速地宣布同他的遗产不发生关系的人都这样做了，那些细看起来无法这样做的人也这样做了。”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冯·克洛克科夫则这样讲道：“在这个时刻，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就是：仿佛除了希特勒以外，过去谁都不是纳粹主义者一样。”^〔3〕

当德意志社会上最为反动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这块土地不仅变得更为肥沃，而且也随之埋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种子。但是，变革的种子要破土而出，是需要特定的国际环境的，而这样的国际环境，恰恰由于这场世界大战的结果而造就了。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结束了德国的旧时代，而且也迎来了欧洲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作为国际政治上资本主义统治中心的欧洲的主宰地位，以及它内部的国家体系已经崩溃。自16世纪以来，欧洲的这种统治地位是由西欧各列强国家在向全球进行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上建立起来的。而它的内部冲突，过去一直是依靠它的列强成员的“现代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霸权倾向构成的平衡，也是依靠欧洲自身的力量来避免的。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旧有的欧洲国家体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它的结果，已经无情地粉碎了维持旧体系的一切幻想，并最终证明了这种旧体系正是体系自身毁灭的重要根源。

在旧欧洲主宰地位丧失和旧国家体系崩溃的同时，大西洋—太平洋的美国与欧洲—亚洲的苏联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旧欧洲崩溃留下的废墟已成为苏、美两个大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经济竞争以及强权政治角逐的场所。正如斯大林于1945年春所讲的那样：“这场战争非同以往，谁攻占了一块地方，谁就有义务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的制度，不可能有别的作法。”^〔4〕随着东、西方“反希特勒同盟”的盟友关系演变成“冷战”对手关系，新的世界均势形成了。苏、美两大阵营的对峙，取代了旧有的欧洲国家体系和世界格局，国际政治集团化的倾向，取代了欧洲的民族化倾向。在苏、美对抗时代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都不可能脱离这个新的苏、美两极世界体系而各行其是。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德意志人将如何克服它的过去呢？他们将如何回答关于政治民主这个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关键性的老问题呢？他们将遵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原则来作为这个社会的支撑点呢？他们又将如何开始这个民族的第二次工业化呢？对这些问题，由于苏、美两极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德国的分裂，在当时是有两种答案的，即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两个既有共同基础、又是不同道路的答案。由于45年以后的德国重新统一是在联邦德国的基础上获得的，因此，我们将对德意志现代化新进程的注意力集中到西德意志地区的战后新建上。^〔5〕

二、盟国的对德改造政策

德国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里就接连发动两场世界大战，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使得防止德意志向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复归，保证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世界和平不再受到可能的威胁变得十分必要。因此，在战争胜利在望的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一致认为，至少在一个过渡时期里，对德国实行占领式的国际管制是绝对必要的。这次会议的公报宣称：

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意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我们的宗旨不是要消灭德意志人民，但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生活以及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希望。^〔6〕

显然，彻底铲除纳粹主义，防止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成为战胜国一致的对德政策的核心。

在欧战结束后的1945年7月至8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尽管苏、美、英三大国在关于战后安排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争吵，但他们仍然进一步确立了盟国一致的对德国进行改造的“四化方针”，即著名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7〕这同时也成为战胜国在各自占领区内推行所有措施的基准点和政策框架。

“非军事化”随着德军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实际上已大体实现了。因此，在对德意志社会进行政治改造方面，“非纳粹化”和“民主化”自然成为占领国家必须贯彻的主要方针。尽管在“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盟国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在这一点上它们还是达成了一致，即在没有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种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它们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魏玛民主制度，最后是如何“选”出了希特勒这个法西斯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同时，由于纳粹统治并不是依靠德意志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而仅仅是靠了盟国的军事成就才被推翻的，因此，东、西方盟国一致认为，对旧政权的清算不能由德意志人自己而只能由盟国占领当局来进行。

但是，在组织一个统一的管制德国的中央政府问题上，苏、美、英、法四大国无法达成真正的一致，这里除了有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因素外，还因为西方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分歧，因此，事实上有影响的决策职能，也就转移到各占领区军政府的头上了。这不仅导致了占领区的地区化，从而使德国的东、西部分裂势所难免，而且也影响到“非纳粹化”在西部各占领区的实际贯彻措施和程度迥然有别。

法国认为，“非纳粹化”就是非普鲁士化。“普鲁士，它最危险地体现在希特勒身上，在丧失了它的领土基础之后，也就再也不能施加同样的精神和影响了。”^〔8〕法国支持肢解东普鲁士，以及要求对普鲁士的莱茵省鲁尔区实行国际管制，都出于这种理解。同时，法国认为对人的清洗仅仅具有辅助性的作用，因此，英国在清洗上，将目标一般只对准罪大恶极者。

英国认为：“非纳粹化”实质上是一项司法程序。^〔9〕因此，英国寻找和惩办的是那些法律上公认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并在对这些罪犯起诉和定罪时，总是尽可能地运用德国的刑事法。总之，英国设法审讯的不是所有的纳粹官员，而是那些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以及领导核心集团成员。

在西方占领国中，最彻底贯彻“非纳粹化”的，是战后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早在战争还在进行的1944年8月，罗斯福就在一份关于美国战争目标的备忘录中指出：“必须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记住，这整个民族卷入了一场狂放不羁的反对现代文明法规的阴谋。”^〔10〕而且美国公众舆论中出现了这种倾向：“不仅仅是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还有那些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要对侵略战争，非人道的暴行和世界的苦难负责。”^〔11〕但在关于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以财政部长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民族—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德意志人的本质特点。由于大部分的德意志人都参与了纳粹暴行，因此应该无情地惩罚所有的德意志人”。他们主张将占领部队的责任限制在纯粹消极的管理上，主张“将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他们认为：“在它的政治和经济潜力丧失之后，德国，作为一个由大国集体保证的国际秩序中的和平破坏者，应被抹掉，因为根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德国。”^〔12〕在这种设计中，未来的法国，应成为美国稳定政策在欧洲的桥头堡。以陆军部长史汀生为代表的美国自由—保守主义者们则认为，应在为美国战前的国际经济关系开拓新发展余地的总方向上，来解决德国问题。为达此目的，他们在将纳粹主义解释为一种“集体犯罪现象”的同时，没有忘记将一个“极权主义独裁式的犯罪领导层”与“另一个德国”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这‘另一个德国’能够在魏玛民主传统和这个民族的‘民主人士’中得到体现。如果将纳粹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者这些‘篡权因素’从德意志上层中扫除掉，其余的德意志人应能被免予惩罚。为了欧洲未来的权力新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稳定化，德国仍可以被作为反苏势力的桥头堡而被保存下来，并使之从政治上与西方合为一体”。^〔13〕

由于摩根索与罗斯福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更由于罗斯福对未来抱有美、苏联合统治世界，维持世界和平的打算，因此，在对这两种计划的妥协方案中，罗斯福是偏重摩根索方案的。在1945年4月20日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总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由于在最后粉碎日本的顽抗上，美国仍盼望苏联的合作；另一方面，在欧战结束之际，美、苏之间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必然发生的对立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因此，杜鲁门政府仍在贯彻罗斯福的意图。这样一来，主张严惩德国的摩根索方案的思想便体现在1945年5月2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给美国占领部队的《1067号指令》中。这份指令的开头这样宣布：

必须使德意志人明白，对德国的占领不是为了解放它的目的，而是为了征服这个被打败的敌国才进行的。^〔14〕

尽管德意志的反纳粹人士在盟国攻入德国之际就已开始组织、重建自己的政党，并开展起反纳粹的自发行动，但是，根据《1067号指令》，美国占领当局从一开始就是禁止占领部队与任何德意志人进行合作的，同时也是禁止任何德意志政党活动的，这也影响到了英、法占领部队的态度。因此，“非纳粹化”运动，在盟国实施对德占领时，是带着摩根索方案的特点开始的。

三、“非纳粹化”运动及其意义

“非纳粹化”运动第一阶段的高潮是1945年11月20日开始的“纽伦堡审判”。作为对纳粹旧政权的一场大规模政治清算，国际军事法庭对犯有“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和“反和平阴谋罪行”的5025名被告进行了公审。他们是首批被逮捕的第三帝国政府成员，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成员，纳粹党政治领导集团成员，地方组织的骨干分子，盖世太保、党卫队、冲锋队上层人员，纳粹任命的市长，以及在工业、贸易、农业、财政方面的所有领导人。其中806人被判处死刑，486人立即执行。同时，“纽伦堡审判”决定性地影响到了“非纳粹化”的进程，它强调了这种现代法治思想：“个人必须对他在尽职中和执行命令过程中造成的对法律的违反负个人责任。犯罪是个人的事，对集体的惩办应该避免。”^〔15〕

但是，为了贯彻纽伦堡国际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要将800万纳粹党员作为犯罪嫌疑犯逐个进行审理，是一项十分棘手而又十分繁重的工作，因为这种嫌疑犯仅在美占区的1300万人口中就占27％，即350万人！这自然远远超出了美占领当局所能胜任的审理能力，因为单就美军中懂德文的人数量极少这一点，就使仅靠占领当局来完成这种审理程序得花20年时间！美国占领当局终于认识到：“必须将由胜利者来进行的对德意志人的个人清洗，变成一种德意志人自我清洗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非纳粹化”问题上，应允许与德意志抵抗运动成员、有流亡经历的民主人士、“历史清白者”、政治上“无负担者”进行合作。正因为如此，德意志人才不再仅仅被作为清洗对象来看待了。1946年3月5日，美占领区颁布了《从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脱出来的法律》，并成立了有德意志民主人士参加的“解脱局”，这标志着“非纳粹化”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为了处理350万案例，仅美占领区就设立了545个法庭，招聘“信得过”的德意志人达2200人，并将嫌疑犯分为五类，即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无罪者进行审理。占领当局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唯有无罪者才能获得食品供应卡和正当的就业机会。由于美国在战后的政治影响，这种处理方式也迅速推广到英、法占领区。当1947年10月第二阶段结束时，西部三个占领区中有1667人被定为主犯，23000人被定为罪犯，15万人被定为从犯，100万人被定为追随者，120万人被定为无罪者。^〔16〕

第二阶段的结束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东、西方冲突的加剧，美国战略的转变所导致的。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相联系，美、苏之间在政治上发生了尖锐的对抗，“反希特勒大同盟”彻底瓦解。1947年3月，杜鲁门“遏制共产主义政策”，即“冷战”政策的出笼，6月“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宣布，标志着欧洲大陆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趋势已成定局。美国决心推行一项大规模的欧洲经济重建和社会政治稳定化的纲领，这里面也包括了要对德国西部进行经济和政治重建的方案。因此，1947年7月，以“史汀生计划”为基础的《1779号指令》取代了《1067号指令》，从而使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获得了比单纯的“非纳粹化”更多的优先权。美国现在的目标就是将德国西部纳入自己对抗东方阵营的战略轨道，使它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得力帮手。

因此，到了1947年10月，西方占领国已决定将“非纳粹化”的任务完全交由德意志人自己来处理，这标志着“非纳粹化”运动第三阶段的开始。在惩办了罪大恶极的罪犯后，德意志“解脱局”负责人并不想对剩下的那些“小党员”和“追随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希特勒极权独裁完全是强制性地将个人本身与纳粹国家和政党牵连在一起的，这些小人物对纳粹政治的依从，在那个时代里是一种“正常现象”，因此，他们采取了宽大政策。结果，这场“非纳粹化”运动最后经联邦德国议会于1950年12月15日所通过的法律，宣布在整个西部地区结束。

西部占领区的“非纳粹化”运动，是战后铲除德国纳粹主义完全必要的尝试，它对西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新起步，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这场运动中贯彻的民主、法治和人道主义精神，相对于希特勒极权独裁、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鲜明的现代性毋庸置疑，它在推动德意志政治与社会现代化发展上的进步性，也同样毋庸置疑。如果说，在战争结束之际，广大德意志民众还只是因为希特勒政权给他们造成了困境，因而才使纳粹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失去了权威的话，那么，通过这场对旧政权的清算，通过对罪犯的确认和惩办，通过对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以及邻国数千万无辜者的令人毛骨悚然之罪行的揭露与控诉，迫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式的自我反思，迫使他们在西方国家强制实行的“再教育”的道路上，不能不为所有这些以整个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赎罪。这种整个民族自我批判式的反思运动，恰恰是日本——这个过去的东方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所从来都没有彻底进行过的。

通过对法西斯极权独裁政府仇视人类的极其反动本质的揭露，“非纳粹化”运动也第一次真正粉碎了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统治阶级一再向这个民族的人民灌输的那种所谓“独裁国家是人类最高成就”的反动思想，使这个民族的人民终于认识到，德国历代专制、独裁国家的虚假面纱，都不过是将它们自身打扮成合法政府的一种装饰。因此，“非纳粹化”运动为在德意志社会和政治思想上扫除专制、独裁主义，扫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作出了贡献。没有这样一种前提，民主制度是难以在西德意志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起来的。

“非纳粹化”运动取缔了纳粹党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部门和组织，废除了一切纳粹法律，逮捕法办了纳粹头目和战争罪犯以及支持纳粹的得力人物，并将一切罪大恶极的纳粹党徒从社会各级部门中清除了出去。这样，他们在西德意志社会各领域中留下的位置，只能由德意志的民主力量来填充，否则占领统治的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因此，从允许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参与“非纳粹化”运动开始，占领国家便加快了西部占领区的民主建设，并允许各民主政党正式建立和公开活动了。这样，到1947年10月第二阶段结束时，西德意志地区的乡、镇、县、市、邦，直到各占领区的各级议会选举已经完成，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各占领区政府也建立起来了。这就为英、美“双占区”，最后是英、美、法“三占区”的合并作好了准备。因此，“非纳粹化”运动实际上为西部占领区的民主政党逐渐接管国家权力创造了机会。

“非纳粹化”的原则也贯彻到战后西部占领区民主制度设计的工作之中。鉴于魏玛时代曾出现过希特勒式的“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教训，西德意志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必须用一种政治上的明智措施来防止纳粹主义的复辟，必须用更为周密的法律制度来保证这种民主制的有效而正常的运转，这正是1949年5月23日为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通过的《基本法》与过去的《魏玛宪法》的重要区别。《基本法》宣布了永远取缔纳粹党，剥夺它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通过议会竞选夺权的合法性。同时，该法废除了国家大事通过“公民投票表决原则”，从而也剥夺了纳粹复辟势力利用这一原则来进行反民主煽动和示威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基本法》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曾授予总统的独裁式的潜在权力，这种权力设置上的漏洞，曾允许总统在“非常时期”，在没有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任命总理来维持统治。^〔17〕1933年，并没有赢得议会绝对多数支持的希特勒纳粹党，正是靠容克贵族、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兴登堡总统根据这项法律扶上台的。而在《基本法》中，总统只有荣誉上的意义，同时也规定了必须由议会多数选出并对议会负责的“总理内阁制”。这样，西方民主议会制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德意志历史上终于第一次真正确立了。

因此，通过这场“非纳粹化”运动，这个社会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再也不可阻挡了。联邦德国不仅完全承认了“国家公民”的法律地位，而且对所有国民平等的基本法定地位的贯彻也是真实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性，也不再像魏玛时代那样仅仅具有纯粹的信条和教义上的意义了。通过《基本法》所肯定的“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形式，“国家公民”已取代了纳粹时代“民族伙伴”的地位。

总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正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德国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崩溃，战后西方盟国进行的“非纳粹化”政治清洗运动，以及战后联邦德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替代了德意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1848年那场德意志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独裁传统的任务，在迟到了整整100年后，在1949年终于完成了。

第二节　从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到“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一、“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意志的经济形势一团糟。工业总生产能力的50％以上已被战火摧毁。国民生产总值已倒退到1938年的40％的水平。^〔18〕最重要的铁路、隧道和桥梁都被炸毁，食品的日常消费已降到人均每日不足1000卡路里的水平。寒冷比饥饿的影响更为严重，可供给德意志人的家用燃料——煤——下降到战前大约25％的水平。住房的三分之一已被完全摧毁，还有40％遭到了严重破坏。上千万东德意志难民涌入西部，占了西德意志人口的20％。^〔19〕总之，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在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工业化”计划中，不仅规定了要对未遭战火摧毁的德国工业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拆除以充赔款，而且还规定德国未来的钢铁生产不得超过580万吨，工业应降到193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最低谷的水平。其中汽车工业要降至20％，机械制造要降至11％，重型机床要降至31％，不仅禁止任何武器生产，而且连滚珠、轴承、拖拉机、铝、镁、无线电通讯器材、远洋船只和民用飞机的生产，都在禁止之列。^〔20〕说到底，所谓“非工业化”计划，就是要将德国变成一个以农牧业为主要特点的国家。由于这一计划，德意志人的确是食不裹腹，疲惫不堪，前景暗淡。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社会混乱和物品短缺，占领国保持了纳粹政权的“统制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本身是专门为战争设计的，它的特点就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占有的前提下，食品、衣物凭票供应，全部原料和生产资料实行管制，生产有规定，销售有义务，冻结价格和工资，以及对外贸易实行全面管理。由于纳粹国家是靠债务来支撑战争的，滥发纸币已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帝国马克已形同废纸。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以战养战”的经济体制早已完全失灵，它的继续保留，也就逼着人们无视它的规章。黑市和腐败不断滋生，并吞没了伦理道德。美国香烟成为了商品的媒介物，而这种“香烟经济”对劳动成果与报酬之间关系的扭曲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随着1947年“冷战”的爆发，从经济上确保政治伙伴的地位，成为了美国对抗东方阵营新战略的必然措施。1947年12月，为实施《欧洲复兴纲领》，美国国会批准了在四年半时间里向西欧提供170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由于德国在和平时代曾向欧洲提供过高质量的工业品，更由于一道正在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分界线，正是从它的领土的正中央划开来的，甚至是从它的老首都柏林的正中央划开来的，因此，西部占领区就成为了欧洲战后经济重建的关键性角色。这样，美国将被战胜的敌国变成未来盟友的工作开始了。

美国依靠它未受损伤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早已获得了西方盟国对西部占领统治中在经济政策上的决定权，而美国新的世界战略，也更为迅速地改变了西部各占领区的独立化倾向。1947年6月，美、英占区合并为联合经济区，即“双占区”（法占区在1949年4月最后加入进来）。1947年7月，以“史汀生计划”为基础的《1779号指令》宣称：“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快地建设一种能养活自己的德意志经济为目标。”这是允许废止纳粹“统制经济体制”的信号。但同时它也声称：“直到对德意志的中央政府的形成和权力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德意志人不得赞成涉及到一种公共财产权力方面的措施。”^〔21〕这实际上是美国凭借军事占领的有利条件，首先否定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在德国西部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就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的经济改造方案的实施开辟了道路。

“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在经历了纳粹主义统治的灾难后，又面临着东方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强大压力之下，为维护西方民主制和私人财产占有制才产生出来的。这些“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看出，“如果西方的民主主义者不想在面临共产主义的挑战面前再失去他们的地盘，就必须整顿他们的世界”^〔22〕。同时，他们在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与纳粹主义上台的关系的回顾中认识到：“巩固民主制度必须有发达的经济来作保证，魏玛民主制的历史已证明了贫穷、失败只会是纳粹主义的滋生地。要防止纳粹主义的复活，仅有一种法律上的民主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制度必须与大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相联系。”^〔23〕而且，他们对酿成30年代大危机并在魏玛时代充分实施过的“古典式的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将它称为“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

这种资本主义，先是听任各个市场的参加者围绕着竞争原则去彼此斗争，后又通过私人卡特尔化，越来越形成了一种经济上具有垄断性的专权。特别是当这些私人利益集团与国家权力勾结在一起时，也就彻底破坏了竞争原则并造成了市场自动机制的失效，从而形成了经济和社会上强烈的依附关系，造成了大众财产上的丧失和无产阶级化，最后导致的就是纳粹主义的极权统治以及自由民主结构的解体。^〔24〕

因此，在由纳粹“统制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结构的转变中，这些“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抛弃魏玛时代的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代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力图在国家干预的控制性经济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间寻找一种妥协。在这里，市场竞争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仍是这一制度的原则，但同时也赋予了国家一种强烈的作用，即国家必须为竞争秩序确定一个框架，并不断保护这个框架。在保证自由进入市场和防止垄断行为的条件下，市场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主作出决策，而国家则可通过市场把各个市场参与者的计划，协调成一个国民经济整体。国家对市场中的获利者实行严格的累进税制，并通过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来实现国民个人收入的再分配，以期达到一种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的结合，从而为战后德国西部的民主制度寻找到一条出路。可见，“社会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前提下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

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论变成一种具体的经济制度，是在路德维希·艾哈德于1948年3月出任“双占区”经济部长，继而在1949年10月出任联邦德国国家首任经济部长的漫长任期内完成的。这场经济体制的变革给联邦德国带来了经济制度方面的新面貌，而这些新面貌在德国过去100多年的现代化发展史中是前所未有的。

这场经济体制的变革首先是从1948年6月21日的货币改革开始的。货币改革不仅一夜之间使“新德国马克”在整个西部地区成为了惟一有力的支付手段，更重要的是，它对西部社会的贫富差别产生了巨大的缓解作用，而这种缓解作用本身就是战后西部社会发展的一个条件。

众所周知，在战后初期，占人口总数20％的上千万东德意志难民，在向西部的艰难迁徙中已经两手空空，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的界限已相当模糊了。而西部的工业设施也被盟国飞机摧毁了一半以上，已经导致了大量企业家的破产，剩下的工厂中也有很大部分，或是作为大垄断巨头的财产被盟国没收和分解，或是由于“非工业化”计划而被拆除。因此，西部的贫富差别所产生的对立也得到了相应缓解。但是，仍有许多资本家通过战争还保存着巨大的纸面财富。而货币改革的头一个步骤，就是西占区每个公民头一个月只能领取40马克的“人头钱”，第二个月再加20马克，其余所有的债券、存款以后均按100旧帝国马克比6.5新马克的比率兑换，这就将这笔纸面财富的93.5％，即价值4150亿帝国马克的财产剥夺殆尽。^〔25〕因此，“也使得1945年以后，每个西德意志人所有的相同出发条件的单一状况，进一步地固定下来了，每个人都不得不以40马克（2个月后就是60马克）的‘赏格’着手经营”^〔26〕。

尽管，“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防止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个社会在面临战后这场经济新建的挑战与机遇时，它恰恰弥补了自从1807年普鲁士改革以来德意志社会所犯下的一个历史性错误。这场140年后开展的“新经济革命”，其进步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在无需照顾传统的特权阶层的前提下，在一种近乎于人人平等的相同出发局势下，通过采取既有国家严格规定和保障，又是更为自由的竞争原则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分化和多元化，是在完全排除了旧有的世袭等级地位，以及政治上的专横权势对特权阶层有意扶植的条件下，通过一种近乎于完全意义上的“平等机会”上的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即使是竞争中的失败者，国家贯彻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仍然给他们提供了再次的机会。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局势上的差别，连同现代社会多元化带来的利益上的差别，都变得既容易被人理解，也容易被人接受了。而经济活动中落后的封建传统因素和反动的纳粹因素被彻底扫除，正是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战后社会经济改革混合效应的结果。

这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对战后西德意志地区生产力的启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货币改革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其他变革措施如价格、工资制度的改革，一举改变了西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形势，从而为完全取代在战后已证明是效率低下的纳粹统治残留下来的“统制经济体系”打开了大门。正如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后来所描绘的那样：

黑市突然消失，柜台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工厂的烟囱青烟缭绕，公路上载重卡车川流不息，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一个景象，死一般沉寂的废墟已变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地。这种复兴的规模本身就已使人吃惊，然而更令人愕然的，则是它那么突如其来，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随着货币改革之日的一声钟响而启动的。^〔27〕

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对资产者的经济特权进行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也来源于艾哈德的“凡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国家的干预就是合适的”理论。因此，当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新的集中势头开始出现时，艾哈德便于1957年着手制定了《反限制竞争法》，并成立了联邦、各邦的“反卡特尔局”，以保护竞争自由，并铲除私人经济强权全面垄断市场的局面。该法的核心是禁止“卡特尔化”，它明确规定：

任何企业和企业集团原则上不得通过就价格、数量和瓜分销售领地达成协议来限制相互的竞争。违反禁令者，“反卡特尔局”可以处罚100万马克以下的罚金，此外还可判处相当于违法所得3倍以上的罚金。^〔28〕

同时，国家控制着企业的兼并。“当一个企业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销售额，并在销售量达到25亿马克后所进行的任何兼并，联邦反卡特尔局都将禁止。”^〔29〕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已不再能毫无顾忌、毫无困难地立即转变为社会上或政治上有意义的行动了。

同时，根据《基本法》中所肯定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私有财产要尽社会义务的原则”^〔30〕，资本占有者必须为每个雇员缴纳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的一半，以及工伤事故发生后的一切善后处理费用。通过累进税制，资本占有者必须为国库提供用于补助多子女家庭的一切费用，用于全民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免费教育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用于社会救济方面的一切费用。累进税率的严厉程度也实为世界少有。“对于年收入达到十万马克的经理人员的薪金，要征收所得税四万八千六百马克。这样高的、最高达95％的累进税率使得经理人员的薪金实际上有了一个限额。向企业公司征收的所得税的税率也很高，规定的最低税率为利润的55％。”^〔31〕这是对资产者经济特权的削弱，过去魏玛时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纳粹时代“统制经济”中资本野蛮剥削的特点有所改变。它使市场分配的部分结果极为广泛地转移到个人的社会收入份额中去成为了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战后所有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联邦德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是最小的，因而也使它成为了工人罢工现象最少的现代化工业国。

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改善了德国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首先在劳动保护政策方面，国家法律规定：禁止招收童工，禁止让18岁以下的青年工人上夜班，禁止休息日和节假日上班，不得让孕妇产前6周和产后8周工作，除了每周休息2天外，每个工人每年享受6周假期，其间工资照发。当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时，一概由国家支付。

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成立了由工会、雇主协会和国家委派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的各级劳动局。它们负责向工人介绍劳动岗位，提供职业咨询，促进职工教育，组织进修和改行培训。在此期间，劳动局还要为进修和改行培训的工人提供无偿补助、信贷和生活费，以及分居补助、路费和搬迁补助费。^〔32〕

在工人对企业决策的参与权方面，将1951年公布的《煤钢参与法》推广到所有经济部门。根据1972年的《企业组织法》规定，凡超过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应成立企业职工委员会，凡超过2000名雇员的企业应成立企业监事会，该会由劳资双方数量平等的代表组成。《煤钢参与法》还规定设立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具有平等地位的“劳动经理”。没有监事会内部职工代表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任免这位“劳动经理”。尽管这种监事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工人在企业中“当家作主”，因为监事会的主席一般是由股东的代表来担任的，但不能不看到，这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同时也反映了资本占有者对工人不得不作出的一种让步。在这种让步中，“录用、解雇工人的人事上的决定，已经不再能完全由资本家来支配了，而是必须与工人代表共同商议来解决。而在工人工资的改动上，只能做出有利于工人的决定”^〔33〕。

与此同时，一个极其严密的社会保障网，作为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立了起来。它保障了联邦德国公民的生存，并在他们面临疾病、工伤事故、失业、残疾、衰老、负担家庭甚至包括死亡在内的风险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从而也使联邦德国成为了战后世界中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

在失业保险方面，凡在失业前三年里缴纳过至少360天义务保险费的工作者（他只需缴纳该费的一半，另一半由雇主缴纳），便可领取失业保险金。若需抚养子女者，可领最后净工资的68％，其他人为63％，但最多不得超过832天，其间无需纳税。

在失业救济方面，凡无权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可领取最后净工资的58％，无时间限制。

在工伤事故方面，雇员无需缴纳保险费，一旦发生事故，保险机构便负责提供全部的医疗伤残金、伤残养老金；发生死亡时，提供抚恤金、遗属养老金，该金额为死者年劳动收入的40％。

在医疗保险方面，雇员也只需缴纳一半的保险费，其配偶和子女便均有权免费享受这种保险。

在养老保险方面，凡年满65周岁的男人和60周岁的妇女，只需在15年中缴纳过一半保险费者，便有权享受这种“正常养老金”，其金额相当于最后净工资的三分之二。

在鼓励家庭人口发展方面，每个有子女的家庭不管收入状况如何，可享受每月为第一个子女领取的50马克的补助费的权利。从第二个子女开始，这种补助费上升到100马克，第三个子女上升为220马克……这种费用一直支付到该子女年满27周岁。

在鼓励教育方面，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应使所有的青年人，不管其出身和父母收入如何，都能得到适当的教育，中、小学生可得到补助，大学生可得到贷款，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都是免费的。”德国社会学家海因茨·兰佩特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教育、等级、职业和收入的特权受到了削弱。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即变成一个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再以等级和出身为标准的社会，而是由每个人自己创造的、并为社会所承认的成绩所决定的社会。^〔34〕

通过这张社会保障网，每个联邦德国公民无论出身于什么家庭，在“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在生、老、病、死等问题上，已得到了国家法律的全面保护。它消除了在职者一旦丧失工作机会和超过工作年龄后经济上无依无靠的恐惧，甚至也为没有工作过的人们，包括孤儿寡母们在内，提供了一种超过生存最低限度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救济性生活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德国的保险体系不仅规定了一个在职的受雇者必须缴纳保险金的另一半，而且也规定了各种保险、救济等级金额上的差别，从而也使受雇者在职期间的工作努力状况与随之生效的享受社会保险权利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将全民免费教育（包括职业进修、培训期间所提供的一切免费）也纳入这个社会保险体系之内，这就使这种体系具有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培植生产力的功能。

因此，不同于英国、瑞典以及其他北欧福利国家，这些国家是不惜大举国债来操办纯消耗性、纯救济性保险的，而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险体系，由于它的全民性、广泛性、严密性，使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利于这个民主国家社会安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全民性质的社会保险体系的运转，不仅打破了俾斯麦于1883年创立福利制度以来的所有传统限制，而且也提供了更宽的社会福利面和更高程度的救济水平。当然，这同时也使得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总支出由1949年的99亿马克，上升到1978年的3000亿马克，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即等于社会保险福利每年对每人支出了4838马克”^〔35〕。

当人们要去回答为什么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梦想会破灭，而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的梦想却成为了现实这个问题时，就必须注意到，后者的成功是有着一场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来作为它的背景的。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与政治、社会体制现代化之间的同步化，才使它没有违背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内在矛盾的客观规律，因此，这场经济繁荣正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二个民主共和国获得巩固的关键性原因。

第三节　从“军事工业化”到“和平工业化”

一、“第二次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之后，作为旧德国一部分的西德意志地区，有一点并没有毁灭，那就是它在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工业潜力。正是在这种潜力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结果，最终结束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工业化”道路，并开辟了一个“和平工业化”的新进程，这同时也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化”。

1948年经济改革所开辟的“和平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在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零点”上起步的，而是在纳粹时代“暴力现代化”遗留下来的所有结果的基础上起步的。

“军事工业化”的纳粹时代，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希特勒政权将所有力量都纳入了战争经济轨道。因此，纳粹德国不仅很快实现了“充分就业”，而且还造成了工业劳动力的奇缺。同时，纳粹的农业政策，导致了大片小农的土地被容克地主兼并，加之工业上又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民大量从田野流向工厂。到1935年，农民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只剩下20.7％，这是自从1913年农业人口下降为40％以来的最大的一次下降。^〔36〕在战争的中期与后期，当壮年男子都被驱上战场时，与此平行发生的则是大量妇女从家庭被赶到了现代化的机器旁。因此，纳粹时代，就其对德国经济结构的影响上讲，恰恰是一个工业化规模获得前所未有发展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彻底埋葬了纳粹德国的这条“军事工业化”道路，并给德国留下了一片战争废墟，但它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这场战争使这个民族中更多的人成为了拥有工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的熟练劳动力。

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场敌对双方的高科技竞赛。由于对侵略战争“闪电式”进攻效率的追求，德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建立起现代化的空军，率先修筑起高速公路，率先进行了军用卡车、摩托车的大批量生产，一场现代交通运输业上的革命和一场现代电子通讯业的革命已在进行。而且，由于希特勒害怕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遭到一战式的英国“大陆封锁政策”的威胁，因此，他早在1934年就下令对战争原料代用品进行研究和生产。由于德国盛产煤，而代用品的生产出路也在于煤，因此，通过煤聚化和氢化合，德国在世界上最先取得了在合成燃料、人造橡胶、人造脂肪、人造皮革、人造纤维、塑料工艺技术方面的专利权，从而也首先开始了一场化学工业革命，并在导弹、原子弹研究方面一时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一点也正是迫使美国加快原子弹生产的原因）。^〔37〕战争无情地摧毁了这座“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但是，德意志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以及熟练工人所掌握的高科技生产水平，则成为他们在一个“和平工业化”时代所拥有的潜在优势。

战后盟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置，以及1947年后美国战略的转变，也出人意外地为西部占领区从“军事工业化”向“和平工业化”的加速转变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根据《波茨坦协议》，东、西方盟国在各自占领区贯彻了对没有被战火摧毁的、与军工有关的一切工业设施进行拆除以充赔款的“非工业化”政策。由于战后西部占领区经济的崩溃，已迫使美国自己必须每年拿出7亿美元的救济品才能在西部占领区防止大批人口的挨饿和政治动荡，因此，到1947年它终于停止了拆除工作，并着手将西部占领区纳入欧洲战后和平重建计划之中。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三个西方占领区内，与军工直接有关的、最大的1546家企业已被扫除，^〔38〕而这些工厂在一个和平重建时代中恰恰是无用的东西。若是将这一后果与即将开始的和平工业化进程联系起来看，它恰恰为西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设备更新作好了准备。

在波茨坦，苏、美、英三个大国领导为了防止未来的德国可能再次提出类似于1938年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从而吞并东部邻国，因此一致同意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新的西部边界以东的原第三帝国东部地区所有的德意志居民，全部移向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西。这一决定导致了1946年710万东德意志人涌入西部占领区。由于西部占领区的战后重建已经开始，而苏联仍在东部占领区内长期坚决彻底地贯彻“非工业化”方针，这又导致了从1947年至1961年之间500万东德意志熟练劳动力涌入西部社会（其中，1947年至1949年间达250万人，1950年至1961年“柏林墙”修筑前又达250万人）。而在“这些移居者中，从18岁至21岁者占47.2％，21岁至25岁者占36.4％，而且这些人机动性特别大，一般来说，学业已经结束”^〔39〕。因此，这1200多万难民的涌入，本身就意味着旧帝国劳动力向西部的快速聚集，这种聚集使得这个在1949年9月成立的、仅有2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人口在当时不足5700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竟然成为了欧洲、同时也是世界上熟练劳动力储备最为集中的地区。

这种人力资本的转移和熟练劳动力的聚集，正是战后联邦德国和平工业复兴的一笔最为重要的财富，其关键性的意义仅从以下的计算中就可以看出：“若是按每培养一个熟练劳动力平均投资15000马克计算，仅是东德熟练劳动力的涌入，其价值就等于为联邦德国节省了需要花在500万熟练劳动力上的300亿马克的培养费，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马歇尔计划援助联邦德国的15亿美元的规模。”^〔40〕因此，这不仅使联邦德国得到的这15亿美元能全部用于“和平工业化”的启动，从而使它拥有了欧洲最高的投资水平，而且也使联邦德国在50年代还能把它的教育和培训经费限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相对标准之下，而经济增长的机会丝毫没有减少，这种优势是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尽管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得到了27亿美元、英国得到了31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两国为什么都没有取得与联邦德国相应的经济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东德意志的难民，由于其所具有的年轻化和高教育化特点，恰恰支持了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成就。

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承担了联邦德国的战后防务，到1955年以前，在“和平工业化”进程中重新起步的联邦德国，是个没有一美元军费开支的国家。^〔41〕这就等于将纳粹帝国曾用于武装800万军队的庞大开支节省下来，全部用于了和平的经济发展。这种没有军费开支的优越性也只有东方的日本能与之相比。即使在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防务联盟”之后，由于西方盟国害怕德国军国主义“重新抬头”，摊派到联邦德国头上的军费开支，一直低于英、法的水平。况且，永远禁止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反而使得联邦德国既能坐享安全保证，又能幸运地逃避开支庞大的军备竞赛。而战后的这场军备竞赛，由于核武器以及新式常规武器系统价格日益昂贵，其费用也早已在无止境地盘旋上升，它不仅要耗去大量原材料和资金，而且还要耗去大量的科技生产力。在与英、法等国的比较中，德意志历史在这里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过去人们无法相信的证明：“彻底战败要比勉强战胜强得多！”过去德意志人曾因希特勒的“军事工业化”吃尽了苦头，而今，联邦德国人已能全力以赴，通过和平的经济增长，生产更多的民用产品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去促进国家的繁荣了。

因此，比起所有的西欧国家来，重新起步的联邦德国的确是“轻装上阵”。随着1948年货币改革的开始，占据优势的工业潜力在“和平工业化”进程中迅速释放出来，并极为显著地改变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

二、“和平工业化”与“经济奇迹”

“和平工业化”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联邦德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方面，从1950年至1960年联邦德国高于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8.6％。^〔42〕

在人均社会实际产值的增长率方面，联邦德国同样高于所有西方国家，达到5.6％，并在1965年以后继续保持3.9％的增长速度和世界领先地位。^〔43〕

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联邦德国从1952年的320亿美元上升到10年后的890亿美元，而在70年代后超过了6000亿美元，1980年达到8280亿美元，而1985年则达到了12300亿美元。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1985年联邦德国已超过美国，达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位的13590美元。^〔44〕

在年通货膨胀率方面，联邦德国则是西方国家中最低的，仅为1.9％。失业率也从1950年的7.3％降至1960年的0.9％，工人的实际工资翻了两番。到1986年，平均每个工人年收入为39638马克，平均每个职员的年收人为50747马克。^〔45〕

国家的黄金储备由1950年的1.1亿马克增至1960年的328亿马克，1980年上升为634亿马克，远远超过当时所有西方国家。^〔46〕从此，联邦德国的马克成为世界上最为坚挺的货币。

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德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一百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奇迹”，也对联邦德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和平工业化”进程导致联邦德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战争结束之初，西部占领区的农村成为比充满废墟的城市更能提供人们住、食的地方，因而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倒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最后总数高达1200万的东德意志难民。仅以拥有鲁尔区的英占区这个旧德国工业核心地带为例，其农村居民从1939年的9.6％猛升到1947年的23.6％，而整个西部的农村居民也普遍回升到24.6％以上，似乎西部在“重新农业化”。

但农村的“人满为患”，反而使西部农村越来越失去了乡村的痕迹。特别是1946年到来的那710万东德意志人，他们过去大部分是旧帝国的东部居民，当他们离开家乡的土地，并作为“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来到西部，而又无法从当地农民手中获得土地时，他们便与那500万东德意志熟练劳工一样，被迫将自身未来的命运与这个工业人口最集中的西部地区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了。特别是他们的到来，又恰逢西部突然被纳入“和平工业化”的进程，于是，“这些东部农村居民也就等于被赶进了工业现代化时代。他们当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在10年之内都成为了工人”。而且“也正是这1200万难民要在他们所不熟悉的社会里扎下根来，并生存下去的绝望努力，成为了战后这个时代竞争思想和工业化中极高的职业动员率的诱因”^〔47〕。这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农民，从而对就业者从低于平均生产水平的经济领域——农业——向那些对总生产能力能作出更大贡献的经济领域——工业——的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联邦德国地方工业的迅速发展，农业人口流失的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60年代初，联邦德国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3％，1980年进一步减少到6％，德国重新统一前的1988年，农业人口再度下降为5％。^〔48〕因此，联邦德国继英、美之后，成为了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少的国家之一，而在国内产值的比重方面，也成为了农林业比重最低的国家，1971年仅为2.8％（英、美均为2.9％）。在工业产值比重方面，联邦德国则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达到了53.5％（英、美分别为44％和34.2％），^〔49〕联邦德国已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现代化工业国。

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甚至接近消失，意味着全体国民的经济生活呈普遍城市化的趋势。这种对城市生活的依赖性，本身就是商品加速流通的刺激性因素。与此同时，旧德国的高科技熟练劳动力在联邦德国的聚集和储备，使联邦德国的工业资本往往能超越常规地快速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战争结束之际被中止了的为战争目的服务的交通运输业革命、电子工业革命以及化学工业革命，在改变了“军事工业化”方向之后，迅速向“和平工业化”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德国“钢铁时代”的结束，以及“汽车、家用电器”的“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不同于过去的“钢铁时代”，这种大众消费品能深入千家万户，因而为联邦德国的工业开辟了国内外广阔的群众性消费市场。随着联邦德国的汽车工业给数以百计的生产部门带来滚动性的“增值效应”，随着它的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再度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联邦德国的整个消费工业和投资设备工业中出现了新的生产周期。1950～197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品销售额比例数字表明，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原材料工业产品的增长率呈现绝对上升趋势，这2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14.5％、13.5％、12.3％、10.4％和10.3％，而钢铁产品的增长率却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仅增长9.8％。^〔50〕

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时代”里，大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得到了提高。到1980年每100户人家中，98家各有一台电冰箱，93户各有一台电视机，86户装有电话。^〔51〕而在私人小汽车的占有方面，1950年每1000个联邦共和国居民（包括儿童与老人）中仅为2辆，而在1984年已上升为412辆。在1947年，战后西部未被破坏的每段高速公路上，每天跑过的汽车数量平均为1400辆，而到1986年，在一个联结整个西部的稠密的高速公路网中的每段高速公路上，平均每天跑过的汽车数量已上升为33731辆！^〔52〕

当汽车和家用电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人们参加文化活动、改善住宿条件、开辟业余生活新领域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扩大了。这导致了大众消费需求向诸如饮食业、旅游业、洗衣业、保健业、科学、教育、艺术、出版业的服务产品异常迅速地转移，从而推动了联邦德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1960年，联邦德国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9.8％，1971年上升为43.7％，而第三产业中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了工业就业人数，1980年已达50％。^〔53〕联邦德国像其他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第三产业服务经济终于占据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导致了德国的分裂，并使联邦德国失去了原帝国东部农业区的食品供应，食品来源只能依赖进口。但是，在苏、美“冷战”的新格局下，德、法世仇和解，英国结束反德战略，联邦德国已被真正接纳进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之中。随着1950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向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美国的世界体系给予了联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所没有真正给予德国的东西——世界市场。而战后的联邦德国凭借着它强大的工业潜力、先进的高科技生产水平，确保了它在欧洲和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更高的生产率和更低的产品价格优势，因此，从1950年开始，联邦德国的对外贸易便第一次出现顺差。随后，它的出口贸易的创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在净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1950年为9.3％，1960年达17.2％，1970年上升为23.8％，1980年达到26.7％，1985年又上升为29.1％。1986年以后，联邦德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将日本和美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54〕它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来自对外贸易，同时，国内每5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取决于进口。

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发展规模，不仅在德意志经济史中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它深刻的后果在所有的领域中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并深入到社会结构与人们的行为动机之中。其中，比成就的规模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对“竞争原则”的彻底贯彻。

在社会福利保险制和反垄断体制的辅助下，“竞争原则”被整个社会所承认，意味着这个社会已完全接受了内部冲突的现代形式。“竞争原则”作为市场理性的原则，过去在德意志历史上一直是不太令人感到舒服的，特别是由于这个社会比别的工业化社会都更早、更快、更彻底的垄断化，因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形成的垄断化，以及垄断企业的“自由放任化”，导致的只是一种“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压制“公平竞争”的，因而才使“竞争原则”的真实贯彻在这个社会中实际上只有一种相当软弱的传统。正因为如此，“竞争原则”在战后40年中的广泛贯彻，恰恰反映了社会风格上的一种可喜进步。这种风格已经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出现了，它不仅通过竞争所带来的经济成就全面渗入到了经济关系之中，而且也渗入到其他的社会领域之中。人们对于市场，而不是对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偏爱，使所有那些用旧式传统观点来看待德意志社会的人都大吃一惊。(www.xing528.com)

固然对于许多德意志人来说，“纪律”、“服从”之类的“传统美德”，在引起他们对过去光环回顾的共鸣上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们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已变成了一连串无拘束的词句了。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成就、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住房、更好的汽车，以及更为轻松的远程旅游，扮演着远比过去的“传统美德”大得多的角色。更年轻的人总是更少对权威、“传统美德”之类的东西表示尊重的，这样的东西已经只是他们的父辈们，尤其是他们的祖辈们才会去推崇的了。因此，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对个性价值表示尊重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将个人所经历的幸福置于其他东西之上的。因此，过去那种所谓传统的“共同体”意识中的“整体感”已越来越多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掉了。

当然，由此也引起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一系列能被人们称之为“后现代”的问题，例如，尽管这个现代社会已极大地满足了经济上、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了一种极高水平的平等化和民主化，但是，对新的现代性的不适应又有了理智反叛上的新形式。关于财富增长是否或何时会达到极限的问题，关于如何维持和发展现有分配秩序的问题，关于如何克服这个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官僚化的问题，关于如何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问题，关于如何保持思想平衡与理智和谐的问题，关于如何克服虽有物质上的富裕却依然找不到幸福感的问题，关于如何才能真实地贯彻“终极关怀”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才能为这个社会找到它的终极目标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已作为现代性的新问题提出来了，它们向未来学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得重新解释、改造并求助于基督教传统的努力受到了普遍的新重视。

但是，战后“经济奇迹”给联邦德国社会所带来的那些主要的变化和倾向，从政治上讲，恰恰又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场“经济奇迹”已经克服了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危机，而且在经历了这场灾难后，后起者的优点在这里是很明显的，德意志社会今天比法国、英国、意大利社会都更为稳定和更具匀一性；变得富裕起来的人口大众，也不会转而去拥护“新纳粹”政治集团所希望的那种对个人自由权利进行剥夺的权力垄断。在这里，不仅是富裕本身，而且更有对富裕的个性主义参与方式本身，才足以构成对“新纳粹”力量抵抗的源泉，要想将这样一个民主社会重新装入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紧身衣中去，已不太可能了。的确，正如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所说的那样：

当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当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快地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新纳粹主义”在这个国家中突破的可能性已变得微乎其微，它的危险性已不再能表现为通过夺权来给人类造成威胁了，而仅在于它有时还能够干扰这个民主国家政策上的制定。^〔55〕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能够说德意志民族已经由过去靠战争谋生的世界头号“战争民族”，变成了世界上头号的“商业民族”。

总之，战后联邦德国社会获得的这股猛然得到加速的现代化推动力，恰恰来自于对德意志社会传统的内、外环境结构意义深远的破坏，这种破坏首先要归功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给德意志、欧洲以至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全面性结果，因为正是这种全面性的结果，才对这场破坏产生了最为决定性的正面强化的作用。而联邦德国在战后40年中所取得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又反过来为两个德国的重新统一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结束语：统一的德国与德国的统一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它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首先纳入一个民族统一框架内来进行，总是比让这种进程处于民族分裂状态之中更为有利。这是因为，统一的民族发展框架，比较起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民族存在来说，总是能够为这个民族的整体提供更为直接的信息传播形式、更为有保障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为便利的资源配置，以及更为活跃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一句话，总是能够提供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因此，对于所有那些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来说，民族统一总是作为一个问题、一项任务、一种理想来出现的。但是，民族统一的条件又是不能脱离一个民族的周边国际环境，不能脱离历史给它留下来的遗产继承物的。

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启程以来，特别是当周边大国已经用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完成民族集合，有的甚至已经在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化社会的时候，德意志民族的居住地则由于地处中欧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过去沉重历史的合谋，成为了一个既无明确的民族边界、又处于严重分裂中的世界。这种多达近300来个大、小邦国的分裂化，不仅使它成为了欧洲各种势力施展各自野心的竞技场，而且也一再引起了它周边邻居们对维持它的分裂状态的共同兴趣。即使是那个在拿破仑战争后根据“维也纳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同盟”，也仍然是作为欧洲的东、西方力量的“缓冲地”来出现的。这个由30来个邦国组成的同盟，也只具有邦联的性质，因而德意志世界仍然是分裂的。这种分裂状态无疑严重地干扰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它使德意志社会的现代化不能在统一的民族框架内步调一致地进行，而只能在各自为政的邦国化框架中非同时性地进行。然而，由于这个地处中欧的民族处于周边大国监控之下的特别的国际背景，已经使得它那一再受到历史性延误的民族统一问题，不可能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便利、孤立地解决了。

所有这些对于俾斯麦这位德意志历史上最精明的政治家来说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俾斯麦的幸运在于，他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赶上了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由于发生了一种对欧洲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事件，才被作为“机遇”而独具意义地出现的。这种“机遇”，也被后人习惯性地称为“克里米亚效应”。

作为以沙皇俄国为一方，以大英帝国、法国、土耳其、撒丁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结果，维也纳会议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大国政治的协调体系受到了干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沙皇俄国在它的军事失败以后，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内部的现代化改造上去了；而大英帝国则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由于它自身庞大帝国内部的多重问题而耗去了主要的精力。因此，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国家体系中这两个最为重要的翼侧大国——俄国与英国，由于内部的弱点，确切地讲，由于它们各自在欧洲以外的“义务”，才容忍了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政策，从而也才使得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在1866年与1870～1871年这两场决斗式的战争中，如此孤立地得到了解决。^〔56〕

但是，无论是1866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德意志世界中的普—奥二元性霸权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还是在1870～1871年进行的那场围绕着欧洲大陆优势地位的德法对抗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在精明的俾斯麦看来，都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统一国家，必须在它的建立过程中既不成为英国的、也不成为俄国的小伙伴的情况下，来取得一种完全独立的、也是半霸权的强国地位。

俾斯麦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尽管主要来自这个社会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斗争的结局，但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相适应的。这种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满足了他在内部政治上维持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了他在对外政治上维持独立性和半霸权地位的需要。这种后来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半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君主立宪制，恰恰采取的是西欧立宪君主制与东欧专制君主制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这种中间形式也使得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成为了西欧与东欧政治体制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有一种拥有国家财政审批权的国会，也有一种公民选举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选权”，因而在当时最重要的欧洲翼侧大国英国看来，是与它自身的君主立宪制有着极大相似性的；这种体制同时还保存着一位能真实地决定首相任免的君主，一位国家军队只向他效忠的传统专制主义的皇帝，这在另一个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沙皇俄国看来，又是与它自身的东方专制君主制有着极大相似性的。^〔57〕

尽管在这个时代里，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还远远未表现得像20世纪的国际政治中那样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和原则性，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对于英、俄两国最初接受这个在中欧出现的独立的德意志统一国家来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如果在那场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宪法冲突”中，以俾斯麦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失败了，而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们获得了胜利，那是完全有可能使一个统一的德国遵循与英国同样的政治模式的，也是完全有可能使它在外交政策上成为大英帝国的小伙伴的。反过来讲，如果在“宪法冲突”年代里，容克贵族军官团中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们策划的推翻俾斯麦的国家政变计划获得了成功，那同样也是有可能导致这样一个德国在宪法政治上和民族政治上向专制的沙皇俄国靠拢，并在对外政治上充当俄国的小伙伴的。这两个大国尽管都希望一个统一的德国能成为自己的小伙伴，但是当这种希望不能实现时，也是绝不愿意看到它成为另一个翼侧大国的小伙伴的，而这一点恰恰给这个由俾斯麦统一的德帝国留下了在对外政治上采取独立行动的余地。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新的民族统一国家的奠基人，俾斯麦同时还看到了欧洲权力均势格局对这个新的民族统一国家组合上的特别要求，一个地处欧洲中间位置上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长期稳定性的成果，本身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组合形式能否被它周边大国所接受。因为德国与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同，它的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使它有着比任何国家都多得多的邻国，一旦当这些邻国感到它们将会处于一个过分强大的民族帝国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就会防患于未然地联合起来，首先向它发起攻击，那么，不仅德意志的统一是不能成功的，而且即使它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也会由于它所处的欧洲中间位置自然而然地处于包围之中，成为众矢之的而朝不保夕。因此，俾斯麦没有采取将所有讲德语的德意志人都包括在一个民族集合体中去的“大德意志统一”方案，而是采取了一种“小德意志统一”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过去的那个“德意志同盟”中最大的邦国奥地利，连同它的多民族集合体，被排除在未来的新民族统一国家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德意志统一是一种排除了那个最大的、也是多民族邦国奥地利之后的，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此，俾斯麦信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民族主义，一种“并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民族统一意义上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他所建立起来的统一民族国家，也是一个没有真正彻底实现文化民族统一理想的民族国家，它的现代性表现在对一个新民族的塑造上，这个新民族并不包括所有讲德语的日耳曼人。^〔58〕

当然，这种排除了奥地利的“小德意志统一”的俾斯麦方案，无论从内政上讲，还是从外交上讲，都是建立在一种需要高度艺术性和高度政治操纵性技巧的力量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的。由于这种民族力量聚集上“小德意志统一”的局限性，由于这种政治体制上的东、西方中间性特点，由于在对外政治权力实施上经过俾斯麦谨慎估量的行为界限，由于这个新帝国所作出的“它在这个大陆上的领土要求已心满意足”的声明，才使得它的邻居们认为，让这个新独立的“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作为曾经是东、西方力量缓冲地的“德意志同盟”的替代物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当欧洲体制中那两个翼侧大国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全神贯注于欧洲中央局势的时候。因此，俾斯麦为建立这个新民族统一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尽管是作为对“维也纳体系”的破坏来出现的，但在它的邻居们看来，同时也是可以被作为对这个体系裂缝的补充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的统一国家才被欧洲的权力体系接受了。

然而，在1890年俾斯麦首相任期结束之际就已经表明，德意志内部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多元化社会对政治体制的压力，地缘战略上的形势，军事技术上的进步，经济霸权主义的动力，以及帝国主义扩张时代的特点，都使得长期确保这个统一帝国内部体制的稳定化和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半霸权地位成为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德意志社会内部和外界的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已经使得一种固定化的国家政治模式和对外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由于这个体制自身的成就和缺陷带来的，而与此同时，整个欧洲的权力旧体制也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这个比谁都发展得更为迅速的现代化民族强国的国际能量了，因此，统一的德帝国的发展成就，是与它所受到的内外压力，以及它的野心成正比例的，也是与它所面临的危险性成正比例的。于是，对这种能量的喷发进行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打响了。

在这场抑制与反抑制的国际斗争中，德国走上的是“世界政治”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如果这个统一的德国，既不去谋求与英国的、也不去谋求与俄国的同盟保证，那么它就会受到两线战争的威胁，因为法国是它在立国之初就树立起来的“世仇”。但是，如果这个帝国选择英国或是俄国中的任何一个来作为它的盟友，那么它就会成为这两个翼侧大国之一的小伙伴，并因此得抛弃它要成为帝国主义世界中的大国的梦想。威廉时代的德意志领导层对这两种选择都是拒绝的，他们选择的恰恰是俾斯麦立国之初最先抛弃了的那个选择，即选择了另一个由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奥匈帝国——作为它真正的盟友，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亲缘性发生了作用。它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而且也使历次欧洲战争中从未体现出来的现代民族对抗性开始呈现出来。它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大德意志”的联盟合作，是唯有在讲德语的世界准备与它外部的世界进行对抗的情况下才会真正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政治远见的俾斯麦是一位巨人，但他也仅仅是一位在命运逼迫下提心吊胆的巨人，尽管在他的任期内，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压倒了他所预见的厄运。但是，那位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只是现代官僚政治中的一位原始人物，尽管他不知疲劳地修补，并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去避免那种不可避免的沉默无声的绝望，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中，这个统一的德帝国被逐进了一场无边的赌博之中。

在这场赌博失败之后，德国的大量领土和人口被分解出去了，但它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框架仍然得到了保留，并保证了它潜在的大国地位。这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比较起来温和得多的惩处，主要由以下原因所造成。其一，沙皇俄国在1917年的战争中由于自身内部的革命而崩溃了，刚刚新建立起来的那个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局势之中，随后它又面临着大量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负。因此，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个社会主义的苏俄，至少是暂时性地退出了欧洲大国体系，这就又一次地带来了“克里米亚效应”。其二，在德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崩溃的基础上，东欧出现了一连串的新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本身充当了所谓反共产主义的“防疫线”，从而也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俄国从边界上隔绝开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德国与那个东方翼侧大国现在不是邻居了。因此，在一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得到特别强调的时代里，一个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从政治体制上讲，本身是能够被它周围的邻居们所接受的，但是，从经济上讲，它并没有真实地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它得在缴纳巨额战争赔款的条件下过日子；从军事上讲，也不允许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得处于西方的严密看管之下。而德意志社会的传统权力精英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却恰恰通过这种民主制度而得到了保留。

在这里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格奥弗雷·巴拉克罗伊夫的一段话是合适的：

如果不是德意志传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成功地利用了沙皇俄国发生的那场十月革命，利用了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崩溃的排泻物，利用了对一场欧洲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恐惧，才维持了这个统一帝国的一种潜在的大国地位的话，那么，那个通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的建立小德意志民族统一帝国的决定，不用在1945年，而是早在1918年就已经被重新修正了。^〔59〕

这种潜在的大国地位是能够转变成事实上的大国地位的，但是，这要取决于能否运用高超的国际政治手段，能否再度推行一项在东、西方之间积极的平衡政策。为实现这个目的，这个基本保持了统一框架的德意志共和国，再度进入了欧洲权力体系中的一种位置上来了，这种位置是与俾斯麦时代德帝国曾进入过的那种位置相当类似的。因为就连那个现在不是德国邻居的苏维埃俄国，在它的对外政策中，也是将这个战败的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同样作为受战胜国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来看待的。而且这个苏维埃俄国由于其自身需要时间来进行它内部的现代化建设，并首先得求助于来自德国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从而也大大增加了魏玛德国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因此，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甚至在并没有完全驱走它“世界政治”野心的情况下，斯特莱泽曼开始运用俾斯麦式的、传统的大陆平衡政策，来逐步解除《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以期能为德国重新赢得事实上的大国地位。这种政策在当时也是存在着某种成功机会的，如果不是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在1929年10月他去世后不久就到来了的话。

但是，这些机会由于希特勒所实施的野心勃勃的狂妄计划而被毁灭了。这位充分利用魏玛时代德国现代化的全面危机，并通过传统权力精英们扶植上台的纳粹“元首”，企图通过战争来建立一种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并以此作为最后登上“大德意志世界帝国”全球霸主地位的阶梯。

在为这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所作的外交准备中，直到1939年9月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希特勒都一直是将“民族自决权”作为掩盖其侵略政策的有效工具来使用的。这种使用在遵从原意的表象背后，具有全面修改《凡尔赛条约》的每一项规定的目的，而《凡尔赛条约》本身又是与各民族的“自决权”原则并不一致的。这就为希特勒通过全面砸开《凡尔赛条约》的锁链，来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提供了一种行动上的虚假合法性。

正是在这种“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下，希特勒于1938～1939年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也表达了自从1848年三月革命和欧洲革命以来，从理论上讲可供德意志人想象的一种民族政治的选择。1871年“小德意志统一”帝国的建立，尽管否定了这种选择，但是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那场统一，同时也意味着讲德语的这个文化民族的头一场现代分裂。这种文化民族分裂的伤口所带来的痛苦，又恰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酷似一场德意志民族与它传统的外部世界的战争，由于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标志着德意志人失败的战争中的共同感受，由于一战后对这两个有着共同民族文化来源的国家所进行的类似的惩处，总之，由于他们所遭受的相同命运，而变得剧烈起来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世界中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具有了普遍的“大德意志统一主义”的倾向。

在1918～1919年，协约国即西方战胜国，出于平衡均势和强权政治上的考虑，没有去满足那个崩溃的奥匈帝国中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与魏玛德国合并在一起的要求，而这种合并本身也是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远程目标。但在1938～1939年期间，在英、法“绥靖政策”的高潮中，希特勒通过对维也纳政府所施加的压力，通过策划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暴乱，完成了这场“德奥合并”。随后他又将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统一了进去，并在1939年春，通过最后一次“非战争方式”完成了对默默尔的吞并。这种“不费一枪一弹”的领土获得，正是由于它能够用“民族自决权”以及“大德意志统一”的理想来辩护，因而也无疑在讲德语的世界里普遍受到了不难想象的欢迎。

希特勒建立起来的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采取的是一种既不同于它的西方邻居，也不同于它的东方邻居的政治体制——法西斯极权独裁的恐怖统治。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和经济体制如此鲜明地与它东、西两边的世界对立的，而且这种恐怖统治体制本身也是以不断向外扩张的方式来获取它“暴力现代化”的新活力的。它不言而喻的侵略性，是它周围的世界都十分清楚的，只不过在当时，欧洲大陆两边的翼侧大国，无论是西方的英、法，还是东方的苏联，都想利用这股危险的祸水去淹没对方罢了。在这场利用纳粹德国的斗争中，无论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还是1939年8月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结果都证明，恰恰是这些东、西方大国自己被纳粹德国的外交利用和玩弄了。“攻击一方，就是攻击我们全体”的认识，是在东、西方大国都遭到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攻击之后，才为他们所获得的。与此同时，一个注定令纳粹德国失败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也就建立起来了。

尽管希特勒一时实现了“大德意志统一”，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停止下来，而是直奔欧洲主宰和世界霸主的权力方向，为此而不惜向整个世界宣战。在希特勒权力的巅峰时期和侵略战争胜利的初期，他也曾短暂地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并占领了部分北非地区。但是，由于他所贯彻的霸权主义空间政策，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从欧洲强权政治与平衡政策的观点看来，已经使德意志民族的“大德意志统一”的组织形式，失去了任何政治上的信任和道义上的名誉。因此，当这个“大德意志第三帝国”在它自身点燃的战争之火中崩溃后，对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大德意志统一”的方案，作为一种可以想象的政治组织形式被排除掉了。而且自从19世纪以来，这种“大德意志统一”方案在欧洲平衡体系中就几乎从未有过和平实现的真实机会，因此，“大德意志统一”作为德意志人的组织形式也就被再度排除掉了。

在德意志为夺取世界霸权的第二场战争失败后，即使想要像1918年那样维持旧式的“小德意志统一”，首先从德意志社会内部来讲就已不可能了，因为这个社会已不再具有传统政治的连续性力量了，这支力量已经在纳粹“暴力现代化”年代里被希特勒毁灭掉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并没有给欧洲局势带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的结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能够带来“克里米亚效应”的又一场重复。相反的是，那个被希特勒所毁灭了的欧洲国家体系中的东方翼侧大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并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和崩溃，而是在这场战争中越战越强，并成为了粉碎纳粹德国统治的主力军。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苏联已成为了这片大陆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以至于这个大陆也只能更多地通过美国对欧洲履行的“义务”，才可能维持平衡了。在一场由反法西斯盟友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对手的转化中，对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的东、西方国家“冷战”式的对立，决定了德意志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民族统一体的解体，同时也决定了比历史上最为狭窄的德国统一版图还要狭窄的领域内，东、西两个德国的分裂。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再度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一种“小德意志式”的重新统一，也不可能孤立地依靠德意志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和世界格局均势的缩影。在以“柏林墙”为标志的分界线两边，西欧国家在美国的协助下，保证着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也保证着民主德国政治、经济制度与自身制度的相似性，因而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分界线，成为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阵营的分界线和“冷战”前沿。两个德国双双被集合到各自分属的由一个超级大国所维持的规模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之中，而且分别成为了各自体系内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程度最高、财政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就连民主德国也成为了人均产值高达一万美元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人在“北大西洋体系”内还获得了远比民主德国人在“华沙条约体系”内多得多的对外行动自由。

民族重新统一的理想，无论是民主德国人，还是联邦德国人，都从来没有放弃过。双方也都在担心，民族长期的分裂会使分裂的现实永久化。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联邦德国推行的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新东方政策”过程中，无论是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纪念碑前的下跪，还是施密特总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发表的东、西方和缓的演说，都不外乎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改变德意志民族的形象，即经济上强大起来的德意志人已经洗心革面，不再会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了，而是一支决心维持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了，他们能够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但是，这种民族分裂的稳定性，又是与两大对峙的军事、政治集团各自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德意志重新统一的理想，就仿佛是一只无声的海螺，要想让它再度发出声响，除非欧洲能再次出现一场“克里米亚效应”。

超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想象，这样的“效应”竟然再度出现了！苏联在与美国“冷战”式的长期对峙和军备竞赛的消耗中，在向外不断扩充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在经济上变得日益困难起来。特别是它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作为它力量虚弱的一个信号，就像过去沙皇俄国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一样，迫使它再度退缩回去处理它内部的事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世界超级大国连同它的东欧势力范围，陷入了一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并带来了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因而也给德国的重新统一带来了过去意想不到的机会。

联邦德国政府立即抓住了这次良机。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声称：

新统一后的德国将绝无其他领土野心，我们将把统一德国的进程纳入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去，统一的德国将是一个欧洲人的德国。作为欧洲人的德意志人和德意志人的欧洲人，我们将在90年代与我们的东、西方邻居中的朋友们一起共同走向欧洲统一之路。^〔60〕

在作出了“促进德国统一，完善欧洲统一，为世界和平服务”的一系列保证后，两个德国通过与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国所进行的“二加四”谈判，并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终于在1990年10月完成了这场德意志历史上的再次统一。

1990年10月3日，一面12平方米的黑、红、黄三色国旗，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国歌声中，升起在柏林市中心的勃兰登堡门上。科尔总理声称：“这是本世纪德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日子。”^〔61〕各国元首、总理们或是临场参加观礼，或是拍电报表示祝贺。无论怎样，在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一个重要日子的同时，人们也不免有各种担忧，甚至是恐惧。尤其是在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国家里，这种担忧和恐惧成为了西方记者们发布各种耸人听闻新闻的材料产地。在这些记者的笔下，有的实事求是地描述着柏林“新纳粹分子”的一场声势不小的非法游行；有的意味深长地谈论着关于两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合并之后在经济、政治上的国际影响；有的一本正经地公布了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新德国将独占鳌头的详细指数上的预测；有的煞有介事地描写着10年或是20年后的某一天，波兰不战而降，德军空降巴黎，伦敦坐以待毙，美国束手无策的有声有色的景况。……总之，被中断了45年的“德意志戏剧”在一个全新的、也是更为现代化的开端上又再度开场了。

这场重新开场的“德意志戏剧”的第一幕，就是新德国一次性地对不过10.81万平方公里的原东部地区投入了10000亿马克，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投资，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投资密度最高的一次性投资。四年后这场投资开始收效了，1995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高达34600亿马克，人均产值（若按8100万人口计算）约为42716马克。原东部地区的人均产值几乎翻了一番，而在同一时间里，西部地区经济也增长了13％！^〔62〕

经历了近200年之久的现代化进程，德意志才由过去的一个传统、分裂、专制独裁、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民主、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这近200年的历史，一再证明了欧洲局势对德意志统一强烈的制约作用，也一再证明了德意志对欧洲政局经常性地强烈干扰。因此，任何政治家的诺言，任何时事评论家的预言，都不足以使德意志的邻居们相信未来究竟是“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这个问题答案的肯定性，谁都不敢为这个拥有8100万居民、并空前现代化的强大新德国的未来打满包票。对未来良好的愿望与对过去恐怖性回忆中的担忧，在各国政治家思想天平上的分量几乎是同等的，越是靠近这个新德国的国家，对过去的恐惧与对未来的防范就越是显得强烈，而这恰恰又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

对于现今的德意志民族来说，尽管这场重新统一，结束了“民主代表着分裂，专制独裁代表着统一”这个德意志社会的旧时代特征，尽管这个统一的德国与整个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制度头一次变得完全相类似了，尽管这个新德国的经济又有了新的加速度发展，但是，从文化民族的统一关系上看，一个民族若是唯有“让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才算是最后完成了它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任务的话，那么1990年10月完成的这场德意志统一，仍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统一”，而只是西部德意志与老普鲁士奥德河—尼斯河一线以西部分中的德意志人的统一，因为在欧洲，如今至少还有1300万以上讲德语的人是生活在奥地利、瑞士以及这个新德国的其他邻国之中的。因此，要想让所有讲德语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看来最为理智的方法，就在于积极地谋求实现联邦主义的“欧洲联盟”的一体化理想。而这种理想，又恰恰是否定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族国家”这个现代化概念的，因为它同时也得让所有讲德语的人与至少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其他欧洲人一起，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治屋檐下。

除非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所有欧洲民族，都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了，因而必须用“新欧洲民族”的整体概念来取而代之，否则，未来的欧洲仍将不得安宁。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欧洲人，首先是包括德意志人在内的西欧、中欧与南欧人，早已在作“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伟大尝试了。它的成功将能为所有这些民族提供远远超出各自民族框架范围之外的更好的信息传播形式、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和市场、更便利的资源配置、更灵活的资金与劳动力流动，并能使他们用“统一的声音”与外部世界对话，因而也无疑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现代化发展条件。在通向统一货币、统一防务、统一外交的21世纪“欧洲联盟”的道路上，无疑还有种种无法预料的险阻，但是，这场伟大的尝试代表了欧洲人在面临外部世界日益崛起的压力下，对自身政治、经济、社会长期分裂状态克服的顽强努力，也代表了欧洲人避免自身沉沦的命运，走向统一、民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时代步伐。这是一场伟大的探险，一次光荣而艰难的航程。它的成功是可能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取决于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各民族政治家和人民的决心、智慧与努力。

注　释

〔1〕马丁·布罗斯查特、克劳斯—迪特玛·亨克尔、汉斯·沃勒尔：《从斯大林格勒到货币改革》，慕尼黑1989年版，第681页。

〔2〕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3〕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69页。

〔4〕米洛凡·迪基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法兰克福1963年版，第39页。

〔5〕西德意志地区于1945年5月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此时统称为“西部占领区”。1947年6月美、英占领区合并为联合经济区，也称为“双占区”，1949年4月法国占领区也加入进来，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在“东部占领区”也即苏联占领区，1949年10月成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1990年10月两个德国实现了重新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仍称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6〕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5页。

〔7〕恩斯特·多伊尔莱因：《波茨坦，1945年》，慕尼黑1964年版，第344页。

〔8〕尤斯图斯·菲尔斯滕瑙：《非纳粹化》，弗赖堡1959年版，第134页。

〔9〕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

〔10〕阿尔福雷德·格罗塞尔：《1945年以来的德国历史》，慕尼黑1975年版，第43页。

〔11〕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137页。

〔12〕恩斯特·多伊尔莱因：《现代德意志史，从俾斯麦下台到现在》第3卷（1945～1955），康斯坦茨1965年版，第13页。

〔13〕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139页。

〔14〕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64页。

〔15〕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147页。

〔16〕尤斯图斯·菲尔斯滕瑙：《非纳粹化》，弗赖堡1959年版，第227页。

〔17〕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17页。

〔18〕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11页。

〔19〕吕迪格尔·冯·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252页。

〔20〕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1988年汉文版，第38页。

〔21〕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105页。

〔22〕海因茨·迪特利希·奥尔特利布：《社会主义的变化》，汉堡1947年版，第62页。

〔23〕海因茨·迪特利希·奥尔特利布：《社会主义的变化》，汉堡1947年版，第54页。

〔24〕恩斯特·沃尔拉姆·迪尔：《有秩序的自由主义的本质与目标》，温特图尔1954年版，第54页。

〔25〕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14页。

〔26〕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2页。

〔27〕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1988年中文版，第48页。

〔28〕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1988年中文版，第56页。

〔29〕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30页。

〔30〕《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波恩1989年版，第28页。

〔31〕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

〔32〕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1988年中文版，第63页。

〔33〕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1988年中文版，第62页。

〔34〕维利·克劳斯：《社会市场经济》，波恩1988年中文版，第70页。

〔35〕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页。

〔36〕埃克·亨里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82年版，第373页。

〔37〕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606页。

〔38〕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39〕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2页。

〔40〕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2页。

〔4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页。

〔42〕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79页。

〔43〕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6页。

〔44〕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45〕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80页。

〔46〕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4页。

〔47〕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190页。

〔48〕《德国概况》，波恩1988年版，第180页。

〔49〕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4页。

〔50〕格尔德·哈尔塔赫：《世界经济中的德国，1870～1970》，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58页。

〔51〕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8页。

〔52〕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80页。

〔53〕韦尔纳·阿贝尔斯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5页。

〔54〕汉斯·耶格尔：《德国经济秩序史》，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233页。

〔55〕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796页。

〔56〕安德雷阿斯·希尔格鲁伯：《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欧洲大国地位的奠基人》，哥廷根1978年版，第107页。

〔57〕卡尔·哈默尔、彼得·克劳斯·哈尔特曼：《波拿巴主义，历史上的现象与政治神话》，慕尼黑1977年版，第85页。

〔58〕约翰内斯·维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11页。

〔59〕约瑟夫·贝克尔、特奥·施塔门、彼得·瓦尔德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历》，慕尼黑1987年版，第48页。

〔60〕赫尔穆特·科尔：《德国在欧洲中的未来》，赫尔福德1990年版，第203页。

〔61〕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80页。

〔62〕《德国，政治、文化、经济和科学杂志》，波恩1996年第4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