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化的全面危机
第一节 向民主制的艰难转轨
一、1918～1919年的德意志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德国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于1918年10月这样写道：“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输掉了，但是我们必须相信，无论怎样，这场战争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革命、开端。在这个开端之后，我们将在一个新的、也是陌生的世界中生活。”〔1〕一场革命果然在不足一月之后就爆发了，它负载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国、从战争向和平的艰难转轨。
魏玛国民议会召开期间，所有议会党团的办公室里都贴有这样一条标语：“不要忘记，德意志人民进行了一场革命！”〔2〕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宪法的起草者们感到革命有被忘掉的危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要问，德意志人民进行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这场革命并不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单独领导的，更不是由它们来推动的。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严格地讲，应被理解为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由三场不同的政治运动组成的革命。从思想类型上讲，存在着三场相对独立的革命运动：（1）议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以及他们的政党所进行的“立宪主义革命”，它通过工会、企业家联合会的领导们与国家的共同合作，而得到了补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治家中包括通过战争走向机会主义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集团的领导人。（2）从工人自发行动中发展起来的“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它随后在苏维埃运动中找到了他们机构上的框架。（3）社会主义左派集团的“具有首创精神的革命”，它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才真正开始赢得意义的。
与此同时，这些运动是平行发展、相互重叠、彼此对立、彼此阻碍着的，并在三个发展阶段中赢得了各自不同的新分量。这三个发展阶段为：（1）直到1918年11月9日柏林革命胜利前的希望时期；（2）直到1919年1月19日国民议会选举前的决断时期；（3）在1919年春天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的失望时期。
在1914年8月的战争热情中，通过《城堡和平条约》而将帝国内部的所有政党都纳入其内的民族集合化运动，似乎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开端。因为在这个内、外政治经受考验的战争年代里，这场集合化运动的诱惑力，已通过对“民族共同体”令人欣快的召唤而加强了，由于它同时也将自由工会与企业家联合会联合在一起，因而这种欣快感笼罩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泛人口的情绪，并聚集起大众性的潜力，也培植起强烈的希望。但正是这种希望以及它后来的失望，后来决定了革命的局势。
世界大战的艰难进程加剧了德意志社会的内部紧张。这是因为：一方面，帝国当局军国主义一保守主义的权力要求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失望和不满情绪在增长，与此同时，围绕着“工资和面包”的根本社会冲突也在戏剧性地发展。在这样一种两极分化中，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并缓慢地赢回了它们“为社会整体谋幸福”的传统特点。因此，自从1917年以后，普遍的失望导致了三场运动如此广泛地转型，以至于使它们与军国主义—保守主义霸权的脱离成为了可能。
在帝国国会里，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的跨政党联盟构成了大多数，从而为它们找到了一个支持“谅解的和平”和“宪法议会化”方案的讲台，因而也形成了“立宪运动”的基本模式。这个运动力图在以后的所有革命阶段中保持住领导权。
“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源于1914年的希望：“战争的巨大牺牲必须至少通过一场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战后秩序来得到补偿”〔3〕。正是这种希望聚集起一种过高期望值，也为后来的失望编好了程序。毫不奇怪，战争失败的进程使得曾在1914年召唤出来的群众性战争热情，很合理地变成了对帝国当局无能以及强摊战争负担的愤慨。大量的罢工运动，表达了帝国当局的权威和旧有社会道德秩序的瓦解和崩溃。
在战争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左派也开始赢得影响。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成多数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左翼“斯巴达克派”。当然，这场政治上的分裂最初还并不是沿着左—右派的行列式进行的，而是根据对战争贷款的态度、对结束战争方式的选择来进行的。而且，只要革命的进程还没有要求一种明确的决断，这种不明确性就还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共同召唤来掩盖。在随后决定革命前途的几周里，工人阶级的整体政治力量仍然是在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口号下来动员的。
这样一个政治转型进程由于鲁登道夫将军的阴谋诡计而戏剧性地得到了加速。1918年9月29日，这位三军统帅部首领已预感到西线即将来临的崩溃，因而想尽快在《威尔逊十四点》的基础上寻求与协约国对手谈判。他告诉兴登堡和赫特林宰相：“必须立即签订停战协定，为此，尽快组成一个能给盟国造成印象的、能代表它们特点的自由哲学的政府，是十分重要的。让那些先生们去为我们自讨苦吃去吧！”〔4〕因为这样一个政府是要由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组成的一个议会大多数来造就的，但同时也是要由它来承认德意志的战败、承担战败后的一切后果的。而这样，军国主义—保守主义的领导集团则能逃避因他们错误的战争政策而造成的责任后果，并将“后方有人向前线战士的背后捅刀子”的咒骂，转移到民主主义政党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身上。
正是这种无耻的算计，才导致了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以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为宰相的、短命的君主立宪政府的产生。但也正是在这场“十月改革”的背景之下，要求威廉二世退位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斯巴的德皇司令部里的人们力图急转方向盘，但一项要求德意志舰队发动最后攻击的命令，激起了10月28日在威廉港和11月3日在基尔港的水兵起义，并将群众的“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带入了革命的轨道。在德意志绝大多数城市里，一场工人—士兵苏维埃革命运动快速而广泛地开始了不流血的夺权。威廉二世众叛亲离，被迫逃往荷兰。11月9日，革命在柏林取得了胜利。多数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号人物菲利普·谢德曼比左翼“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更早地宣布：“霍亨索伦王朝已经退位，伟大的德国共和国万岁！”〔5〕而弗里德利希·埃伯特，此人是在几个月以前才成为社会民主党领袖的，随即接替巴登亲王，出任了新国家的总理。
苏维埃运动广泛发展的快速性以及群众自发行动的一致性表明：皇帝的军事和民事当局已丧失了所有的权威。但是，这个运动爽快地接受了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和代表权，却反映了这场“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内部的一种混乱的期待，即在战争和革命结束之际，必须形成一种新的合法秩序，它应赋予大量牺牲者以合法权利，并满足1914年8月以来受到欺骗的民众们的希望。但是，“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的追随者们的行为立场是不同于立宪改革派的，当这种立场上的区别充分暴露出来时，也就给坚持革命路线的左翼“斯巴达克派”扩大影响创造了机会。当然，“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的社会主义期望与立宪主义实践之间的对立，本来是有可能用其他方式来掩盖的，如果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参与到苏维埃运动的民主纲领中来，并将它纳入到革命的立宪框架中的话。但实践表明，他们丝毫也没有作这方面的打算。
新国家的领导对国家管理连续性的坚持，是属于这场德意志革命最具有传统特色、并且也是打下了最深烙印的东西。对以埃伯特为首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来说，秩序的优先权是绝对的。首先，这里有对俄国革命的反感和对布尔什维克夺权的恐惧；其次，东欧那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在初期岁月里的内外困境也被他们视为不祥之兆，那里正经历着经济困境和内战；其三，西方战胜国强硬的停战条件也使埃伯特认为，一个井然有序的新德国能提高在和平谈判中与盟国作斗争的地位；其四，国家的组织能力面临着由于军队复员遣返和向和平经济转型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其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已经踏入机会主义轨道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与其说是将群众自发的自我组织理解为“社会主义”的，还不如说是将“扩展公共管理，实现普遍幸福”的目标理解为“社会主义”的。
正是植根于这种传统的德意志式的“社会主义”理解，才导致了埃伯特会去选择与国防军领袖威廉·格勒讷将军之间的合作，从而也才产生了新的共和国与老的军官团之间的基本妥协。因此，这场德意志革命也就完全处于立宪主义运动的自由主义、议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传统轨道之中了，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出，这个高度复杂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本身是有着躲避政治转型负担的倾向的。
正是在这种对秩序优先权的绝对要求中，正是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三个内在的问题立即排除了这场“立宪主义运动”的革命性质：第一，旧帝国的文官、军官和法官所谓“不问政治”的忠诚，很快就证明是令人失望的，但新政权已经得依靠它们了。第二，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想在苏维埃运动忠诚的支持下开始对管理机构的民主化，也不想建立一支在政治上远比旧帝国军队要可靠得多的、真正忠于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第三，这个党的领导决定，仅仅只有在立宪民主方案的框架内，才能允许采取社会改革的措施。因此，对重工业的社会化，对易北河以东庄园的划分措施，都转交给未来的德意志国会去决断了。但是，由于德意志人在过去的帝国国会的议会道路上，是习惯于政治代表们之间“自动而必然的运转机制”的，因此，选民中的非社会主义的另一半代表们，在以后的魏玛国民议会中，能够轻而易举地抹去由社会民主党召唤出来的进行社会变革的棱角。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裂，以及“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与“立宪主义运动”之间同盟的崩溃。1918年圣诞节在柏林街头的武装冲突，导致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并与以“斯巴达克派”为核心的、于1919年1月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埃伯特与陆军最高司令部勾结起来镇压了左派联盟的这场革命暴动，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夫妇于1月15日也被自由军团的士兵杀害。但是，对于军方来说，这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仅仅只是一场反对所有革命激情的开场。
在国民议会1919年1月19日的选举中，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得到7.6％的选票，多数社会民主党得到近38％的选票，即使两者加起来，也达不到绝对多数。这不仅表明选民中的一半以上不赞同社会主义的立法，而且也表明过去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力量，即使不发生分裂，也仍然不可能通过这个资本主义民主的国民议会来完成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德意志自由民主党得到18.5％的选票，天主教中央党得到19.7％的选票，它们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魏玛大联合政府。这个结果同时也证实了，在这个由帝国向共和国过渡的年代里，选民意志上有着一种可观的连续性。
在权力问题通过魏玛国民议会的选举结果得到澄清后，“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以及它的苏维埃动力并未被摧毁。工人群众的斗争运动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甚至超过了1918年11月的革命规模。在这个阶段中，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联盟在苏维埃运动中赢得了听众。与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决裂已势所必然，因为“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所寄托的希望，在新政府的身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是，在1919年1月到5月的武装斗争的对峙中，苏维埃运动遭到了镇压。因此，迄今为止的革命结果，只带来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到这时，这三个给这场德意志革命打下烙印的运动，它们的命运是清楚的：
首先，“立宪主义运动”包括它的“阶级合作主义”的成分得到了贯彻，而且就这方面而言，这场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它是通过进一步地对老的军方和管理机构中的传统精英的依靠才贿买到这场胜利的，因而也必然为此而付出政治上的代价。这一点特别通过1920年6月6日的国会选举表现出来：这个曾具有立法功能的魏玛大联合，已不再能保持议会的大多数了。
其次，“和平与社会抗议运动”曾协助“立宪主义运动”在1918年11月夺取了权力，但在随后的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月份里，它既不能发展起一种独立的方针，又不能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民主化潜力在这个新秩序中稳定自身。因此，这场群众运动在失望中走进了与新政权之间的一场内战式的争端中，从而导致了多数社会民主党与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之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次，在失望的影响下，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彻底决裂，并与德国共产党联合起来。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直是无条件地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模式为方向的，也是以推翻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它的远期目标的。
总之，由于这个转型进程的结束，从1920年夏天起，这个一直对民主化革新潜力和行动进行紧张封锁的局势，成为了魏玛共和国下—步发展的出发点。
二、公开妥协下的魏玛立法
1919年1月中旬，国民议会的代表集会于文化名城魏玛制定宪法，这里是哥德的家乡。这位伟大的诗人曾训导他的同胞：“伟大并不是用财富和权力来确定的，而是用道德上的信念来确定的，伟大就是献身于自由。”〔6〕因此，要为自由的德国奠定基础，魏玛无疑是比波茨坦或柏林更为合适的地方。
魏玛国民议会于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立宪主义者们的胜利。但是，这部宪法的产生，并不能被视为民主革命圆满的完成，也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方面，因为在1919年的那几个月里，在群众革命失望阶段的气氛中，整个德意志社会，仍然被那些完全不同的戏剧性事件以及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阴影所笼罩着；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德意志人来说，他们对于这个历史进程，或者说对共和民主制度的产生，是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的。就连德意志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托马斯·曼都这样说道：
我并不想对注入整个国家机体中的议会制和政党政治报以政治上的敌意。但是，我也并不想去过问政治，我想要的是公正、秩序和财产。如果说这是市侩的，那么我想当一个市侩。〔7〕
这种市侩观点正是德意志社会长期蔓延的“最好的政府就是一种最好的管理”思想的一个变种。它对于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说，不是一个很有负载力的思想基础。更何况对于“好的政府”和“好的管理”的理解，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不一样的。
由于魏玛国民议会本身缺乏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多数，也由于各派力量之间平衡的不稳定，因此，这部宪法的通过，只能是这个社会各种力量公开妥协的结果。例如，在所有制问题上，倒是出现了一个由天主教中央党与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但在教育和文化政策领域中，中央党又是反对世俗化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另外，苏维埃运动的力量尽管遭到了打击，但运动参加者在企业经济参与权上的某些要求还能在宪法中找到。同时，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也都存在着中央集权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争端。
一部浑然一体的宪法是不可能指望出现的。对革命结果的不同政治表态，通过政党们的投票，很自然地导致了历史连续性与新开端的混合，以及一种极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因此，宪法的“非统一性”，正如它通过对抗性的社会对立、组织起来的地方分裂利益以及正在竞争着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所表达出来的那样，是一种对1919年各派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表达。事实上，在制定这部宪法的时候，本身存在着两种理论上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是将各种政治力量的运行限制在一种纯粹的组织规章上；或是在一种有意识的多元主义的妥协中将正在竞争着的力量集合起来。《魏玛宪法》的起草者们选择的恰恰是更有冒险性的第二方案。
《魏玛宪法》规定通过比例选举制来选出国会议员，公民拥有动议权和投票表决权。按比例来选出议员，无疑是所有舆论得以表达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它只有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人们普遍接受政治运作关系和竞争准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良好的运转，而在一战后的德国，从没有获得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新的选举法，由于政党数量上的增加，使得任何一个单独的政党都不可能掌握议会的大多数，因而有着立法程序复杂化的效果，也使得“联合政府”成为内阁组成不可避免的形式。由于给予了那些本来就引起人们注意的反共和分裂组织以公开发展的机会，因而也就同时危及了共和制的安全和稳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议会政治运行上的不稳定性和非连贯性，最后导致的是频繁的解散国会，又必须实行新的选举，因而往往减少了人们对议会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信赖。
同样，公民的动议权和投票表决权制度，不仅能通过总统和政府部门来引入，而且也能通过选民中的一个确定了数量的部分来引入。由于没有附上反对滥用的原则，这种制度或是很少被成功地使用过，或是往往使仇视共和制的极右派利用它来阻碍共和政府的目标。1929年在讨论《杨格计划》的过程中，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魏玛宪法》引起后人最为激烈批评的是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尽管与帝国时代相反，现在国家元首即总统是要通过选举来产生的，而且政府首脑也得依赖于议会大多数的赞成，确切地讲，至少不是议会大多数明确拒绝才能产生。但是，宪法同时还规定：总统任期七年，并被授予行政权和军事力量的指挥权，包括有权任免总理、解散议会、下令举行新的选举、要求举行公民投票以及宣布《紧急状态法》的权力。第48条明确宣称：“如果公共秩序和安全面临严重的混乱和威胁，总统能采取必要措施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全。一旦需要，他能够使用军事力量并且能暂时地宣布中止履行公民的基本权利，并要求整体或部分服从。”〔8〕这种能将国家的基本法律撇在一边的权力，是一种甚至连过去的皇帝都没有的特权。虽然该条款还同时规定，这种权力能通过国会的表决而随时中止，但是，由于没有限制《紧急状态法》的期限长度，因而使这种民主的保障措施，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这种近乎独裁的总统权力的设计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他一直主张在未来的共和制中能有一位强有力的、具有独断合法性的总统。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总统，能够抵制那种由于政党官僚的代表在议会中的垄断权力而造成的令人担心的政治僵局，并产生出更多的政治上的灵活性和创新性。”〔9〕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总统权力恰恰可能带来共和制的不稳定甚至是危机。1930年到1933年间总统权力的实践，就证明该条款是完全能够变成一种反对议会制的立法的，因为第二任总统保尔·冯·兴登堡是用解散国会来回答每一种企图废除他的《紧急条令》的尝试的。而且在这种局势中，国会的拒绝权本身也能将总统所任命的政府推进死胡同，要能走出这个死胡同，总统就只能或是通过长期地解散国会、进行选举斗争，或是通过公开的政变才有可能。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并不是惟一的，例如在第一任总统埃伯特的任期里，同样的总统权力又恰恰证明是能够在战后危机中成为一种稳定性因素的。总之，这个方案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参与的力量究竟是站在宪法的基础上行使它们的权力呢，还是有目的地参与埋葬这部宪法，因而也一再被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宪法上的漏洞”。
由于害怕造成社会上的无组织和混乱状态，宪法第129条和第130条给予帝国时代的所有旧行政官员以优厚的待遇，并承认了他们在政治舆论上的表达权和进行合作的自由权，只要他们不与他们所忠于的国家相冲突。其结果是，共和国行政事务权交到了这些职业文官的手中。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他们也许并不公开地反共和制，但基本上是赞成反民主的。大多数官僚的打算是保持威廉时代的行政方式，而不是去与这个具有议会制政府体系的多元化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10〕
宪法第54条规定：“保证法官们的地位。”这被许多法官解释为给予了他们表达普遍的君主主义情绪的许可证。1919年以后的德国法庭上，大多数法官是攻击共和国的部长、丑化共和国和它的象征的。对于推翻共和国的行动，严厉的惩处是针对左派革命者的，而不是右派叛乱者的。在这方面，巴伐利亚的司法部最为著名。对于1923年11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啤酒馆暴动”一案的审理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证明。总之，关于文官和法官权利的立法，恰恰说明了在民主新开端中对旧有势力的公开妥协，也说明了对德意志历史连续性的保留，而这种妥协和保留恰恰能极大地干扰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政治的实施。
宪法第56条列出的“德意志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最清楚地体现出宪法的妥协特点。这些新的基本权利保证了地方的自治管理，规定了宗教团体的权利，勾画了教育、经济等制度的基本特点，陈述了对家庭和青年的保护。第151条声称：“将经济生活的秩序与公正的原则联系起来，以保证在这个界限中个体的经济自由，并达到确保所有人的一种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目的。”〔11〕宪法中这些充满阶级妥协的文字，反映的正是1918年革命中的一种普遍的期望，并引出了诸如实施社会化、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工作介绍、失业救济、工会结社自由、工人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参与权等要求。但是，这些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并没有真实联系的要求，还得通过严谨的立法程序才能加以具体化，其内容上的履行，无论怎样讲，都得依赖未来立法机构以及议会多数才有可能。
从理论上讲，通过《魏玛宪法》，战败后产生出来的德国共和国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和冒险，因为它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决断性、法制性、社会福利国家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从实践上讲，它的成功，必须在所有那些对这个制度表示基本赞同的政治和社会集团有多数能力的合作中，才能证实和具体化。但与此同时，这部开放的宪法，又是双倍地与以下这种结构发生冲突的：从内政上讲，共和国载体集团在碎片化，这些集团彼此间的对立正在增加；从经济政策上讲，缺乏经济上必要的增长和分配上的余地，而这些增长和余地本来是有利于这种基本妥协的稳定化的；因而从社会政策上讲，妥协和改革的行动余地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限制。正因为如此，这部宪法所代表的公开妥协又完全可能是经不起考验的。
事实上，妥协的解决方案只能拖延矛盾，并减弱这个新国家合乎身份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其他的民族国家中，是与诸如攻占巴士底狱之类具有象征性的新开端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妥协中，人们可能只是在适应环境，但几乎不与它认同，这特别适合于对德意志右翼势力的描述。当然，也正是右翼势力暂时性的瘫痪，才给“十一月革命”送来了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也正是老权力精英无摩擦的退出，以及他们所留下来的代表们的合作意愿，才在立宪主义运动的政治家中培养起一种幻想，使他们轻易地认为，他们是能够依靠这些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忠诚的。而他们对这个共和国的敌意，往往不是在宪法通过时的欢呼声中就能察觉出来的。
因此，魏玛立宪主义的成就，唯有在与1917年前的半专制主义独裁模式和1933年后的纳粹主义极权独裁模式的比较中，才能得到肯定。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魏玛宪法》还提供了一种民主政治实验的开放性框架，若是在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下，也仍然是有发展能力的。它将帝国时代被传统政治精英们斥之为“帝国敌人”的人们——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者——与资产阶级一时间捆扎在这个新秩序中，并在妥协中寻找着平衡社会基本矛盾的新出路，因而也为社会福利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框架和前提。然而，与这些成就面相对立的却是相当可观的阴暗面：凡尔赛和平决议的负担；社会抗议运动的失望；在权力和管理机构中反共和主义的传统权力精英们政治上的连续性；对市民资产阶级中的一个正在增长的部分——“新中间等级”——社会集合化努力的缺乏，而他们正在成为十年通货膨胀中的失利者；当然，还有更为超限定性的东西，一种由于战后停滞的经济所带来的对行动余地的束缚。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这部宪法刚产生出来的时候，它所具有的妥协特点与共和国新秩序的开放性，意味着这场实验的未来前景以及对它的评价都是开放性的，或者更通俗地讲，都是还未作出定论的。而这种未来和评价取决于对以下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改革的空间、福利国家巩固的空间以及这场社会妥协的物质基础的空间是否存在？被拖延解决的矛盾和社会碎片化的倾向是否会越来越尖锐？传统权力精英们是否会以“冷战”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社会模式是否会在民族的愤怒和叛乱中扫除这场在魏玛达成的不光荣的妥协？
在这里，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所作的结论是值得注意的：
不仅对一场古典式的市民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而且对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来说，德国都太“进步”了。民主主义运动的传统和工业化社会组合性的高水平，阻止了一场激进的决裂，并强制性地要求那些参与其中利益的人们对连续性的维持。仅仅是对更新利益的兴趣，才使得这个社会达成了一场不稳定的平衡。然而，也正是这种现代性，才使德国在这些方面显得特别的脆弱，即它不是在社会民主的模式中排解它的矛盾的，而是在一种由“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动员起来的军事—工业复合统治体系中侵略性地向外排解它的矛盾的。这种危险在1918年至1919年，仅仅由于战败和共和国的新秩序，才被暂时性地阻止了。但是，这个新的开端能否伸张自己是要取决于：是否这个通过宪法达成的阶级妥协的共和国能够赢得真正的合法性，是否这个立法方案的开放性能够用来为巩固和塑造共和制服务。因此，共和主义的这场试验能否成功，取决于它在这个战后时代中有什么样的行动余地。〔12〕
三、难以接受的“凡尔赛和平”
“凡尔赛和平”作为巴黎和会的产物，对魏玛共和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种跨党派的民族主义认同是建立在“反对凡尔赛苛刻、耻辱的和平”的口号上的。不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也指出了“凡尔赛要对希特勒的上台负责”。但是，若要将“凡尔赛和平”作为这个共和国崩溃的单一性原因来评价，那是错误的。在评价“凡尔赛和平”的时候，人们有必要对它给德意志人带来的社会心理负担与物质上实实在在的现实影响进行仔细区别。同时，人们也必须注意到，“凡尔赛和平”对德意志人精神变态的影响，是一种留有后遗症的政治现实。
如果人们将1919年的情况与1945年的情况加以比较，就能清楚地发现，这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和平秩序，也仍然给予了魏玛德国某些机会。但当时大多数德意志人都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接受这一点，因为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们并不太清楚事实上的军事形势，因而对“凡尔赛和平”是没有接受准备的。相反，他们将这个和平方案作为“不能忍受的耻辱”，将国联作为“胜利者的神圣同盟”来看待。这种对1919年现状的拒绝，“对魏玛共和国中所有重要的以及还不太重要的政治组织，连同它们在对外政策上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3〕。
对战胜国来说，1919年仅有两种关于“德意志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是完全彻底地从军事上粉碎德国，取消它作为大国的资格，组织更多的拥有主权的德帝国继承国家，并将它其余的疆土划分给它的邻居。二是造就一种在德国邻居们的愿望和要求与德国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的和平，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和平秩序。巴黎和会选择的是第二个方案，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前提条件，这个方案的实施又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其一，所有国家的公共舆论都在召唤一场“胜利的和平”，因为战争中的巨大损失仅仅只能通过最终的巨大胜利才能证明是合理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与德国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尽管在1918年，德意志人勉强地转向了一种“谅解的和平”方针，而那只是德帝国在已面临全面军事崩溃时在对外政策上所作出的反应。但是，战胜国的公众并不想牺牲作为胜利者的优势地位，参加巴黎和会的政治家们都受到了这种公共舆论的影响。
其二，德国自己就在1918年对苏俄的《布列斯特条约》中显示出战败者能从胜利者那里期待什么样的谈判和结果。因此，在西方战胜国的眼睛里，对战败德国进行一种温和处理的道义合法性，已经暗中受到了损害。
其三，德国人之所以转向一种“谅解的和平”，也是因为在败局已定的前景下，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的吸引。这个计划主张：“扫除自由商品交换中的限制，创造一种得到承认的国际法律秩序，这个秩序应通过一个以国际商业经济为基础的法律上的平等秩序，来取代具有民族和领土方向的诸大国的平衡。”〔14〕但是，由于1918年的停战协定已在大体上剥夺了德国的武装和实力，以至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已不可能再度接受战争了。这样，美国强权政治上的分量下降了，威尔逊的影响也随之而下降，他的“十四点计划”对未来和平的影响也就大大减弱。
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和平的缔结过程几乎不可能是不矛盾的。事实上在凡尔赛，战胜国基本上没有怎么考虑德国代表团带来的方案，也没有进行什么与失败者之间的任何正式谈判，起草好的条约草案也是逼着德国人签字的。但是，这种强硬态度又是与相对温和的和平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一种长期性的修改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一种和解的机会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仍然害怕：“这个已经战败、并且正在陷入革命造成的内部混乱状态之中的德国，可能会再度发生一场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从而使它有可能与苏俄联合起来。”〔15〕
仔细分析起来，对德国来说，物质上的和平条件固然是沉重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特别是如果将战败的德国与胜利的法国进行比较，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德国在经济上和人口上的优势并没有因“凡尔赛和平”而被扫除；法国也并没有能达到它的战争目标，更不要说与1945年的情况相比了。
事实上，除了那些本来并无太大价值的殖民地以外，德国的领土损失主要涉及的是那些讲外族语言的人口占据优势的地区（如划归给波兰和丹麦的那些地区），或是涉及那些虽然讲德语的人口占据着优势，但自从1871年以来还没有完全从政治上被真正统一到帝国中来的区域（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当然这幅图画很少与但泽、默默尔、萨尔的情况相符合。但是，在这三个地区，但泽和默默尔是作为“民族飞地”来处理的，而萨尔区是有希望在未来通过举行公民投票来最后决定归属问题的。
边界线有利于波兰的移动之所以会激起德意志人的愤怒情绪，首先是因为：由于日耳曼民族在广泛的边界空间里的散布性，在每一次边界移动中，总是有一个少数民族数量可观的部分必然要呆在边界的另一边；在1815年直到1918年的这一个世纪里，对有效边界的每一次改变都是有利于德意志人的，而现在头一次发生了对波兰人的有利变化。当然，德意志在东部边界上因民族被肢解而导致的愤慨之所以广泛得以传播，不仅仅是由于边界移动引起的，更主要的是由于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贯彻的一种新原则立场引起的。这种新原则立场就是：在处理边界问题上以牺牲战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造就民族国家。三个多民族的帝国（德帝国、沙俄帝国、奥匈帝国）被近一打之多的中、小国家所取代，但在它们当中，也仅仅只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者的继承国，也就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从民族上讲变成了具有某种匀一性的国家。然而，这是以这些战败的民族中很大一部分人口划分在边界的另一边为代价的，而所有那些新国家，却占据了从民族意义上讲有争议的边界线，因而也在它们的版图内保留了很大的民族少数派力量。
在1648年至1815年期间的几次和平缔结中，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们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混合体原则来进行平衡的，因而发展了一种联邦式或是邦联式的结构。而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却完全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原则上的，并想通过国联及其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来解决因此而出现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这些民族国家却变成了引起民族统一运动的杠杆，变成了以强制方式完成民族匀一性尝试的实验场所。德意志人希望民族边界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也就是说，使得在边界另一边居住的德意志人再度移到自己的边界内来。从本质上讲，这仍然属于实现民族匀一性的问题领域的，因为对德国来说，这个领域才刚刚发生问题。当然，这只是相对于1871年以后的现代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而言的，也就是说，相对于一种不再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内的民族统一性而言的。
在随后几年里，德国之所以能够将注意力集中于对东部边界作出修改，并打出它按“民族主义的原则作为修改原则”的王牌，事实上也正是“凡尔赛和平秩序”所给予它的。俄国边界的后移，东欧和东南欧是在少数几个中、小新国家中进行分配的，而它们对法国的依靠从长远来看是很少能起作用的。因此，如果德国能够推行一项与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达成谅解与合作的政策，并懂得发展它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分量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也都能为德国提供一种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实现非正式霸权的机会。〔16〕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反对凡尔赛耻辱的和平”的运动，恰恰阻止了德意志人去觉察这种中、长期战略上的有利性，这种有利性是具有真实性的，而这种真实性恰恰是“凡尔赛和平”提供给德国的。
如果说，从长远来看，德国的经济力量只受到很少的削弱，那么，从短期来看，这一点却由于越来越具有强制性的裁军措施而被抵消了。这类措施包括将德国国防军的规模限制在十万人之内，对武器和工事的大规模限制，盟国在德国享有裁减军备上的监察权和监控权，以及对莱茵兰有限期的占领等。所有这些必然会对这个民族产生侮辱性影响，因为这个民族曾经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军国主义的精神，才在过去的统一战争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里获得它的民族国家身份的。从更长远来看，“凡尔赛和平”也恰恰在这里附带地赋予了德意志人一个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理由，因为对德国的这种非武装化，也是被巴黎和会上的胜利者们宣布为一场普遍裁军运动的开端的。当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裁军的时候，德国的重振军备从道义上讲，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
至于战争赔款，它的理由是与要让德意志人承担全部战争责任的企图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赔款的数量也是巨大的。尽管这证明是德意志战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负担，但绝没有证明是对任何未来经济恢复上的那种令人绝望的封锁。通过战争赔款而带来的缴纳上的高额负担，是在1920年至1924年这几年中才处于争端的中心位置上的。
总而言之，“凡尔赛和平”是西方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德国的和平，也是建立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战后新秩序的一块基石。它同时又是具有这样一种特点的和平，即在对具体、单独问题上的处理，总能不断地引起人们的疑问，但是，作为缔造和平的努力，若是普遍地加以实行，则又有可能在当时的欧洲和世界政治的框架中，产生它一定的效果。而它所导致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德意志大国地位的维持以及那种从长远看来的有利性，不仅与眼前在胜利者一边客观存在的胜利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也与德意志人的情绪在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加热反应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从现实政治上讲，一场对它进行修改的可能性道路已被勾画出来。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凡尔赛神话”也从社会心理和精神上给这场修改带来了不利的遗传性因素，因为德意志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已通过各种舆论机构愤怒的反宣传，获得了一种可称之为“爆炸性”发展的效果，以至于自从德国被迫在和平条约上签字以来，那些与“魏玛体制”作斗争的政治潮流便开始占上风了。〔17〕
因此，尽管共和国仍然存在着选择和发展的余地，但为履行《凡尔赛条约》而进行的国际间的“冷战”，使得德国的稳定和欧洲的稳定都变得更为困难，并在极有价值的年代里，拖住了缓和与经济重建的手脚，推迟了不可缺少的德—法谅解，延长了深刻的战争心理，并使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复仇怨恨变得更加尖锐了。
第二节 1920～1923年的战后危机
1920年到1923年是魏玛共和国的多事之秋，围绕着战争赔款、通货膨胀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接踵而至，各种不同内、外力量的行动可能性，或是在这些事件的驱动下，或是在它们的阻碍下，彼此联系在一起，一连串的危机事件使得这个时代的历史画面有被撕碎的危险。行为者经历的混乱以及各种问题的相互关联，清楚地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现实。魏玛共和国政府必须去处理这个最为重要的内、外经济政策上的复合体。
一、“履行条约政策”与“灾难政策”
当《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月10日生效时，真正的问题才开始出现。围绕着对和平规则进行详细解释的斗争，与各种隐蔽或公开的企图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建立欧洲战后秩序的第二回合的斗争。
核心问题在于德国不仅要对由它直接造成的战争损失负责，而且还得为整个战争的代价承担责任。在1921年的巴黎会议上，盟国赔款委员会由此而计算出来的德国赔款数额达到了2690亿金马克的可怕高度，以至于要驾驭它，既不是同时代人所想象的财富，也不是他们拥有的金融手段所能达到的。同年4月，经伦敦会议的修改，这个数目降到1320亿金马克。然而，对德国赔款的强行勒索也是因为在战争中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自己对美国的欠债所造成的，只要美国坚持这笔战争借款必须全部立即归还，这些协约国盟友们就必然会迫使德国尽快赔偿，来补偿自己的损失。
如此高额的赔款自然引起了德意志人的愤慨。但是，如果人们看到在以后10年间德意志人缴纳方面的实际负担，那么就会看到一幅清楚得多的图画：战争赔偿所造成的负担，更少是由于赔款的总额，更多的是由于缴纳的方式而引起的。1921年5月开始迫使德国接受的金融负担是分为三笔来偿还的：头一笔应在1921年7月前交付，价值为120亿金马克；第二笔应在1921年11月交付，价值为380亿金马克；第三笔为820亿金马克，也应在1921年11月交付，条件是德国的偿付足以维持或恢复与头两笔相联系的偿还基金。但无论如何，德国必须在1921年内缴纳500亿金马克。〔18〕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这笔赔款究竟给德意志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负担。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笔负担达到了魏玛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所不能忍耐的边缘；而相反的观点认为，相对来说，它还并没有涉及到一个比今天的对外发展资助更大的因素。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德意志人因糟糕的战后经济形势而受到束缚的行动余地，由于赔款的缴纳而变得更为狭窄了。而当时执政的共和国民主政治家们认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估计，在几年无摩擦的支付和国际缓和以后，一种大幅度降低总额要求的机会将会看好。因此眼前赔款数量上的实际负担，是能够逐渐加以克服的。也仅仅只是就这方面而言，赔款才是可以忍受的。”〔19〕
然而，围绕赔款的紧张冲突，在20世纪20年代并没有消失。有三个问题先是给1918年到1924年的国际关系，后是给1929年到1932年的国际关系投下了阴影：第一，赔款的总额高度，高度复杂的各项规定和计算上的非透明度，必然导致德意志方面可以理解的拒绝态度。由此而导致的反对赔款的态度，必然将魏玛民主政治家们与战胜国进行妥协的所有努力一再被贬为“对民族的叛卖”。第二，缴纳方式以及给德意志人所造成的真实负担，是在国际间布满冲突的相互作用中才逐渐显露出来的，而这一点也是直到1923年的灾难性对抗之后，才被西方各国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的，因此，具有现实性的新开端直到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三，在1920年以前，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如此持久的金融上的转移行动，而且这种转移没有用来启动新的经济发展，例如像1871年德国用法国的赔款资助了统一后那几年的繁荣那样，恰恰相反的是，当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重建得用最大的努力才可能达到的同时，赔款筹措上的影响却形成了德国进一步的负担性因素，因为作为支出的一方，德国除了要用实物支付外，还得筹措外汇现金来支付赔款。而且，西方大国是用德意志的支付来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因此，这种金融上的转移也没有启动欧洲的新需求。另外，赔款价值计算的基础——金马克，是一种基于战前美元比值关系的抽象概念，它的实际价值已经由于德国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越来越少，并在1922年到1923年根本就不存在了。因此，赔款问题也就不可分割地与1923年德国内、外政策上的行动余地的萎缩联系在一起了。
就这方面而言，围绕着赔款规则所发生的冲突，是被事先编好了程序的，因而也自然地演变成一场围绕着如何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国际斗争。法国使赔款问题工具化了，因为它希望在德国“不履行条约”的情况下，能顺理成章地进行对德国政治上首先是领土上的制裁，从而达到对《凡尔赛条约》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修改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它当时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受到英国的抑制未能达到的。与此同时，德国也在使它的支付问题工具化，以便对条约的“不可能履行性”示威。
德国有两种战术，即“履行政策”与“灾难政策”在彼此竞争着，但这两者都是以快速修改《凡尔赛条约》为目标的。“履行政策”的代表者们想向盟国表明他们的善意，并在履行的过程中让盟国知道，条约是不可能履行的，因而必须立即进行修改。因此，他们寄希望于美国对一个平静的欧洲市场的兴趣，同时也寄希望于英国不愿让法国在欧洲过分强大的倾向。但“履行政策”的代表们直到1923年都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它太公开寄希望于煽动盟国之间的不和并孤立法国了，而且也太指望能快速地取得成功了。产生这种急切心情的原因是，作为刚刚上台的民主政治家，面对着自己的人民，他们必须作为国际问题上更好的“修正主义者”，来使自己获得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在他们接受民族主义的“凡尔赛苛刻的和平”的解释，并准备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群众基础的时候，这种急切的希望是不难理解的。
“灾难政策”与“履行政策”一样，也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并有着同样的修正目标。但这种政策的代表者们表现得更为直接，因为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仅仅只有在国际冲突的新升级中才存在着德国的机会。他们看到1920年苏俄红军已打到了华沙的大门口，中欧的战争、经济混乱甚至内战的前景，可能会触及到美国对秩序的兴趣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扩展的担忧，以至于美国会支持一场新的谈判，英、法等国若是拒绝这种谈判，就会给盟国的大联合带来分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冲突的升级必然刺激起战胜国同盟的新的团结化。
随着维尔特总理领导的政府和国会接受伦敦会议关于赔款的最后通牒，“履行政策”的战术时期开始了。无论怎样，这导致了德国以平等身份参加了1922年4月到5月在热亚那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但与会的德国代表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没有获得通过，修改条约的努力没有成功，而这种成功本来会使这届政府在面临德国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压力面前获得合法性。
由于盟国并不准备与德国进行一场无保留的平等合作，因此，德国转而与社会主义的苏俄在拉巴洛缔结了条约。这个与苏俄友好的条约成为了德国在未来的欧洲政治游戏中、在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和争端中经常要打的一张王牌。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却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期望的东方战线上的成功，也没有使西方大国转而采取对德国的一种软化态度。英国将德国“履行政策的政治家”看作国际政治中“不可靠的人物”。因此，一方面，英国对法国的进攻战略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只要德国人敢于发起一场对《凡尔赛条约》的公开修改，它就得维持对法国这个战争盟友的忠诚态度。而法国在这个德苏条约上看出的是，德意志人是不会在一个由法国人领导的欧洲政治秩序中安分守己的，因此，法国将这个《拉巴洛条约》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威胁来看待。
法国在1922年年底利用某些德国赔款交付上的拖延，联合比利时出兵强占鲁尔，“以确保有生产率的抵押品”，而私下的目的却是“将莱茵兰和鲁尔从德国分裂出去”。德意志人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的愤怒浪潮来作出回答，这场浪潮也由于政府宣布的“消极抵抗”政策而获得了合法性，因此，在占领区的德意志人拒绝与占领者进行任何合作。与此同时，为了支持这场由政府下令进行的“无限期的罢工”，共和国便动用国家财政来支付工人和官员的工资。
到1923年夏天，局势表明这场“消极抵抗”将遭到失败，因为用滥发纸币来维持的工资支付将通货膨胀没完没了地不断推向高峰，而法国人却成功地通过大量投入外国工人的办法，使那些抵押品进行生产了。这就表明，一场长期的德、法对抗，只会带来莱茵兰甚至是鲁尔区的分离，而这种分离正是法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斯特莱泽曼的领导下，新上台的大联合政府试图在秋季来一次内政外交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总扫除，因为斯特莱泽曼已经认识到，除了全面向法国投降外，德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余地。而在这个时刻，美国作为另一位想修改“凡尔赛和平秩序”的大国，同时也作为从胜利的战争中崛起的世界范围的真正胜利者开始登场了。在过去几年里，与在远东政治中表现得不一样，美国从欧洲政治责任中退却出来。美国国会虽然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它的政府也与国联保持着距离，并拒绝了与法国人建立安全同盟的承诺，但它绝没有放弃在欧洲经济上和金融政策上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机会。事实上，美国恰恰需要利用从1920年到1923年的冲突和1923年的灾难，在战后欧洲的稳定化中扮演一个与它的分量相称的领导角色。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德国经济上的精疲力尽，一方面成为了美国从经济上介入欧洲的杠杆，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走向稳定化的条件。
1923年11月30日，赔款委员会成立了以美国金融专家查尔斯·道威斯为主席的一个专家委员会。道威斯考察了德国的赔偿能力，并在现实的存货登记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负载能力的赔款计划。该计划于1924年4月公布，并于同年8月被德国国会所接受。它向德国提供了一个可以负担的每年赔款缴纳上的定额，还包括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的内容，但同时设立了一个在盟国赔款委员会监督下的对德国经济和金融进行管理的机关。正是在它的监督下，稳定化受到了货币改革的掩护和支持，而这场货币改革结束了通货膨胀。
由于国际上一致确保了赔款的缴纳，法国在来自自己盟友的压力下，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并宣布了从鲁尔撤兵，这个行动到1925年8月才开始实施。
在围绕着修改而进行的顽强斗争拖延了四年之后，《凡尔赛条约》才开始被视为一个并不是那么不可能的战后欧洲新开端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世界大战中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直到1923年底才算真正结束，德国也才真正获得了一个极为必要的喘息之机。然而，从这场暂时的稳定化中能否发展起一个欧洲大国的方案，以及在这个方案中德国的对外政策能否有一种长期的稳定化，仍然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加以证实的问题。
二、通货膨胀的十年
正如对外政策上的对抗历史是有节奏的一样，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发展史也有一种特殊的进行式。从1914年开始的运动并没有随着1918年战争的结束而停止下来，而是直到1923～1924年的转折时期才真正出现了一种暂时性的中止，只是在灾难之后才出现相对稳定的。
长达十年的通货膨胀是从1914年的战争年代中开始的，它带来了德意志社会结构的一场改组化，而又没有使这种结构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对这十年进行总结的时候，人们有必要将这场通货膨胀的进程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1914年到1918年的战时通货膨胀时期；（2）1919年到1921年复员遣返通货膨胀时期；（3）1922年以后的超通货膨胀时期，它在1923年导致了德意志货币的全面崩溃。
直到1914年以前，对德意志的经济学家来说，通货膨胀还是一种不熟悉的现象。只是在战争的进程中，他们才发现内部市场上购买力的明显丧失和国际外汇市场上帝国马克的软弱地位。战争结束之时，批发价格的指数翻了倍，若以1913年为1，1918年则为2.17。马克的价值只有战前的一半，货币财富意义深远的贬值已经开始，所有人的购买力都下降了一半以上。
通货膨胀的最初原因要归于战争期间帝国政府采取的以下几项经济措施：首先，为了给战争筹集资金，帝国政府在战时大力发行公债，这些公债本应在“最后的胜利”之后还本付息的。其次，帝国政府还提高了流通的货币量，它实际上越来越脱离与战前相联系的黄金储备量了。再次，消费品的短缺和军用品轻率的便宜价格，导致了价格的普遍上升，这种上升又通过日益增长的货币供应量而得到了加强。但是，由于1918年的失败，那种通过战争对手的赔款来偿清债务、提高货币实际价值的幻想破灭了。唯有一场紧急的货币收缩才可能在德国造就一个扫除式的新开端。
但共和国政府几乎不能采取这样一种痛苦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对于领年金者和认购战时公债者来说，无异于一场没收。而人们会将他们的愤恨转到这个新国家的头上，而不是转到过去的威廉帝国的头上。而且在复员遣返期间，人们也是有意识地寄希望于政府的资助政策的。大联合政府为了证实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便开始动用国家财政来补偿战争牺牲者以及德意志人口中的迁居者，尤其是那些在被割让的地区里有房产的人。但是，由于战后头几个月较少的税收收入，国家财政支出只能应付官员的工资和救济金，而经济在向和平生产的转型中必须通过补助金和低息贷款来加以启动。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还必须应付潮水般涌回的复员士兵日益有威胁性的失业问题。因此，所有这些必须支出的费用，都得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来应付。这样，战后头一年中马克的价值再度减半，第二年又继续下落。批发价格的指数上升到1919年的4.15，1920年上升为14.86。当然，这时的通货膨胀政策也仍然取得了它具有现实意义的成就。当战胜国各国陷入一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的复员遣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充分就业和向和平经济的恢复也得到了较好的保证。但无需掩盖的是，对货币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因此受到了拖延。
到了1922年，通货膨胀获得了戏剧性的加速发展，批发价格的指数已上升到341.82的水平，1922年7月一美元等于492.2马克（而在1914年，1美元仅为4.2马克）。因为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一半以上的支出是通过印发纸币来维持的。对高通货膨胀不加抑制，也有对外政策方面尤其是赔款问题上的原因。大联合政府本着“履行条约政策”的方针，也想利用这场正在形成的货币危机向西方战胜国证明，《凡尔赛条约》实际上是不可能履行的。
随着1923年鲁尔的斗争，真正的时刻到来了。对外政策上的“灾难政策”占据了统治地位，德国政府开始用滥发纸币来支持“消极抵抗”，整个经济陷入了混乱，头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骚乱。1922年开始的超通货膨胀，犹如脱缰的野马无止境地上升，终于使马克在外汇市场上完全失去信用，在内部市场上也越来越失去它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从批发价格指数来看，若以1913年7月为1，1923年1月则为2783，1923年12月已上升到12610亿！而美元与马克的比值也成为了天文数字：1923年1月一美元兑17972马克，1923年11月15日一美元兑4.2万亿马克！〔20〕所有的价值都虚假了。
在德意志人的回忆中，1922～1923年超通货膨胀的无节制性，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马尔孔·科莱的人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每个月赚2000亿马克，我们一天发两次薪水，而且允许每人每天可以有半小时离开工作岗位，以便能冲到商店，赶在下一次与美元的比值表公布出来前买些东西，因为就在这段时间里，钱也会失去它的一半价值。钱已经来不及印刷了，只能印一种银行符号，那上面写着：“为了这十马克，我出售我的美德。”〔21〕
这样一幅戏剧性的货币崩溃的画面有着它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它造就了一种长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货币价值闻所未闻的崩溃，才提高了对随后进行货币改革的可接受性。无论怎样，1923年11月15日，随着德意志地产抵押银行的建立，一种以德意志的地产作抵押、价值稳定的新马克开始被接受，通过1924年《道威斯计划》关于赔款问题的新规定，德意志货币的稳定化终于成为了可能。
通货膨胀的十年结束了，但人们还必须研究它究竟给德意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负担？究竟什么人是得利者，什么人是失利者？
在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中，大企业家无疑是通货膨胀的得利者。他们获得了低息贷款，因而也能在通胀期间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并组织大规模的康采恩。货币的崩溃给他们带来了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的优点，革命时期的社会成就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与工人工资上的提高，恰恰能通过通货膨胀的折价形式转嫁到价格上去。在这里，人们首先会想到鲁尔工业巨头、德国企业家联合会主席胡格·斯汀纽斯。在通货膨胀期间，他买下了德国所有的森林来供应他的矿山所需的矿井支架，他买下了欧洲最大的煤矿，他投资于匈牙利的钢铁工业和罗马尼亚的化学、铝材和木材工业，并建立起对150家报纸的绝对垄断权。在他于1924年4月死去时，他已在69家建筑公司，66家化工、纸张、食糖加工厂，59家矿山和保险公司，56家钢铁厂，100家冶金企业，389家商业和交通康采恩和83家铁路、船运公司中拥有大部分股份，并拥有100多家完全属于自己的各种企业。〔22〕
农民也属于得利者，因为他们能够用毫无价值的货币来偿清他们的债务。另外，那些外汇和实际价值的占有者也是通货膨胀的得利者，特别是当他们无需为他们的生计去变卖他们价值稳定的财产的时候。
对工人来说，通货膨胀总不是那么明确地具有积极性的。总的来说，由于工会与企业主联合会之间达成的社会妥协，1919年到1921年复员遣返时期的通货膨胀，使工人得到了国家提供的资助。此外，尽管实际工资低于战前水平，但它是处于上升趋势中的。而且在1923年以前，也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失业。当然，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低。从专业熟练工人、职员、官员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只有非熟练工人才明显地改善了他们的地位。然而到1923年4月以后，工人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因为整个德国工人队伍中只有29.3％的人是充分就业的，47.3％的人只是部分就业，而23.4％的人在失业。〔23〕
对于那些迄今为止一直靠剪息票为生的人，知识分子集团，靠工资为生的“新中间等级”如职员、官员来说，在通货膨胀期间，他们的地位一直处于恶化之中。领退休金者和接受救济者也随着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的收入完全不能适应价格的上升。至于那些“老中间等级”中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遭受的打击甚至比战争中还要厉害。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唯有通过在黑市上进行的投机，才有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获利者。
必须肯定的是，通货膨胀使个人受到的现实性震动是相当混乱的，即使是属于同一社会集团的人，也可能根据不同的时间划分，不同的区域位置上的局势，在经济矛盾交织中所处的具体地位的不同，而与他周围的人有所不同。但是，局势的混乱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无安全性、无保障性，也决定性地表达了这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心理后果。投机商对道德标准的否认在广泛的圈子中传播，它沉重地打击了中间等级传统的“节俭原则”；而困境中的犯罪已能得到法律上的辩护，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死里逃生。但无论是投机商的活动，还是这种困境中的犯罪，两者都在表明帝国时代相对僵化的社会道德秩序终于陷入动摇之中。这个进程，曾被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作为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后果所判定过，但直到现在才真正变得规模巨大而不可逆转了。
总而言之，价值观念完全颠倒了，成功在为违法手段的“神圣性”辩护。与此同时，正直和正派却遭到了亵渎，因为它们战胜不了通货膨胀社会中的“饿狼法则”。个人状况的无保障性和社会道德上的局限性是一目了然的。
三、防御中的共和国
忠于共和国的政治评论家库尔特·图科尔斯基于1919年5月8日这样写道：
在我们德国，眼下并没有进行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在这里倒是有一场反革命。在普鲁士的大学生中，出现了一股规模巨大的、涌入自由军团的潮流，以至于连大学的课程也中止了。但是反革命并不限于自由军团，它包括成千上万的男人们——在人员波动性的组合中——在波罗的海进行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在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反波兰的战斗，在德国的大城市里反对所谓“斯巴达克主义者”的战斗。而那些受共和主义政治家们委托而投入自由军团的伙计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对民主制表示冷淡的，一般来说，他们是蔑视和仇视共和国的。〔24〕
这种反革命从思想和行为上讲，是以一种需要追溯到1918年革命前的传统为基础的。“泛德意志同盟”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世界大国美梦，殖民主义的宣传和实践，所有这些都培养了一种期望，但这种期望已由于世界大战的失败而变成了失望，因此，也使这种右翼激进主义立场进一步尖锐化了。反犹主义、反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运动，现在又加上了独裁的、政治上进行群众动员的新形式。
在“1914年思想”中，这些威廉时代后期的危机现象，开始与“城堡和平”、“前线战士”以及“战争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幻想融合在一起，因此，一种侵略性的群众动员，已在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领导的军部独裁中找到了它政治上的中央。“德意志祖国党”这个新型的群众性政党，在卡普和堤尔皮茨领导下，已能召集起百万之众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左翼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国际谅解”政策。随着1918年秋战争的失败，这个运动处于瓦解之中了，但运动中的动机并没有消失。1918年11月的那场快速和几乎不流血的革命胜利，仅仅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股反革命潜在势力的严重低估。
从1919年开始，这股反革命力量又重新聚集，并以“自由军团”的形式武装起来。现在除了对革命的仇恨以外，在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里，还加进了“反对凡尔赛耻辱”的复仇斗争以及“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因而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同情。
魏玛大联合政府的政治家们是很难对付这种反革命的，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将目光盯在镇压左翼力量上，部分是因为他们竟然信赖旧帝国军队所谓“无政治性”的对国家的忠诚。听一听德国第一自由军团司令、后来的陆军总司令威廉·莱因哈特将军在1918年11月的一番陈词，就能明白这种信赖是多么的天真！
我并不否认我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事实。我的上帝！当一个人忠实地为他的君主和国家服役了三十年的时候，他不能突然地说：“从明天起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了！”但是，你无需害怕。我相信在一分钟之内是不能再建立起一个君主国的，无论怎样，盟国将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在十年的时间里，会发生这样的事的！〔25〕
因此，当一场右翼激进主义的内战开始威胁共和国的时候，共和派的执政者们是得不到这支军事力量的支持的。最后还倒是《凡尔赛条约》的“非军事化”规定，讨了共和派政府的欢喜，因为它瓦解了自由军团中右翼激进主义武装力量具有威胁性的集中化。
1920年3月13日由卡普和吕特维茨将军领导的“卡普暴动”，就是为反对这种瓦解措施发动的。尽管国防军的最高领导没有支持这场政变，但他们拒绝用武力对付政变分子。其理由是：“陆军不能在不毁灭自己的情况下向它战时的伙伴开火”〔26〕。因此，德国政府被迫经德累斯顿逃往斯图加特。只是靠了一场得到自由工会、两个社会民主党以及共产党支持的全国总罢工，才在3月17日挫败了这场反革命政变。
在鲁尔工业区，通过罢工武装起来的工人“红军”，不仅击败了自由军团，而且还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提出了进一步民主化、建立工人政府、对重工业实行社会化的要求。魏玛大联合政府立即派德国国防军进驻鲁尔，这些旧军人对左翼力量的仇恨是无需怀疑的，工业区里的恐怖活动立即使很大一部分工人与社会民主党以及共和国疏远了。这些苏维埃运动的成员或是退缩到绝望之中，或是加入到共产党的行列之中。这就导致了共和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种行动封锁，因为这部分工人再也不会相信这个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共和国了，而传统的右翼保守力量正在缓慢地恢复自信。
1920年6月6日的国会选举中，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行动封锁。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右翼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中右派的德意志人民党都得到了加强，而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这三个组成魏玛大联合的政党失去了一直拥有的议会多数，他们只能控制国会452席中的202席，从而也使议会舆论组成上，以及共和国的政府组成上，开始了一种长期的不稳定。
这是一场在武装斗争中形成的权力分配的结果，它反映出选民的大多数对宪法党的背弃，尤其反映出反动的右翼阵营以及革命的左翼阵营与共和国不可和解的疏远。如果说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中曾出现过政治上的奇迹的话，那就是尽管有这样的行动封锁和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危机，这个共和国竟然能死里逃生地坚持到了1930年至1933年。
德意志选民的十分之一和大约三分之一的有组织的工人转而支持共产党，并一直坚持在左派的阵营中。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这种局势，使得要想完全碎片式地分裂整个工人运动，分裂的力量还太弱了；但是要想让整个工人运动一致地去支持政府的改革措施，或是一致地去支持一场由民主革命向共产主义革命的转变，分裂的力量又太强了。从右派方面来看，对自由军团的“非军事化”，尽管扫除了对共和国直接的暴力威胁，但共和国必须承认冯·西克特将军领导下的国防军是一个右派势力的“国中之国”，而且也无力避免右翼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势力在巴伐利亚的权力接管。
右翼激进主义势力已经在1923年反法、比的“鲁尔斗争”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获了利。尽管不同于30年代初，他们还没有被统一地组织起来，也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被一体化，但人们能够对这个运动的某些基本特点作一概括。
从意识形态上讲，在这个激进的反现代主义运动身上，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和反犹主义发生了一种具有爆炸力的融合，这种融合通过世界大战的经历，通过自由军团反共式的投入，通过为之奋斗的“反对凡尔赛耻辱”的斗争，以及通过对“十一月罪人的共和国”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了。
从组织上讲，这些“前线士兵”和自由军团的经历，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已被加工成军国主义的一种雇佣兵的变种，因而出现了一种被民族主义神秘化了的“青年崇拜”和一种“领袖崇拜”，这些崇拜决定了这种右翼激进运动的外观和内部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特点，那些上过前线的青年军官成为了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想类型。这些人既不想也不能适应战后日常生活的困境。加入其中的还有在民族主义情绪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革命的震动中受到过惊吓、在通货膨胀期间愤愤不平的市民中间等级，特别还有由于战争才摆脱了他们狭小的地方眼界的来自各行省、地方的年轻人。因此，人们不仅能用“青年性”和更大的激进性将他们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老先生们区别开来，而且还能够用这个事实将他们区别开来，即他们并不希望来一场君主主义的复辟，因为这种复辟是以战前的社会状态作为理想的。他们想通过粉碎他们所仇恨的魏玛体制，来追求某种还不太明确的新东西，从原则上讲是另一种无论怎样都具有强大的国家和好战的精英进行统治的特点的东西，也是一种开始在他们当中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也即纳粹主义）之类的东西。尽管这种混乱的“民族共同体”幻想统治了这些右翼激进派，并与“1914年思想”、1917年“胜利的和平”追求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本身又是将自己的行动作为对所有现存的一切东西的一场“革命”来理解的。
具体地讲，在他们所有的右翼激进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颠覆性行动中，唯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具有最为鲜明的方针，而且在1923年的危机中赢得了超出巴伐利亚以外的追随者。不过，他蓄谋已久的、利用巴伐利亚右翼地方保守政府作为工具，来发动一场向首都柏林进军的夺权暴动尝试，于11月9日在慕尼黑很快就失败了。
这场“啤酒馆暴动”是选择在魏玛共和国立国之初最大的一个动荡期里发动的，在这一时期同时还有莱茵兰分离主义运动的种种“起义”、在中德和汉堡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是，所有这些运动，无论是纳粹党的反革命暴动，还是分离主义的“起义”，或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革命，都碰到了一种内政和外政上的局势，这种局势为魏玛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注定了它们几乎是同时性的失败。斯特莱泽曼作为大联合政府的总理，停止了“消极抵抗”，并走上了一条困难的平衡道路。加之埃伯特总统动用“紧急状态条令”，以及货币改革在1924年的成功，使德国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内部局势快速的稳定。尽管战后德国的社会结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这场稳定毕竟维持了五年之久。
为什么共和国在1923年能死里逃生，而在1933年却崩溃了呢？对此可能没有太明确的答案。不过指出以下几点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帮助：1923年已经表明历史中并不存在着毫无前途的局势。而1933年却证明，在一种特定的形势中，一种完全不受强制性限制的选举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人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1923年民族危机与国际危机的深度才似非而是地将这个社会挤向了一种可能的巩固化方向。当然还有更多的因素对此产生了作用。
首先，在对外反抗政策的死胡同中，在超通货膨胀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人们接受了外部失败和内部困境的现实，而在过去，即在1918年到1923年间，人们是不愿接受这种失败的。这里体现出1923年公众情绪陷入了一个普遍的低潮，这个低潮能够变成一种清醒和稳定化的出发点。
其次，共和国能在1923年顶住所有的危机，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多亏了它的软弱。具体的稳定化措施首先负担了让步，它并没有将统治力量挤向一种清楚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从结果出发的。因此，人们也唯有在一个分散了力量的平行四边形内部才能描绘这条成功路线。
再次，共和国之所以能在1923年死里逃生，也是因为共和制还没有遇到明确的、有说服力的、也是强有力的有关体制选择方案上的挑战。因为左派还没有从他们在1919年和1920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而右派也还处于盲动和混乱的状态之中。
当共和国在1924年克服了危机并过渡到一个稳定阶段时，一个喘息之机到来了。是否能从中产生出一种长期的稳定性，这要取决于对现实的知足、社会妥协政策上的意愿以及行动余地。然而，在1924年开始的稳定中，这方面的前提条件恰恰没有形成。
第三节 社会现代化的紧张领域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是在面临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深刻危机时才丧失掉它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人们显然有必要在这段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中去考察社会现代化的紧张领域。为此，人们可以从五个横断面上来研究这场社会现代化及其文化经历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五个横断面可以大致表述如下：（1）人口结构的突变、代沟冲突和妇女的解放斗争。（2）在对工业化关系进行的一种新塑造中，人们力图实现对“病态经济”的强制性遏制。（3）社会政策经过紧张的设计并在危机条件下的撤回，反映出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性。（4）在公共社会的形式中，旧有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一种新的传媒世界和新的政治组织化形式出现重叠，并混合在一起。（5）在向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转变中，在一种新的、被作为现代主义的东西来感受的生活风格中，“美国主义”的样板既得到了喝彩，也遭到了咒骂。
当然，这五个方面的社会现代化，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是按各不相同的节奏进行的。它们既能被看作是一个同一的、并列式的进程，又能被看作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或是彼此对立地展开的进程，因此，它们各自的变化速度也绝不是同步性的。应该说，在社会现代化的整个领域中，有三种不同时期的变化在重叠着：一是可以被称之为“跨世纪的发展倾向”，它的方向和目标是从19世纪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二是可以被称之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局势”，正如人们能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殊局势中所发现的那样；三是可以被称之为“重大事件的现象”，正如1923年的“超通货膨胀”所经历的那样。
总之，由于战争、经济停滞和危机，同时也由于革命，出现了将众多以前已经设计出来的方案付诸实践的机会，也出现了将已经在进行试验的方案引入到更广泛战线中去的机会。然而，也正是这种令人惊慌的同时性和重叠性，才使魏玛共和国经历了它的社会现代化的危机时代。(www.xing528.com)
一、几代人的经历与妇女的解放斗争
数十年以来，德意志的人口一直是以一种很高的年增长率有规律地发展着的。这是因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口的发展，一方面是以人口净增长为标志的；另一方面也是以乡间人口向城市区域的移居为标志的。它一直具有城市人口“年轻化”的鲜明特点。
在魏玛共和国中，尽管有世界大战带来的近10％的人口损失，但在缩小的版图内，德国的总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从1920年的6200万上升到1925年的6520万，超过了那个具有更大版图的帝国时代中1910年的6490万的水平。但是，如果人们将德意志人口按年龄结构进行编排，并将1910年的情况与1925年的情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15年的时间里，人口结构发生了惊人而深刻的变化。
在25～50岁（即1875年至1900年出生的人）这个有着特别活跃生活期的年龄组中，能明显觉察出战争所造成的600万男性的损失。尤其在受影响最深的30～50岁的年龄组中，男子的数量明显低于1910年。与此相应的是25～50岁这个年龄组中的妇女过剩，大量妇女在她们的“青春年华”中不得不保持独身。职业妇女的问题也变尖锐了，因为无论怎样，妇女中相当大的部分已不再能回到作为男性供养对象的家庭妇女的角色中去了。
15～25岁（即1900年至1910年出生的人）的年龄组，在1925年提供了特别旺盛的生育力。但是，在共和国时期，当他们离开学校时，遇到的却是一个过于拥挤并陷入停滞的劳动市场，因而他们也必然带着他们特别的愤怒，并在最糟的出发条件下，去面对涉及他们社会地位的“代沟冲突”问题。
15岁以下（即1910年以后出生的人）的年龄组，其绝对数量已明显变小，特别是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其数量只相当于1910年出生的正常数的一半。尽管有战后前三年中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只能较少地改变这种消极后果。因此，共和国的人口结构是与战争以及战败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若是将这种对15年间德意志人口结构的比较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之中去，人们就会发现，一方面，出现了这种必须提及的“跨世纪倾向”，即两个子女的小家庭理想，日益上升的对生活质量的期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出生率下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口金字塔变成为上宽下窄的蘑菇状；但另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影响却使人口结构明显地“碎片化”了，在性与代的方面，已出现完全不同的区别。
这种人口的“碎片化”属于魏玛共和国中普通老百姓最基本的经历。与之相联系的是，不安定和新冲突非同一般地决定了这个时期社会心理状态的发展，因而也就出现了关于青年一代地位、角色的争论，关于妇女地位变化的争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关于性、家庭、子女教养问题的争论。
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个时代比魏玛时代更强烈地在公众社会中贯穿着“青年神话”的。〔27〕都市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分配给青年一代一种特别的“开路先锋”角色。这同时也使他们在工业中、都市中、移民中以及在社会焦点问题上，都拥有超过一般人影响的代表。因此，青年人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传统束缚和监护崩溃的代号。“青年人”（Jugend），这个时代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名词，本身就指出了易出危险的领域。
为了解决或是至少缓和“青年问题”，《魏玛宪法》赋予了国家以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1922年的《全国青年福利法》规定了国家要“对特别困难的青年进行救济”，“对正常的青年进行照料”，并许诺：“每一位德意志的孩子都有权接受教育，以获得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能力。”〔28〕在这里，恰恰没有提到发展青年人正常个性的任务，而只是提到通过公共机构来教育青年人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事实上，在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容忽视的。战争期间的孩子和青年人，在没有父亲管教的情况下，经历过1917年“萝卜的冬天”的物质困境，这本身已可怕地助长了青年人的违法行为，并导致了青年人对迄今为止一直有效的社会道德准则的背离和父母权威的丧失。战争和通货膨胀年代又极大地削弱了中间等级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使得这种权威的丧失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中显露出来，从而也使青年运动对僵化的“成人世界”的批评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在工人家庭里，尤其是在专业化的工人家庭里，也发生了类似的权威冲突。传统的父长制家庭模式过去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现在，对子女的教育越来越成为父母们的心病。经济上的困境，停滞的收入，极有可能出现的失业，使他们付不起子女们日益高昂的学费，因而也使他们作为家庭经济承担者的权威明显地受到挑战。因此，“反叛父母的权威”已成为表现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题。〔29〕
随着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仍处于萌芽状态的“带薪假日”在企业中零星地出现，自由时间无疑变得更多了。尽管这种业余时间的塑造能为所有的年龄组利用，但在这方面，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青年人成为了开路先锋。他们的业余时间不仅是在朋友圈子里度过的，而且也是利用业余消费品，如收音机、留声机等，并在电影院、酒馆、舞厅中度过的。而无产者家庭中的青年人，作为一个边缘上的集团，也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对传统规则更为大胆的违反，已经使共和国的执政者和资产阶级的公众社会感到了担忧。
无论怎样，通过对业余时间新形式的利用，青年人总是能比成年人更快地适应都市化和工业化大众文化的新价值观。在两性关系上，不少青年人在追寻着“美国主义”的榜样。而与此同时，将这种现代性作为“破坏性的”和“非德意志的东西”加以拒绝的“文化批评”，也在另一部分青年那里找到狂热、偏激的追随者。当然，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谁是提倡者或是反对者的问题，往往不能根据阶层而只能根据每个具体的个人来判断。然而恰恰在青年人中间，这种判断上的对立特别具有爆炸性。因为不同于成年人，这些年轻人是在战后还没有定向的情况下，又必须去寻找一种个人生活设计和一种社会生涯上的未来前景的。
处于青年阶段的人，必须完成生活上的转轨，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失业，不仅对于青年工人来说，而且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在福利国家的危机中，给青年人的资助费用减少了，以至于未成家的青年工人往往成为那些已受到失业震动家庭中的沉重负担。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大专院校的劳动市场曾在帝国时代有过特别的扩张，但在战后共和国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尾随其后的一代大学毕业生，面对的是这个市场关闭的大门。因此，激进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选择，是与青年大学毕业生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危机意识相应的，关于“精英”和“天才”的命题，为“淘汰劣等角色”的讨论准备了心理上的条件，“一个无法安排它新生力量的共和国就是一个衰老的共和国”的口号，正是以“青年一代”的名义喊出来的。与此同时，这一代找不到位置的人，却能在侵略性民族主义“没有空间的民族”的口号中，找到他们的角色。因此，纳粹主义运动很容易从这个多余的“青年一代”中招兵买马。它能在1929年成为德国19所大学里校园政治中最强有力的运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30〕
魏玛共和国既在法律上给予青年人以特别的重视，但同时又在经济生活中将他们推到有威胁性的边缘上。这就使得它的青年人，一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上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则在前途无望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向右翼激进主义运动靠拢。一位当时很出名的青年作家克劳斯·曼这样讲道：
我们正处在一种将一切都看作有可能的特别位置上，并一直保持着我们应有的准备状态，来防止我们的迟钝。如果下个星期我们这个国家里出现一位君主式的独裁皇帝的话，我们是不会感到有丝毫惊讶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只是由于困境和混乱才统一起来的一代人。我们还并没有找到能够使我们去共同为之努力并奉献我们自身的目标，虽然我们大家都赞成去寻求这样的目标。〔31〕
在这样的状态下，尤其是在年轻的失业者中，对这个共和国制度的敌视在不断地激进化。那些活跃在街头的右翼军事战斗联盟的行动主义组织，本身就能为这些年轻失业者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种有意义的现实，而个人软弱无力的经历，又往往能够通过集体地实施暴力的方法来补偿。正因为如此，希特勒的“冲锋队”在大危机的失业浪潮中，总是能够在那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较为软弱的地方，吸引相当多的追随者，从而最终使纳粹运动成为了一场“青年运动”。
与“青年神话”一样，“新妇女”的神话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帝国时代，妇女的职业率（即妇女就业者在妇女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处于近三分之一的水平。而恰恰在共和国时代，这种职业率由1907年的31.6％上升到1925年的35.7％。更为重要的是，妇女就业者集团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大变动。在同一时间里，女佣的比例从16.1％下降到11.4％，农业女工的比例从14.5％下降到9.2％，与之相应的是工业女工的比例由18.3％上升到23％，女职员、女官员的比例从6.5％上升到12.6％，然而，妇女就业者中的最大集团，即作为家庭经济辅助性帮手的集团，其比例没有变化，仍为36％。〔3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妇女为顶替参军的男子在交通业和重工业中承担了“男性型”的职业。这种例外的局势，由于男子从战争中的返回很快结束了。对妇女公共性的聘用，仅仅残留在管理、教育、社会福利性质的事务中，因为在这些行当中，妇女很久以来已经为“社会上的母性”模式作好了准备，并要求有妇女特殊性的资格了。因此，共和国时代的妇女，大多集中在工业、贸易、公共服务以及第三产业等现代化领域的职业岗位上，这些岗位或是以前不存在的，或是本身不太适合男性的，例如女速记员、需要极为细心的流水线上的女工、女售货员、国民学校的女教师、社会福利方面的女性工作者等。妇女与男子即使干同样的工作，也只能拿更少的薪水，并行使着下属的功能。然而在1924年至1929年的企业“合理化运动”期间和1929年以后的经济大危机期间，这恰恰导致了廉价的妇女劳动力与男性工人相比，更少地被解雇。〔33〕
因此，在劳动市场的不景气和危机中，公共舆论对在职已婚妇女的愤慨尖锐化了。早在1932年，而不是在纳粹上台的1933年以后，新通过的《妇女官员地位法》已将这种“双职工性的妇女”赶出了国家官员的岗位，这就特别严重地威胁到女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未来。到1933年，除了有1.2万名单身女大学生就业外，还有2万名女大学毕业生是失业者。
但是，妇女们反抗男性排挤和歧视的斗争变得更为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从德国妇女运动的传统理论出发，妇女本身是以一种“女性”的特别文化任务为方向的，这自然使歧视与“合乎性别”之间的处理变困难了。特别在都市化社会的职业领域里，多数的妇女与男子一样，是认同一种“暂时性就业”的妇女特殊性别模式的。根据这种模式，对单身妇女来说，从离开学校到做母亲之间，从事职业活动是作为她们摆脱物质困境的手段来出现的。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就必然导致都市化社会中最现代化岗位上的职业妇女稳定的年轻化，以及这个职业妇女集团内部的相互排挤，从而也极大地减弱了她们反抗斗争的力度。
这种斗争的困难性还在于共和国中、后期出现的两股彼此相反的潜流：一方面，到处出现的是在宣传媒介中得到扩散的那种“不问政治的、消费型的”年轻女职员的“现代妇女形象”；另一方面，不仅在作为反对派的男性当中，而且也在相当多的妇女当中，出现了一种对和谐家庭中“高尚妇女”和“贤慧母亲”理想的追求。这两股潜流之间的对抗，因“美国主义”生活方式的宣传而变得紧张化了，因为在由男性制造出来的“毁灭男子的荡妇”的宣传中，“新妇女”的形象是最蛊惑人心地、也是最紧密地与“美国主义”的喧嚣联系在一起的。在著名作家卡勒斯通的笔下，现代妇女的形象也就是有性感的、有点独立性的妇女：
她们有短短的发型，化了妆的相貌，时髦的服装，叼着香烟，干着一份轻松敏捷的打字小姐的工作，或是在“消费的天堂”里做一名女售货员，并在舞厅里或是在好莱坞电影的观赏中度过她们的业余时间。〔34〕
这种“新妇女”的神话，通过商品化的爱情小说家们对女性私生活充满浪漫的、也是无止境的挖掘，使得人们更难认识那些小小的女职员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了。而广告和消费世界的宣传品，带着“干扰人正确判断力”的功能，为职员领域中的年轻妇女们指引着消费的方向与追求。仅仅因为这个妇女集团的收入是如此地有限，才使得她们辛辛苦苦储蓄起来的钱都流进了那个消费的“新世界”之中。
总之，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许多领域里，对妇女的期待上升了，也向她们提出了在政治和现代化职业劳动中的新任务。但是，由于对她们传统角色上的过分要求既没有中止，也未能消除，因而实际上又是与她们新的社会角色相矛盾的。因此，妇女们传统的双重负担，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刺激和愤慨的发泄才能得到补偿。不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敌人，而且还有这种社会变化的牺牲者，都在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中寻求其他的选择。这能帮助人们解释，为什么代沟之间的冲突和性关系中的混乱得到了加速；也能帮助人们解释，为什么在危机年代里反动的纳粹主义“妇女神话”同样又能在许多妇女那里找到听众。
二、病态经济结构与“合理化运动”
早在帝国崩溃的前两周，鲁尔工业巨头胡格·斯汀纽斯代表大工业界与自由工会领袖卡尔·列金就开始了关于国家政治与经济未来的谈判。企业家集团主动伸出谈判之手，主要是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由势力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可能导致的苏俄式社会主义革命。但同时他们也在担心，“这个国家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会不愿再放弃官方对自由经济的控制的”。因此，他们打算与工会结成一个联盟，并“通过这个联盟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贯彻力，来说服国家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中，根据企业家联合会与工会的设想来重新安排经济”〔35〕。自然，这首先意味着得承认工会是与之有平等权利的谈判伙伴，承认工业化的劳动关系中集体利益的平衡原则。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工会领导人认为：“对工人来说，在本来就已充满混乱和困难的时代里，利用集体的劳动权利，比利用一场激进的经济—社会上的根本变革，能更可靠地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公正。”〔36〕因此，当革命扫除了帝制以后，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在议会制的塑造中维持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
1918年11月15日出笼的《斯汀纽斯—列金协定》，宣告了工会与雇主联合会组成“中央劳动共同体”，同时也承认了自由工会是工人阶级所委任的代表，工人有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规定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资得由两个联合会的集体协商来作出决定，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于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场“阶级合作主义”的试跑开始了。
但是，魏玛共和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在经过了战前几十年的繁荣和工业革新之后，接着是数十年的危机和增长受阻。无论对这种长期发展节奏的解释在经济史上会引起怎样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战前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已不再能成功地借助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原动力来实现新的突破了，那种新突破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最终实现的。世界市场上旧的分工尽管得到了维持，但欧洲老工业民族已遇到了年轻的竞争者，并正在失去传统的市场。美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比德国、英国、法国这三个迄今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的欧洲工业民族发展得更快。〔37〕
作为战败的结果，外部因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着德国国内的发展，它使德意志经济遇到了远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大的困难。不仅《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带来了领土和资源上的损失，而且对莱茵兰的占领，法、比军队强占鲁尔，铁路和商船被没收均构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发展障碍。尽管后来有《道威斯计划》的扶植，但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义务毕竟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出口压力。所有这些不仅使魏玛共和国时代处于比帝国时代狭窄得多的发展框架内，而且也严重干扰了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若以1913年发展水平为基准，魏玛经济只得到了起伏不定的缓慢恢复。仅以工业生产为例：若以1913年为100，那么1919年则为38，1920年为55，1921年为66，1922年为72，1923年为47，1924年为70，1925年为83，1926年为80，1927年为100，1928年为103，1929年为104，1930年为91，1931年为60，1932年为46。〔38〕
在这种内、外经济的不景气之中，维持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惟一办法，就是保持企业家利益集团与工会集团之间的平衡。在共和国初期，要实现这种平衡，在没有外来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大联合政府就只有借助通货膨胀手段来苟延残喘。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可以使企业主将成本上的负担转嫁到价格上去，同时又能使国家用滥发纸币来支持工人的工资以及庞大的社会支出。总之，通货膨胀一时掩盖了一系列的分配问题，并维系着“中央劳动共同体”这个共和国民主大联合的政治基础。
当1924年的货币稳定化结束了“通货膨胀魔术”之后，劳资冲突便立即加剧并取代了合作，因为“中央劳动共同体”政策的物质基础实际上已经崩溃。企业主力图将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压力转嫁到工人头上，并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人仍坚持在《斯汀纽斯—列金协定》中早已获得的权利，并要求提高工资。到现在人们才发现，德意志战后经济上的分配活动余地竟是那么的狭小。劳资谈判难以达成协议的困境，迫使大联合政府开始实行“国家仲裁制度”。坦率地讲，这些由国家作出的裁决大多数是倾向雇员方面的要求的。国家劳动部长海因里希·布劳恩这样讲道：“在贯彻工资原则时，国家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尽可能大的塑造雇员在经济总产值中的份额。的确，85％至90％的仲裁处理，以及75％至80％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是应工会的建议才形成的。”〔39〕而且，在1925年至1928年之间，实际工资成本和薪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引人注目的提高。但由于稳定时期工资的起点定得很低，因此，雇员平均的实际收入直到稳定结束时才提高到与1913年大体相同、略有波动的水平。〔40〕
企业主过去能利用通货膨胀将生产成本上的负担转移到价格上或更低的工资水平上去。而现在，当这两种转移方式都成问题时，他们便仿效起美国，寄希望于生产“合理化运动”。但在他们的合理化方案的实施中贯穿着一种复仇主义的目的，即通过所期待的企业集中化提高生产率，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工资成本和社会保险上的支出（因为工人的保险入会费的一半是要由企业主来支付的），从而达到重新夺回由于战败和革命而失去的地位，并再度成为世界市场和国内经济生活中主人的目的。〔41〕与之相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通过生产“合理化运动”获得一种改良社会的推动力，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本身是可能为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创造更好的条件的。总之，一种要对社会进行逐步合理的结构性改造的幻想在支持着他们。
因此，不仅在企业主集团那里，而且也在工会那里，美国“合理化”的样板是带有一种“合理的经济幻想”的特点出现的。不错，美国的“泰勒制”和“福特制”，对劳动流程、生产程序的肢解，以及劳动时间的控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使工资与标准化劳动步骤的最高效率联系了起来，从而也使流水作业式的大批量生产成为了可能。但在魏玛共和国的这个时代里，它的影响很少与经济生活中人们所希望的理性的增长目标相一致。就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工业领域内部在日益地垄断化，并已在通货膨胀期间获得了加速，最出名的例证就是斯汀纽斯的康采恩、IG法本化学公司以及联合钢厂的建立。
其二，民族和国际市场日益增长的卡特尔化，使得内、外市场都被价格协定和生产定额所规定。
其三，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干预。尽管这种国家干预与世界大战时帝国的中央指令性经济主义相比，已通过向和平经济的过渡受到了遏制，但当它涉及通过国家资助和保护主义来为特定的生产部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时，总是特别受到人们欢迎的。
其四，国家对工业的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如果说这种份额在1913年为17.7％的话，那么到1925年它已上升到25％，而在1929年甚至上升到了30.6％。〔42〕
魏玛国家的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提高了国民经济的非灵活性，鼓励了官僚主义的再分配机制，并助长了卡特尔化和垄断联合力量抱作一团的投入。同时，它证明了它自身是很少喜欢创新的，也几乎不可能使战后的德国经济很好地去适应战后世界市场的新条件。在这方面，魏玛时代的德意志银行家和企业家的投资态度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他们的投资很少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性。尤其在国内和世界市场高度卡特尔化的条件下，他们并不是将他们的资本和从国家手中获得的大量贷款投向那些在未来真正有前途的、因而也是有风险的领域，而是投向那些传统的、因而也好像是更为安全的领域。
与此同时，国家极高的支出同样也给这种投资行为加倍增添了负担。这是因为只要国家的高支出是通过税收来满足的，那么生产的成本就会提高；只要国家的高支出是通过向企业提供贷款来维持的，那么国家就会使获得贷款的条件变得更为苛刻。因此，企业家集团更加坚决地反对国家在分配上所作出的有利于工人的措施，反对这个福利国家的措施，并喊出了“反对工会国家”的口号。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国家的干预是一种“超组织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来说，企业的垄断化恰恰是一种“缺组织的资本主义”，一种实际上脱离国家控制的“古典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现在竟然在彼此争夺市场垄断权的大工业垄断企业之间，以所谓“全面合理化”的方式来推行了，因此，不仅它们之间的冲突，而且它们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冲突都远比帝国时代要残酷得多和尖锐得多。〔43〕
然而，生产“合理化运动”的推行，却在工人的技能结构上导致了滑动。不仅导致了依靠传统手工作业方式干活的工人的非专门化，而且也导致了在技术上有专门技能的新型工人的专门化。又由于“合理化运动”是在一种几乎陷入停滞的经济中进行的，因此，它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稳定的就业者与无规律的就业者或是根本无业可就的人之间，以及老年工人与接替他们的青年工人之间，也就是说，在整个工人阶级中间带来了尖锐的“碎片化”，即“非团结一致化”。而且，“合理化”本身就具有减少劳动力需求的作用，在企业主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中，往往造成了一种日益加快的对工人的“磨损”。每一位向新生产纪录冲刺的工人，也正在制造他自身失业的可能性。〔44〕因此，随着“合理化运动”的推行，失业的基座在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在战前人们几乎不认识的长期结构性失业，并具有在特定的部门中和地方上集中化的特点。在没有普遍的经济繁荣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这只能进一步削弱社会的总消费能力，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生产过剩。
总之，“合理化运动”绝没有打开通过社会管理技术上的领导来使经济生活井井有条的理智王国的大门，恰恰相反的是，在那些专家统治的改革幻想失去光芒的地方，往往就是从对社会问题采取“暴力式的最后解决”的非理性主义中寻找“医治手段”的地方。因此，在形式上的“合理化”的贯彻中，物质、精神上的非理性化正在积累。除非国家能向失业者作社会福利金上更大的投入，否则这个社会的爆炸是不难预料的。
魏玛共和国能否死里逃生，取决于1918～1919年的这场社会和政治上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妥协能否得到维持，说到底，取决于能否出现一场普遍的经济增长，来提供更大的分配余地。由于在所谓“金色的二十年代”里，仍没有出现一场普遍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不改变经济体制和结构的情况下，可供分配的活动余地就自然越来越小，企业家集团与工会受各自利益引导的立场，也就相撞击得越来越厉害。又由于这种对立性的弱化本来就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才能达到，因此，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条件下，要调解这场分配冲突也就更不可能了。这样，围绕着社会福利金究竟是增加还是削减所展开的分配冲突，必然上升为分配斗争。这场斗争不仅使自由工会，而且也使魏玛国家的体制本身，都进入到企业家集团的射击区域之中，而这个国家不仅是社会福利政策执行的保证，而且也是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仲裁政策来对社会进行直接干预的行动者。
魏玛经济体制的危机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的同步性，恰恰说明了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和社会上的进步必须与经济上的发展同步化。长期的经济繁荣也是与这样的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在威廉时代和阿登纳时代所发生过的那样，尽管在这些阶段上也出现过其他对政治进步的阻碍。
而在魏玛时代，出现的却是另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社会冲突进行调节的设计方案和工人企业参与权的未来方式都被拟订出来了，但由于物质上很少的妥协活动余地，而失败于对冲突准备的缺乏。（2）在生产方式中，同时也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领域里，出现了一场广泛的“合理化运动”的幻想，这种“合理化”在具体的影响中，还不如说导致了一种物质上的非理性化增长。（3）“金色的二十年代”描绘了现代消费社会和广泛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第一个轮廓，但与此同时，福利金的增长却引发了深刻的分配冲突，从而使整个国家体制陷入企业主集团的交叉火力之下，因为企业主们认为摆脱这场经济结构性危机的出路在于粉碎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国家”。因此，这个民主和社会福利的法治国家会在一场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失败，是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
三、“社会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要追溯到帝国时代的成就上去。当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引发并加剧了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矛盾时，俾斯麦接受了“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思想，积极推行了一项“福利国家化”政策。自从1883年以来，德帝国开始在工业化国家中头一个建立起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保险制度。尽管投保人所能领取的福利金是很少的，但是，通过1911年的《帝国保险条例》新增设的《职员保险法》与《遗属保险法》，一种涉及几乎所有工业受雇者阶层的社会保险制终于形成，这对于魏玛时代的福利制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开端。
魏玛民主政治是以劳动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利益妥协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政权不再仅仅属于打有易北河以东新教出身单一烙印的容克成员，大量来自中间等级的成员和天主教徒进入了政治决策机构，以社会民主党为政治臂膀的自由工会运动也摆脱了政治上受歧视的“门外汉”地位，并参与了对国家的负载，这种“大联合”的政权组合也无疑有利于福利保险制度的发展。
然而，共和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远比帝国时代广泛得多，也严峻得多。不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已因战争的失败而大大加剧了，而且还出现了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安置800万潮水般涌回的士兵复员问题，400万以上的伤残者和阵亡者遗属的救济问题，几百万被战争中的通货膨胀掏空了福利金的投保人的生存问题，以及提高受雇者的工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证明战后具有现实性的困境已经突破了过去帝国时代中“社会问题”只与“工人问题”相联系的传统界限。〔45〕
“大联合”政府的执政者们“决心以另一场斯泰因改革来拯救战败后的德意志危局”，国民议会中的大量专家、教授与学者更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决心与努力来证实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自从19世纪末以来，帝国时代福利保险制的成功贯彻一直使他们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国家干预和在经济上的投入找到它理性的解决方案。正如医学的进步能杀死细菌那样，在公共干预中，科学家与社会技术专家们的合作能消除所有已形成的社会问题。”〔46〕“讲坛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工程技术论”思潮已得到了跨党派的拓宽。
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至少从法律上勾画出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特点，因为它首先规定了社会保险应达到的水准，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作出了定义。第161款宣称：“为了保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为了保护母亲，为了应付由于老年和生活中的软弱地位以及情况变换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后果，帝国〔47〕将在投保人决定性的参与影响下，创造一个全面广泛的保险制度。”第163款还涉及新的领域：
每一个德意志人都应在他个人自由不受损害的情况下行使道义上的义务，奉献他精神上、体力上的力量，正如整体的幸福所要求的那样。对每一个德意志人来说都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通过经济活动挣得他的生计，倘若对适合他的劳动机会没有得到证明的话，那么将照顾他必须的生计。具体的细节将由特别的帝国法律来进行规定。〔48〕
因此，“福利国家”的原则已提到了立法的高度，享受“福利国家”的保护已成为每个德意志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已建立在民主决断性、法治性、社会福利国家性三大原则的基础上，新生共和国的威望也就与福利制度的发展荣辱与共了。
尽管在政治权力的紧张争夺中，在各政党力量的消长中呈现出德国政局前所未有的不稳定，但在1920年至1928年十二届走马灯式的内阁更迭中，负责“社会福利工程”的国家劳动部长却始终是由同一位天主教中央党人海因里希·布劳恩来担任的。这一事实不仅说明了在1929年大危机以前共和国的历届联合政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决心，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福利制度发展的连续性。具体的发展步骤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解决150万伤兵和250万遗属的供养问题。1920年3月的《帝国供养法》和《健康严重受损者法》使战争牺牲者获得了有关医疗、职业恢复、教育培训以及养老金方面的法律保证和许诺。〔49〕
其二，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收入和财产，这里首先包括过去投了保的工人、职员和复员军人，因此，为解决这些人的生存问题，1924年2月的《关于救济义务的帝国条令》和同年4月的《关于公共救济的前提、方式、程度的帝国原则》，使地方乡镇的救济联合会成为了公共救济的载体组织，并要求它们“及时地、足够地资助需要帮助者”，同时也委托它们“决定这些人什么时候需要帮助，并测定他们应得到多少福利金”。〔50〕
其三，在1924年相对稳定开始以后，传统的医疗、养老、残疾—工伤三大保险制不仅重新开始正常运转，而且也通过大量法令和管理行动得到了扩展。例如，所有的保险都考虑到家庭，并增加了给投保人子女的津贴费；所有的福利金不仅支付工作日，而且也支付星期日和节假日；对所有生育妇女实行全面免费照顾，并发放十周的产假补贴，无论是否投保人家属；工伤事故保险不仅对劳动过程中的事故进行赔偿，而且对上、下班路上发生的事故也进行赔偿；养老保险扩大到家庭手工企业中的雇员身上；投保人所获取的养老金已由战前的每年平均180马克提高到1929年的400～700马克，其中工人每月为33～58马克，职员为每月65～70马克。寡妇及其子女的年金翻了一番；孤儿年金的支付也由16岁延长到21岁。〔51〕
其四，1927年7月16日还通过了《劳动介绍与失业保险法》，它对于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福利保险制的发展是最有意义的。它规定向失业工人提供职业咨询、职业进修、改行培训，并向投保的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这笔保险金由投保入会费支付，入会费占工人毛工资的3％，雇员与雇主各缴纳其中的一半，但同时国家保证用财政手段来平衡会费筹集与资助总额之间的差异。一位有两名子女的失业者，如果他属最高的工资等级的话，最长能在半年时间里获得他最后劳动收人的50％；如果他属最低工资等级的话，则能获得80％。在这半年后，如有必要，将由一种“危机救济金”来替代这种失业保险金。〔52〕这笔救济金则要根据个人需要的程度来测定，并完全由国库开支，其中，由国家财政负担五分之四，地方乡镇财政负担五分之一。〔53〕
因此，直到1929年以前，魏玛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政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通过一系列新的条令、原则与法规，共和国不仅扩充了帝国遗传下来的对工人、职员的三大保险，而且还增设了战争牺牲者供养、社会救济、危机救济和失业保险，仿佛“福网恢恢，疏而不漏”了。
然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发展，同时也是靠着对一种几乎萎缩的国民生产总值引人注目的重新分配来发挥影响的。国家为传统的三大保险所作的支出，已从1913年的13亿马克上升到1929年的43亿马克，国家和地方财政为那四个新设立的保险分支部门在1929年共支出了50多亿马克，而1913年是没有这方面开销的。因此，仅在1929年，由社会保险各种机构支出的总额达93亿马克，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3％，而不是1913年的1.8％了，即使考虑到货币价值上升的影响，它也是1913年的5倍多，但就1929年的市场价格而言，整个净国民生产总值还没有真正达到战前最后几年的水平。〔54〕
因此，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在美元扶植下的“相对稳定时期”，国家财政也一直在赤字经营。为改变这种局面，国家便增加税收，这就降低了企业的赢利性，加重了企业资本构成上的困难，削弱了德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于是，企业就越是疯狂地“合理化”，结果是更多工人的失业，而国家又得投入更多的津贴费。这种恶性循环使魏玛经济早在1928～1929年冬天已缓慢滑入了危机轨道。福利制度的扩大正是以如此奇特的方式成为了危机的参与性因素之一，尽管它绝不是危机的根本性因素。
大危机的深化，使劳资双方围绕着是削减还是提高社会福利金的争端升级了。但是，在高失业背景下，罢工已不再是一种对企业主有威胁性的斗争手段了，因此，对雇员的代表来说，实际上已无任何谈判的余地。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主持的联合内阁倒台，标志着企业家集团掌握了主动权并占据了上风。靠总统委任上台并向右转的布吕宁内阁以及后来的巴本内阁，都力图用减少国家支出、增加税收、平衡财政的经济紧缩政策来寻求避难所。为此目的，这两届政府不断以“紧急条令”的形式对经济生活施加有利于大资本的干预，同时也通过缩小福利保险面、减少福利保险金、提高投保入会费、延长金额领取的等候时间、缩短支付时间等方法，来对社会福利金进行全面、大规模的削减，特别是巴本政府，采取了更为坚决的行动来撤除这个“福利国家”。
然而，撤除福利制度的动机并非意味着撤除的绝对后果，因为大萧条的动力比这种政策更加有力，并反叛着这种政策的企图。例如，从1930年到1932年，尽管布吕宁、巴本政府已将领取失业金的时间由半年即26周缩短为6周，将领取危机救济金的时间由39周缩短为32周，但由于仅登记注册的失业人数已由1929年6月的126万上升到1932年2月的612万，而且个人失业的持续时间也明显变长，因此，尽管拿失业保险金的人因支付时间缩短而持续减少，但领危机救济金的人却不断增加，被停发危机救济金而被转入到地方乡镇的公共救济领域中去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由于这两种救济都是由国家或地方公共经费来支付的，这就自然扩大了公共费用的支出。布吕宁、巴本政府的紧缩政策在不断恶化着这种关系。在1928～1929年的结算中，国家给平均180万失业者支付了14.1亿马克，而在1931～1932年的结算中，国家给平均550万失业者支付了39亿马克，但个人的平均费率则由780马克降为560马克。到1933年1月，“600万失业者中只有1/6的人在拿失业金，1/4的人在拿危机救济金，2/5的人在拿公共救济，还有1/5的人什么都没领到”〔55〕。
因此，布吕宁、巴本政府的紧缩政策带来了一种极为荒唐的局面：一方面，投保者个人所得的费用在不断减少，这自然导致了民怨沸腾；另一方面，国家为此所作的公共支出却增加了一半，1932年底通过各保险机构支出的经费额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已由1929年的13％上升到20％以上。〔56〕更重要的是，由于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将其威望与“福利国家”的许诺联系在一起，因此，福利国家的危机自然使它失去人心。毫不奇怪，只能领取到越来越少生活费用的工人和职员们，怀着满腔激愤参加到反共和国的街头集会中去了，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流入到了纳粹党力量的蓄水池中。
从魏玛福利国家的扩展与危机的悲剧中，至少有两点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第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里，作为社会再分配内容的福利制度的顺利扩展，必须有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作为前提条件。这是因为依照投保和法定索赔标准原则运行的保险体制，作为一种经营体制，是要以投保人多而索赔者少才能维持下去的。在这里，低失业率是这种体制顺利运行的关键。这种低失业率，只有在经济稳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而且也只有在生产增长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更多的分配。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是有可能使福利制度的扩展与经济稳步增长同步的，正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威廉帝国中所呈现的那样。在这一时期，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0万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失业率是在1％至4.5％之间滑动的。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发展线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福利制度的扩展却往往是国家在社会紧张局势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这种形势又往往与经济的不景气联系在一起，整个魏玛时代正处于这样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特别是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国失业人数最高达600万以上，失业率高达30％以上。〔57〕当失业人数猛增而投保入会费猛降的时候，也正是保险金支出的任务猛然增大的时候。它迫使国家财政唯有向福利保险制作更大的投入才能保证它的运转，即使国家采取削减个人福利保险费的办法，也仍然导致国家支出的猛然上升，而国家采取的一切平衡财政的措施又必然导致更多的失业者。这种恶性循环，充分暴露出在福利保险制扩展与经济增长同步情况下所不易察觉出来的福利制度运行结构中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当需要帮助者个人的社会困境最大的时候，也恰恰是他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帮助最小的时候，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都一再面临的、也远未得到克服的矛盾。
第二，福利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两极分化以及必然产生的社会冲突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性措施。这种补救性在于它能为国家当局提供一种“时间差”，使国家当局在现代化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还未发展到爆炸以前，能有机会去进行经济上的调整。由于这种对生活特别困苦的个人和家庭提供福利救济金的方式，往往不是加剧了穷人的痛苦，而是减轻了穷人的痛苦，因而往往能起到缓和阶级矛盾、避免大的社会冲突、维持现存统治稳定性的作用。当然，国家当局如何利用这个“时间差”来引导经济走向本身是个未知数。更重要的是，一种福利制度的存在和运行，并非意味着它一定就能产生出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关键还要看它朝哪个方向运行，而这是能否真正提供那种“时间差”的关键。
当帝国时代福利制度被开创出来的时候，它就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分配绝对量的变化上都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面开始滑动了，因而也就使得这种滑动成为生产者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了。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总是在不断地加剧两极分化，但生产者又总是不愿再度丧失已争取到的条件，而是要去争取更好的条件的。因此，若要让福利制度能继续取得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就只能使它朝着增加福利保险金、扩大福利保险面的方向扩展，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在不断加剧穷人的痛苦。
当然，这种方向性上的绝对要求，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能与作为前提条件的经济局势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热衷于社会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看到了前者，但没有看到后者，更没能看到福利制度的扩展是要受经济发展条件制约的，具体的调整措施也是要受到时代特点的制约的，宪法许诺与状况现实性之间的鸿沟，甚至只有在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才可能有步骤地去跨越的。而他们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却是在没能考虑到实现它所需要的物质前提的情况下拟订出来的，因而终于成为了这个“新的社会福利工程师阶级”平庸的证明。
布吕宁、巴本政府的愚蠢与反动则表现在，他们看不到不断削减福利保险费恰恰能起到激化社会矛盾的效果，即使福利保险制仍然存在并正在运行。因此，他们不惜以工人、职员那点可怜的福利金为代价去满足大资本的利益。当然，削减的幅度是与激化矛盾的程度成正比的，更不要说撤除福利保险制了。1929年至1933年间，数百万失业者个人所拿到的各种救济金，从实际价值上讲，并不少于战前的帝国时代，〔58〕然而，由于这种款项处于不断急剧减少的过程中，因此，它在受济者心理上造成了安全保障的完全丧失感，更不要说那些什么都没有拿到的失业者了，这就自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也就为纳粹党力量的壮大提供了良机。
四、社会环境的碎片化与政治组织的新集合化
在德意志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尤其是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造就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将经济上、地方上、教派上和社会上的特殊性与世界观上的信仰、政党政治上的选择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大的政治阵营是与各种不同的、打有各自特别烙印的社会道德环境相一致的。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雷勒·莱帕修斯指出：
德意志政党体系内部的稳定性要归因于这些政党选民储备的社会环境的一致性、整体性与和谐性，因为在这种环境中，造就出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方向，自身的联络方式和政治选择上的光谱，一种通过数代人后仍然继续着的共同的价值取向、观念与准则。〔59〕
自从帝国时代以来，德意志各政党是从这些明显处于彼此分离状态的社会环境中来招募它们各自队伍的，因而也形成了政治结构上的一种传统。例如，保守主义的阵营依靠的是由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易北河以东的新教农业环境；民族自由主义的阵营依靠的是新教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绅士社会；中央党早在俾斯麦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时期，就从政治上组织起所有阶层中天主教徒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最先是依靠更古老的手工工商业地区和城市的支持的，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它逐渐获得了在天主教影响范围之外所有的工业化发达地区中工人的支持，并在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斗争中，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
俾斯麦时代的《德帝国宪法》并没有将政府的形成与议会大多数联系在一起，这显然对于维持传统权力精英们的统治是必须的，与此同时，那种针对社会民主党人和天主教徒所作的“帝国敌人”的划界，也巩固了根据社会环境的分界线来划分政治阵营的格式。这种社会环境的第一次瓦解倾向，在1914年8月“民族共同体”的欣快感中，意外地、但并非长久地显露出来，因为1919年的选举能够证明，传统社会环境对德意志政治阵营的约束力仍在继续产生作用。
但也正是从1920年以后，具有各自社会道德的政治诸阵营的发展，开始处于两个彼此相反倾向的交叉点上了。一方面，在工业化社会的流动灵活性影响下，过去社会环境上的牢固联系被松散化了，各阵营边缘上已开始显示出“平整化”的倾向。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尝试，即各阵营通过组织更大的群众性政党，或者说“全民党”的集合化方式，来扩大他们的追随者队伍。
另一方面，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战后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分界线。在通货膨胀的得利者与失利者之间，在分配斗争中的各社会集团之间，在青年一代与更老一代人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男性与女性就业者之间，在职员与工人之间，在工人内部的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以及在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新的社会—政治的“碎片化倾向”，沿着彼此交叉的紧张线在发展着。因此，各政治阵营过去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由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差异化，作为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和动员化的结果，开始逐渐地被打碎。更多的丧失环境者、无环境依托者开始涌现出来，但他们又是可以作为或大或小的、各种不同的“新环境”的代表者来出现的。〔60〕
这种不完全的排列与串连却能够清楚地描绘出横穿于所有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扭曲的线条。此外，由于战争、革命和通货膨胀，已出现了传统社会道德约束力的普遍弱化，社会的不安全性、生活的无保障性都在刑事犯罪案件数量的不继上升中惊人地显示出来。在德意志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像魏玛共和国时代这样的群众性刑事犯罪现象。德意志市民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已陷入瓦解之中，整个民族的传统道德已被一种合乎时代特点的投机商心态所取代，因而也给老的社会环境的破裂带来了新的冲击力。
在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队伍曾经表达了一种以固定的社会环境为召集方向的政治阵营的样板。在倍倍尔的领导下，这个工人社会被消极地纳入到威廉时代的世界中。然而共和国时代并不能够给它带来同样规模的积极聚合化，这个社会主义的工人环境的统一性终于瓦解了。自从1920年以来，特别由于那种内战式的碰撞经历，在工人运动内部造成了痛苦的分裂，形成了共产主义者阵营与社会民主主义者阵营之间不可调解的对立。尽管从1924年至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在全体选民的9％到16.9％之间，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在20.4％至29.8％之间，而且在1928年，两个工人政党总计起来无论怎样都有40％的选票，但是，政治上的对立阻碍着两党之间的任何合作。〔61〕
这种政治对立的背后，本身就存在着两个政党成员群众之间社会上的矛盾。比较起社会民主党来，共产党的成员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在他们当中，尤其能找到更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同样有效于它的领导层。而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占优势的是有专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他们在一种“向上爬”的意识中，为自己、更多是在为自己子女社会地位的改善而奋斗，同时也有一种老龄化的趋势在发展着。相反，城市中非熟练的年轻工人在生活前途的失望中，是向共产主义左派革命的政治文化方向发展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前，共产党已发展成一个由失业的非熟练工人组成的群众性政党。
两个工人政党的政治选择也反映了其成员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生涯上的不同前途。那种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向“人民社会主义”和“文化社会主义”的“修正”，总是能在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队伍中找到听众的。而与此同时，共产党宣传的是生活的困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上的无能性、改良主义的虚幻性以及进行一场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从对魏玛国家的稳定性来讲，这种工人运动的分裂，不仅削弱了这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的政治分量，而且也耗去了整个工人运动进行议会竞选斗争组织上的潜能。特别是在1929年以后的大危机期间，共产党由于要与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因而是将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来斗争的，这就在日益增长的纳粹主义危险面前，造成了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困难，从而也使工人运动陷入了一种无行动能力的境地之中。而这种局面，从根本上讲，又要归因于德帝国崩溃时的那场革命中，多数社会民主党勾结国防军镇压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左翼“斯巴达克派”的痛苦经历。
政治上奉行天主教主义的中央党，是到魏玛共和国时代才变成为负载国家的力量的，这支少数派的力量被引向了一种政治中间派的位置上，而且也在政党政治各种力量的消长中成为了任何一种联合政府都无法缺少的力量。
这种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的社会环境，其真正基础是教区全体教徒共同的宗教生活与协会组织制度。在反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这种共同的宗教生活的功能，将各个不同阶层中的天主教徒，从乡民、工人到资产阶级绅士捆扎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但在战争、革命和战后的混乱中，一场得到加速的世俗化进程，在不断削弱着这种环境上的联系。天主教的各种协会本身是根据特别等级和阶层的标准来组织的，例如，有它独特的天主教工会运动。但是，由于存在对成员教派上的严格限制，因此，这些协会组织尽管能够表达天主教主义的一种群众基础，但要想承担起政党的领导还是太弱了。
由于天主教在传统的宗教道德上有着比新教更强的约束力，也由于它的神职人员的权威在世俗生活中打下的烙印得到了更长的维持，因此，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对纳粹党的选民招徕是有较高的免疫力的。例如，在1920年它获得了13.6％的选票，而在1933年也仍获得了11％的选票。应该说，在所有的传统政治阵营中，这种结果表明了它有惊人的稳定性。但是，它的选民的缓慢丧失仍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以外的区域里，只有40％的天主教徒（其中60％是妇女）投票支持天主教中央党。〔62〕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是靠从传统的市民社会中来召集它的选民队伍的。但这个处于大垄断资产阶级、容克大地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其社会环境不仅从职业上讲，而且从地方、宗教属性上讲，都是分离化的。一般来说，在1918年以前，相对于产业工人，至少在新教领域里，这个中间层中的以独立经营者为特征的“老中间等级”，是将自己作为这个特权社会的基础来感受的；而“新中间等级”中的中、小官员是将自己作为国家统治机器的一部分来感受的，教师们是将自己作为“精神贵族”来感受的，就连职员的特别利益在帝国时代也受到了当局的照顾。但1914年至1924年间翻天覆地式的根本变化，魏玛共和国新的政治格局，使他们受到了最强烈的震动。国家对战争经济的干预以及通货膨胀政策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饱受了苦难。除了收入上的损失外，他们还丧失了一种在帝国时代曾拥有过的相对特权地位。对他们来说，共和国政治机构的暗淡无光，是与大工业—自由工会的“合作主义”，以及那种使他们感到沉闷的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合作主义”的两极分化，在1924年的合作阶段结束之后，笼罩了所有社会政治上的事件，却没有人再来关心社会中间层的真实利益了。
这个自由主义阵营选民潜力的削弱，能最好地说明这个社会中间阶层的“碎片化”局势，因为在社会中间层成员大量走进纳粹主义运动以前，正是这种“中间等级的恐慌”才首先松动了这个由资产阶级绅士们本来就不太巩固地联系起来的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网络。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两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党——德意志民主党与德意志人民党，其选民一直是依靠新教区域的城市中间等级的绅士社会和职员社会的。这两个政党在1920年总共获得20％的选票，但在1928年只能得到13.6％的选票了，在大危机年代里更是下降到2％至3％。〔63〕早在纳粹党崛起以前，德意志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因为选民的大量外流而越来越小，而纳粹党也正是靠吸收这些“政治上失去了家乡”的资产阶级选民中的相当多的人，才真正开始壮大起来的。
因此，德意志传统政党体系中的每一个阵营都出现了“碎片化”的局势，但是，对“碎片化”的危机感，又迫使那些传统的政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与从这些传统政治集团中分离出来的新政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一样，都以更大的努力来维系本集团内部的团结。因此，新的“碎片化”从根本上讲，还不能改变德意志传统的社会结构，不能改变那种地方主义、宗教分裂，城乡文化上的彼此分离，军队的“国中之国”，以及大学特有的“相对自由”，家庭传统观念与社会灵活性之间的矛盾，而是使已更为分裂化的诸社会力量之间的彼此争夺变得更为激烈了。保存或是壮大自身阵营的要求，恰恰迫使着新、老集团纷纷寻求通过新的政治组织方式来战胜竞争对手。
与社会环境“碎片化”同步的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是以如下这些表现形式来体现它的新颖之处的：行军式的行列队伍，大型集会的策划和导演，体育上的大型活动，舞台上的群众喧闹。所有这些政治与社会文化上的组织技术导向以及构思原则，都包括了对个体因素的统一标准化，对参加者服饰划一化。这种形式上的秩序化要求，出自于一种要打动人心、对群众进行大规模装饰的期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上的功能作用与系列化，恰恰是与对群众进行更大规模的政治集合联系在一起的。
在政治运动的领域里，恰恰是纳粹党，这个最为极端的右翼政党，最早开始将这种对群众的装饰化和形式化变成了他们的识别符号。在它身上产生出来的无可怀疑的“魅力”，不仅迅速地感染了其他政治潮流，而且也开创了现代政治集合化的新方法。
帝国时代公共社会中政治与非政治的召集形式，是从协会生活的社会基本模式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基本模式又是与协会对个体成员集团化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更大的公共社会仅仅只能通过传统的印刷媒介物或是尽可能多的集会才能形成。但是，这种集会的范围和规模是要由演说者音量的有效距离来确定的。因此，那个时代的群众性大型集会，本身又需要更多的演说者来轮流登场，需要群众性的游行才能达到集团化的目标，而且也只能偶尔通过音乐、广告画和齐声朗诵，才能使其生动活泼。
而在20世纪20年代，不仅对群众的政治动员意愿提高了，以至于公共的表达形式需要更大规模的组织形态，而且公共形式化的技术手段也得到了发展。追随者能坐着载重汽车奔驰而来，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扩大着广告和传单的印数，电话网为组织的中央提供着一种广泛有效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联络，扩音技术的进步使演说者的声音以更大的音量传达到过去根本无法听清的后排群众那里，同时也使他们无需像过去那样，唯有通过定音鼓和小号的不时提醒，才能专注于台上的演说者了。因此，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数十万人甚至是上百万人的集会，现在都已成为了可能。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为群众动员作出了贡献。自从有声电影在1929年引入以来，自从收音机克服耳机传播阶段，无线电技术能通过一个发射台将声音传播到千家万户以来，在批量生产和群众消费的促进下，庞大的听众集团已能够围绕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物轻而易举地聚集起来了。
由于老自由主义和老独裁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的危机，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群众性动员，这种对新的大规模政治方向表达上的需求，遇到了这个社会文化和技术上可能的时代。而共和国的敌人——纳粹党，早已看到了利用这些大众传播媒介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以及使用这些现代组织技术来精心设计自己新的政治风格的可能性。〔64〕因此，正是它首先使政治阵营变成了生活方式，使行列式的队伍变成了运动形式，使运动中的群众开始成为了装饰上的图案。这种政治潮流的划一化和军事化，也就首先从激进的右翼边缘中繁殖起来，而且在大危机到来之前，已经变成了它在政治文化表现上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同时，这种政治文化的传递也开始了。在彼此对抗的阵营之间，出于保存、发展各自阵营的需要，出现了一种尽管政治纲领敌对、但在组织技术形式上却越来越具有相似性的现象。当然，人们还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新的政治集合形式，仅仅只表达了德意志公共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一个以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为代表的更为彻底的统治时代还并未到来，而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权力精英们在帝国时代所贯彻过的那种仍给予各种社会集团以某种相对自由权利的权威独裁统治的。
五、“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在20世纪20年代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时代里，消费的吸引力与愤怒的批评撞击在一起。一种对“美国主义”的控诉，反映出这种新的、现代化生活世界的经历本身就是矛盾、不安、令人愤慨的，同时也说明德意志社会的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现代主义强烈的挑战。
1929年，当时最为著名的德国教育学家京特·德恩在他谈论大城市无产者青年的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们想问青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们仅仅只会回答：更多地享受生活。“挣钱”和“娱乐”已成为了他们生活存在的两个支点。因此，在高贵和低贱两种不同的娱乐中，人们能够发现原始的性欲，爵士音乐，新无产者化的、艺术上无可争议的居住丈化，以及保养身体的卫生学理性。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青年人都有这样的打算，用结实、强健的骨骼站在这个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的地球上，寻求从这个世界中，也仅仅从这个世界中，为自己捞取那些能够捞取到的东西。这个民族从思想上讲已经有意识地，也自然肤浅地、真正地“美国化”了。当人们与他们发生接触的时候，就会想到：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美国主义”成为了所有事物的最后目标。〔65〕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主义”的观念已涉及对生活环境理性化的一种评价，而这种理性化是要以抛弃传统为代价的。因此，理性化的欣快感与对工业文明的批评，构成了德意志社会对现代化生活进行紧张争论的两极。那么，“美国主义”是如何表现为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经历的呢？同时代人的文化批评又是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形式来表达的呢？这些表达又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背景呢？
自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尤其是自从1924年作为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取得稳定化以来，“美国主义”的神话虚构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无保留的、不受束缚的现代性的象征和代号了。美国那种“闪闪发光的海外胜利者”形象，那种“充满无限可能性国度”的比喻，那种世界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力量，那种在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中的世界领先地位，已经与种种神奇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些观点中，赞扬的是不受阻碍的理性、无传统负担的日新月异、五彩缤纷的群众文化、崭新的传媒世界和约定俗成的生活风格。美国的爵士音乐似乎在宣告与人们所熟悉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的决裂，美国观赏性的拳击运动在大规模的公众面前公开展示着竞争的残忍，好莱坞影片在全世界宣传着具有模式化的生活风格和审美观，而《亨利·福特自传》的德文译本在许诺着一条通过“合理化”来阻止阶级斗争的出路。仿佛美国意味着无忧无虑的进步，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共同的、也是无负担的未来。
赞扬“美国主义”的德国社会评论家鲁道夫·凯泽尔于1925年这样概括：“美国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方式，是一种具体化的和有潜力的方式，它是完全建立在精神和物质的现实性基础上的。”〔66〕
但是，与这种对“美国主义”的赞扬相反，绝大多数的德意志人文学者们是持相反观点的。文学评论家赫尔伯特·伊尔林讲道：
大众们在屈服于美国口味，而且这种口味正在变得一致化和标准化起来……事实上，美国电影是一种新的世界军国主义，它在向前推进，它比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更加危险，它吞下的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还有整个民族的个性。〔67〕
在有关“美国主义”的完全对立的种种观点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反动对抗进步、传统反对现代性的问题，这些战线上的斗争也始终是存在的，而且在危机的局势下也总是能够得到深化的，因而也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但是在这里，还有人们在这种不受限制的工业化社会中对人性未来的担忧。
事实上，谁寻求个性自由和人的尊严，谁就不想用自身文化上的传统为代价，去换取一种美国式的彻头彻尾的理性化未来。今天看来，这种对人性的担忧中，本身也有着对现代化新事物所产生出的负面效应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向。精英人物对人格真实性的追求，技术工人对“合理化运动”和现代工厂劳动纪律的抵制，受市民资产阶级剥夺的农民带着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理想进行的反抗，乡村居民的反都市化运动，所有这些，并非只是在代表一种残余的怀旧心理，它们同时也反映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们为克服现代化的压抑和异化后果所作出的努力。因此，当人们要去评价魏玛共和国时代这场德意志文化批评运动时，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它的原因与背景。
对人性未来的担忧，仅从对工业都市化“社会问题”的争论上就能体现出来。当“大柏林市”在1920年以430万的人口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都市时，德意志人口的70％已成为了城市居民，总人口的几乎一半也已生活在大城市里了。因此，这个时期的生活感受是由都市化发起的挑战所决定的。都市化、大都会化是靠着对乡间邻里关系和传统道德联系的摆脱来发展的，它中介着大城市的匿名性，都市化的多重功能，群众文化和大众消费。但与此同时，以大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对大城市的种种批评本身也在增长，它们控诉着城市在征服乡村土地的过程中，对传统生存条件的破坏，对人类生存的稳定性和可靠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控诉着城市中个体的无根性和孤独化，丧失个性化和异化，社会冷漠以及大量的生活公式化；控诉着它把“人性”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又将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的国家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
“美国主义”体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的理性化，首先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新教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批评。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受到了现代主义面貌的吸引，而且在表达形式上讲也是属于先锋派阵营的。著名的剧作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他的那首《700位知识分子对一个油箱的崇拜》的讽刺诗中，控诉了在技术实用性要求冲击下人的本性、个性、文化和感情的丧失：
把我们塑造成集体的，这就从我们中毁灭了自我！因为不是像我们想要的那样塑造，而是像你想塑造的那样塑造。在你的面前，什么感情都没有了。我们听到的是，将我们从精神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以电子化的名义，以理性和统计的名义！〔68〕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这种对现代化的批评一直就是德意志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潮流。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也是批评式地接受现代主义矛盾的现实和成问题的未来的。它力图将现代主义与传统联系起来，防止现代化的过速发展，自然也是希望能缓慢地削弱自身与宗教传统的联系的。它的代表人物马克斯·韦伯早就看到了西方国家理性主义快速发展进程中的阴暗面，他这样写道：
对于那些“最后的人们”来说，这种文化发展使这句话变成了真理：“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受者。”这种虚无主义的想象已登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本质阶段，它使“老的众神”失去了魅力。在对非个性力量的塑造中，他们的掘墓人走了出来，努力寻找支配我们生活的力量，并再度开始了他们彼此间永恒的战斗。这个“失去了魅力的世界”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理性化的主要结果，因此，必须号召人们去进行一场现代意识形态的战争。〔69〕
这种对现代化展开的进步主义的文化批评，还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落后性和对传统的特别依恋，而是由一种有意识的对现代发展倾向的理解导致的。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因为这场现代化自1918年以来摆脱了威廉时代的传统装饰物，才使得这种进步主义的对现代化的文化批评在德国成为了可能。但与此同时，人们不可忽视这一点：种种对现代化的批评，既是针对现代性的，又往往是使用了传统主义对现代化批评的暗喻的，这就使得人们很少去、也很难去将这种来自进步立场的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文化批评，与那种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区别开来。例如，在“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斗争中，来自保守的、反现代主义阵营的文学家戈特弗里德·本恩发出了几乎与进步的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同样的声音：
自1918年以来，几乎整个德意志文学艺术界都是用速度、爵士音乐、电影院、海外、技术活动等口号来工作的，在其中强调的不外乎是对所有灵魂问题的拒绝。我坚决反对这种美国主义，我认为，那种纯粹的功利主义思想，那种所谓的乐观主义，那种拉生意时保持的微笑，那种挂在牙齿上的冷笑，都是与西方国家的人们以及它们的历史不相适合的。〔70〕
但是，纳粹主义蛊惑人心的倾向，又是最能够将不相同的种种时代潮流联结成一种愤慨的融合的，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感到在德意志仿佛存在着一条笔直、单一的从尼采到希特勒的“毁灭理性”、“敌视进步”的反现代化批评路线。而事实上，纳粹主义者在“为了德意志民族利益”名义掩盖下的野蛮的所作所为，与尼采、韦伯、托马斯·曼等人所持有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观点和态度并不是一回事。
当然，对现代化经历发出的种种苦涩、严肃的诊断，本身也反映出德意志学者阶层，特别是它的人文学者，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不适应性、无安全感与失望。要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有必要回顾德意志学者阶层的发展史。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指出：
德意志学者阶层（Bildungsbürgertum，即“受过教育的市民”）自从它作为一个真实的阶层存在以来，就具有它自己的道德和风格，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估价和生活引导，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了。他们大多数都比占有财产的市民（Besitzb-ürgertum）要穷得多，但他们是以这个阶层精神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而自豪的，就仿佛他们是能够被看作与那些有钱人一样属于同一类的。“Bildungsbürgertum”与“Besitzbürgertum”，这两个类似的德文组合名词的产生，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71〕
这种精神上和社会上的等级地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唯心主义哲学与古典主义文学上的成就，通过教育在社会上的重大意义，通过在国家管理、大学、教会中所赋予的那些被大众所公认的有威望的职业，通过作为整个市民阶级（即Besitz与Bildung的bürgertum）先锋派和政治代言人的角色来获得的。早在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他们就曾有过三分之二的代表。
随着1848年革命以及在1862年“宪法冲突”中的失败，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的败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在威廉时代，尽管他们在大学中仍保持着一种相对的思想自由，但他们已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了，这场危机从根本上讲是德国工业化和内政发展的结果。
工业化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大变动，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学者阶层与占有财产的市民之间的一场分裂。占有财产的市民一部分分裂出来，并作为工业界的大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部分手工业和工商业中的中间等级成员沉沦到产业工人这个新阶级中去了，而且整个学者阶层在政治上发挥影响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在整个帝国时代中，老的容克阶级的权力继续扩大着，而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连同由学者们在其中定调子的那种绅士政党，都已陷于瓦解之中。社会民主党作为新型的群众政党，已经替代了过去作为进步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政党的角色。这自然是这个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所不能适应的。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尤其是那些将自己与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的教育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人文学者们，必须忍受他们在社会功能和威望上所受到的损害。随着不断进步的高工业化，对技术型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和管理专家的社会需求变得越来越大，技术—自然科学上的职业，甚至连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上的职业，由于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都不断赢得了更高的威望，而基础理论科学与人文科学则相反，正在越来越多地忍受着“时代贬值”之苦。〔72〕与此同时，另一种靠工资为生的、同样也能坐在椅子上从事书写的脑力劳动者的职员队伍，作为“新中间等级”已经形成，并早就在吸引着那些大学毕业生了。因此，这个学者阶层已明显地看到自己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之中。
这种不适应性在知识界文化倾向不同的派别中的反映是不一样，左翼知识分子，即知识界中的现代主义者们，他们的文化反映受着一种冲动的驱使，这种冲动就是试图恢复启蒙运动的一个期望，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重新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甚至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克服异化。”这条路线是由马克斯·韦伯等人代表的。
但是，这条路线又是极容易被另一条文化批评路线所掩盖和淹没的，因为这种不适应性本身也能够培养起一种因每一场危机而变得更加激烈的反现代主义愤慨，尤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那种自由而激动的知识界气氛中，能够强化一种来自右翼的新保守主义“文化悲观论”近乎歇斯底里的发展。而这种愤慨和“文化悲观论”，尽管曾经在威廉帝国中和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得到过短暂的抵消，但却在大战失败的经历中，在“凡尔赛综合症”所引起的民族屈辱的情绪中，在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社会生存基础的崩溃中翻了倍。
这场通货膨胀威胁到了整个德意志学者阶层的社会存在，它剥夺了他们在帝国时代还能享受的养老金、相对的安全感、独立性和闲情逸致，并将这个阶层赶入到对一个职位的谋求或对他们的作品出售的事关生存的依赖之中。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尔哈德·许茨如此痛心疾首地写道：
战前那种“狂放不羁的文化艺人”已被紧密依赖市场的记者们所取代了。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医生、作家、记者、演员们中，干第二职业几乎成为了规律。人们在不停地追求着每一种赚钱的可能性。大学教授的那种闲情逸致，作为每一种精神活动和思想形象的培养基，再也不存在了。那种能得到老龄生活保障的感觉，一种类似于对付神经病人镇静剂之类的东西，已经消失。这是一种被贫穷追赶的局势，为生计所迫的情绪压抑着学者们的创造性，那种纯粹为精神服务的思想丧失了。〔73〕
著名的表现主义诗人格奥尔格·凯塞尔为穷困所迫走上盗窃之路，并被判处一年徒刑，这一事件成为了魏玛时代整个学者阶层经济贫困化令人痛心的里程碑。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加速了这个学者阶层的最终没落。作为一个教育的等级，教授们已经不再拥有以前的团结一致了，因为在应付社会变化方面，技术—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总是显得比基础科学和人文科学有着更大的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然而，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它的整个队伍都在发生真正的萎缩，因为所有专业的、连同实用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职业谋求上发生了困难，从而也使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威望丧失的苦恼。“因此，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了”〔74〕。
尽管有着这种社会地位上的降格和孤苦，但是学者们，尤其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文学者们，仍然坚持着自己是这个民族“思想精英”的意识，而且也是比任何人都更为坚决地拒绝对早已发生的社会变化采取适应态度的。这种“学者的清高”——没有这种清高，他就不是学者——阻止着他们与工业界的联系，例如，在“有钱人”那里谋求一个商务顾问的头衔。因此，工业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尽管动摇了学者们的优越意识，但也恰恰因此而使这种“学者的清高”硬化成一种顽固的拒绝态度，这种态度自然要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东西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共和国时代中工人阶级政治分量的加强，也使学者阶层在一种受威胁感中激起了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情绪。就这方面而言，由于工业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阶级都是工业化的产物，也由于这两个现代阶级政治分量的提高是以学者阶层地位和威望的下降为代价的，因此，来自文化知识界右翼保守主义的反现代主义，成为了反资本主义、反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最为具体的文化表达形式，在这方面打头阵的也自然是德意志人文学者中的右翼保守集团。这个集团反现代主义的矛头是首先针对工业化以及它的后果的，在“金色的二十年代”，它也同样以“反美国主义”、“反物质主义”、“反功利主义”的文化批评形式表达了出来。它不仅掩盖和淹没了知识界左翼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进步光芒，而且也利用了知识界左翼提供的证明，壮大了“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运动的声威。
魏玛时代现实困境所造成的压力，以及整个学者阶层困境的一致性，使得人们从文化观点上，已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批评运动了。从政治上讲，这种压力与一致性，也为无论是左翼进步的文化批评运动，还是右翼保守的文化批评运动，都赢得了一种不与共和国相认同的特点。自从马克斯·韦伯在1920年去世以后，这个时代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只是因为他们既抛弃了旧帝国，又对共和国悲观失望，而且也并不相信未来会出现什么奇迹和希望，才在政治上被定义为“左翼”的。无论是文化中的表现主义者，还是新客观主义者，这些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揭露社会阴暗面，而不是以改造这个社会为目标的，因而也自称是一批“对社会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的人”。左翼文学家埃里希·克斯特勒在1931年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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