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暴力的现代化
第一节 反现代主义的纳粹主义
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研究，也许吸引了各国世界现代史专家们投入最多的精力。第三帝国具体的编年史研究，希特勒对外政策研究，以及纳粹法西斯侵略战争研究，也无疑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有关第三帝国时代中恐怖、残暴、野蛮、罪恶的知识，更是成为了现代人类必备的历史知识。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不是第三帝国历史的具体过程，而是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运动与德意志现代化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要认识纳粹主义的反动性，就必须首先了解纳粹主义激进的反现代主义性质，为此就必须首先了解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这对概念的含义。
所谓“现代主义”，就是指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人们不仅想成为现代化的客体，而且也想成为它的主体，不仅想理解现代世界，而且还想支配它的一切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主义本身也是与现代性的矛盾并存的，它既与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并存，又与现代化的美好前途并存。因此，现代主义概念的产生，表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本身，已意识到他在历史中处于不可避免的客体化过程中了，因而作出了刻画自身主体地位的反异化努力。但是，这种努力首先是在肯定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时，也是明确地以一种对新的现代性追求为方向的。所有的现代主义者，无论是启蒙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有着不同的政治方案和理想蓝图，在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
“反现代主义”的概念是针对现代主义才提出来的，而且事实上，也只有以现代主义为参照系才可以理解，它分享了与现代主义同样的矛盾。反现代主义本身同样也是受试图实现某些目标的冲动所驱使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现代化的新事物露面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只要现代化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实现或是背叛了解放人类的诺言，那么与现代主义一样，反现代主义本身也反映了来自不同阶层和权力位置上的人们对现代性的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的反抗，因而也同样能够找到它合法化的理由。但重要的是，反现代主义还往往表达了一种对过去非现代化社会深深的怀念，并且也是将它向过去退却的渴念与对未来乌托邦理想的向往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反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现实的否定与反叛，往往具有反理性主义的性质，因而也往往是以否定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文明成就为基础的，这一点将他们与一切现代主义者区别开来了。但是，不同的反现代主义者，其保守或激进的程度并不相同。保守的反现代主义者明确地以追求“前现代化”的社会形式为方向，虽然有时也喊出“革命”的口号，但往往还只是在现存秩序的框架内作渐进式的后退努力；而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则往往具有爆破现存制度的特点，他们向更为远古时代的退却往往是以“新开端”的面目出现的。但是，要想在政治上贯彻这种反叛努力，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同样也得借助现实的手段，即现代化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因而本身又是不可能真正脱离现代性的，或者说，这恰恰体现了一种扭曲的现代性。但是在这里，它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已不是意识方向上的现代性，而是手段上以及它所引起的效果上的现代性了。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艰难困境，早就导致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了。而现代化在魏玛时代更为粗暴、更为直截了当和不加掩饰的发展，使得现代性要么被一种盲目而无批判的热情所环绕，要么被人们带着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蔑视所谴责，因而也使得这场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但是，这场现代化全面危机的历程，已经极大地增强了反现代主义的力量，它不仅掩盖和淹没了现代主义反异化进步努力的光芒，而且也使所有反现代主义力量激进性的总汇集——纳粹主义及其运动像海底的一座不断向上崛起的冰川一样，终于露出了海面，因此，纳粹主义对德国的统治，反映的也正是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长期积压起来的矛盾总爆发的一个结果。
一、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体系
要研究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就必须首先研究希特勒的世界观和政治纲领，因为这位拥有无上权力的纳粹“元首”的思想意识和所作所为才是决定一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甚至可以将纳粹运动称之为“希特勒运动”。
在1924年写下的《我的奋斗》和1928年写下的《希特勒秘密之书》这两本书中，希特勒曾坦白地交待过他的纳粹主义（Natoinal sozialismus，也即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且直到1945年自杀前的《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中，这套体系都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然而，也正是这个极端反动的思想体系，成为了德意志社会在纳粹时代的13年中所要走过的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暴政道路上的路标。
归纳起来，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一种集民族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保守主义的大杂烩，其核心思想则是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反犹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来源于远古的、原始的所谓“日耳曼—雅利安人”必须进行反对犹太人的种族斗争，伸张“优等种族”的“世界历史性权力”这样一套伪科学的基础上的。它特别集中地反映了一种野蛮、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希特勒总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考方法，来向人们描绘一幅类似于远古时代内部封闭的原始氏族部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画面：
在这个世界上，除日耳曼—雅利安种族以外，其他来源或其他肤色的人都是劣等的，其中最为劣等的、最有威胁性的种族是犹太人。同时，这个高等、天然的主人种族，日耳曼—雅利安种族，比较起那些劣等种族来，总是拥有这种特权的，它履行着一种历史上的使命，那就是征服那些由其他劣等种族居住的国家，并将它们歼灭掉。而当它忘记了它的义务，逃避赋予它的使命时，那么它自己就将被歼灭掉。〔1〕
在这种反动残忍的种族理论中，希特勒将他所仇恨的一切东西都集中在犹太人这个靶子上。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中，他列举了犹太人的种种“罪恶”和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日耳曼人越来越脱离他们的社会了，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受到了它内部的敌人——犹太人的支配。”而且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单是现代资本主义魔鬼的暗喻，而且也是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的政治势力。现代的犹太人公社，经过若干世纪的颠沛流离而存在下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分散的民族，它是绝对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所同化的。但是，即使每一个现代犹太人可能都有一点原始的犹太人血统，也早已被极大地混杂了。犹太民族之间的真正联系，只是一种种族上特有的心理构成。这使他们不可能理解同化的过程，因而必须消灭犹太人！”他随即大骂：“犹太人是作为其他民族社会内部的一种寄生动物来生存的，是靠从内部分裂其他民族而兴旺起来的。由于吸收了犹太人，主人民族便被来自两个方面的政治光谱所毒化。”接着他又大谈犹太人是“万恶之源”的荒谬理论，他写道：“从右的方面，犹太人是使所有者和工人失去个性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者和宣传者；从左的方面，犹太人是利用工人阶级的不满制造阶级战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者。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犹太势力联合起来，分裂了他们主人民族的统一性。”〔2〕由此可见，他的反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所谓的反犹太“异族资本主义”，这种“反资本主义”与他的反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通过荒谬绝伦的所谓“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的阴谋论”，才获得了伪科学上的证明的。
希特勒甚至用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他第一个例证。他大骂“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联合，才毁灭了沙皇俄国的，而在1918年，德国也发生了这样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且，他还将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一概视为“犹太人的罪过”。“这种由犹太知识分子和鼓动家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仅仅是犹太金融统治的序幕……”在他看来，魏玛民主共和国只是一个“犹太共和国”。“因为魏玛德国已经越来越被犹太势力所控制了。犹太势力是通过使用金钱、出版界、左翼政党以及贸易联盟，如果需要的话，使用恐怖手段来统治德国的；异族资本已经无情地渗透了魏玛经济，阶级冲突已经加剧；魏玛民主阻止着任何本来能将异族置于本民族控制之下的强有力政府的上台；同时，魏玛的对外政策不过是为了取得与法国的和解，而这正是德意志虚弱的确实征兆！”〔3〕因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种族理论，也就与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和反东方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个所谓的日耳曼—雅利安种族兴旺起来呢？希特勒从种族主义理论出发，推导出他的强权政治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反映出他与过去德国大多数右翼思想家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淘汰法则”上的共同点，而且也是为他所要建立的个人独裁统治的“元首原则”服务的。
希特勒认定：“在种族斗争中，最强者将会余生并最终胜利。在这个世界上，自然淘汰法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强者胜利，弱者完蛋。而惟一正确的思考方式，以及惟一正确的逻辑就是要去导致强者的加倍强大。对每一位雅利安人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合乎逻辑的思考和行动，这种行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我所有的行动，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变得更加强大！”〔4〕
希特勒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样一个论题，早在1920年11月19日由纳粹党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就对听众们这样讲道：
历史是诸民族的斗争，这是一场几乎无可避免的竞争，为了生存和繁荣，一个民族需要足够的领土来给予它自己正当的支持。因此，我们未来对外政策的任务，就是占有并掌握足够的生存空间。为了能够成功地建立这样一个德意志世界大国，这个民族需要将它自己组织在一个能够动员、指挥联合力量的国家内。一个民族的力量，来源于它的领导能力以及它种族个性价值上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需要一种政治体系，这个体系应发展并赋予这个民族中有特别天才的人物以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像议会民主制那样总是害怕特别的领袖人物，唯有这样的政治体系，才能避免将一个民族分裂成互相争吵的利益集团。总之，要贯彻一种成功的对外政策，要在历史上实现日耳曼人的繁荣，这个民族需要统一在一个独裁主义的民族国家之内。这个民族，也只有当它贯彻了一场内部改造和统一化后，当它能够将整个种族，也就是它所有的人民，一致地投向对外政治的这个目标上去的时候，它才能有一场伟大的崛起。〔5〕
希特勒将德国过去的失败，归结为历届德国政府没有能力为迅速增长的德意志人口成功地解决生死攸关的“生存空间”问题，因此，他自诩为“扭转这个种族的衰落”是他“铤而走险的使命”。在《希特勒秘密之书》中，他谈到了有关解决日耳曼—雅利安人“生存空间问题”的五种选择：
头两种选择，即“控制生育”和“向外移民”，意味着限制并减少人口的增长，这是被他坚决加以拒绝的。希特勒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将无情地降低日耳曼人口的种族价值，因而也是完全有害的。”其理由是：“控制生育，意味着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来哺育更少的孩子，而一个民族原始的健康，是需要无情地从更大数量的孩子中才能发展起来的。向外移民，会送走这个民族最勇敢、最有价值的人，并会使日耳曼种族中这个最优等的潮流去为别的民族致富。”至于希特勒后来在反犹运动与“文化专制运动”中，仅在老帝国境内就驱逐了30多万人，其中包括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德意志犹太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些人具有日耳曼人的种族特性，或是他认为这些人的血液已被犹太人毒化了，因而留在德国恰恰是有害的。
第三种选择是“内部开拓”。希特勒写道：“虽然一种更紧张和更科学地耕作现存土地方法应被加以鼓励，但它的效果太有限了，以至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这种对技术所产生的超额期望，在其他更有指望的选择面前，只会造成损害民族意志的危险。”由此可见，在希特勒统治下，民用科学事业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他愿去追求的东西。
希特勒谈到的第四个选择是“将一个领土狭小的民族国家变成一部出口机器”。但他轻蔑地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小日耳曼国家的选择和它的世界政策的定义”。“拿剩余的工业产品去交换国内不能提高产量的粮食，这是19世纪初英国已选择的道路。但德帝国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德国却愚蠢地仿效这种选择”。他紧接着表达了对“雨后春笋般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社会”的厌恶，并认为：“当工业增长与都市化，既不能与一个自给自足的民族所需要的农业人口的增长、也不能与农业产量的增长保持平衡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形势不仅对于种族生命力的发展是不健康的，而且对于民族的安全也是危险的。这会使民族的安全，危险地依靠其他民族的善意。已有太多的民族在希望依靠出口他们剩余的工业产品来生存了。一旦外部竞争威胁到一个民族的生存，那么任何民族都是会用武力来改变商业局面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商业大国向英国发起的挑战，是多么地命运不佳。而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最后都不能指望它的出口能与美国工业的出口相竞争，因为美国工业力量来源于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这种选择也被他抛在了一边。
有一种选择，即“欧洲联盟”的选择，在希特勒看来根本就不是选择，因为它是与种族主义的教义水火不相容的。希特勒并不缺乏“超级大国时代”即将来临的时代感，他甚至是世界上头一个提出“超级大国”概念的人，而且在《希特勒秘密之书》中，以及在煽动群众的讲台上，都向他的读者或听众讲道，他“已听到了美国巨人和俄国巨人在欧洲外围回荡着的沉重脚步声，美、俄两国也是最可能成为超级大国的，并将在欧洲合拢！因为美、俄两国都有连在一起的大片领土和资源，以及巨大的经济潜力”。他继续写道：“那些相信欧洲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将只会是和平经济属性的看法，显然是浅薄的。当美国内部的殖民化完成以后，它就将跨进欧亚大陆，所有欧洲国家，在即将来临的与美国的野蛮经济竞争中，将与德国共命运。”但是，希特勒仍然否定了通过“欧洲联盟”来与美国竞争的方案，而这是他种族主义思想体系的必然结论。
希特勒这样断定：“任何机械的欧洲联盟，都不能指望通过加在一起的力量与美国的能量抗衡。因为美国的力量来自于长期的统一，而欧洲的统一将会由于它内部的争斗而耗尽全部力量。即使这样的欧洲获取了霸权，也将被胜利者自己所击败，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民族，将会很快消失它的种族性，而且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个欧洲，将是犹太人欢迎的欧洲，犹太人将会繁荣起来。这样一个欧洲的理想，只是古老的奥地利，一个具有外强中干结构的最鲜明的例子，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现。”因为“混血通常会降低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像奥匈帝国那样由日耳曼人领导的多民族国家，不仅注定是要崩溃的，而且也是该受诅咒的。因此，欧洲若是作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民族性，民族性从本质上讲是原始的，因此也是不容扩展的”。对于泛欧主义的第一位提倡者，匈牙利的寇登霍弗尔·卡勒基，希特勒恶毒地骂道：“他是由所有人杂交出来的！因为他愚蠢地幻想着一个泛欧联盟有朝一日能扮演与美国的统一相同的角色。”希特勒甚至还表示他害怕德国取得在这种联合欧洲中的统治地位。“如果这样的欧洲取得胜利，德意志人将堕入圈套，整个日耳曼民族会逐渐地被它的猎取物所混杂、消化和吸收，并最终在一个种族陷阱中消失。”〔6〕
由此可见，希特勒的纳粹种族主义，是不会在他欧洲超级大国的蓝图中给其他民族留下任何空间的，甚至对这些民族连作为进贡者的资格也不给！那种认为种族主义政策后来严重干扰了希特勒对战争指导的见解，显然没有击中要害。贯彻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政策，恰恰是希特勒法西斯发动战争的真实动机与目标。
这样，希特勒的逻辑无情地导致了他的第五个选择：
扩张领土，夺取生存空间。日耳曼民族不是在世界遥远的地区，而是在与德国毗邻的地方开始；不是要散布全球，而是要在足够的空间上保持在一起发展。这就要靠征服毗邻民族，并处置他们的领土来建立这种空间。日耳曼人，以及其他经过适当修整的日耳曼群体，将在清除了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种族后的空间上逐步实行殖民化。〔7〕
因此，“收复失地”，吞并奥地利，建立“大德意志统一帝国”，只是他实现更大霸权野心的一种手段。这种更大野心，意味着这个种族帝国向东与向西无止尽的征服与掠夺。
这种“生存空间”的夺取自然意味着战争，因为在他看来：
除非德国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否则就不能稳定地解决德国问题，只有一场成功的与俄国的战争，才能为德国经济的未来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没有这种根本的空间领土作保证，任何成功都将是暂时性的，都将只会是旧有的世界体系压碎德国以前的一段插曲。德国只有取得整个欧洲大陆，才能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抗衡。要最后取得整个世界的霸权，那是迟迟早早会与英国和美国发生战争的，因此，战争与暴力是必需的！〔8〕
这种夺取空间的“暴力论”得到了反复的强调。在1936年关于进行战争经济准备的第二个四年计划的备记录中他这样声称：“我们人口过密，在自己的基础上不能供养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只有在扩大生存空间的道路上才能找到，当然也仅仅只有采用惟一的方式——暴力！”1937年他在一次对党卫军“接班人”的谈话中讲道：“长远来看，以47万或57万平方公里来供养我们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永久性地满足于这个不能得到扩大的空间，因为这将导致我们民族的没落。”〔9〕显然，这种所谓的“空间狭窄感”以及暴力式“夺取生存空间”的渴望，恰恰反映出希特勒对反现代主义思考模式的固着化。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人口物质上的确保，正如经济上的成功一样，已经越来越少地建立在区域大小的基础上了，而是越来越多地建立在民族的知识与能力素质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是取决于一定框架内知识与能力的集中化，取决于由此而提供的种种前提条件的，并是通过不断扩展贸易关系来得到补充的。通过对欧洲城市文明发展史的了解人们就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无论是佛罗伦萨、威尼斯，还是尼德兰、英国，最后还有鲁尔，都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现在还知道，就在一片并不比这个纳粹帝国版图的一半大多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土地上，几乎与战前在德国生活的人一样多的德意志人口，确保了一种高得多的生活水平。所有这些事实都足以剥去希特勒“生存空间”强盗理论的反动伪装。
希特勒在总结过去那场战争时，严厉诅咒了俾斯麦以来德帝国所有的执政者，并将那个帝国时代看作是一段“漂泊不定，优柔寡断，令人遗憾的记录”。他写道：“在俾斯麦以后，没有一个人解决好了这个新帝国生死攸关的对外政策问题。而第二帝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使德国成了一部巨大的出口机器，并愚蠢地梦想通过工业和商业扩张进行和平征服。这样的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与英国的尖锐对立，而又没有真正威胁到英国的地位，因为英国巨大的商业体系已经用武力建立起来了。”“正是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德国政府，最后为了矛盾的目标所作出的使人狼狈的追求，付出了一片日耳曼人鲜血的海洋。”
在对旧帝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中，希特勒并没有放弃攻击议会制度的机会。“为什么日耳曼民族会有如此糟糕的领导呢？”希特勒判定：“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的帝国早就已经腐烂了。因为在第二帝国坚持君主制保守主义形式的同时，它竟然允许一种议会制度的存在，这种议会民主制度早在帝国时代就已经逐渐在损害贵族和君主制的权威了。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损害了统治阶级一样，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瓦解了民族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因此，希特勒干脆地表示，他是“决不会去重建旧帝国的那套制度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的纳粹主义新秩序”，“在这个独裁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内，将实行各阶级的合作主义，遏制资本主义，粉碎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驱逐外国资本和异族金融力量，使经济脱离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痛击，并向着绝对主权和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一旦民族社会主义使国内基础恢复活力，德国将推行一项真正的，夺取生存空间的对外战略”〔10〕。
不错，尽管在全球这个时代中各国不同的法西斯主义，都具有向后倒退、恢复遭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冲击和损坏的旧价值观念的反现代主义精神特点，但是，德国纳粹主义还有它更为突出的重要特点：它从不打算恢复保守主义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而是要给更为古老的价值观念以“新的动力”，并使之复活，这种“新的动力”就是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与极端种族主义。正是这种结合，才使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社会充满了恶魔般的虐待和狂暴气氛，才终于使希特勒纳粹主义及其统治成为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独一无二的反动现象。
1941年6月，在征服了西欧大陆一年之后，并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前夕，希特勒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他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复古主义愿望，他这样写道：
在不远的将来，德国将采取最伟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将建立起雅利安种族永恒的世界统治。随着世界霸权争夺战中“优胜者流动奖杯原则”的失效，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将成为过去。因为借助整个欧洲的工业潜力，结合东方的劳动力，我们将重建起古罗马式的庙堂、温泉浴场和宫殿，我们将永远逃出一个复杂化的、对个体来说已经不能认识的世界，并因此而放弃对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克服的追求，也无需再回到欧洲传统秩序设想的框架内，去追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了。历史，自从1500年以来就已经被中断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重新返回去！〔11〕
概括起来，灭绝犹太人，奴役所有民族，消灭自由民主，消灭共产主义，建立、巩固法西斯独裁统治，“纯洁日耳曼种族”，夺取“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这就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最终目标。这种荒谬绝伦、残忍好杀、嗜血成性的纳粹种族主义，不仅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挑战，同时也勾画出一条“暴力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因为要达到这种反现代主义目标，是必须借助最现代化的战争手段的，因此，它的极端反动性和危险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激进的意识形态政党在德国的上台，不仅是德国历史的悲剧，同时也意味着对整个人类的一场最为残酷的战争。
二、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无论是希特勒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对手，都没有否定过这个事实：大量的德意志人，尤其在1933年以后，甚至是绝大多数的德意志人是追随希特勒的。希特勒的纳粹党虽然没有成功地通过议会的大多数来夺取政权，但它在议会竞选上的成就，无疑是这个党最后能夺取政权的一个广泛而根本性的前提，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到1933年1月，至少德意志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是支持这个右翼极端政党——纳粹党和它的“元首”的，而当时任何其他政治派别的德意志政治家都没有达到这样高的支持率。
在希特勒对民主力量的绞杀和全面夺权中，德国产业工人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及自由主义者、天主教主义者只属于未作有力反抗就屈从了纳粹政权的人，但是，德国的中间等级却深深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这个等级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最为狂热的纳粹信徒，以至于中间等级成为了这场纳粹运动的载体阶层和中坚力量。这一点能够通过1929年危机前后中间等级在纳粹党成员中超比例的优势而得到证实。
如何才能理解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这种亲合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首先了解德意志中间等级的心理状态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联系。所谓“心理状态”就是通过人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受这种环境影响、造就的生活经历所形成的人的直接属性。〔12〕而德意志现代化的曲折道路，直接影响了德意志中间等级心理状态的发展。
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产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它大致包括三个集团：由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小商人以及小农等“老中间等级”组成的“独立经营者”集团；由职员组成的“职员集团”；由小官员、各级教师组成的“公职人员集团”（后两个集团也被称之为“新中间等级”）。然而，这个社会中间层，在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场得到加速的内部分化和非统一化进程。
自从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进入高工业化阶段以来，“老中间等级”就已经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排挤了，他们的人数一直呈绝对下降的趋势，这个在1848年革命中曾作为市民革命主体的老中间等级，到1930年在总就业人口中仅占19％了。但是，由于工业技术和企业经济管理的不断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代化社会管理上的多重复杂性，以及教育对社会的重要作用等因素，“职员集团”和“公职人员集团”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而也使“新中间等级”在总就业人口中具有最大的增长率。至少到1930年，他们在总就业人口中已占据了17％。正是由于“新中间等级”的快速增长，才使得整个中间等级在1930年以前达到了总就业人口中36％的水平，而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于“合理化”的进程，人数是呈下降趋势的。到1930年，他们已经下降到46％的水平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工人队伍是处于分裂状态的，而且在他们当中，尤其在农业工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将自己看作与工业无产者属于同一类的，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业现代文明与农业传统文化上的对立，使农业工人的大多数在思想意识上，是将自己与乡村小资产者的农民相认同的。〔13〕
中间等级在大危机中普遍表现出与纳粹主义的亲和性，首先是与德国在工业化世界中最早完成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直接相关联的。对于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来说，这个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经济的中央组织化，结束于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而德国则早在1870年就开始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完成了这场过渡。
在德帝国时代，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虽然满足了工业垄断资产阶级和农业大地产经济上的发展需要，并带来了工业化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但同时也首先危及到德意志中间等级的社会安全。
首先这个干预型国家并没有在财政上扶植、资助那些由小手工业者、小企业家、小商人组成的“老中间等级”，而是歧视他们。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权力精英们认为：“这个阶层即使在经济上发生虚脱，也不会产生大工业界在虚脱状态下所带来的那么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的。”〔14〕而恰恰是这个阶层在激烈的竞争中，最为敏感地感受到自身传统的中间地位受到了强烈震动，因为在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才可能上升到工业大资产者行列中去，而绝大多数不能保持中间地位的人，都迅速滑入到无产者的行列之中。至于小农阶级，在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其社会地位和意义是随着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断下降而下降的。这个干预型国家对大地产的特别优待和资助，同样意味着对他们的冷落和歧视，因此，从根本上讲，他们与城市中的老中间等级一样，作为资本主义战线上的一种小资产者阶层的附属物，其意识是以一种过了时的“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追求为方向的。丧失旧有独立性的威胁和陷入社会分化过程的担忧，使他们中的败落者早就在寻求一种向后退却的反经济自由主义、反工业资本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了。
“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无产受雇者行列。但这个阶层的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职员是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才作为“白领阶层”出现的。但是，作为受雇者，职员阶层却与产业工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以及劳动独立性方面，都有着比产业工人优越得多的地位。在经济生活中，受雇者对雇主的依赖性将他们与产业工人联系在一起，但是，通过地位上的特权、特别的意识，部分地也通过更高的工资，他们又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产业工人区别开来。这种介于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状况，将这些职员推进了社会和政治地位难以确定的“冷、热水交替浴”之中。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局势的波动而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他们的政治选择在帝国时代有着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但是，在竞争中陷于不利局面的成员所表达出来的愤慨中，已经流露出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特征。
职员阶层也在发展一种处于无产者与老中间等级之间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仅反映出他们向老的“等级思想”靠拢的倾向，而且也反映出他们力图用一种能证实自己也具有特别社会地位的意识形态，来掩盖他们实际上靠工资为生的依附性现实。但是，在坚持传统主义方面，职员们又是缺乏经验的，因而在他们身上又呈现出特别强烈的现代化进程的痕迹。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他的名著《职员》一书中，将“这个理性化的、精神空虚的、以消费为方向的工业现代主义世界”看作是“职员矛盾性发展的致命性象征物”。这位思想敏锐的社会学家还特别深刻地指出：
一方面，专业化资格和劳动位置上的区别，将职员式的秘书或女售货员，与职员式的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机械化，传统工作方向的丧失，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性和无名性，又总是偏爱那些更有效率、更年轻、更漂亮的后继者的。这种社会蒸馏形式有着共同方向，它用宣传媒介来操纵大城市的业余生活，来满足消费世界的需求。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对“办公室机械化”的一种有力回击。这样一个世界，就像吸尘器打扫日常生活中的灰尘那样，已清扫了最后一个角落。〔15〕
总之，现代性，优于产业工人的特权虚构，“向上爬”的欲望和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在职员队伍中带来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一旦他们对一种理性化未来的希望在危机中破灭后，从中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超比例地向反理性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政治转向。
在“公职人员集团”中，小官员是随着社会管理复杂化才在人数上增长起来的。他们与职员的区别主要反映在：职员是受雇于私人企业的，他们则是受雇于国家管理机构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普遍阶层”意识及“无财产性”，培养起他们的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气质。但是，与那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比起来，他们又充满了自卑感。不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使他们可望而不可及，而且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政府裁员也总使他们胆颤心惊。因此，他们也力图通过诸如“德意志官员联盟”之类的组织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种组织往往具有保守主义性质，但是，他们中的被辞退者又往往是向右翼激进主义转向最快的人。这种特点也特别是那些军队中的非贵族出身的中、下级军官们所共同具有的。〔16〕至于以各级教师为主体的学者阶层，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已表述的那样，是一个早已处于危机之中、并不断丧失“优越感”的阶层了。但他们中间也有区别，中、小学教师往往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右翼激进主义的倾向，而大学教师中占优势的力量，往往具有右翼保守主义的性质。〔17〕
新、老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尽管有着种种社会局势上的区别，但也有着共同的特点。作为社会的中间层，他们普遍具有这种心理状态：他们不仅从对容克贵族、工业大资产者的奢侈豪华的羡慕、嫉妒以至怨恨中，产生出“向上爬”的欲望，而且也从他们相对于产业工的优越地位中，产生出强烈的自傲感，以及对一旦竞争失败后便可能落入无产者行列的恐惧和担忧。面临帝国时代传统专制的统治，整个社会中间层的感受是矛盾和复杂的。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在这场由容克传统权力精英推行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本身受到了等级上的歧视，因而对这个权威国家总是表示厌恶、反感和不满；另一方面，这个权威的专制国家毕竟还能在政治安定上发挥作用，这种安定又是他们的生存所需要依赖的。尤其对那些拿工资的新中间等级的职员、小官员和教员来说，帝国政府毕竟还为他们提供了有别于产业工人的更为优待的养老保险金。因此，正如社会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所概括的那样：“他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社会性格：‘渴望服从，又向往权力。’”〔18〕
如果说从他们对服从的渴望中反映出对一种能为他们的利益提供确保的权威政治的寻求的话，那么从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中，则产生出一条激进主义的新政治路线。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利普塞特所指出的那样：
这条政治路线，是传统地处于中间位置的，它是通过对另外两条明确的政治路线的厌恶来体现自身的：一条是关系到大地产和大资本切身利益的右翼保守主义路线；另一条是由产业无产者组织的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左派路线，而中间等级激进主义路线的捍卫者们，极力寻求不受来自从左到右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斗争的感染。他们寻求的是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民族，以便能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是将这两条道路同样作为灾难和痛苦的经历来感受的。〔19〕
这条道路在帝国时代，首先通过那些激进主义的反犹组织获得了它最初的雏形。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是社会地位的不安全，它最初的行为载体是打有这种不安全烙印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由他们组织的中间等级落泊者集团。早自1890年以来，这种激进主义已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鲜明种族主义、反现代主义色彩的东西，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东西。
这条反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路线，在帝国时代一时还难以形成真正强有力的社会统一化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由于整个中间等级的成分是复杂而分离的，他们在帝国时代的命运和意识倾向也彼此不同。“老中间等级”突出体现的是浓厚的“前现代化意识”，“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更倾向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情绪，而且也更具有现代化的烙印，小官员则往往具有独裁主义、国家主义的传统性格，教师中更突出的是保守主义的文化观。而他们之中境遇较好者，尤其新中间等级中的地位较稳定者，甚至也可能选择自由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来作为自己的代表。唯有他们中最深刻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给自己带来了威胁的人，才通过这条激进主义路线来体现自身。
二是由于在帝国时代的政治安定中，依然有一些因素在帮助支撑这些惶惶不安的中间等级个体，如财产，相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优势地位和特权，作为施展自身权威的最好阵地与逃避竞争的避风港——家庭，最后还有作为强大的德帝国一员的民族自豪感。然而危险在于，一旦这个中间等级集团的地位受到强烈震动，便总是极力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激进的新独裁主义解决手段。〔20〕
魏玛共和国时代具有连续性的经济灾难使他们的命运趋同化了，中间等级的复杂性和分离性被贫困化和碎片化的统一性取代了，政治安定的环境被社会动荡的局势取代了。
在1918年战败和革命之后的共和国年代里，德国中间等级在经济上迅速败落。史无前例的1923年超通货膨胀，将他们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如果说1924～1929年的相对稳定又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的话，那么1929年10月开始的大危机却又使他们的努力付之东流。在这场危机中，他们终于陷入到全面破产的境地之中。
君主制的崩溃，已使中间等级过去赖以生存的基础遭到了毁灭，通货膨胀和大危机不仅打击了他们的节俭原则，而且也严重损害、最后是毁灭了魏玛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与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相伴随的，是他们社会声望和权力的一落千丈，这严重地影响到个体权威即父母亲的地位，尤其当他们作为其子女经济未来支持人的作用也丧失掉的时候，便导致了他们获得安全感的最后堡垒——家庭作用的毁灭。因此，在对付社会角色多重性和角色变换方面的困难，在未经自己成熟反思的情况下可靠地调整个人行为的困难，在变化中维护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困难，在一个专门化和抽象化的世界中获得私人关系和成员资格的困难，在家庭中找到兴趣与幸福的困难，这些困难尽管在每个阶层的成员中都是存在的，但在地位迅速变化的中间等级成员身上，总显得特别尖锐。
德国中间等级对《凡尔赛条约》报有特别的愤恨是有原因的。像英、法、美这些早起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自从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大多经历了100年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漫长发展，海外广阔的殖民市场为这些国家的中间等级长期、较稳定地“向上爬”创造了较好条件。事实上，这也正是这些工业化国家能长期保持民主制度稳定性的重要条件。而在德意志，自由竞争只经历了至多50年的时间，自从19世纪60年代进入“高工业化”时期以来，由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中间等级立即面临了国内市场完全被垄断的局面。将“向上爬”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海外扩张上的德国中间等级，在世界市场已被瓜分完毕的严酷事实面前，毫无困难地成为了德帝国时代民族沙文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意味着他们通过向外扩张实现“向上爬”的理想遭到了迎头痛击，因为战败后七分之一的领土、大量工业资源和海外殖民地的丧失，本身就意味着中间等级的发展余地变得比过去更小了。因此，当战胜国即西方民主国家强加的民族屈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经济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轻而易举地将个人的痛苦与国家、民族的屈辱联系了起来。
在对待魏玛民主制度的态度上，德意志中间等级不同于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为帝国而战，但也正是在由战败和革命导致的帝制垮台中，才得到了某些在帝国时代没有得到的政治、经济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时代所代表的那条共和主义路线得到了部分贯彻，但是，“阶级合作主义”导致的依然是那条冷落中间等级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强化，因为这条路线甚至比帝国时代更少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中间等级中相当部分的成员，从一开始就是对民主制怀疑、反感，甚至是仇视的。
那些在1929年以前还对民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中间等级成员，当贫困化的威胁在大危机中向他们再度袭来的时候，对魏玛制度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这一点，人们能够通过中间等级的自由主义政党从1920年至1930年的快速消失过程中观察到。但是，中间等级的无产阶级化并不能导致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共命运。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以阶级名义进行的政治宣传都无法吸引他们；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进行一场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也包括扫荡中间等级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因此，这个成员复杂而分散的社会中间层，害怕“会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有组织的工人磨石之间被碾碎”，因而极力寻求一场能替他们鸣不平的统一的新政治运动，而这场政治运动只需完成与帝国时代的右翼激进主义政治路线的接轨，就能争取到德意志中间等级各个职业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
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当社会形势或是历史联系达到了这些阶层所不能理解的程度时，那种由于环境变迁所导致的反动的意识形态，恰恰能符合这整个等级的典型的心理状态。”〔21〕在这些陷入没落的中间层身上，社会歧视的偏见总能打下特别深刻的烙印，而他们现在由于经济上的无产者化，已经成为了偏见的牺牲品。因此，这些受歧视者需要一种地理上、经济上、宗教上或是其他方面的同情和亲近。现在他们相信，唯有通过强调他们的“民族”（Nation）思想，才能防止他们与一直作为无产者的产业工人相混淆了，因为“工人无祖国”，是“国际”（Internation）性的。因此，在这场由大危机所带来的“中间等级恐慌”之中，当希特勒举起“民族”的旗号走来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纳粹宣传的热心听众。希特勒向他们提供着这种证明：“这个受到无产阶级化威胁的中间等级就是民族本身！这个民族不仅由于自由、民主意识的毁灭性影响，而且也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动力的毁灭性影响而受到了威胁。”〔22〕
于是，德意志中间等级通向纳粹运动的道路，终于被勾画出来。在这个具有“独裁美德”的共同体中，为实现所谓“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健康”理想，终于在这场“反对阶级斗争的斗争”中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能量。而被希特勒称之为“促进正常国家秩序的健康的民族感”，正是“元首”与追随者之间联系的真正酵酶。
三、现代反犹主义与纳粹主义
在这种所谓“健康的民族感”中，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催化剂发挥了作用。它不仅是希特勒之流真实信仰的东西，而且也是希特勒手中的一件有效的武器。希特勒甚至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来作为世界敌人，那么就必须直接去虚构这样一个敌人。”“无疑，反犹主义是他宣传武器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东西。”〔23〕事实上，反犹主义的社会情绪无需希特勒去加以虚构，而是德意志社会上历来就有的东西。要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就必须去揭示在现代化进程的压力之下，德意志反犹主义发展史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之间的关系。
反犹主义的思想倾向首先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反犹太教的古老传统。犹太民族先是作为“巴比伦之囚”，失去祖国，漂泊流浪，客居他乡，后是作为各个国家的少数民族顽强地生存下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大都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脆弱的社会组织。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些“外来户”既无资格做农民，又被孤立于基督教世界之外，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宗教迫害、文化歧视的靶子，因而也只能在当时是“低人一等”的商业贸易和现金交易之类的行当里艰难谋生。因此，在欧洲大陆上，犹太人这个概念，一直就是“叛徒”、“下等人”、“黑死病带菌者”、“寄生虫”、“守财奴”、“刻薄鬼”以及一切恶名声的同义词。
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了德意志，普鲁士在现代化大改革中也于1812年宣布了犹太人的“解放”，从而使德意志犹太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与非犹太人同样的平等权利。当然，这种“自上而下”宣布的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更不意味着这种“平等”意识为非犹太的德意志人所普遍接受。
犹太人的这种“解放”几乎与德意志经济现代化进程同时启程。但是，这场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改变着社会生活的环境，而且也产生出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人们可以利用的，又是人们所必须加以忍受的。而历史上具有经商传统的犹太人，此时如鱼得水。这个不足德国人口1％的少数民族，在这场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几乎是整体性地跳入到富裕的人口阶层中来了。“到1900年，犹太人中已有80％上升到中、上层资产者的纳税阶层之中，其中50％以上是独立经营者，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2倍。而在1914年，犹太人的60％成为了大城市人口，这是非犹太人比率的3倍。100个最富有的普鲁士人中有30个是犹太人。”〔24〕而且帝国时代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家布罗希洛德就是犹太人。
与经济地位的提高相应的是，犹太人口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其比率也极大地超过了平均值。他们在现代科学、思想文化方面所具有的优越地位，表明他们已由过去的德意志文化的消极享受者，变成了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积极而富有成果的参与者。1933年以前，仅出身于犹太少数民族的诺贝尔奖得主就达15人之多。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在社会活动家中，德意志犹太人更是提供了众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人物，如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大诗人海涅、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拉萨尔、共产党的奠基人罗莎·卢森堡，以及德意志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伯勒、腊斯克、班贝格等。犹太人在这个专制社会里没有获得真正的社会解放，这也是犹太出身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们，普遍具有政治思想上反对专制、要求民主自由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倾向与现代化进程的进步方向相一致。
但与此同时，犹太人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的提高，在这个他们曾世世代代遭受宗教迫害、社会歧视的德意志社会里，又必然会加剧他们与非犹太德意志人之间紧张的社会关系，甚至他们“解放”的速度越快，他们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
激烈竞争的压力使不少人找到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通往胜利者的道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而犹太人，由于他们千百年来的经商传统，因而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具有对市场经济社会的适应能力。这样，他们也就表现得似乎比其他人更熟悉那条通往胜利者的道路，因而也就表现得像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起者一样，这使得德意志非犹太中间等级的反犹倾向具有了一种反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
作为非犹太“老中间等级”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快速进程总是既陌生又怀有敌意的。当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到自身传统的中间地位受到强烈震动时，“是将他们大部分的经济困境，归于犹太人发明的日益增多的百货商店的”。〔25〕这同时也使他们来自宗教传统的仇犹情绪，不仅具有竞争上的强烈意向，而且也具有某种反工业现代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性质。
小农阶级反犹情绪的爆发是以德意志农业经济结构性危机为背景的。这个阶级的成员，由于传统的反犹观念，本身就对犹太银行家、典当商、谷物牲畜商人的存在感到恼火。但又往往要依靠一个犹太当铺和银行家的贷款，或是通过一个犹太商人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在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断下降，造成的结果又恰恰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信贷利息的增长，这自然加剧了农民的困境。因此，将犹太人视为“罪魁祸首”便成为他们一种相当自然的表达。这些人的反犹情绪中往往带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反工业现代主义，以及不明确的反资本主义保守性特点。
作为“白领阶层”的“新中间等级”中的职员，首先出现在第三产业的商店和银行之中，而这里也正是犹太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26〕产业工人在受剥削的生活实践中，看不出犹太与非犹太资本家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而且也由于犹太人在产业资本中的确没有什么地位，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中，反犹主义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发展一种自身“社会文化”的过程中，职员尤其是那些受雇于犹太资本的职员，首先将他们经济上反资本主义剥削的念头，转移到对犹太人的仇恨和种族情绪上，因为这种融于民族主义中的反犹情绪，能为他们求得一种特殊的意识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恰恰是与他们当中日益发展起来的那种强烈愿望相一致的，即将自身与那些作为“国际无产者”的产业工人区别开来。这种意识也迅速感染了受雇于非犹太资本占有者的商店和银行中的职员，因此，整个德意志的职员队伍，不仅都具有反犹情绪，而且也往往打有反马克思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意识烙印。
经济危机总能将更多的中间等级成员推向贫困化的边缘，因此，在这个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里，只要出现经济危机，犹太人总是作为引起非犹太中间等级经济灾难的“替罪羊”来出现的。在1871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1873～1895年、1916～1923年、1929～1933年间的历次德国经济危机中，各种反犹组织的“反犹太民族剥削者，反犹太交易所骗人勾当”之类的口号，对于非犹太中间等级来说，总是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是，这种由经济原因所触发起来的中间等级反犹情绪，本身也是可以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时落时涨的。
一直能获得稳步发展的反犹主义，还不是这种由于经济局势波动所触发起来的反犹主义，而是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集团的反犹主义。由于这种反犹主义的力量是以捍卫民族国家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来行事的，因此，它既能通过经济危机在社会上扩大基础，又能通过经济繁荣来得以加强，因而也就能够在德国政治的历史性骤变中保存下来，并最终成为了纳粹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严格地讲，学者阶层中的成员，作为社会“新中间等级”的一员，是可以为任何一种利益服务的，而这取决于他们的出身、经历以及所受思想体系的影响。最极端的反犹主义出现在这个领域中的右翼集团里，与他们有特别多的犹太同行有关，没有这些竞争者，他们无疑会过得更好。但是，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这个集团传统的文化观念，受到了知识界左翼进步文化先驱者们的挑战，而相当部分的犹太学者是属于这个先驱者阵营的。在这些自诩为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精英”，而在文化观念上还基本是“乡村式的思想家们”那里，不仅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被视为敌对民族的思想，1789年法兰西革命思想，在德意志社会渗透的结果，而且连他们所反感和仇视的一切东西，如现代城市文化，包括现代戏剧、无调性音乐、现代建筑风格、绘画和文学中的表现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都与犹太人相提并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他们的文化批评运动中，反现代性压抑的斗争是与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集团的成员分为两大派，即保守派与激进派。1890年以前，在这个集团中占优势的是前者，他们大部分来自容克贵族家庭，并往往与皇室有较密切的联系，而且大多为学者阶层中的学院派成员和神职人员。这些传统主义的保守派，是从“基督教民族国家意识”出发，来否定所谓“德意志—犹太混合文化”的。在这里，犹太少数民族已经不是作为经济上的“犯罪集团”，而是被作为“外来文化的异体”来看待的了，因而他们号召：“必须对犹太人进行惟一神圣的民族文化上的加速征服。”〔27〕这种“同化”观念，不仅在容克—大资产者的政党那里，如帝国时代的保守党或魏玛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那里，而且在天主教中央党那里，一直引起了共鸣。也正是在这里，有着一条通向魏玛时代的“文化悲观论主义”，通向“新保守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路线。
激进派的成员往往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们大多是来自中间等级家庭的人文学科的大学毕业生。犹太大学生就学率的超比例，本身就加剧了他们就业前景中的竞争，而犹太人在文化思想界的进步角色，更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挫伤，因此，他们往往通过激进的反犹来谋求政治上的生涯。也正是这些人，源源不断地为反犹政党组织提供着政治上的组织者和理论上的指导者。
但是，文化知识界的反犹主义之所以能在帝国时代完成从保守到激进的转变过程，也是直接与1890年以后德意志经济上跳跃式的发展，社会多元化挑战的加剧，内部市场垄断性的增强，海外市场上的冒险与扩张意识的抬头，以及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民族主义膨胀相联系的。如果说保守的反犹主义者要求的还只是对犹太人无条件的“基督教德意志化”，那么激进派则已开始从“人和种族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的观点出发，来进行反犹甚至是灭犹的宣传了。作为这场转变的代表人物，帝国时代最大的反犹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同盟”的发起者、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海因里希·克拉斯，是将这场激进的反犹运动作为对知识界右翼保守派观点的一场“革命”来看待的，他公开声称：
我们年轻人是要进步的，是要革命的！我们并不要什么文化上的征服，也不要什么同化，因为这种征服与同化只意味着宽容。当宽容在善待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时，我们并不想从这种宽容中学习任何东西。我们将抛弃这个意义上的每一种自由主义观念中的人道主义，所有那些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以及由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所体现和宣传的东西都应抹掉，因为我们要的是一场日耳曼人的革命！〔28〕
他们的反犹主义已无需再用宗教、文化、经济上的理由来遮遮掩掩，它现在的理由直接就是“人种上的理由”。
由于这种具有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民主自由色彩，为人类不平等进行公开辩护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是以一种原始的、没有得到进化的、“血统纯洁”的人种集团模式来作为未来的理想的，因而也就彻底否定了环境与教育的因素，否定了任何“同化”和“解放”的可能性。因此，这种与种族主义的结合，使德意志的反犹主义完成了由传统的旧式宗教反犹向现代新式种族仇犹的划时代转折。
在这个转折的基础上，一种文化上的反命题被制造了出来。其中，犹太少数民族仅仅是作为日耳曼—德意志民族理想模式的对照物出现的：“犹太人毫无根基，而日耳曼人土生土长；犹太人依赖于外部的法律，而日耳曼人在习俗上是独立自主的；犹太人满脑袋只有商业意识，而日耳曼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思想深度；犹太人喜欢的只是流于表面的无所事事，而日耳曼人则具有扎根家乡的历史固定性，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富有创造性的个性。”〔29〕在这里，显然已经完全具备了希特勒所强调的“健康的民族感”的基本内容。
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泛滥，政治思想生物化的倾向在现代反犹主义中成为了强有力的因素，以至于大量“青年理论家们”已经在鼓吹“进行一场绝对优等种族歼灭绝对劣等种族的战争”了，并认为“这场生存竞争是民族之间根据自然法则所必然要进行的”。〔30〕大量的反犹文章都少不了“犹太人是黄色国际（国际金融资本）与红色国际（共产国际）的幕后操纵者”，“犹太人企图征服世界，并首先从德国开始”的警告性描述。〔31〕海因里希·克拉斯在1912年出版的《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已提供了剥夺犹太人全部财产和权利，并将犹太人全部逐出德国的措施表，而卡尔·帕希认为：“最简单、最实际的解决犹太人的办法，无疑在于将犹太人全部消灭掉！”〔32〕这正是1933年以后希特勒纳粹德国所要达到的反犹目标。
所有这些激进的反犹先锋们，在政治上追求的正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条中间等级的右翼激进主义路线，一条可以称之为“前纳粹主义”的路线。它不仅具有种族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特点，而且还具有反保守主义特点。这些反犹激进派将矛头公开指向了现存权力关系和统治秩序，当然也威胁到了容克大地产和工业大资本的根本利益。他们喊得震天响的“将所有反帝国秩序的反犹民众集合在共同旗帜下”的口号，使得威廉二世也得出了与俾斯麦同样的结论：“对这些人的让步必然会导致对整个德国的战争。”〔33〕因此，在德意志政治发展扭曲离奇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似非而是的形势：激进的现代反犹主义，当它想在政治上贯彻其纲领、享受其权力的时候，它需要这个“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国家的崩溃，以及权力向一种“自由”、“民主”的议会政治制度的过渡来作为它绝对必要的前提。
当然，在帝国时代的激进反犹主义组织中，除了少量跨行业的组织，如“泛反犹联盟”、“泛德意志同盟”外，大多还是按各职业阶层来编织的，如“社会帝国党”、“德意志社会党”、“德意志农业反犹联盟”、“德意志民族店员联盟”、“德意志大学生反犹联合会”等。尽管这表明了这种激进主义政治力量的分散化和非集中化，但它已足以对传统权力精英们构成一种有威胁的挑战了。因此，对传统权力精英来说，将这股潮流引向外部，本身也成为了统治者解除国内政治负担的一种方法。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激进的反犹主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成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因为随着德帝国战争胜利前景的动摇，这种民族主义所鼓吹的“内部更加统一化”，导致的是这种发展趋势，即德意志人越是“德意志化”，犹太人就越是“异体化”。激进反犹主义的统一组织“祖国党”在战争中产生，并迅速拥有百万之众，已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具有反犹情绪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已开始通过同一个激进政治组织，来作它统一化的尝试了。
魏玛共和国恰恰带来了德意志犹太人的进一步“解放”，因为帝国时代的歧视，以及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非形式上的限制都被扫除了。与之相应的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战后这个公共社会的生活中来了，参加到左派政党，自由、民主主义政党，大专院校圈子，大众媒介中来了。这个同化过程，本身也打破了德意志犹太人过去在充满敌意的社会压力之下自身相对的封闭性。大量犹太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与现代主义以及先锋派的发展相认同的，而且他们中更多的人成为了现代主义者。而在这里，一个国际的世俗化的未来文化的轮廓是很清楚的，因为这种未来文化是扫除那种带有反犹因素的、传统的、狭隘的民族障碍的。
因此，在这场政治社会现代化的进步中，德意志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中间等级，对社会地位变化的感受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这样，犹太人也就更适合充当整个非犹太中间等级一切灾难的“替罪羊”了。尽管“祖国党”很快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崩溃了，但它给予希特勒的启示是重要的：用犹太人作为攻击的靶子，就能联合起几乎所有德意志中间等级成员，甚至是更多的人的。在动员那些陷入恐慌之中的德意志中间等级的时候，希特勒充满反犹火药味的演说，总能得到热烈的喝彩，究其原因，也恰恰在于通过反犹宣传中所体现出的反现代主义的巨大包容性。每一个中间等级的成员，总是能够在纳粹党的反犹宣传中找到他所赞成的某些东西的，即使他并不完全赞成纳粹宣传中的所有东西。而且希特勒通过唤起人们的反犹主义种族情绪和意识，能够使这个德意志中间等级中的各阶层，从他们真正的需要和困境上转移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犹主义本身就具有掩盖社会矛盾的内政功能。
尽管希特勒并非只是依靠反犹来上台的，但是他的上台却是依靠了广大群众对他反犹宣传的容忍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对反犹宣传的容忍，表明了德意志社会对仇犹的口号已是多么的熟悉！当希特勒在1933年开始建立起纳粹暴政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利用国家力量来做激进的反犹先锋们在帝国时代所做不到的事了。灭犹的方案早已放在这位纳粹“元首”的抽屉里了，它们是根据内外局势的需要才一个个地抛出来的。从通过1933年4月7日的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罢免“非雅利安”官员开始，一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面的灭犹斗争拉开了序幕，它通向的是一条将犹太人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驱逐出去、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最后是屠杀欧洲600万犹太人的种族恐怖专政的道路。而谁具有反犹情绪，谁就不会想到广泛的公民权利遭到了剥夺，谁就会对犹太人肉体上的消灭保持沉默，甚至还会对犹太人影响的消除而感到心满意足。希特勒的种族恐怖专政依托的正是这种反现代主义的“健康的民族感”。
四、“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
依靠反犹主义的宣传，即使在大危机年代里，也只能有效地联合德意志的中间等级，而不能吸引到更多的、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追随者。因此，希特勒要想实现他内外政策上的目标，还需要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东西，那就是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专为这样的人设计的，这些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忍受着日益增长的孤独之苦，因而渴望在日常生活中能过上“令人愉快的集体生活”。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否认多元化社会中利益冲突现实性的功能，而且具有反民主、反共和主义的性质。但是，在大危机年代中，德意志社会对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主义能成功地通过对这种意识的强调，召集到广泛的群众队伍。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只能从德意志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从在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去寻找。
“共同体意识”的最初来源是与19世纪德意志现代化的快速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异化感受联系在一起的。这场现代化不仅导致了向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且也带来了传统价值标准的动摇和旧有社会联系的崩溃。在这场“社会大裂变”中，客观世界比主观想象的行为模式以快得多的速度变化着，个人在旧有的社会中失去了传统的法规，而又没有在这个新的社会中获得一种安全地位。伴随着德意志快速的工业化成果一起来临的，还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现代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在没有来得及从政治上战胜容克贵族的情况下，又面临了工人运动的挑战。在产业工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社会中间层却经历了一场分裂化和非统一化，因而也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进步因素在1848革命后的年代里，逐渐地被挥发掉了，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的共和主义，它将共和国理解为与君主制相反的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的国家，但这种共和主义不是形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之中，而是形成于反对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统治的德国工人运动之中，因而也使所有占有者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
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之中，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控制问题提出来了。“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为传统的君主制独裁提供了这种证明：“强有力的国家当局能够使个人赢利追求的结果和谐地协调起来。”〔34〕正是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起来。这种思想尽管带来了现代福利国家政策的起源，也反映了部分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想路线，但是，这条路线在当时首先是为维持容克专制国家对这个正在发展着的多元化社会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服务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同时助长了一种“阶级和谐论”思想，并在工人运动内部导致了一种“阶级合作主义路线”，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主流派在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治方向。而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阵营内部，这种“阶级和谐论”转而发展成一种“无阶级论”和“反阶级斗争论”。这一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保守主义的社会学家菲迪南·特尼斯。
特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集中地反映了受到两极分化威胁、丧失了社会地位安全感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对现代化进程的抱怨。这种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感受，导致的却是对过去非现代性社会特点的追念之情。与“讲坛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不同的是，在这种感情中，他头一次公开地将臆想中的“无阶级冲突”的过去，“农业文化共同体”，与现实存在的“工业阶级社会”，作为一对反命题提出来了。他是这样来描绘过去那个非现代性的社会的：
在这个共同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日益增长的统一，各部分是有组织的进行协作的，因而也是一个人类家庭温暖的世界。它是通过和睦一致，习俗和宗教来巩固的，也是建立在人的本质愿望的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才代表着必然的永恒和进步，而且也唯有在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秩序中，民族性和它的文化才能得到保持。而阶级斗争毁灭着国家，它使整个民族文化在社会文明中变味了，所以文化也在不断变化着的文明中濒于死亡。〔35〕
事实上，被特尼斯美化的这样一种共同体从来就不存在。因为就是在那个早已过去的农本经济的时代里，也一直存在着剥削、压迫和阶级冲突，存在着疾病、早夭、饥饿、战争、人身依附性与屈辱。然而，在他的笔下，出现的却是一个过去充满感情、无限美好的“共同体”与一个现今冷酷无情、不堪忍受的“契约社会”之间的对立，他甚至声称：“这个天然的人类共同体已经受到了一个非自然的阶级社会的威胁。这种发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因而必须加以阻止。”〔36〕
这种阻止社会变迁的企图尽管在历史发展中证明是失效的，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失效所带来的恐慌，才首先在传统精英的统治层里引起了不同的凡响。这个强调普鲁士“美德”和纪律化的统治集团，不仅早已在一场政治制度现代化与传统决裂的前景中，猜测到对他们权力的危及，而且也在这种共同体意识形态中，看到了能为他们统治权力的凝固化服务的功能。因此，利用这种“无阶级论”，不仅能够为这个受到阶级斗争震动的统治阶级提供一个柔软舒适的枕头，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掩护下，他们也能够减轻令人头痛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打扰。当然，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在那些充满担忧的“老中间等级”的身上找到了支持，因为这些以独立经营为特征的“老中间等级”发现，他们只有在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现状的维持中，才可能找到死里逃生的机会。这样，在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集团的协助下，也在他们之间，结成了一个反现代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好古者联盟”，这个联盟是将它所强调的“内部和谐”作为现实，或者至少是作为基点和目标来看待的。
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这种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共同体”的思想意识不仅为“新中间等级”广为接受，而且也为不少的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和天主教集团中的工人所接受，以至于它发展成为德意志社会自我理解的民俗学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民俗学中，引出了一连串的反命题，即“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立，“民族共同体”与“阶级社会”的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国际主义”的对立。在这些反命题中，前者是作为理想出现的，而后者则是作为深深厌恶的、也是坚决加以反对的东西来出现的。这种反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影响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是由于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才真正诱发起来的。这个运动中占上风的文化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潮流，从来就是决定性地拒绝1789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意识的。在这个思想潮流中，“民族”这个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语言、习俗、历史上具有独特天性的东西来理解的。在19世纪后半期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失去的传统联系越多，这个占上风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就越是密切地与“共同体”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因而也神话般地、不加批评地将民族强调性地理解为“一个发展起来的命运集体，个体是无条件地为这个共命运的集体服务的。在必要时，个体必须为这个共命运的集体而献生”。德国历史学家洛塔尔·加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正是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能从它原始的关联中分离出来，变成落后的东西，并为反动的目标服务的。”〔37〕正是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潮流，才造就了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它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一种包括了所有居民组织的一体化力量，国民的效忠最后也几乎排他性地遵循着皇帝帝国权力扩张的方向。对社会结构来说，“它造成的后果是，由于以命令和服从为基础的等级秩序，民族运动中原有的平等原则被排挤掉了。在威廉德国对狂妄目标追求的影响之下，民族主义变成了民族沙文主义，变成了一种具有奇特动力，而又失去目标的不知疲倦的一代人的政治宗教”〔38〕。
在这里，这个社会内部“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被统治者有意地移进了一幅民族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图画之中，因而这个民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同舟共济，形成一个为之而献身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里，外部压力必然加强内部统一的法则，由于威廉德帝国夺取世界霸权的冒险目标而被滥用了，因为那种自己制造出来的外部压力，以及经常挂在嘴边的外部压力，连同现实中的外部压力一起，被用来充当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内部的“混乱局势”中转移开来的工具。德意志“反西方的战斗”、反“1789年精神”的“1914年思想”，正是这种真相的表达。〔39〕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义务、正义、秩序”来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德意志口号，在帝国内部政治实践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1914年8月全德意志社会的各政治集团之间达成的那个“从感情上克服阶级对立”、“消除党派斗争”、“一致对外”的“城堡和平”。这个在战争初期结成的所谓“民族共同体”，反映出这个正在多元化的社会，唯有在反对异族敌人的战争状态下，才有可能维持“内部一致”了，而且这种“内部一致”，也唯有通过一种与独裁政治直接发生联系的民族主义，才能得以维持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民族共同体”正是在对“1914年思想”以及“城堡和平”的回忆中获得灵感的，而且也正是1914～1918年“战壕意识”的体现。不过这位纳粹“元首”还在其中加上了更为鲜明、更为“激进”的种族主义思想内涵，从而也将这场反现代主义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带来了一场对帝国时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超越，而这种超越被他称之为一场所谓的“民族革命”。希特勒这样声称：
在这个共同体内，日耳曼人作为纯洁的雅利安人，是健康、强壮的人，这就是理想；他们朴实、简单、勤劳、忠诚，没有身体上精神上的缺点；在民族伙伴令人愉快的关系中，作为生机勃勃的能动者，他们将时刻听从领袖人物的召唤，去实现古老的人类梦想；他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为整体献身！〔40〕
而希特勒的“这个民族共同体将不停顿地战斗”口号，更反映出这种“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军事民族共同体”，一个由德意志中间等级的政治激进派进行组织，由希特勒个人实行独裁统治，吸收所有社会阶层、教派参加，并以军事化作为永久性冲击方向的社会联盟。在这个联盟内，希特勒推销的是“健康的民族感”、“正常的伦理道德”与“和谐的秩序”，强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反议会民主制”和“民族的再生”。〔41〕通过将这个民族抬高到超凡脱俗、直至天庭的无以复加的高度，来获取民族的自我价值感和荣誉感。通过这样的“共同体”来唤起并组织这个民族，固然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超凡的成就，但同时也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超凡的苦难。然而，在这个“共同体意识”不断获得市场的社会里，这样一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理想，不仅对中间等级，而且对保守的政治精英们以及容克贵族和大资产者，甚至对相当多的工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这个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对于不明军事局势而听信最高军事当局战争宣传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普遍感到意外”的，因为直到1918年上半年，德军还在东部战线上夺取了大量的地盘。而战争的失败，以及以“1789年法兰西思想”为基础的魏玛民主制的建立，使得这个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从未吃过败仗的民族，这个数百年以来一直与王朝发生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在社会心理上一次性地失去了中心基准点。民族主义的意识和“共同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因此，这种与过去时代的普遍精神联系，自然成为了对魏玛民主制的一种潜在威胁。如果这场德意志民主制度的头一次尝试，能有一场长期稳定的经济繁荣作保证的话，这种潜在的威胁或许是能够慢慢加以克服的，不少的历史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种期待不过是一场过眼云烟，14年的民主生涯中就有10年的经济灾难！因此，当这种社会心理上的损失和经济灾难，与一场西方民主国家，也是战胜国家所强加在头上的“凡尔赛民族耻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不满的民族情绪便成为了共和国时代自始至终惟一得到不断发展的东西，而且在大危机中获得了加倍的膨胀。民族主义的情绪越是得到膨胀，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就变得越是强烈，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纳粹主义的“军事民族共同体”，不仅是作为解决严酷的魏玛社会现实与传统的德意志民族精神需求之间巨大冲突的方案设计出来的，而且也是作为建立、巩固、强化纳粹独裁统治的辅助性手段提出来的。
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名称，并没有成为迫切要将自己与工业无产者区别开来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加入这个“民族共同体”的阻力，相反却成为了这个“共同体”召集社会各阶层居民的具有吸引力的标签，其关键还不在于纳粹党党名向不同阶层的人各投所好，而在于“社会主义”、“工人”这两个概念在希特勒绝妙的解释中，是完全与他的“民族”意识划等号的。在这里，他只强调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德意志的“民族共同体”。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标签，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说明：“任何人，只要了解我们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和德国的土地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42〕在回答党名上为什么要安上“工人”字眼时，他这样说道：“每一个民族同胞都应将自己看作是这个民族的工人，无论他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43〕正是在这里，“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概念，已完全被“民族共同体”意识偷梁换柱了。
当然，也唯有通过对这种带有“社会主义”和“工人”标签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希特勒的独裁者地位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克服”了阶级对立的“城堡和平”的秩序下，每一位同胞与作为“民族化身”的“元首”的关系才是一样的，即都是“第一工人——元首”的工人，无论他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而且也唯有通过这个“民族共同体”对阶级对立的“克服”，这位“元首”也才能率领这支“一致对外”的德意志队伍去发动一场“夺取空间”的战争。
对这场所谓的“种族革命”，希特勒的忠实信徒罗伯特·列伊作了这种说明：
这场伟大的革命是从1914年8月就开始了的，因为唯有在战壕里，这个民族才再度聚集在一起了，炮弹与地雷是不会去寻问你出身的高贵与低贱的，你是富人还是穷人的，你属于哪个教派、哪个等级的。而今天，唯有跟随元首去进行战斗，也唯有用暴力的方式才能检验这个共同体的意志和精神！〔44〕
如果说在毁灭民主议会制上，希特勒最后成功地做到了自由军团的贵族领导们在共和国初期所没有做到的事情，那么这种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希特勒的纳粹党恰恰通过它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更大的包容性和模糊性，通过议会外宣传手段的使用，成功地动员起了全民族范围内广泛的民众阶层。自由军团固然属于他最重要的先行者和开路先锋，而且他们之间的目标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甚至希特勒在国内的崛起，若没有前自由军团成员在组织上和军事上所作的贡献，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由军团的领导是与军官团的旧贵族—精英社会传统密切相联的，这种传统本身就妨碍着这场反民主运动向群众性的方向发展。而希特勒这位上等兵，突破了这种军官贵族精英传统的障碍，并将反民主制的运动发展成一场没有精英限制的广泛的大众化运动。总之，希特勒比过去所有的右派都更加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这种“日耳曼种族的成员资格”，比较起那种所谓“出身良第的贵族社会的成员资格”来说，无疑为更多的人打开了通向“希望”的大门。〔45〕
第二节 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造就
一、寻求“卡里斯玛式”领袖的社会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表明，德国的有限国力与无限野心之间的矛盾，使得它要想再度向世界霸权发起挑战，至少需要对整个德意志社会进行更高程度的整合化，为此就需要建立起一种远比威廉传统专制体制严厉得多的独裁统治。这种统治就是将权力和责任完全集中在一个“卡里斯玛式的”（Charismatische），也即所谓“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身上，并由这位独裁人物来对社会实行全面彻底的组织、控制和统治。但是，这样一种专横统治的建立，首先要以放弃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为代价，而要使这样一个文明发达程度较高的民族，顺从地接受一种如此专横的独裁者的统治，没有一种社会意识上的反现代主义的广泛基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基础恰恰在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压力困境中被造就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德意志，社会内部的稳定依赖于一种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机构和制度，例如国家、教会、家庭，以及经济、法律上的等级权力规定之类的社会机构或制度。这些机构或制度保证着每一种等级中的个体在这种制度下过着某种固定化的生活，同时也要求个体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向它们屈服，并在忠于职守中作出牺牲。那些还不能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是交到“上帝的彼岸”，宗教的神秘解释之中去的。这种机构或制度一方面掌握着个体的行动决定权，而另一方面也免除了个人在行为决断和责任上的压力。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克洛克科夫在对传统文化的功能与作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个结论：
传统文化最具体的代表，正是那些特别的公共机构和制度，它们既能减轻主体动机上的负担，又能减轻那种偶尔代表了决断而又使人后悔不已的即兴之作上的负担。当然，由此而带来的这种稳定化，也是一直深入到我们精神位置的正中心的。事实上，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作用，就在于它能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精神稳定化的保障。但是，当这些机构或制度在时间的沉积中衰落、碎裂，或是被有意义地毁灭掉的时候，这种保障关系便趋于崩溃，人们就将由于决断上的过分要求马上超负荷地运转起来，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说自明的。〔46〕
自从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精神已开始从神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它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无神了，并也因此从根本上造就了“此岸”（Diesseit），造就了“世界”，而超感觉的“彼岸”（Transzendenzen）从这里面消失了。与之相联系的是，过去的种种禁戒也随之消失，这些禁戒曾经真实地崇敬着、确保着这些机构或制度，而这些机构或制度原本正是进入“此岸”的超感觉的“彼岸”。〔47〕自从这些机构或制度的神性逐渐消失以来，不仅人的精神已经能从这些制度或机构中分离出来和解放出来了，而且从原则上讲，任何精神也都是可以进行批评、怀疑和改变的了。因此，这些制度或机构的每一步瓦解都不仅具有自由、解放、平等主义和博爱的倾向，而且也无保留地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变质、崩溃和衰落，从而也使个体变得越来越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决断并承受其后果。这种“个人活动原则”的支配作用，将每一个人都推向一种不安全、不确定、忧虑、孤独的境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关系。
由此可见，现代化进程本身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将所有的人都卷入到这场事关个体精神和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变化的漩涡之中。过去那种由更为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所确定的集团交往形式中的传统行为准则，已越来越与它们所代表的事实上的关系不相符合了，而一种另外的准则又是完全需要逐渐地通过许多成功的试验才可能逐步形成的，但这些试验成功的条件，则要靠一种顺利而平稳的社会发展才可能创造。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德意志社会开始它的现代化进程以来，人们经历的正是一种个体的“无保障性”日益增长的时代。如果说德意志人在19世纪后半期还能维持一种政治上的安定局面的话，那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基督教信仰趋于瓦解的时代中，霍亨索伦皇室的君主制所代表的那种传统的旧国家专制体制，一直还是作为德意志人通向“此岸”的超感觉的“彼岸”的最后残留物来出现的。
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加速的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后混乱的打击下，随着帝国时代的结束，这种传统政治统治已出现了断裂，国民对基督教的信仰也已陷入全面的瓦解之中，过去那个打有基督教烙印的生活世界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了。世俗化以快得多的速度发生在越来越广泛的人口集团那里，这个世俗化进程尽管在19世纪里早就一再遭到抱怨，但在当时还是能够通过物质上的进步，通过对生活世界中更多幸福、健康和安全的那种可以期盼的经历来补偿的。然而，这种关于世俗化幸福的预言，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的困境中，一步步地丧失了它的内聚力，而19世纪中已经提出来的那些解决方案，如教育、拯救、秩序和救济等，由于其对人的物质需求上的非完善性，通过共和国的实践已证明是令人失望的了。因此，以基督教为基准的生活世界已“失去了魅力”，这个事实同时也与世俗化进步思想的一场崩溃叠合在一起了，它导致的是，德意志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思潮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与此同时，在帝国时代中形成的那种德国公共社会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碎片化”，因为现代化粗暴而快速的发展，已经使得那些在19世纪中最先被开拓出来的各种政治思想，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天主教主义，对各自社会集团的集合化力量大大减弱。这不仅使得公众对这个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适应性进一步增强，而且也使这些集团的边缘力量受到了激进的中间等级政治路线的“创新性”统一继承组织——纳粹党——的意识形态更强烈的吸引。这场争取选民的竞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在激进的纳粹党内部，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在其他政治集团内部，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内部，都出现了对“卡里斯玛式的”强权人物的普遍期待。这种期待，在下层群众希望能出现拯救众生的领袖人物的渴望中，在中间等级对特权重建的寻求中，在大工业家社会政策上“反平均主义化”的努力中，也在容克传统精英建立一个能给混乱的社会局势带来秩序化的期待中，都得到了表达。〔48〕总之，不仅是激进的纳粹党首先提出了“元首”原则，开展起独裁式的大众聚合化运动，而且其他的政治集团也陆续地开始思考对“领袖个性”的建设，并用组织公众的手段来进行尝试。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整个德意志国民社会已经开始将寻找“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组织井井有条的社会，作为摆脱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性和行为障碍的出路了。在许多领域中，如人文科学、教育学、艺术界直到社会政策，关于现代化的挑战，以及究竟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的激烈争论，是以人们几乎觉察不到的方式，来将这种正在寻找中的领袖人物理想化的。尽管所有的立场都绝不是统一化的，恰恰相反，过去那些再明显不过的政治立场上的区别，甚至还加深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却在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的期待中出现了不约而同的赞同。如果说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后能顺利地、几乎是毫无障碍地开展他的“一体化”攻势的话，那么正是由于这种攻势遇到了如此之多的对“卡里斯玛式”强权人物统治的适应化准备。
为什么这场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抛弃并不能导致一场向威廉体制的复辟，而是导向了纳粹主义独裁的新统治呢？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并不是首先由于传统权力精英们向传统的倾斜，而是首先由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在整个共和国时代发展起来的那种特别具有危机性的活力，才真实地动摇了共和国的。正是这种危机性的活力，才将传统精英们推入到一条反民主的战线上，如果这条战线获得胜利，将意味着威廉体制的复辟。但是，这样的体制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仅仅意味着一种帝国时代日常生活中受歧视地位的重复，因而无论对中间等级来说，还是对广大工人群众来说，都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正因为如此，传统权力精英的反民主路线，恰恰导致的是他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群众，这就使得这些“上流人物”陷入到新一轮的担忧和恐惧之中，他们也在盼望能有一位“真正的强权人物”出来，既能转移这种威胁，又能运用国家力量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危机性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广大群众完全丧失了安全保障感。固然帝制时代受歧视的生活并不令他们向往，但是，民主自由时代的苦难却又不能不勾起他们对过去“秩序化”生活的回忆，对他们来说，那种“秩序化”不仅是古老而令人崇敬的，而且也一直是被他们视作神圣的东西来加以赞扬的，因为它毕竟曾经作为思想、感情稳定化的“家乡”为他们提供过精神和灵魂上安全之所的感觉。而“如今，他们却被推入了普遍的贫困和孤苦之中，被彻底地推进了超负荷运转的深渊，而这种超负荷的能力又是他们本身没有的，这就导致了他们惊慌的反应，去逃避这种自由”〔49〕。
因此，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一方面，1918年传统统治政治合法性的断裂，以及基督教神性“彼岸”的消失所带来的恐慌，已经在大危机年代里充分暴露出来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既不能容忍威廉体制的复辟，也不再相信眼前的这个民主制度还有克服危机的能力了。这就使得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一个既能将他们救出苦海，又能提供政治稳定的另一种非自由、民主制度的“新开端”上了，因而也就使得这种对“新开端”的盼望，与对一种能提供精神稳定性的新“彼岸”的寻求叠合在一起了。他们盼望能摆脱那种必须对自身行为作出决断，并得承受其后果的“个人活动原则”的压力，以彻底地减轻负荷。这种盼望不仅是作为一种“幸运”来出现的，而且也是作为一场“解放”来出现的。但是这种盼望，只能与惟一的责任制划等号，只能是对一位能“拯救”他们的“卡里斯玛式”独裁人物的期待，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对于这种社会心理，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茨·纽曼指出了它表面上向前、实际上则向更为远古的时代后退的反启蒙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原始性质：
不仅是忧虑，而且还有不能理解他们的绝望，他们的苦难，他们遭到贬低的原因，才将人们推进了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迷信的怀抱之中。尤其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发生深刻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危机年代里，一般的人口大众通常又是不能、或是一时不能认识到导致他们眼前的这种局势的发展规律的，这就首先使得那些最少受到理智引导的社会阶层，当然绝不仅仅是他们，转向了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就像原始时代的人们寻找一位拯救者那样，这位拯救者应能解除他们的困境，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因而它也具有了一种全民族意识需求的特点。〔50〕
纽曼还通过对古老的德意志氏族部落文化的分析，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宽的历史视野：
这个民族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种远比基督教还要古老的著名宗教。这种宗教本身就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的：早就存在着一个原始时代的怪物巨兽，它就是恶魔和上帝以及部落敌人的化身。而“卡里斯玛式”的，也即“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终于杀死了这个怪兽，因而一时间赐福给了他的人民。当然，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而且当他成为这样的英雄时，那么他也就根本不是人，而是神了，或者说，他成为了部落图腾的化身。〔51〕
在所有政治集团的思想体系中，唯有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才最能符合这种古老宗教，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它们之间的对应物：这个怪兽就是“犹太人”，这个部落就是“纯种的日耳曼—雅利安民族”，这个图腾就是种族主义的“民族共同体”，而这个领袖人物就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这种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一方面能解除个人在判断、决断、行动和经历冲突上“现代文明的负担”和“民主制的苛求”；另一方面又能为个人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一种行为肯定性上的新感觉，即服从、履行义务。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镀金成“理想主义”、“无私性”、“绝对的权力”、“民族的伟大和完整”。因此，当自由被摧毁的时候，却在大谈获得了“解放”，当灵魂被掏空了的时候，运动便能不停顿地发展下去。
总之，希特勒从来就不想去复辟帝制时代的那种传统专制独裁，而是要建立他的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从根本上讲，德皇帝制的“神圣灵光”本身是依靠了基督教的赋予才存在的，而纳粹主义的崛起，恰恰是依靠了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全面崩溃才成为可能的。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条社会心理和精神倾向普遍向过去退却的道路上，这个巨大的社会心理缺口的存在，才使这位纳粹党的“元首”终于找到了足够多的追随者和“民族同路人”。
二、新宗教的现代化宣传
尽管这种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迷信属于非理性领域中最为原始的宗教现象，但与之平行发生的政治现象，却恰恰是一场为谋取、维护和神化权力的阴谋诡计。在这里，有着一种奇特的双向发展：一方面，希特勒在巧妙地利用人们这种对“卡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的渴望，充分施展着他个人的“魅力”，并不停地扩大着人民大众的绝望，如果不跟着他走的话；而另一方面，追随者为了达到减轻个人超负荷压力的目的，而涌向了这位“元首”。这种两面性特点，一方面反映出这艘正在加速挣脱传统的德意志航船，已经在具有全面危机性的现代化航程中倾覆了，因而广大民众获救的渴望，导致了对一种新宗教“彼岸”的寻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纳粹主义运动不过是以大危机所导致的普遍贫困化为契机，对德意志社会进行的一场反现代主义的重建。因此，纳粹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场新式的宗教运动，一个造就“军事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一场创造“卡里斯玛式元首”的神话。而且，希特勒越是扮演得像是一位上帝派来的“天使”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救世主”，“共同体”就越是对那些渴望摆脱超负荷压力的人们具有吸引力。
不可否认，希特勒不仅在扮演这种角色上是独具才能的，而且也谙熟现代政治宣传上的技巧。他这样说道：
所有的宣传都必须通俗易懂，宣传上的知识水平必须调整到群众中最有限的智力水平上，因为群众的接受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们的遗忘力却无比巨大。因此，所有的宣传必须口号化，必须朗朗上口，反复唠叨，一旦你不用这个口号，而去采用任何更复杂的语言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效果。〔52〕
这位“能通神的大众化元首”，并没有躲在文件山的背后，而是利用每一个机会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一场场充满激情的演说中，他每每声称自己是“天意的选民”、“人间天堂的元首”、“民族真、善、美圣杯的保卫者”。他斥责着“工业化以来所有制度的堕落”，并发誓“要召回日耳曼人的美德、力量和健康，并将犹太骗子手、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逐出日耳曼民族神圣的庙堂！”〔53〕当然，所有这些被他称为“正常的伦理道德风尚”的东西，都是为那些对现代化的现实性感到愤慨、又在政治上天真烂漫的人们设计的，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的人们设计的，同时也反映出希特勒本人对工业都市化以及在那里发生的“胡作非为的时代精神”的反感。
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得人心的保民官”能像希特勒那样，成功地粉碎听众情绪上的抵抗，驱动着他们的愤怒和兴奋，激发他们去表达出像他一样的意志。希特勒早年的一位追随者奥托·斯特拉塞“怀着钦佩的心情”这样描绘了希特勒的演说场面：
他一走进大厅，先嗅了嗅空气，感受了一下气氛，突然间他发作了，他的语言像一支支射向靶子的利箭，他接触到每个人露出的伤口，让无意识的群众去自由地表达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志向，并向他们讲出他们最想听的话。由于听众的愤怒是互不相同的，因此他此时的目的就是将他们指向那些特定的靶子：犹太人、凡尔赛条约、杨格计划，以及容忍这些东西的议会民主制。这种统治、陶醉听众的能力，要归于他出色的直觉，因为他知道如何去论证听众们愤慨的公正性。他告诉他们，真正的德意志人已经被狡猾和无情的敌人包围了，最坏的人就混在他们当中，从外表上装着像德意志人一样，但是真正的德意志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像春天的暴风雨一样不可阻挡！〔54〕
几乎所有回忆希特勒演说场面的史料都记载了中间等级听众对他产生出的“宗教般的敬畏感”。例如，在1941年后担任巴登地区纳粹党头目的罗伯特·瓦格纳这样回忆道：“当我头一次听这个人演说时，我恍然大悟，他所讲的那些东西，正是我想讲而又当时没有能讲出来的东西！”而后来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写道：“是上帝通过他来道出了我们的苦难，他用救世主的语言抓住了我们的痛苦！”〔55〕这一方面反映出听众意识上的主动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希特勒，这位出身于小官员家庭的流浪汉，具有对他所来自的那个中间等级的自我理解力。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混乱中，首先从中间等级的广泛困境中，造就出一个普遍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
同时，作为纳粹“军事民族共同体”的缔造者，希特勒更懂得如何将德意志社会中由于现实所产生的压抑表现出来，如何将现实中的那种沉默赋予真实的形态。这种沉默是对战败、和平条款的拒绝。他看出现实的和平并没有被确定，从根本上讲，它只是战争用另一种手段在继续着。因此，他将政治斗争的手段建立在军事组织的形态之上，将“元首原则”、“划一的统一”、进行战争的装备、旗帜飘扬的党集会都搬上了政党政治的舞台。而这些东西，从更高的程度上讲，既是超现实的，又恰恰是能形成人们意识的东西。因而他的影响范围就不再只是陷入败落之中的德意志中间等级大众了，还包括各阶层中深感“民族压抑”、深感孤苦的意志薄弱者。
要了解希特勒的政治煽动在广大民众中所产生的效果，必须注意到希特勒在人类政治活动中最先、也最好地利用了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而当时的各阶层群众，一般是不熟悉政治家竟会拥有这种操纵技能的。也正是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希特勒才能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政治家更多地将自己兜售给群众，才能像一位“真正的天使”和“救世主”那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有声有色，惟妙惟肖的。
这是一个收音机、扩音器、留声机和飞机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的时代。正是靠了扩音器，才使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成为了可能，而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对于那些深感孤独的与会者来说，总是显得特别必要的；正是靠了收音机，才将纳粹集会的实况送到了千家万户，因为1932年已有900万人在听收音机了（而在1935年，标价仅35马克的“劳动阵线牌”收音机，已是最穷的“民族伙伴”都能买得起的世界上最为廉价的收音机了）；正是靠了飞机，希特勒才能“像天使一般地从天而降”，从一个会场飞赴另一个会场，1932年7月28日，希特勒甚至创造了一天飞赴四个城市会场的世界记录；正是利用了留声机，才将希特勒的声音送到了无线电广播有限功率之外的德国城乡的每个角落，“用阶级，阶层，职业，教派分裂这个民族，用断断续续的方式迎接经济幸运的企图，今天终于失败了！”〔56〕
这也是一个由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飞越的时代。“电影院无处不在，然而它面临的是心理上完全没有准备的一代人，他们在走进电影院以前，就事先将自己的心交给电影业那些虚幻的作品了。”希特勒深知电影对观众的心理价值，他首创的《新闻周刊》，这种免费的加演片，在一个看电影成瘾的社会里，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广告效应。“当元首出现时，大多数观众一开始就把他当作电影明星来接受。经过他的一番表演，在许多观众那里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宗教上的敬畏感。”〔57〕
青年选票的增加，与这种现代化大众传媒新技术的运用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这一代青年人本身就是“迷茫的一代”，他们早就在寻找着能使他们贡献自身力量的共同目标了，然而他们又被数目众多的政党以及各式各样的许诺弄糊涂了。希特勒早有所闻，他的演说，可以说是对这些小人物们的“民族共同体心态”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正是通过这些新技术手段来扩散的。这些新技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对青年一代来说，本身就够刺激的了，他们往往事先就作好了接受的准备，更不要说希特勒专为他们设计的那些意识——所谓“民族伙伴关系，忠诚，勇气，牺牲”——对他们“渴望战斗的情绪”所起的催化作用了。据统计，在1931年后，18～30岁的青年人在纳粹党中的比例达到61％，超过了青年在总人口年龄结构中的31.1％的几乎一倍！与之相比，社会民主党此时就更像一个老龄党了，它内部的年轻人仅占19.3％。〔58〕1932年7月31日大选中，也正是由于青年选票的增加，才使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从107席猛升到了230席。而纳粹议员中的60％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事实，使不少人惊呼：“纳粹运动是一场青年运动，它已无法阻挡了！”〔59〕
将现代化技术手段与老式的国家权威的自我表现物配合起来使用，更是希特勒在争夺民心方面远远胜过其他政党的地方。在战败和革命后的共和国时代里，其他所有政党都没有拿出任何能替代帝国时代豪华、阔气和排场的东西，而在这些东西上所反映出来的国家尊严和体面，对德意志人来说是具有许多意义的。在帝制时代看惯了政治游行、旗帜、制服，并配有定音鼓和小号的进军行列的人们，却在纳粹党集会上再度重逢了这种场面，而且是更加“辉煌”的场面。这里正是希特勒扮演“救世主”的中心舞台，历史学家戈尔登·克莱格这样描绘了纳粹集会：
在这里，礼仪隆重，行列齐整，旗帜飘扬，音乐满天飞，元首的讲话更是一番宗教的仪式，随后是通过漫长的徒步行军来展现纳粹党徒统一意志和严明纪律的精神面貌……无疑，这既能起到打动人心的作用，又能起到威吓潜在敌手的作用。〔60〕
而在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发起的传统式集会上，表现出来的往往不过是绅士集会的无聊特点。它们在会务上明显的赤字造成了特别灾难性的影响，这种赤字是不能用兴登堡这位八十高寿的“木头巨人”来弥补的，因为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着与西方民主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前提。
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在一场真正的内战中，而是在一场民族主义的狂醉中没落的，这个事实本身说明，纳粹主义独裁统治能成为政治安定的德帝国君主制的替代物，本身是有着一种社会心理上的优势的。德皇帝制的崩溃、共和国的瓦解，不过为这位从无名战壕中日益崛起的煽动家打开了道路罢了。希特勒正是充分利用了战后年代中的这种心理优势，才由煽动性的政党领袖变成了德意志“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当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时，不少西方观察家曾预言：“德国的反对派不会那么容易就被扫除掉的，会有一场总罢工，他将遇到千百万坚强果敢的人们的反抗。”但是，除了那些坚定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良知没有泯灭的自由民主人士以外，德意志社会出现的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过去的反对派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巴结讨好，甚至是心甘情愿地“一体化”，充其量不过是听天由命和流亡。〔61〕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每当旧有的制度崩溃之时，总会出现一种“墙倒众人推”的局势，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们是要去“随大流”的。这些人也往往具有权威主义心态，即深深地崇拜和追随现存的权威，当旧有的权威大权旁落时，他们就去追随新的权威。
其二，希特勒纳粹党的夺权成功并成为惟一合法政党，对大多数人之与纳粹政府的忠诚，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对于德意志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尤其是那些刚刚被剥夺了“自由工会”权利的工人来说，最难以承受的事情，莫过于不被一个大的集团所认可。一位德国公民，无论怎样反对纳粹主义的原则，如果他不得不在行将孤立，或是从属于德意志民族的感情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多数人将选择后者，正如在1914年的“城堡和平”中曾体现过的那样。这种对孤立的恐惧和道德原则上的相对软弱，本身也是有助于任何党派赢得大多数群众的忠诚的，只要这个政党成为了民族惟一合法的政治代表。埃里希·弗罗姆说得好：“宗教与民族主义，以及任何风俗和信仰，不论多么荒诞不经、微不足道，只要能使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就能使人逃避最害怕的一件事：孤独。”〔62〕
三、权力的最后征服
通过兴登堡总统1933年1月30日的“紧急条令”，希特勒出任了总理，这个已经向传统专制独裁统治模式蜕变的残缺不全的民主国家，从此时起，实际上便开始转而朝着现代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方向发展了。1933年初的这种发展局势中，首先就存在着一个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传统精英们认识到的“历史性错误”，即这些德国过了时的保守主义传统权力精英与纳粹主义的激进新力量之间，结成了一个短命的联盟。这个“错误”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纳粹主义者所代表的这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本身就与传统精英们所代表的那种保守的反现代主义一样，都是反民主自由、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纳粹主义本身也是依靠了德意志社会长期的专制独裁传统，才产生出广泛的社会效果的。因此，当1933年1月85岁的兴登堡总统采纳了巴本的建议，任命希特勒为这个“民族集中”联合政府的总理时，传统权力精英们是打了这样的如意算盘的：这个内阁中的保守主义多数派们（8个保守派部长比3个纳粹部长），“借助兴登堡和副总理巴本的帮助，是能够驯服希特勒纳粹运动的活力的，也是能够将其置入到对国家实行传统保守主义的独裁式或君主式的社会改造目标上来的”〔63〕。
要了解这个如意算盘的产生，人们就必须了解纳粹运动与两个旧权力载体——大垄断工业界与容克军官团之间特别复杂的盟友关系。纳粹主义者也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支持，并与他们结成反民主的联盟，才最后走上了夺权的胜利道路，而且这个联盟最初对于两者来说也都是有用的。
人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尽管早在“啤酒馆暴动”以前，个别的大企业家，如蒂森等人，就已在捐助纳粹党了，但就整个德国大工业界而言，他们与容克贵族以及军官团一样，直到1932年3月和4月的两次总统选举时，都是压倒优势地支持兴登堡，而不是支持希特勒的。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两次国会选举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支持那些支撑巴本内阁的右翼政党的。因为自从1918年以来，巴本政府是头一个得到这个保守主义的旧权力卡特尔热情支持的政府。在他们看来，如果说金钱能够买到权力的话，那么在自由主义的魏玛民主制以后，应是巴本的传统独裁的“新国家”，而不应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第三帝国”。〔64〕而且事实上，那些正在大危机中不断处于消失状态中的所有右翼保守派政党，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之类的政党，甚至还有中央党，都远比纳粹党更受工业界和容克集团的宠爱。
但是，当纳粹党不断崛起而其他的右派保守政党不断萎缩的时候，大工业家们也在寻求安全的退路，现在有大量史料能够证明，他们当时采取的是“脚踏几只船”的战略，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党可能会立即成为执政党。但是，“工业界的政治捐助并不是仅仅针对纳粹党的。在同一时间内，这同一个经济上层，也同样将他们的捐助分配给了纳粹主义的所有保守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竞争对手们”〔65〕。虽然他们也向纳粹党捐助了，但这种财政上的帮助，与他们投给其他那些右翼政党的数量相比，始终都只是很少的款项，因而也不能与纳粹党通过城乡中间等级所得到的大规模资助等量齐观，更难以改变它日益上升的财政上的债务。直到193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纳粹党内还仍然被严重的经费不足的阴影所笼罩，就是一个证明。总之，整个大工业界对纳粹党的行为态度，此时仍然是防御性和自保性的，他们首先关心的还并不是纳粹党能不能上台，而是自身地位的未来。他们对纳粹党的捐助，首先是为了给一个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国家政治主人的政党，留下一种友好亲善的印象。
大工业界中之所以会出现一种有利于希特勒的思想转变，是由于冯·施莱彻尔将军于1932年12月3日成为总理引起的，这一“事件”事实上也标志着大工业界与容克军官团之间关系的紧张化。绝大多数大工业家都是既不信任，也很害怕这位军事实力派人物的。这部分是因为施莱彻尔是通过推倒巴本这位他们所钦佩和信任的魏玛时期的惟一总理，才使自己成为总理的；部分则是因为施莱彻尔一成为总理就声称自己“既不是个资本主义者，也不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国防军与工人阶级的一个同盟来反对大企业主”。尽管施莱彻尔不过是想利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组织，并通过与纳粹党内反希特勒的“斯特拉塞派”相勾结，来达到瓦解纳粹党、建立军人独裁专政的目的。但是，“他毕竟已经向大工业家们描绘了一幅在工会战线支持下的、也是具有无法估量的国家资本主义种种特点的军事独裁的可怕图画，因而迅速地在大工业家中引起了严重的惊慌失措”〔66〕。
大工业家们担心施莱彻尔将军会是一位“穿军装的社会主义者”，而希特勒至少自1932年夏秋以来，通过对鲁尔工业家发表的演说，通过对纳粹党经济纲领的修改，已经不断地向大工业家们表白，他绝不是一个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大企业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他的“空间计划”是有利于德意志民族垄断资本的。因此，“反自由民主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逻辑，已将这些工业界中的保守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了。这两者首先在“一个强大国家”的要求中，继而在“一种健康的经济发展”的愿望中，取得了基本一致。因此，希特勒也就至少变得比施莱彻尔更能为他们所接受了。德国历史学家亨利·阿希比·图尔勒指出：
这本身就说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和多价性特点，使得它本身也是能够去适应每一种抛弃了对它表达公开敌意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67〕
然而，整个大工业界在1933年1月对“希特勒—巴本联合内阁”的欢迎，仍然更少是出自于对希特勒的热情，更多还是出自于赶走施莱彻尔的愿望，以及对他们所信任的那个人——巴本——又重新回到政府中来的喜悦。尽管巴本这次出任的仅仅是这个“联合内阁”中的副总理，但是对他们来说，1933年1月30日也并不意味着希特勒独裁的“第三帝国”就开始了，他们倒是认为：“我们不过是在用权力的影子，而不是在用权力的实质搪塞了他（希特勒），我们正处于俘虏希特勒运动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位置上。”〔68〕唯有对于像蒂森这类自称为“纳粹主义者”的大企业家来说，这一点才是例外的。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绝不能推脱整个德国大工业界支持希特勒上台的历史罪责。
无论对于容克贵族们来说，还是对于大工业垄断巨头们来说，想将希特勒作为工具来使用，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算。因为纳粹主义者的政权首先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大资本和容克的利益。具有无限野心的希特勒，决不甘心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纳粹运动的冲击力本身也必然会导致对全面统治权的索取，这不仅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1933年初的整个德国政治局势所决定的。尽管纳粹主义者们是将1933年1月30日作为他们“夺权”的日子来欢庆的，但是，希特勒非常清楚他所面临的局势，他并不是通过选票才获得总理职位的，这个职位是被委托的，或者说任命给他的，而这一点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这种改变有两种可能：一是委托的一方可能出现的变卦；二是根据《魏玛宪法》，国会仍然有可能要求废除每一项总统颁布的“紧急条令”，只要它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但是，希特勒与他的同党是不愿再度交出权力的。对于他们来说，要维持这种权力就必须将这种由总统任命得来的权力，继而迅速扩展成一种全面彻底的统治，并加以巩固。这就首先要求充分利用那位“老眼昏花的”兴登堡总统的独裁权力所能带来的一连串“紧急条令”，铲除法律上现代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力，并迫使公众永久性地屈服于国家“全面的紧急状态”。而且，这个联合内阁中的权力分配，也并非完全对希特勒不利，因为纳粹主义者尽管在这个联合内阁中只占少数，但是，他们占据的是三个最为关键的岗位：总理、内政部长、不管部长兼普鲁士（该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内政部长和警察总监。同时，他们也懂得如何迅速实施建立全面独裁统治的计划，这些计划现在已经既能通过一系列部分是表面合法化的、部分是暴力式的手段来实现了，也能通过“民族崛起”的口号来掩盖了。因此，一种政治运动的内在强制出现了，或者说一个广泛的对权力的全面征服过程开始了，它持续了八个月左右。〔69〕而那支保守主义的权力卡特尔队伍中的成员，如此之快地由“盟友”转变成“跑龙套的角色”，正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独裁统治建立过程的征兆。
事实上，希特勒还在他宣誓就职总理以前，就已经智胜了“联合内阁”中他的两个主要的保守主义对手——副总理巴本和经济与农业部长胡根伯格。解散国会并进行新的国会选举，本身就是希特勒接受在一个与保守主义传统权力精英们组成的“联合内阁”中出任总理的条件。而这一次，他已经能够利用总理职位所固有的权威和总统的支持，来取得更大的利益了。也就是说，他不仅能够充分使用恰恰是由这些“联盟伙伴”所提供的有力工具，而且也能够充分使用由这个党自己组织起来的压力工具，来达到他建立纳粹主义独裁统治的目标了。连胡根伯格也看出了这一点：“在这场选举中，希特勒的群众性政党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府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的最大得利者。”〔70〕
围绕着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斗争，很快就证明了胡根伯格预言的准确性。作为执政党，纳粹党不仅得到了来自大工业界前所未有的经济资助，而且它的宣传已经可以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来开展了；纳粹主义者在街头的恐怖活动，由于拥有对国家内政部和普鲁士警察力量的支配权，已经能够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地顺利进行了；希特勒的冲锋队现在也能够破坏左派政党的集会，而不受到任何惩罚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的报纸也已经能够通过总统独裁的“紧急条令”来进行查封和限制了。通过制造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并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共产党暴乱的信号”，希特勒在第二天就轻而易举地从惊恐不安的兴登堡总统手中得到了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法》的“紧急条令”，宣布他最为仇恨的政治对手——共产党为“非法”。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或是被迫潜入地下的时候，《魏玛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事实上也是永远地失效了。这种在虚假“合法道路”上所引入的“紧急状态”，已经为希特勒今后的每一种专横暴行敞开了大门，直到第三帝国灭亡。
3月5日的选举结果并没有满足希特勒的期望，纳粹党尽管获得了43.9％的选票和288个议席，但是，它仍然得与它的“联盟伙伴”加在一起，才能得到在国会中的一个勉强多数。这位纳粹党的“元首”要想取得全面独裁统治的全权，只能通过使议会民主制的处理秩序失效才有可能，为此就必须修改宪法条款，而这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行得通。
在随后不足三周的时间里，通过对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暴力恐怖活动，通过向中间派政党，尤其是天主教中央党的软硬兼施和威胁利诱，通过向大工业界许诺“建立民族经济的自给自足”，通过向军官团表白“重振普鲁士精神”，通过精心策划的“新德国运动”与老普鲁士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和解”，也特别通过在所有报纸上刊登3月21日兴登堡与希特勒在波茨坦卡里松教堂握手的照片，纳粹的权力攻势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迅速地在那些仍然是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口中引起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缩命论。帝国银行家组织的成员开始成批加入与纳粹“冲锋队”并轨的“钢盔团”；“自由工会”也宣布它准备与社会民主党断绝关系，并与新政府合作；更多的人加入了纳粹党；潜在的反对派们已经致命性地采取了与纳粹党妥协的方针。甚至连中央党的领导人也认为：“如果希特勒没有通过法律来得到他所要的东西，那他也是会用更讨厌的手段来获得它的，对他的要求表示赞成，还能希望得到好的回报。”〔71〕
因此，当3月23日希特勒向这个新国会提出《授权法》的要求时，拥有81席的共产党议员被阻止在会场之外，除了占94席的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反对外，只有58席弃权，因此这个被正式命名为所谓《解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的法案获得了通过，终于使希特勒成为了由民主议会制创造出来的独裁者。该法令宣布：“给予这个政府以这种权力，即在没有国会和联邦议会参与的情况下，颁布法律的权力。”〔72〕
《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政治统治权在行政机构上的全面集中和三权分离的废除，议会民主制已被粉碎。从原则上讲，这个结果也是与希特勒的“联盟伙伴们”的设想相一致的，但结果却远非停留在这一点上。因为希特勒现在既能通过一项对大工业界和容克军方“普遍友好的政策”来拉拢他们，又能通过他那行政首脑实实在在的无上权力，来阻止他们串通一气地反对他。同时他也能够将他们的利益与兴趣仅仅限制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局部性领域，以达到将他们完全排斥在最高统治权之外，并将他们作为实现对外侵略野心的工具来使用的目的。因此，《授权法》的通过，同时也标志着德意志社会中保守与激进的两大右派集团原本的联合已演变成一场纳粹主义者的全面夺权，尽管这场夺权直到兴登堡总统于1934年8月去世之时才最后完成。
作为政府首脑，从现在起，希特勒所颁布的每一道命令都已具有了法律效能。随着这种国会的自我排除，随着希特勒独裁专政的合法化，这场取缔所有其他独立政党和组织的全面夺权，便以一种连意大利法西斯夺权的样板都黯然失色的速度来进行了。1933年6月22日，社会民主党被取缔，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除纳粹党以外，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被取缔，自然也包括过去那些希特勒的“保守主义盟友们”的所有政党在内。与此同时，这些昔日的希特勒“盟友们”，便被一个个地排挤出政府，他们的位置自然也迅速地由纳粹党的成员来占据了。7月14日，希特勒通过颁布《反对新政党法》，宣布了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正式产生。因此，对于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对于教会人士、民主主义者，最后是容克贵族军官团中的抵抗分子来说，都只剩下一条通向“非法抵抗的道路”了，而这条道路只提供了极小的成功希望。
德国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广为接受的概念，这个概念将希特勒纳粹主义独裁统治下的德国，称之为“一个具有双重面貌的国家”：
这个被称之为“第三帝国”的国家，除了体现为一个“准则化的国家”外，同时还体现为一个“措施化的国家”。作为“准则化的国家”，它一般来说是尊重现存的或由它自己制造出来的法律的；但作为“措施化的国家”，它同时又是根据需要来蔑视同样的法律的。〔73〕
从原则上讲，德意志的“法治国家性”不再能得到任何保证了，而“措施国家性”却越来越多地扼制着“法治国家性”，尽管法律上的准则支架仍然普遍存在。这也就是说，尽管有这场全面的夺权，但《魏玛宪法》从未被正式地宣布过无效，而这对于日常生活的外表平静来说，对于这场“民族革命”的虚假合法性来说，对于整个民族社会心理上的发展来说，都恰恰证明是大有好处的。同时，这一点也得到了充分证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正是采用了形式上合乎宪法的手段，才肃清了这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并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家的。这种国家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一部由纳粹“元首”操纵的宣传、威胁、恐怖机器的扩建，从某种程度上讲，本身也确保了德意志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体制的赞成或畏惧，而这种赞成或畏惧恰恰使得希特勒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这个社会，以达到他的远程目标。
第三节 暴力的现代化
仅仅用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来评价纳粹运动还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不可忽视，纳粹运动及其道路为了达到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是通过采用最为现代化的手段来实现的。这种手段运用得竟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不仅使德国在这个时代中的社会“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连这个时代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正如达伦多夫所指出的那样，“恰恰是这场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运动，才导入了一场对传统粗暴残忍的破坏。通过这场颠覆式地连根拔除，以及国民在政治上的人人自危和个性上的牺牲，德意志社会也才更为全面地撞进了现代化。因此，纳粹运动本身也体现为一场暴力的现代化进程。”〔74〕
作为整个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场“暴力的现代化”，远比德意志历史中过去的所有阶段，都更为深远地、痛苦而真实地改变了这个社会。它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种不容收回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竟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在经过它所造成的这场对传统的深刻破坏之后，在它所带来的全面毁灭效应中，德意志社会无论是向更近的还是是向更远古的传统倒退的企图，都已成为了不可能，因此，也反而使二战后对这个社会所进行的新的现代性改造变得更为容易了。这正是我们理解纳粹主义“暴力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一、反传统的“一体化”运动
对希特勒来说，通过纳粹主义独裁的统治方式，将这个社会改造成一个“一致对外”的“军事民族共同体”，本身是为了向外夺取“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这个远程目标服务的。《授权法》的通过与民主议会制的废除，仅仅完成了实现这个总目标的第一步。当这一步完成后，希特勒的下一步就是对隐藏在魏玛民主处理程序背后的传统社会结构实施激进的改造，这倒并不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是支持民主制的，而是因为它本身天然地抗拒着纳粹主义全面独裁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统治要求。
事实上，德意志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德意志传统专制独裁主义（Autoritarismus）的社会基础和反民主自由的抵抗基础，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结构，人们才被固定在那些非社会统一化的联系之中，而这种联系本身又阻止了人们对政治的全面参与。对于传统独裁权力精英的政治领导集团来说，那些仅仅具有半自治独立水平并彼此并立的中、小独立性机构和制度，如传统的地方主义势力、宗教分裂的组织、分门别类的社团、“相对自由”的大学、“国中之国”的国防军、坚持传统观念的家庭，等等，恰恰正是他们施展家长式“仁慈加严厉”的传统权威的可能性条件，因为唯有当这些机构和制度彼此并立或争执，才使得这种传统独裁权威具有必要性与合法性。但是，要使人口大众对政治的不参与加以忍受，无论怎样，在社会孤立化的“前工业化”关系之下，总是比在工业化时代中更有可能的。或者说，这个社会越是现代化，这种不参与就越是变得难以容忍，尤其当“社会问题”已经迫使着越来越多的人为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利益去参与政治的时候。
那场极不彻底的1918年11月革命，尽管带来了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带来了议会政党制，却没有对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进行有意识的改造，或者说，魏玛共和制恰恰是对这种结构采取和解姿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甚至也能够说，魏玛政党们的社会改革思想，也只是在以共和主义的表达方式，为过去那种独裁主义福利国家的另一种变形体服务。现代化的进程在共和国时代粗暴而快速的发展，不仅未能真实地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反而带来了过去那些社会环境的“碎片化”发展趋势。这种“碎片化”是不可能给这个社会带来高度的现代性统一化的，只能带来这个社会更为严重和复杂的分裂化。在这里，仅举一例就够了：一个在战前曾拥有百万之众的国防军（且不谈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800万人的特别膨胀），在战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下，在它的平民因素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成为了只有10万“出身最为良第者”的组织。因此，当帝制时代传统专制国家的捆扎手段丧失掉的时候，千百万因战争而脱离原有社会环境联系的人们，已经难以找到退回的归路了，而战后所有的经济灾难都使得这种对原有环境丧失的“风暴潮”不断上涨。
总之，正是在共和国时代，制造出更多无环境依托者、无根基者、失业者和社会边缘者，而共和国本身又无力承受这种社会不正常发展中的现代化所积压起来的矛盾、潜力和冲动。共和国的捍卫者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少的吸引力，恰恰是因为他们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未受真实触动的传统社会联系，而传统结构的种种力量能再度死里逃生，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不满，本身就是魏玛共和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这样，在共和国时代，一方面，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从法律上给予了公民以民主权利；而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结构的保留，经济上的长期危机局势，实际上在阻止着民主权利的实施。从理论上讲，通过以社会利益为基础的政治集团之间的争论来履行《魏玛宪法》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社会现实中却处处禁止或阻止着这种争论。从表象上看来，公民权利的全面提高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但是，魏玛的议会政党们对那种继续有着影响力的传统联系完全保持了沉默。更重要的是，这些政党的地位，又恰恰由于民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是无保障性的，因此，它们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无意识地在促进着对传统式的独裁政治的渴望。一位完全是传统独裁权威的老派代表人物——兴登堡元帅——竟然会成为共和国总统的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传统社会结构的保留与传统专制独裁政治复辟倾向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这样，无论是德皇帝制，还是魏玛民主制，由于对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保留，造成了一种双向性的结果：一方面，人口大众对政治不参与的忍受被积压起来，并聚集着更大的喷发能量；另一方面，人口大众的不满矛头也因此对准了民主制。希特勒“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战略之所以能够奏效，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局势。因此，在这场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当希特勒以“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将这种积压起来的人口大众的能量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这种能量的喷发方向对准他要对准的任何一个现存目标的。当他摧毁了议会民主制以后，便将他的攻击矛头对准了这种传统结构。
不错，希特勒也总是在谈论着要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例如，在上台后的第三天，1933年2月1日，他这样说道：
从家庭开始，包括荣誉与忠诚，民族与祖国，文化与经济的所有概念，直到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信仰的永恒基础，都将不受任何否定式的干扰。对于这个在过去14年中被马克思主义所毁坏的我们民族力量的基础，对于作为我们整个道德基础的宗教，对于作为我们民族和国家机体细胞的家庭，民族政府都将坚决地加以保护和捍卫。〔75〕(www.xing528.com)
在以后的多次演说中，他也曾这样宣称：“操持家务的事是留给那些年龄更大的女儿们的，帝国青年义务劳动是要交给那些娇生惯养的市民子弟们的，服兵役是民族的学校。”他不时地警告青年人“不要过多地饮啤酒，而要时刻保持健康的体魄”，甚至也经常破口大骂那些“来自知识界的牢骚”。他亲自动手清除了“博物馆中蜕化堕落的艺术作品”，而且一有机会，也总少不了对“健康的农民阶层”的强调，对“伟大母亲角色”的赞扬。〔76〕
这一场场对传统观念忠诚的表白，对于刚刚与希特勒结成反民主同盟的传统精英们来说，无疑是具有引吸力的。然而，当他能够借助《授权法》来随心所欲地改造这个社会的时候，他走的恰恰是一条与之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破坏传统的道路，或者说是“一条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来摧毁传统的道路”。希特勒之所以会走上这条道路，并不在于他想要对这个社会来一场真实的现代化改造，而恰恰在于他还嫌这种传统结构给予人们太多的社会自由了。为了他个人全面独裁统治权力的需要，也为了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调动这个民族的整体力量，去发动一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希特勒恰恰需要一场具有现代性风格的“群众运动”，一场不停顿的运动来作为手段和工具。因为他知道：
唯有让群众不断地处于运动的兴奋状态之中，才是可能对他们全面加以控制的时候，也才是可能对他们实行彻底统治的时候。〔77〕
因此，他是不能允许任何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地方性的力量，置身于政治之外来摆脱他的统治的，就连私人的传统美德，以及那种对地方、宗教、家庭和社团的传统忠诚，对他都是一种抵抗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希特勒全面独裁统治的贯彻，不仅仅是以摧毁议会政党制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粉碎人们对任何非中央性的独立和半独立机构的传统式忠诚为前提的，即使对纳粹党内罗姆领导的“冲锋队”的独立性也毫不容情！而且当所有这些传统式的忠诚被粉碎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将运动引向对外冲击的目标。
因此，尽管纳粹主义的思想体系是绝然反现代主义的，但也正是由于纳粹主义者如此激进地反现代主义，反而导致了对现代性的一种需要。如果说这种方法和手段的导入，带来了一种反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结合的扭曲面貌的话，那么它体现为一场破坏传统的斗争。这场斗争也被希特勒堂而皇之地称之为一场“褐色革命”，在这里，他是急于要将这场“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红色革命”区别开来的。〔78〕它的开端，存在于被希特勒称之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运动的进程之中。
“一体化”这个概念，如同“极权主义国家”这个概念一样，并不是解释学上的一种发明，而是由纳粹党人自己在实行它的专横统治的开端年代里制造出来的。它意味着扫除政治和社会范围内所有不受控制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所有那些还处于自身封闭或独立状态之中的机构或组织，都必须屈从于一个冲击方向，一种瞄准了国家目标的、也是在“元首”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冲击方向。然而，通过这场“一体化”，人们也恰恰最后被痛苦地从传统的、自身特别狭窄的和亲密的联系中强拉了出来，并彼此变得具有某种相似性了。也就是说，每一位“民族同胞”与那位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的关系，都是一种同样的屈从关系了。当人们说，纳粹政权到处致力于用机械性的结构，来取代有机的社会结构的时候，那么这是很清楚的：它所需要的，不是许多具有自身明确性的、能独立生活的、拥有自身历史范围的机构制度的相互交错连接，而是将所有的机构制度都同样地投入到一个目的中去。正是在希特勒手中，取代过去那些种类众多、具有各自权力和自身分量的局部性精英位置的，是一个具有全面垄断权力的政治寡头集团；取代过去那种受到束缚的、因而也只具有局部社会角色的人口大众位置的，是那些聚集在纳粹主义乌托邦理想光谱上的所谓“民族伙伴”（Volksgenossen）。
在德意志传统的意识形态中，那种被人们理解为“有机体”的国家观念，不仅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也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传统独裁主义思想意识。它允许社会各组成部分长久地拥有自己的独立生活，只要这种独立生活不触及到最高领导阶层明确的权力要求。由于这种传统的领导阶层要求的仅仅是最后的决断性权力，由于它的合法性首先是以被统治者对政治的不参与为基础的，因此，这种社会独立生活的领域仍然是相当宽的，因而也提供了某种相对的社会自由。在家庭、学校、教会、乡镇和地方，部分也在军队、司法、官僚部门，自发性组织形式的出现是一种很平常的产物，只要这种自发性组织不威胁到这个统治阶级的传统专制独裁的权力地位，那么保守主义的传统权力精英对它们通常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这种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结构”并不能满足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的强权要求。相反的是，这种法西斯统治是将这些机构和制度的每一种独立生活都作为严重的威胁来感受的。作为非传统性的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者，希特勒为了建立他个人的全面独裁统治和对外政策上的需要，是要扫除所有传统的、具体的独立生活基础的那些联系的，是要摧毁所有与国家无关的忠诚，并无限制扩大这种所谓“民族伙伴”的社会角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体化”就是一场彻底的“排除化”，一场严厉的“纪律化”。
与这场“一体化”进程相比，扫除议会民主制，只带来了相当微不足道的社会效果，而其他的效果是通过希特勒对《授权法》头一年的运用才产生出来的。例如，希特勒的全面独裁统治先是限制、后是连根拔除了邦国的地方独立权利。人们必须承认，这种邦国结构的保留，本身是俾斯麦在创立“小德意志”统一帝国之初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这个社会存在形式中的那种既有民族统一、又有地方分裂的特别混合的特征。无论是在威廉二世时代还是在魏玛时代，对于这种现代要求与传统关联的混合形式，没有任何人敢于去摧毁它。而希特勒早在1924年所写的《我的奋斗》中，就表示要铲除这种邦国的地方独立权利了，因为“维持德国内部各小邦的均势”只会“使它没有统一的政府，而这仅仅是法国的一种宿愿，因为它想把莱茵河左岸据为己有”〔79〕。因此，希特勒通过1933年4月7日的《各邦国与帝国一体化法》以及1934年1月30日的《帝国新建设法》，便迅速而残忍地摧毁了这种对地方性传统的忠诚。各邦国议会均被解散，它的权力现在全部划归帝国中央。这意味着自1867年以来由俾斯麦和他的共和国继任者们建立或维持的帝国联邦体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全面独裁的体制。〔80〕
普鲁士国家官僚机器和司法机器，从代表现代理性主义的管理方法上看，从它在1918年以前所体现的“现代法制国家性”上来看，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性的。但是，从它维护传统专制独裁主义的现实功能上看，它恰恰又是具有反自由民主性质的，因而也是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性质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它们也一再证明了自己决不具有民主思想来源。历史学家们也一再指出，这些机器部分是无意识地，但通常是有意识地继续着阻碍民主、发挥传统独裁统治方式的影响作用的。但是，在1918年革命后的共和国时代，就连那些民主政党的执政者们也丝毫不敢去触动它们，而是依靠它们。而希特勒在这里表现得毫不犹豫，在他实行专横统治的头一个季度里，他就通过所谓1933年4月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实行了对文官和司法系统的“一体化”，毫不留情地清除了所有“政治上不可靠的”，“没有纯雅利安血统证明的”文官和法官。这种行动目的在于要向人们宣布：“这些机器必须完全属于权力的新主人！”〔81〕这种对具有传统独立性和自律性机构的无情改造，这种对与之相应的道德和习俗的彻底干预，竟达到了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于这些机构的传统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体化”运动也迅速蔓延到其他机构和制度上。它使总统的职务不起作用了，而且在兴登堡去世后干脆取消了这个职务。在希特勒于1934年8月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时，他是将自己称之为“国家元首兼总理”的。与此同时，“一体化”闯入了国防军这个“国中之国”，迫使着国防军全体官兵对希特勒个人效忠；它扫除了经济界所有机构的独立性，甚至像大企业家们的“德意志工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也不例外，并通过一种由纳粹国家进行统一监控的“帝国劳工阵线”来将所有的资本家与工人组织在一起；在农业领域中，它用一个类似的“帝国食品战线”组织，取代了过去所有贵族地主和农民的独立性组织；它剥夺了新闻出版界的任何独立性，并使它们完全听命于这个纳粹独裁国家。随后，这场“一体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严厉的措施，在所有那些与国家保持距离和疏远的社会机构中开始了，在教会、私人组织以及各类联合会中开始了，也通过一场野蛮的“焚书运动”，在大学、文化界、艺术界开始了。所有的社会自由都被剥夺，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被置于纳粹中央主管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
长期以来，在德意志社会中，社会阶层团体、职业联合社团、宗教组织的忠诚，是被人们作为神圣的东西来加以赞扬的。尽管魏玛时代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在侵蚀这种忠诚了，纳粹党作为一个“全民党”也已经在破坏这种忠诚了，但是，希特勒在夺权道路上并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票这一点，说明这种忠诚还具有相当的牢固性。因此，当希特勒大权独揽的时候，为了他内外政治的需要，他必须全面粉碎这种具有独立性的团体与组织在成员资格属性上的捆扎力。在这场反对传统忠诚的斗争中，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工会”、天主教、基督教的工会组织，以及大学生联合会组织，便迅速地成为了牺牲品。因为希特勒认为：
这些社团和组织，使个人的部分公共活动逃避了普遍的透明性和国家监控，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对一体化运动的瓦解。而这场运动，对于贯彻统治来说是必需的，因此必须对这些组织迅速采取措施化的行动。〔82〕
这也同样有效于对教会的“一体化”。对希特勒来说，教会还远远不止是眼中钉，尤其是天主教的教会。在整个魏玛时代，一直起着政治平衡作用的中央党选票的发展，本身就体现出教会力量是比其他所有政治力量都更具稳定性的。在此，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像纳粹独裁统治那样，有能力在社会上公开充当教会的敌人。“不信教者”过去也仅仅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亚文化”中才得到承认的，“信教者”总是被国家统治者加以鼓励的。而在这个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纳粹主义才是高于一切的信仰，它迫使所有的教会组织向它屈服、向它效忠。希特勒利用这种“一体化”的方法，不止是对教会施加了直接的影响力，而且也使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脱离了教会的束缚，因而也使得这个社会沿着纳粹主义的道路彻底地世俗化了。尽管希特勒战术性地保留了教会形式，但他无疑已经在这场反教会的斗争中获得了成功。
在这场反传统联系和忠诚的斗争中，纳粹运动带来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就是对家庭地位的改变。在纳粹主义的宣传中，并不缺乏对家庭以及它的中心性社会意义的信奉，然而，当人们观察它的实践时就会发现，纳粹的家庭政策导致的是将家庭的功能系统化地降低到人口再生产这个最为原始的任务上。希特勒声称：“妇女的任务，就是成为未来民族勇敢士兵的母亲！”〔83〕因此，在家庭问题上，凡是不能充分按照纳粹统治者的意图来理解这项任务的人，都会合乎逻辑地遭到纳粹统治者和国家机构的冷淡；凡是在“繁衍血统纯洁的日耳曼人口”的任务面前“耽误了义务”的家庭，也就是不能生产足够多孩子的家庭，国家所规定的“家庭权利”便立即遭到剥夺。
这种所谓的“义务”，对家庭本身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它与家庭内在的牢固性不仅毫不相干，而且也丝毫谈不上个人的幸福，因为它是从增强民族军事力量的侵略性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与此同时，为了促进这种“义务”的贯彻，纳粹统治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剥夺了家庭教育子女的任务。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加入“少年队”、“少女队”、“希特勒青年团”，并强制性地接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本身就意味着对家庭权利和任务的明确限制，意味着对人口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是以必须尽可能多地使个人摆脱私人活动领域为前提的，连同“今天的少女，明天的母亲们”也绝不例外！
“民族伙伴”的社会角色，便这样年复一年地发展起来，而其他的许多社会角色，如家庭成员、具体的社团成员角色，都被这种相同的和公共性的角色吞吃掉了。如果说纳粹运动的活力取决于这位“元首”能否组织起群众“划一化”地对政治的参与的话，那么这些“民族伙伴”对公共性政治事件的参与，也只是在不对这些公共事件的性质产生真实影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他们的到场，充其量也不过具有一种示威性效果。然而，他们之所以必须参与，只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受到纳粹政权严密监控的。这种监控仅仅意味着学生联合会的会友，工作中的同事，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徒，儿子或父亲作为“民族伙伴”都必须退出他们私人圈子的领域。虽然这促进了一种公共性活动，但它是以“划一化”的队列、亲近者之间的告密、不加思考的行动积极性这样一些公共性的恶习为形式的。
总之，通过这场激进的“一体化”运动，希特勒已经将减轻现代化压力的要求与打破传统限制的要求联合起来了，将对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的愤慨与“青年一代”反对“老一代人”传统僵化世界的社会抗议联合起来了，将对日益丧失传统联系的抱怨与反叛式地砸开传统联系的愿望联合起来了，将乡村、地方、行省对“罪恶的工业化大都会”的反叛与民族集合化运动中的地方特点的匀质化联合起来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法西斯独裁统治能够将群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最终引向那个“一致对外”的“夺取生存空间”的侵略性目标上去，因而也极大地增强了这个“民族共同体”的聚合力和毁灭力。
二、暴力的现代化
希特勒曾在1934年9月的纽伦堡全国党代会上这样宣称：“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以来神经紧张的时代已与我们告别！”〔84〕但是，这个“民族共同体”通过它“民族伙伴”角色给人印象深刻的和谐表象，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假象，因为这个“共同体”是以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的“元首原则”为基础的。在一种思想意识向远古倒退的道路上，在一种对“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原始性的狂热崇拜中，希特勒全面独裁的要求和对外侵略的野心，与一种高度现代化的手段结合了起来，因而形成了一种德意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面貌。由于所有有关民族、国家、阶层、教派、家庭的组织形态都在这个独裁者的手中被全盘工具化了，因而在“共同体”表象的背后，开展着一场从未停息过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一场对整个人口大众的全面征服。
通过1938年对陆军司令部和外交部的改组，“一体化”运动也最后完成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权力已经能够用这样的法律语言在1939年的《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公开表达出来：
元首系帝国的整个主权于一身，公众的所有权利，正如运动一样，来源于元首的权力。我们必须讲元首的权力，而不是国家和党的权力。因为元首是全体人民意志的最高执行者，元首的权力是全面而完整的，它统一了所有的政治组织，它扩展到人民生活的所有特别领域，所有共同体成员都有义务忠于并服从元首。元首的权力是不受条件限制的，是自由的，独立的，绝对的和不受任何抑制的。〔85〕
这是德意志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无论是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帝国的皇帝，都无法想象和要求的权力。的确，作为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已经成为了一切权力的来源与创造者，他无需像第一帝国的皇帝那样，唯有通过寻求罗马教廷的承认，才能使自己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只消通过他亲手签署的“元首命令”，他就能像当年的皇帝安排封土那样，分配巨大的势力范围，而丝毫不考虑官僚体制结构上的要求。与过去的皇帝不同的还有以下一点：在希特勒所统治的这个新帝国里，任何下属都是没有个人自由的，任何人要想从他那里获得哪怕是一点点不受监督的权力都是幻想。那些新的大大小小的“封臣们”既不是对国家，也不是对纳粹党效忠，而是对这位权力的独裁者个人效忠。他的权威也正是通过下级领导之间的对抗来保证的，而他又正是要通过自己的独裁者地位来防止官僚体制上的僵化状态，来将这个纳粹帝国的车轮始终保持在“希特勒运动”的轨迹之中。总之，他决定着最后的手段，决定着是战争还是和平，而所有这一切，在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们看来，正是唯有这位“元首”才应该拥有的特权。
不仅这种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贯彻的“元首原则”体现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而且希特勒用所谓的“日耳曼—雅利安民族东方殖民化”来替代当地原有居民的“生存空间”理论和“大空间理论”，同样也体现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这种“空间理论”是对远古时代德意志氏族部落向东殖民化，建立“马尔克”模式的有意识的再接受。在希特勒看来，“这个东方是‘未开发的西方’，那里不存在着任何法律和公正上的问题，因此可以不顾一切地为所欲为”〔86〕。由此可见，这场“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其性质是不同于各列强曾在1914年进行过的那场为资本主义商业性海外竞争利益服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它涉及的只是一场铲草除根式的种族灭绝！
同时，用这种野蛮的殖民方式来占领土地，本身也是为造就一个“新的宝剑贵族”服务的。这位中间等级出身的“元首”，在对未来理想的表述中这样声称：
未来的等级是不能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的，因为这种通过教育得来的知识，使人能不经过前线的经历就成为了少尉（这是希特勒过去从未得到过的军衔）；也是不能建立在令人厌恶的大学专门知识上的，因为这种专门知识，竟使法学家们能在后方安心地写作（希特勒从来没有成为过一名大学生）；更不能建立在钱袋的基础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一直是在流浪和贫困中挣扎的），因为一个以钱袋为基础的、以精明商人的投机活动为基础的等级秩序的民主思想，是一种荒唐透顶的东西！〔87〕
因此，他这样宣布：
未来的等级秩序，就是要用战斗的等级秩序来反对、取代那个过去的世界，取代那些退化了的贵族和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资产阶级的，应是一个新的优等阶层，一个新的、在战场上挥舞宝剑的贵族，这个宝剑贵族是不能用世袭权力来取得优先权的。〔88〕
当然，也就像远古时代的北方蛮族，在通过摧毁罗马帝国而由原始状态猛然闯入封建时代那样，要成为这个“新贵族社会”中的一员，除了在这场战争中经受考验和对这位“元首”忠诚不二以外，没有别的前提。
希特勒明确规定：“各地区行政长官在十年后必须向我汇报他们‘封土’上的日耳曼化的完成情况。”但由于害怕这些长官们可能变成“帝国诸侯”，他宣布：“他们随时可能被撤换，也绝不允许世袭他们的权力。”〔89〕同时作为加强控制的手段，“这个巨大的帝国应用交通技术上最为现代化的手段联系起来，用四米宽的铁轨所组成的铁路线，和一条由柏林射向四面八方的11米宽的帝国高速公路网铺设开来”〔90〕。由此可见，纳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想在政治上全面推行，没有大量的现代化技术的投入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在这里人们能够发现，希特勒法西斯极权主义独裁与传统专制主义独裁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利用了一切现代化技术手段和方法来进行统治的独裁。昔日的独裁者们需要非常合格的助手，即使在最低的岗位上，也需要能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的人。而在现代化技术时代里，希特勒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可以无需这样的助手。单凭先进的通讯工具，便能使下级领导全盘机械化，单凭现代化的交通手段，便可以对全国进行广泛的监督，更不要说对罪行所进行的高度保密了。其结果自然是出现新的盲从，而这正是希特勒这位独裁者所需要的。就像“用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一样，纳粹主义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也是必须求助于现代化的经济、军事、技术手段的。这种“暴力的现代化”，不仅反映在对“共同体”的管理上，更反映在“生存空间”的夺取上。
尽管容克贵族与工业垄断巨头们在希特勒上台之际曾经打过“将盗猎者变成守林人”的如意算盘，并洋洋得意地宣称：“我们雇佣了他！”但是，纳粹主义“一体化”运动的结果所证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恰恰是他们才成为了希特勒这位独裁者手中的真正工具。〔91〕
那个被希特勒所鄙视的“退化的”容克贵族及其军官团，之所以还在这个“共同体”中保留了一定的地位，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他认识到了德军现代化的组织能力、战斗力以及士兵质量的结果。希特勒深知：
要完成重整军备和夺取生存空间计划，只能在军事专家的协助下才能实现。因为军官团有它的人才、军事传统以及对最高权力服从的传统，只要我们取消了布尔乔亚式的国民价值观，代之以命令和服从，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今天的乌托邦就会成为明天的现实！〔92〕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宁愿拿“冲锋队”及其头目罗姆等人的性命作为代价，来换取军官团对他的忠诚，因为罗姆领导的“冲锋队”只能进行街头破坏性的斗殴，不能进行征服世界的战争，却竟敢向他在党内的独裁者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绝对忠于元首的“党卫军”，立即成为了能对军官团进行权力控制的力量。特别当1944年“7月20日密谋事件”发生之后，他更是毫不犹豫地肃清了容克贵族以及军官团中所有不愿与他一起走进坟墓的分子。
希特勒没有让“冲锋队”和“党卫军”去染指工业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懂得：“没有垄断企业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方面的组织才干，我们就无法夺取生存空间。”在他的思考中，“经济不过是政治的仆人，通货膨胀也只是一个纪律的问题”〔93〕。希特勒甚至也对大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首创精神”表示赞赏：
为了战争的准备，我们必须用市场来保证效率，用计划管制来保证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界对我们的空间目标来说，是一种远比那种官僚化的、被一群奥地利式的拿保险金的官僚和职员们统治的经济有效得多的工具，当一切生杀予夺之权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企业界由于其生存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只会是一种更加顺从的工具。〔94〕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保留，不是从政治权力对企业家们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导出来的，而是从政治强权的基本利益中，从这种权力的自身发展的功能性条件的需求中，首先也是从对战争进行经济动员的需求中导出来的。
而且在希特勒看来，德国的大工业家从来就是一种传统的效忠力量，对最高的国家独裁统治者过去也并无反叛的记录，充其量不过是逃亡罢了。这方面最为出名的例子，恰恰发生在“钢铁大王”蒂森的身上。这位最先支持纳粹党上台，又最先对纳粹严格的经济管制制度不堪忍受的德国工业巨头，在1939年大战前夕出逃到美国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暴政真是太可怕了。”而德国大工业界的另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金融专家沙赫特，最后竟然也加入到了“7月20日密谋事件”之中。
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与纳粹极权统治的结合中，谁是真正的主人，谁是真正的工具。如果说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在纳粹时代得到了某种保存，甚至是某种发展，那也仅仅是因为它是希特勒手中进行暴力征服不可缺少的工具。这同时也说明，德国垄断资本家们的“首创精神”和经济效率已经越来越无法脱离一种能可靠发挥效能的国家干预的框架了。当然，希特勒对工业界也自有宽慰之语：“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是要使生产资料国有化，而是要使人国有化！”〔95〕
要想在不改变工人真正的不平等地位的条件下，实现“民族共同体成员意识的一体化”，希特勒光靠强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头—手分工的平等意义”，以及组织诸如“大众旅游”之类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集体活动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还必须在德意志社会树立起一个有可能为各阶层、教派所共同接受的对立物，于是，反犹主义发挥了它又一个妙用。正是在这个第三帝国的社会生活中，也正是在希特勒的手中，反犹斗争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替代物。
在这个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中，反犹运动成为了克服所有社会和经济实际利益分歧者们的“一体化因素”。希特勒声称：“反犹主义是日耳曼民族一体化的粘固剂，在仇恨犹太世仇上，日耳曼人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民族共同体才能得到证实。”〔96〕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更为这场反犹运动提供了所谓“生物学上纯科学的证明”：
元首与追随者之间的同类性是生活的必要前提，而同类性是一种从发自于情绪上最深奥的无意识冲动到最小的脑细胞活动的自然现象。同类意识和共同体成员首先体现出这种能力：一眼就能识别不同种类，一眼就能区别朋友和敌人，这个敌人就是犹太世仇！〔97〕
然而，正是在这里，一个新的等级制度的轮廓终于被全部勾画出来。这种新等级制，固然不是依靠血缘世袭的传统地位来决定的，而是依靠一种国民军事化的体制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则要比帝制时代严格得多。在这种新等级制中，每个人都有在他之上必须服从的人，最高的权力统治者是希特勒，同时每个人都有在他之下有权支配的人，那么，那些被压在权力金字塔最低层、又拥有“日耳曼成员资格”的一般“民族伙伴们”能去支配谁呢？——“犹太人”！被开除出“共同体”之外的犹太人，是这个时代中的任何一个德意志“民族伙伴”都可以任意施虐的对象，每个德意志“民族伙伴”又都是能从迫害犹太人的行为中，索取他必须服从上司时所受压抑的补偿的。尽管屠杀犹太人的“运动”早就开始了，但“犹太人”这个敌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永远都不允许消失的，因为所有的仇恨，所有的种族主义情绪，所有的苦难，包括这个社会体系中出现的所有罪恶，都必须要由这个“犹太敌人”来承担，更不要说在对外政治方面将“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布尔什维克主义”都说成是“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对这个“共同体”所产生的内聚力了。只要那个“世界帝国”的美梦还没有实现，只要这个敌对的“种族”还没有被消灭，纳粹主义的信徒们便始终都在行动！
任何对这种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提出疑问的人，都将与作为“民族敌人”的“犹太人”一样，交由盖世太保、党卫军处置，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集中营、死亡和焚尸炉，更不要说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抵抗运动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了！纳粹主义独裁的“暴力现代化”恐怖统治的实质也就在这里。
三、传统权力精英们的“抵抗运动”
传统权力精英们对纳粹政权的抵抗，是作为纳粹极权独裁统治下的一种社会伴随现象而出现的。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最困难、也最可悲的一章。如果说纳粹政权从建立它极权独裁统治和“夺取生存空间”远程目标的需要出发，导引了一场对传统社会的激进破坏的话，那么来自传统精英们的这场抵抗，只能作为一场非民主性的“传统的起义”来表达。当纳粹政权以魔鬼般的形象向他们袭来时，他们的抵抗却又采取了如此“人道主义”的形式，因而才使这场抵抗成为了纳粹德国社会中反希特勒法西斯运动史中最悲壮的一页。
事实上，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与“激进”的纳粹主义者之间，为扫除魏玛共和国而结成联盟的那场“历史性的错误”，很早就被传统精英中少数头脑最为清醒的人们所认识到了。在新权力主人统治下发生的某些事情，对盲目的群众来说，是作为“解放”来发挥影响的。不停顿地运动，大刀阔斧地破坏现状，在这里事实上也是在破坏传统。而群众从中看到了好处，因为这至少能为他们提供一种行为肯定性上的新感觉，这种感觉恰恰是他们在魏玛时代的其他政党身上所没有找到的。但是，对于这些传统权力精英们来说，这种由于纳粹极权独裁统治的需要所导入的运动手段的现代性，则意味着对他们原有独立权力痛苦的放弃。因此，尽管纳粹主义的法学家们将这个国家称之为“新型的法制国家”，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诡辩，并不能平息这些传统的“法制国家”追随者们的愤慨。在这些传统权力精英们身上，在那些被“一体化”运动抛弃的旧机构和制度的载体们身上，正是恢复原有传统社会状况的兴趣和利益，才促成了他们道义上的抵抗。因此，道义上的“起义”与反对危害传统利益的抵抗，这两者是压倒优势地来自于这些保守主义的传统权力精英集团的。
但是，对于贵族集团中的更多人来说，当他们认识到纳粹极权独裁权力的贯彻必然会毁灭他们的传统主义路线这一点时，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至少在1938年以前，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团高级将领和外交官们，对希特勒是普遍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希特勒帮他们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使他们重建一支强大军队的梦寐以求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他们对纳粹统治的热情，只是在1937年11月怀疑希特勒很可能会将德国引向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去的时候，才开始逐渐消失的。这种怀疑也带来了希特勒在1938年对容克军官团和外交部更严厉的“一体化”。所有这些都使得贵族集团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过来。前驻意大利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在1944年“7月20日密谋事件”以前谈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纳粹当初是故意将我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和这个有教养的阶级逐出他们的岗位的，如有必要，甚至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我们。”〔98〕
事实上，还在纳粹极权统治开始之时，希特勒就已经有这种打算了。如希特勒当时所云：“这些人早就应该被消灭掉。不过，很可惜，人们一时还需要他们。”〔99〕需要他们作什么呢？需要他们作为夺取“生存空间”、实现最为“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远程目标的有效工具。当他们不能充当这种有效工具时，他们也就完全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个曾经为摧毁民主共和国而与纳粹结盟的集团，当他们看到大势已去，便开始反过来将新权力的主人视为真正的敌手了。
这是一个由各个单独采取行动的保守知识分子、文官、外交官，以及容克军官团成员组成的各类集团的集合体，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彼此之间并无太多协调行动的抵抗运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德国著名的容克贵族世家，因而也使这场运动具有了容克贵族集团及其中坚力量——军官团反抗希特勒暴政的特点。但是，由于他们的行动是与当时纳粹德国人口大众中普遍蔓延的种族情绪截然对立的，又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别条件下，因此，这种反抗纳粹暴政的行动，又是被人口大众斥之为“叛国”和“卖国”的。〔100〕
总的来说，这场抵抗运动是由三个集团的行动组成的。第一个集团是以普鲁士容克贵族中最为著名的毛奇家族和瓦尔登堡家族为核心的“克莱骚集团”，它以老毛奇家族在西里西亚的庄园而命名。早在1941年初，它就组织起大量容克贵族子弟中的年轻知识分子，也联络了原天主教中央党内的一批天主教贵族成员，这些人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德国战败后如何重建贵族统治新秩序的讨论上。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奥托玛·冯·阿勒汀指出：“这些人同样不是以坚持民主设想为方向的，而是坚持等级国家的理想，以及与之相应的保守主义传统秩序观念的。”〔101〕
第二个集团是由第三帝国的前部长们和外交家们所组成的集团。它的成员同样绝大多数来自于容克世家，例如前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前驻苏大使冯·舒伦堡，前外交部长冯·牛赖特，以及中央银行总裁兼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他们准备在希特勒垮台后，重新出来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但这种治理方案，也大多是以过去的传统体制为方向的。例如，在关于未来地方管理的设计方案上，他们一再表达了要恢复传统地方主义的愿望。冯·舒伦堡就做过这样的设想：“比地方行政区域的均衡性重要得多的是在行政区域中人们的共同属性，这种共同属性只有通过一种共同的历史才可能形成。因此，与纳粹主义的平均主义与平整主义相反，我们是要坚持传统的。”〔102〕
第三个集团，也是纳粹德国中最为重要的抵抗集团，一个以前参谋总长冯·贝克上将为领导，以容克贵族军官团的高级将领为核心的集团。三位最著名的陆军元帅冯·隆美尔、冯·克鲁格、冯·维茨勒本，以及前参谋总长冯·哈尔德上将、海军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国内驻防军司令弗罗姆上将都参与其中。那些没有参与的元帅和将军们，也大多是“知情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人去向盖世太保告密。与他们发生联系的还有以埃尔温·普朗克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以及老保皇党人、魏玛时期的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此人后来成为了这个集团中的一位政治核心人物。在1941年以前，由卡尔·戈台勒起草的关于未来国家的设计中，还曾打过将流亡在外的威廉二世重新请回来复辟帝制的算盘，这个计划仅仅由于威廉二世客死他乡，才最后作罢。〔103〕总之，这是一个真正在采取具体行动行刺希特勒、密谋发动军人政变的集团，自1938年以来，仅行刺希特勒的行动，他们就采取了42次之多！而在那场由著名的冯·斯道芬堡上校具体指挥，并亲自深入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刺杀希特勒的1944年“7月20日密谋事件”行动中，他们几乎得手。
传统精英们的抵抗，固然可以被理解为“扫除纳粹统治和结束战争”，但是，他们的目标仍然主要在于恢复旧有统治秩序与传统的价值观。他们选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采取行动是有着他们政治上的特别打算的。因为此时苏联红军已开始攻入德国本土，而他们希望在推翻希特勒之后，与西方迅速媾和，并借助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与东方布尔什维克抗衡，从而为他们政治理想的实现创造前提条件。
这场“传统起义”的失败有许多原因。首先，从真实意义上讲，这是一场“没有士兵的运动”，因为纳粹主义在德国统治的合法性事实上是得到承认的，在大多数群众那里，也是得到了远非只是沉默无声式的赞成的。就连在“7月20日密谋事件”中举事的容克贵族军官团密谋者们也承认：“希特勒是被人民大众所接受的惟一的人。”〔104〕因而他们不敢通过发动群众来反对这个独裁统治。
军官团的优柔寡断、怯弱，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而这要归因于他们与这个暴政之间的基本牵连。在他们看来，没有希特勒的夺权和对共和国的摧毁，就不会有德国的迅速强大和重新崛起，就不会有重新武装和战争的初期胜利，少尉就不会发迹成上校，上校就不会晋升为元帅，也不会有十字勋章和橡树叶勋章。而且全世界都清楚，正是通过军官团的军事智慧和技艺，通过国防军的皮靴，纳粹暴政才扩展到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作为效忠的工具，他们助纣为虐，已经为这个暴政犯下了太多的罪行，在大势已去的关头发动政变，他们本身又有会被人们指责为“背后捅刀子”的心理障碍。
在这里，“民族紧急状态”的长久性呼唤，本身就能导致所有内部对立的暂时性中止，以至于连最私下的敌意一时也能被“社会内部的一致性”所掩盖。响亮的民族主义口号，更确切地讲，种族主义口号，在这方面给纳粹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民族共同体”集团心理上的动机，本身也以极为深刻的程度统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代。正因为如此，纳粹主义的“一体化”运动才先是接受、后是贯彻了法西斯极权独裁的统治形式，在这里，就连那种传统上流人士们“内心流亡”的孤岛也受到了威胁。抵抗运动之所以过去一直没有发展到充分激烈的程度，也是由于每一种民族对外战争中的领导者，总能具有统治合法性上的优先地位。但是，这场贵族们的抵抗运动在战争期间还是发展到了“起义”，恰恰说明希特勒独裁者的权力地位正在发生动摇。
当然，这场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起义”，即使能获得成功，也绝不是德意志社会向政治民主化道路迈进的一步。正如原定的新总统人选贝克在“7月20日密谋事件”以前所讲的那样：“如果时间退到1913年的话，这个国家会更好一些。”而原定的新总理人选戈台勒这样写道：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的社会，而不是改变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未来，将要建立在职业、地方法人团体的模式上，而不是建立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它将通过一个复杂的选举体系来对直接投票权进行抑制，它将赋予军方以特别的监督功能，并以一个拥有君主式权力和威望的首领人物，来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这将是一个独裁主义（Autoritarismus）的福利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公民将再也不用害怕无法无天的专横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的恐怖，但是它将否定政治选择上的自由。〔105〕
由此可见，这场抵抗运动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想恢复1918年以前的那种传统专制独裁体制的。凡是这场以最为丑恶的形式和面貌出现的纳粹主义“褐色革命”违愿地带来了现代性的地方，这些抵抗者们也都是致力于恢复家庭、阶层、地方与宗教的传统联系的。因此，这场由传统权力精英们领导的反希特勒极权独裁统治的抵抗运动，尽管是以“社会道义上的公正”名义来登场的，但即使它获得成功，也只能为传统专制独裁统治重新提供一个基础，而不是为民主制度提供一个新基础。或许在当时的世界里，再没有哪个国家的抵抗运动，像纳粹德国的这场抵抗运动那样，道德上的正义性与民主的现代性竟如此明显地发生分离了。
但是，1944年的“7月20日密谋事件”，也同时勾画出纳粹主义“褐色革命”的终点。因为随着这场政变的失败，带来的是德意志传统政治精英们的末日。希特勒通过他残酷无情的镇压措施，将三位德高望重的元帅、上百名将军以及七千多名贵族精英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当大量年轻的容克贵族子弟在战争的头几年中丧命后，这个传统的贵族阶级又在“7月20日密谋事件”后失去了它最优秀、最理性的代表。因此，在这场政变失败以及随之而进行的迫害之后，实现以“普鲁士名义”为象征的那种理想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普鲁士的纪律”、“普鲁士的法制性”、“普鲁士的道德”、普鲁士的非自由民主性，当然还有普鲁士传统中的那种“人性”与“博爱”，所有这些东西都在“7月20日密谋事件”中达到了它最后的高潮，也发出了它最为惨淡的光芒。这个过去在德国传统政治中一直起着重要支配作用的贵族军官团，这朵“容克之花”终于在希特勒的手中成为了一朵“死亡之花”，从而也使得这个社会向传统专制独裁的德皇帝制的退却之路实际上已被完全封死了。容克贵族们向往的那种旧式传统政权统治下的社会，在道德上可能会是一个比纳粹政权下人道得多的社会，但是，它的“起义”失败了，因此，德意志社会通向现代性的这条更为扭曲、更为野蛮残忍、更为冷酷无情的“暴力现代化”道路，也就不可抑制地继续发展下去，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失败中走向一个全面毁灭的终点。
第四节 对纳粹运动的总结
纳粹运动作为德意志社会中那场由来已久的反启蒙主义、反现代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结果，体现了一场激进性的新高潮和一场大众化运动的新开端，它首先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中间层，对一场猛烈的、也是在政治和社会上承受不起的现代化危机后果的激进反叛。德意志的中间等级正是这场运动真实的社会基础。
纳粹运动具有毁灭力的“军事民族共同体”理想，就是企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精神和秩序——“1914年精神”和“城堡和平”——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来推行。这种制度强调的是通过“克服”阶级对立，来达到极权独裁和“一致对外”。在经历了魏玛时代的那场现代化全面危机后，这种“共同体”理想，本身也反映了德意志社会中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识和精神上的需要，希特勒不过向人们提供了这种需要的“合理证明”罢了。
作为纳粹运动的“元首”，希特勒惟一的“魅力”仅在于他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愿保持沉默，因而在政治行动上发出清晰声响的社会心理状态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在政治实践中那种极不健康的“不容异端的民族感”的代表人物。尽管并不是每一位追随者都因为首先赞同希特勒的所有反动纲领，然后才成为这场运动的追随者的，但是希特勒所鼓吹的“健康的民族感”，无疑正是他与追随者之间联系的真正酵酶！
从意识形态上讲，纳粹运动是一场反现代主义运动。在纳粹主义者看来，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共戴天之敌。他们鼓吹的是：用“共同体”来“克服”阶级对立，用“本能”来反对“理智”，用“有组织的划一化”来对抗“反差”，用“种族”来反对“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用“农村”来反对“大城市”……他们是将现代艺术、现代音乐、现代文学、现代教育、妇女解放以及犹太人等，都作为现代化的体现物来加以坚决反对的。
这种反现代主义与传统权力精英们对现代化的保守主义批评相比，则是更为激进的。它强调的是个体必须对超级权力绝对屈从，同时也是以消灭任何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为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它追求的绝不是一种对传统专制权威统治的威廉帝制简单的复辟，而是一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它涉及的是一场向史前远古时代的彻底倒退，涉及的是对“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元首”的狂热崇拜，种族化的暴力与战争，铲草除根式的灭绝，“生存空间”的夺取，“血与土”、农夫与武士的乌托邦理想，民族主义的生物化理论和反基督传统。总之，它意味着一场激进的毁灭与灾难。所有这些，正是通过希特勒第三帝国法西斯极权独裁恐怖专政的建立，通过暴力扩张走向毁灭的道路来证实的。
但是，纳粹运动从它的动力源、它的风格、它所选择的手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上讲，同时也体现为一场似非而是的“超现代化运动”。生机勃勃的年轻人、雷厉风行的行动主义、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都属于它的现代化风格。对技术、生产率、行动效率无止境的追求，垄断资本的高效运用，直到最高的“闪电式”战争手段，从效果上讲，都在使这个社会不断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纳粹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思想意识中反现代主义的远古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偏偏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却在这个时代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了。
人们必须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魏玛共和国向世界市场冲击的失败，因而在那个现代化全面危机的年代里，德意志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不能真实地理解和适应这个工业化社会。那种与现实的经济状况并不相称的反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本身也是通过来自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者悲观主义的“文化批评”，通过陷入破产之中的经济中间层对未来的绝望情绪，通过乡村居民对那种带有严重负面效应的社会进步的敌意来标志的。他们反对“都市化”，反对“出生率下降”，反对他们认为是“过分的、应对一切灾难负责的工业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最后才会相信纳粹运动是一种政治工具，利用它才可以控制正在改变一切、摧毁一切的技术和结构变化的力量。然而，小资产者群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渴望稳定与和谐的心情，与纳粹暴政之下的日常经济现实并不一致。
希特勒总是大谈“用乡村来反对大城市”，大谈造就一个“农夫与武士”的“理想社会”，大谈妇女们“不仅要为帝国而死，而且要为帝国而生”，而且这种典型的向远古倒退的反现代主义口号，本身就是乡镇、地方居民群众受到纳粹主义吸引的原因之一。但恰恰相反的是，在过去的德意志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哪一个时代，其经济增长之快和结构变化之大，超过了纳粹统治的30年代的。如果人们用“经济奇迹”的字眼，来形容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的“复兴阶段”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纳粹统治下也曾出现过一场“经济奇迹”，只不过这场“经济奇迹”是与一场“暴力现代化”进程的毁灭性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却给纳粹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多重复杂的社会效果。
为了“夺取生存空间”，实现最终夺取世界霸权的远程目标，希特勒将整个国民经济全面转入了战争经济轨道。这种战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战场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从战场上掠夺别国财富，才是这种经济不断增长和发展的真正推动力。但是，生产杀人武器的过程，作为一种工业生产过程，不仅对生产者个人来说，而且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说，本身是与生产用于交换的商品一样的。因而在这场“军事工业化”浪潮中，军火工业的繁荣，很快就使纳粹德国实现了充分就业，并感到了劳动力的奇缺。这不仅导致了大量战俘和“外籍劳工”的残酷使用，而且也导致了德意志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因此，这个时代并没有使德意志更加乡村化，而是使更多的农村居民成为了城市居民，更多的农田变成了工厂，更多的乡村成为了城市。总之，它带来了更加的大都市化和高工业化。
纳粹党尽管是一个以中间等级为核心的政党，但是，它并没有真实地照顾到中间等级的利益，相反，这个社会的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了。也就是说，德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尽管是作为政权工具出现的，但他们通过与纳粹新权力的勾结，通过为战争目标的服务，不仅使德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法西斯极权独裁体制中找到了一种继续维持下去的形式，而且也使之一时获得了发展。独立经营者的数量倒是变得更少了，因为独立经营者的弱小资本，不可能承担起军火工业生产的重担，因而也必须让道。但是，由于这种战争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从独立经营者地位中沉沦下去的人，还是从乡村流入城市的人，都因为这些掠夺来的“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一时使他们个人因经济结构变化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反而变小了，因而也普遍地变得更容易理解工业化社会了。
纳粹政权为了人口政策上的目标，在意识形态上是坚决反对妇女解放的。但是，劳动力的缺乏使得仅仅从1933年至1939年妇女就业人数就增加了140万，更不要说在战争末期，当壮年的男性都被驱向战场时，这个政权只能将更多的妇女赶到男性留下的工作岗位上了。因此，也正是在纳粹时代，更多的德意志妇女成为了有熟练技能、也是能操作最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劳动力。由此可见，纳粹侵略战争在经济上的需要，恰恰带来了与意识形态目标完全相反的效应。
与此同时，纳粹主义的远古精英意识和概念，首先是针对传统和现实中的精英们的。在那场“一体化”的运动中，德意志传统的机构，如邦国结构与地方势力、司法系统与文官机构、大学与教会都遭到了破坏、削弱和瓦解，所有旧式的传统精英和当权人物，如贵族军官团、垄断资本家、技术专家、教授、神职人员都受到了遏制。他们都只能作为纳粹政权有用的工具，而不能像共和国时代那样作为完全具有自身独立性的力量而继续存在了。他们那种通过与希特勒联盟来保全自身原有独立地位的希望，证明是虚幻的。事实上，他们早在《授权法》通过以后，就开始遭到罢免了。这是因为希特勒若不扫除这些传统和现实中的障碍，就无法贯彻他个人实行全面独裁的法西斯极权统治，也就无法使这个民族达到真正的整体性战争动员去夺取“生存空间”。
在这样一场工具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希特勒之流是从不想要什么现代公民的平等权力的，但是，群众司法中的“人民法庭”，平民百姓的“大众汽车”，社会崛起者在政党和军队中的“新地位”，“人民之声电台”，“大众旅游”，“普遍的国家青年运动”，所有这些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在实践中对“人民”、“民族伙伴”角色概念的拔高，都使这个社会的能动性和流动性猛然增大了。因而正是在对这位高高在上的“卡里斯玛式的元首”狂热崇拜与迷信的前提之下，这个社会进行着一场“民族同种性”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平整化。总之，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哪个时代中的哪场运动，能像纳粹运动那样，对传统的等级秩序和结构发动如此猛烈的直接冲击和残酷无情的公开破坏了。
不可否认，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了一场向远古倒退的反民主、同时也是反传统的“褐色”的“激进”反革命。这场反革命，并不是反对革命方式（Antirevolution）的反革命，不是对革命进程只起阻碍作用的反革命（Konterrevolution），而是利用所谓“革命”方式进行的发展方位上完全相反的反革命（Gegenrevolution）。也就是说，尽管这场反革命本身是反对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所有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成果的，但它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暴力方式，来达到这种“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
在这里，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手段上的现代化与“激进”的反现代主义目标之间的特别联系，而且也正是这种联系，才给德意志社会带来了一种极为扭曲的现代化的效果。这是因为，当纳粹主义者要想从传统的抑制之下挣脱出来，要想征服工业化时代的民众以及国内外一切对手，并在20世纪里向远古倒退的时候，是必须使用最现实主义的、最现代化的20世纪手段的。这种手段上的现代化与目标上的反现代主义尽管是相矛盾的，但手段赢得了优先权！这样，由手段所带来的这种最激进的现代化效果，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反而变得可以被这个社会容忍了。正因为如此，这场反现代主义的反革命目标与手段的现代化“革命”，达成了它们奇特而反常的结合。正因为如此，纳粹法西斯主义动员起来的所有力量，以及它所贯彻的极权独裁的“一体化”意志，必然摧垮传统的抵抗，并由此而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一种更为扭曲发展的、似非而是的现代性。
在这种现代性中，固然这个社会离传统更加遥远了，在组织与技术方面也更为现代化了，但是，这个社会也恰恰因此而变得更为反动了。因为这场纳粹运动的生命力，本身得依赖于这个反现代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在空间上不停顿地向外作暴力式扩展，而这恰恰反映出这个社会内部已无力平衡地发展现代化的绝望，因而在时间上，只能导致这个民族在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对抗中命中注定的失败。因此，它也只能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终带来一种致命性的异化效果，一种痛苦不堪的毁灭性效果。
三个因素——反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激进”化，以及这种似非而是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讲，是有助于解释纳粹主义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毁灭性总体效应的。纳粹主义是对那种陷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回答。纳粹政权及其运动一方面许诺了在变化、冲突、异化面前的虚伪保障；另一方面，也公开表达了对现代化的生产、效率、科技手段，以及战争“闪电式”效果的社会赞扬。它用民族主义的恶性变种——种族主义——与19世纪式的德意志小市民的“社会主义”，去糅合、弥补、调和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去促成它自身意志的合法性。它是德国科学、技术、管理、组织现代化的成功与政治、社会现代化失败的混合物，一场真正的“暴力现代化”。纳粹政权正是用这场“暴力现代化”作为克服工业化所引发的全面危机的手段。当然，这不仅不可能解决德国的危机，反而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转变成一场威胁全人类的战争灾难，并最终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惟一值得安慰的是，纳粹暴政所带来的全面毁灭效应，反而使二战后对这个社会的现代化改造变得更为容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人，的确得到了一个远比自俾斯麦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好的走向现代性的新选择机会。这个新选择机会首先是由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提供的。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权力生涯丝毫没有提高，恰恰相反而是极大地降低了人类文明的条件。在13年极权独裁的统治中，他窒息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非纳粹主义思想，也导致了一场对传统不加区别的、粗暴野蛮的破坏，并痛苦而真实地改变了德意志传统的社会结构。由于希特勒破坏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没有给战后的德意志人民留下任何可以加以修补和建筑的东西。因此，从建立未来的政治制度上讲，这个“暴力现代化”的帝国，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政治上的抵押品，未来的德意志人将从“零”开始。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哪个民族的政治家们能像二战后的德意志政治家们那样，能够在几乎没有什么传统政治制度残留物的情况下去建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
当然，二战后的德意志人是以民族分裂为代价，来换取这种现代性的新建机会的，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当他们在一个冷酷、灰色的黎明时分，带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和失败的重负，再度踏上了现代化征途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完全失去指导的，因为希特勒帝国的毁灭，不仅给德意志人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选择机会，而且也留给了帮助他们进行这种选择的恐怖性回忆。或许，这正是德意志过去74年的民族统一史留给整个德意志民族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
注 释
〔1〕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765页。
〔2〕弗兰科依斯·吉诺德：《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伦敦1961年版，第52页。
〔3〕弗兰科依斯·吉诺德：《阿道夫·希特勒的遗嘱》，伦敦1961年版，第54页。
〔4〕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767页。
〔5〕埃伯尔哈德·耶克尔、阿克塞·库恩：《希特勒，言论集，1905～1924》，斯图加特1980年版，第262页。
〔6〕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秘密之书》，纽约1961年版，第105～107页。
〔7〕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89页。
〔8〕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104页。
〔9〕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1977年版，第481页。
〔10〕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93页。
〔11〕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148页。
〔12〕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77页。
〔13〕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90页。
〔14〕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69页。
〔15〕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法兰克福1971年版，第97页。
〔16〕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107页。
〔17〕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69页。
〔18〕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19〕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08页。
〔20〕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前提与开端》，哥廷根1974年版，第207页。
〔21〕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78页。
〔22〕汉斯·施派尔：《面临纳粹主义的职员们》，哥廷根1977年版，第120页。
〔23〕赫尔曼·劳希林：《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士1940年版，第223页。
〔24〕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85年版，第251页。
〔25〕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24页。
〔26〕赫尔穆特·贝尔丁：《德国的现代反犹主义》，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25页。
〔27〕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85年版，第255页。
〔28〕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85年版，第258页。
〔29〕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85年版，第259页。
〔30〕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1988年版，第77页。
〔31〕本德·马丁、恩斯特·修林：《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慕尼黑1985年版，第281页。
〔32〕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1988年版，第79页。
〔33〕帕勒·马斯艮：《政治上反犹主义的来历》，法兰克福1986年版，第113页。
〔34〕曼弗雷德·赫特林：《什么是社会史？》，慕尼黑1991年版，第296页。
〔35〕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45页。
〔36〕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146页。
〔37〕洛塔尔·加尔：《19世纪的德意志问题》，波恩1971年版，第31页。
〔38〕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34页。
〔39〕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l990年版，第341页。
〔40〕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278页。
〔41〕沃夫冈·米夏尔卡：《纳粹主义的对外政策》，达姆施塔特1978年版，第103页。
〔42〕艾伦·布洛克：《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43〕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2～1945》第1卷，慕尼黑1965年版，第350页。
〔44〕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05页。
〔45〕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261页。
〔46〕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338页。
〔47〕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339页。
〔48〕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37页。
〔49〕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337页。
〔50〕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130页。
〔51〕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126页。
〔52〕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80页。
〔53〕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2～1945》第2卷，慕尼黑1965年版，第2288页。
〔54〕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79页。
〔55〕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288页。
〔56〕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2～1945》第1卷，慕尼黑1965年版，第116页。
〔57〕沃夫冈·哈格曼：《第三帝国的新闻学——对操纵群众方法的一种贡献》，汉堡1948年版，第61页。
〔58〕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法兰克福1982年版，第374页。
〔59〕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意志的灾难，观察与回忆》，威斯巴登1947年版，第70页。
〔6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80页。
〔61〕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107页。
〔62〕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63〕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32页。
〔64〕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145页。
〔65〕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148页。
〔66〕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纳粹主义，1930～1933》，波恩1975年版，第28页。
〔67〕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纳粹主义，1930～1933》，波恩1975年版，第30页。
〔68〕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99页。
〔69〕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沃尔夫冈·骚尔、克努特·舒尔茨：《纳粹主义的夺权》，科隆1960年版，第41页。
〔7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00页。
〔71〕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07页。
〔72〕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56页。
〔73〕恩斯特·弗兰克尔：《双重面貌的国家》，法兰克福1974年版，第13页。
〔74〕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16页。
〔75〕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在它的时代中》，慕尼黑1986年版，第419页。
〔76〕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2～1945》第2卷，慕尼黑1965年版，第2290页。
〔77〕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74页。
〔78〕恩斯特·诺尔特：《法西斯主义在它的时代中》，慕尼黑1986年版，第420页。
〔79〕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8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11页。
〔81〕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08页。
〔82〕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22页。
〔83〕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51页。
〔84〕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327页。
〔85〕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版，第115页。
〔86〕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1977年版，第285页。
〔87〕赫尔曼·劳希林：《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士1940年版，第44页。
〔88〕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1977年版，第285页。
〔89〕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1977年版，第381页。
〔90〕亨利·皮克：《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席间谈话》，斯图加特1977年版，第247页。
〔91〕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德意志独裁，纳粹主义的形成，结构，后果》，科隆1980年版，第195页。
〔92〕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126页。
〔93〕赫尔曼·劳希林：《与希特勒的谈话》，苏黎士1940年版，第25页。
〔94〕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117页。
〔95〕马克斯·多马努斯：《希特勒，谈话与声明，1932～1945》第1卷，慕尼黑1965年版，第259页。
〔96〕伊罗洛勒·斯特林：《有缺陷的国家，对独裁与民主的研究》，法兰克福1965年版，第8页。
〔97〕恩斯特·福尔斯特霍夫：《极权的国家》，汉堡1935年版，第36页。
〔98〕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27页。
〔99〕约阿希姆·费斯特：《希特勒，一部自传》，法兰克福1973年版，第976页。
〔100〕克劳斯—于尔根·米勒：《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帕德波恩1986年版，第24页。
〔101〕乌尔里希·卡塔留斯：《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柏林1984年版，第21页。
〔102〕乌尔里希·卡塔留斯：《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柏林1984年版，第23页。
〔103〕乌尔里希·卡塔留斯：《德意志的抵抗，1933～1945》，柏林1984年版，第23页。
〔104〕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91页。
〔105〕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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