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德意志道路修订版

第三章 现代化的成就与困境

第一节　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成就

1871年德帝国的建立，使一个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在“开明专制”之下取得了长达40余年内外和平的发展。相对于1945年以前的德意志其他各发展阶段来说，帝国的建立无疑为这个民族国家提供了最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及最好的内部发展条件。盛产煤、铁的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的获得，更使这个刚刚统一的民族国家如虎添翼，一个以新型重工业装备起来的大国，开始屹立于新兴工业世界之中。

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突破之后，统一的德帝国经济已进入到它高度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也正是通过这场高度工业化，德意志变成了“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个进程尽管构成了德帝国时代经济发展趋势的根本内容，然而这40年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经历了从1874年到1895年20年的漫长萧条期，也经历了从1896年到1913年的又一次大发展时期。无论这种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它对于德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帝国当局内外政策的选择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性的。

一、工业的繁荣与农业的危机

国际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用“来得迟，来得快，来得彻底”以及“跳跃式发展”之类的语言，来形容德帝国时代工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的确，按当时的标准看来，德帝国时代的工业经济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德意志工业化社会已经崛起，以下的各类统计数字足以说明问题：

帝国人口从1871年的4700万上升到1913年的6700万，这里还不包括200多万向海外的移民。这种人口的增长首先应归因于医学革命化与婚姻制度革命化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它们不仅能降低因疾病带来的死亡率，延长人们的寿命，而且能通过更早甚至是“更经常的结婚”（因为不仅结婚是自由的，而且连离婚也是自由的）带来更多的子女。当然它同时也要归因于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更丰富的食品供应，交通革命所带来的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其他涉及广泛的现代化进步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前现代化社会”中所没有的，因而也是革命性的。

通过与法国的比较，便能显示出德意志快速的都市化倾向。例如，从1810年到1910年的这一百年中，法国的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30％上升为50％；而在德意志，1871年还有6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仅有5％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但到1910年，已有65％以上的人口成为了城市居民，而且21.3％的人口生活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1〕这种人口生活的都市化趋势，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表明大多数的德意志人已经得通过一种不受阻碍的工业出口和农业进口来谋求生计，获取利益了。

人口就业结构提供了又一个工业现代化进步的标尺。农业中的就业人数由1900年的980万人上升到1910年的1050万人，但在工业、交通业、贸易业、银行业和保险业中的就业者数量则由1030万人上升到1300万人。与此平行的是在大企业中就业者数量上的发展，它表明了生产与资本的集中程度。在1875年，在拥有5名职工的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占当时总计为1860万受雇者的64％，而在1907年，在这种规模企业中的就业者减少到总计为2800万受雇者的37％。与此同时，在拥有5～50名职工的企业中就业的占26％，在拥有50～1000名职工的企业中就业的占32％，在拥有10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中就业的占5％。拥有5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大工业中的企业，也正是在这些更大的工业企业中，职员阶层的比例得到了最迅猛的增加。作为一种新型的受雇者阶层，这个“白领阶层”已由1882年受雇者中的1.9％上升为1907年的5.7％，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它还将以比产业工人的上升率快得多的速度继续增长。^〔2〕

平均劳动时间已由1872年每周72小时下降到1914年每周57小时，而劳动生产率还在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大部分德意志人较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871年至1913年之间翻了一番。人口的平均寿命由1871年的37岁上升到1910年的47岁，这本身也是与工作位置的获得、工作时间的缩短、劳动强度的减弱、劳动收入的提高、居住空间的改善、医疗保险的提供、老年救济的保证等密切相联系的。总之，是与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状况的改善和进步密切相联系的。

帝国时代的40多年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即使是在长达20年的萧条期间，也仅仅是增长率放慢了些而已。若是将1873年至1913年这40年的经济增长统一起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净增长2.9％。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的2.2％和法国的1.6％。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是1870年的4.6倍，达到524.4亿马克。工业总产量的指数从1873年的26.6上升到1895年的45.4，又从1896年的48.9上升到1913年的100。在1913年的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德国占16％，超过了英国的14％和法国的6％，成为仅次于美国（38％）而居第二位的国家。在净投资方面也增长了2.5倍。工业与农业的净投资比值1890年为340∶115亿马克，1900年为545∶90亿马克，1910年为430∶100亿马克。^〔3〕

具体工业部门的增长数字表现得更为可观。煤产量从1871年的2940万吨上升到1913年的19150万吨，在这个领域里只有英国能与德国竞争。到1910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均大幅度地超过了英国：在生铁方面，英国为1020万吨，德国为1480万吨；在钢产量方面，英国为760万吨，德国则为1310万吨。而到1913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已达1933万吨，钢产量已上升到1930万吨，这两项生产均超过了英、法的总和，唯有美国能与之匹敌。铁路自从1873年实行“国有化”以后，40年间其长度由21200公里增加到63700公里。^〔4〕德国的机械制造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增长，在世界上已无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若用数字来表示，分别为：1861年51000台，1882年356000台，1907年1120000台。^〔5〕

工业经济的成功更是特别体现在三个新兴发展的工业部门——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和光学工业——之中。德国人后来居上，在化学工业中向英国、在电气工业中向美国发起了挑战。到1907年，德国的化学工业已雇用了27万工人，其染料产量占世界工业染料的90％，同时，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雇用了14.2万工人，生产出了占世界电气产品50％的产品。而光学工业中的优质产品几乎百分之百地来自德国。“Made in Germany”（即“德国制造”）已成为产品质量的代名词！^〔6〕

由于德国缺乏一种像英、法那样的海外投资市场，因此，除非与国内公司的贸易利益相关，否则大银行对于向海外投资是不太感兴趣的。加之德国工业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德国人一般又相当缺乏资本，所以他们的资本一般是集中性地流向国内工业，而不是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对外租借的。德国于1913年统计的国外投资为300亿马克，与英、法相比，自然显示出德国相当低的海外投资。但是这种对外投资上的冷淡并不涉及对外贸易方面。仅在1887年至1913年之间，德国的进口就增长近三倍，由31.09亿马克上升到107.70亿马克，这也使得德国成为了欧洲国家中最大的原料进口者。德国的进口已经慢慢转向世界原料产地，特别是美国和拉丁美洲。然而，直到1914年，欧洲仍然是德国工业原料最重要的源泉。另一方面，由于直接的生产过剩强制性地提高了向外销售的要求，因而形成了德意志不断向整个世界市场出口工业品的驱动力。在出口方面，德国也极为成功，在1877年至1913年期间，德国的出口也同样增长了三倍，从31.37亿马克上升到100.97亿马克。^〔7〕整个德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仅次于英国的15％而居世界第二位。

德国贸易的平衡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这种贸易赤字是与它的农业命运紧密相联系的。尽管有可观的工业化，农业仍然对经济和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帝国建立之初，德国仍然能被描述为一个自由占有土地的农民和大地产的国家。农业中土地占有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巴伐利亚和梅克伦堡的“大农所有制”，有莱茵兰的小地产所有权，直到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产。标准的大地产所有者一般占有2000公亩以上的土地，大约帝国农业土地的四分之一属于这种地产。但是，到1900年后，这个比例在慢慢下降。正如工业化的欧洲普遍存在着的现象一样，由于工业经济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农业中劳动力已普遍受到“逃向工业储备的内部移动道路”的吸引，又由于在德意志乡村中公民权贯彻上的困难，因而农业劳动力流失的趋势在德帝国内部显得更为强烈。19世纪90年代以前，工业还并没有比农业雇用更多的男工，但到1907年，与农业、林业、渔业有关的家庭仅占全国家庭总数的28.6％，而且农、林业也成为了主要雇用女工的生产部门。^〔8〕

当然，德意志的农业也毫无例外地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经济部门。直到19世纪40～50年代，德意志的容克地主以及农民的处境，在欧洲一直都是最好的。农产品生产在不断扩大，加之马铃薯和甜菜的种植，德意志一直没有出现过全面的农业赤字，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出口者。就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的农业还进入了一个技术进步的显著时期。众所周知，德国是发明和使用化肥，尤其是磷肥的开拓者，这种磷肥是托马斯炼钢法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由于容克是首先使用化肥的，也是最有条件使用化肥的，因而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由容克大地产领导的农业稳定增长的时期。

在1900年后，尽管农业商品化仍在急速进行，尽管德意志农业进行了令人难忘的艰苦努力，但在不断加速增长的人口面前，农业要想提供充足的谷物供应，已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德国的谷物生产问题，就技术上的意义而言，与效率几乎完全无关。很清楚，德国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它在国际上的任何竞争者都高得多。1912年各国每公顷农作物产量的统计表明德国是高居榜首的：德国每公顷产出22.6公磅（1公磅等于220英磅）小麦、18.5公磅裸麦、21.9公磅大麦、19.4公磅燕麦，而俄国则分别为小麦6.9公磅、裸麦9公磅、大麦8.7公磅、燕麦8.5公磅；美国分别为小麦10.7公磅、裸麦10.6公磅、大麦16.0公磅、燕麦13.4公磅；法国分别为小麦13.8公磅、裸麦14.3公磅、大麦14.3公磅、燕麦12.6公磅；加拿大分别为小麦13.7公磅、裸麦12.0公磅、大麦16.7公磅、燕麦15.0公磅。^〔9〕

但是，当国际交通运输的日益现代化使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变得更为便宜时，德国则由于其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过于昂贵，在农产品上已经不能与美国丰富的、也是在几乎不用精耕细作的广阔农田上的出产物进行竞争了，甚至连沙皇俄国为换取外汇需要，不顾本国粮食供应上的紧张，而采取的强制粮食出口战略，也对德国的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威胁。因此，不仅容克传统的谷物出口利益日益受到损害，而且到1910年，连德国国内居民所需小麦的40％和其他谷物的15％都不得不依靠进口了，这也正是造成德意志自1877年以来贸易赤字不断的根本原因。^〔10〕俾斯麦时代制定的《农业关税法》，固然有助于减慢农业下滑及其收入紧缩的速度，但同时也拖延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生产的增长。固然在1913年，德国仍能达到在热卡量和菜蔬食品方面95％的自给自足，但是，如果它在谷物生产方面的投入更小些，在牲畜饲养方面的投入更大些，它的农业本来是能够产生更大效果的。

当德意志的工业化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它那高质量的工业品正在咄咄逼人地打入世界工业市场，从而使德国坐上“世界第二工业强国”的交椅时，它的农业却在不断萎缩，谷物产品这个具有德意志传统优势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已经陷入一场与世界农业市场有关的结构性危机之中了。这充分说明德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据了完全的统治地位，而它的大地产，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农庄，由于日益丧失了国际食品出口者的地位，已逐渐被排挤出世界农业市场。这自然使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加速度地受到侵蚀，同时也使它在国内经济中的分量和意义大为减弱和降低。早在1895年，马克斯·韦伯就已经断言：“容克们现在不过是在经济上作临死前的挣扎，从长远来看，当一个经济上日益没落的阶级仍将政治统治权掌握在手中的时候，这是与这个民族的利益不一致的。”^〔11〕当然，在这种经济局势面前，容克贵族阶级要想继续维持传统的统治权力，总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二、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德帝国的建立，为普鲁士容克贵族阶级受到挑战的统治地位的继续存在再度提供了合法性。传统独裁的专制国家机器甚至在许多领域里，就像在军事领域里一样，还得到了特别的加强，它已超出了过去普鲁士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统一的德帝国。容克贵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无疑在影响着这个社会。不少历史学家从大资产者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模仿中，从企业主“家中主人”的“父长制”立场中，从他们对工人严格实行的纪律化中，从对“下属们”的所有自我决定尝试进行的强硬抵抗中，得出了“这个社会正在封建臣民化”的结论。

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显然值得怀疑。不可否认，威廉帝国的那种打有“前现代化”和“前工业化”烙印的社会—政治体系，从长远来看，是与这个民族国家的经济结构处于矛盾的位置上的。但是，人们不应忘记，也正是在这个专制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下，这种经济结构在继续不断地现代化、技术化和组织化，也就是说，这40多年间的德意志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而是一个带有传统、现代与未来三者强烈重叠性的社会。历史是一种过渡，它很少有明确的分界线。恰恰在德帝国时代中，这种变化和过渡的因素是强烈的，因而关于这个社会在“封建化”和“臣民化”的观点仅仅具有部分的真实性。当人们将1914年的社会与1871年的社会进行比较时，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这个社会本身在经历着它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个进程是通过复杂的多层面、多元化来体现的。

其一，在德帝国时代，这个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资产阶级化。

随着资产阶级个人财产权力的实施，以及法制化原则在越来越广阔的生活领域中贯彻，德帝国的社会已经开始从“等级国家”向法制国家、从“等级社会”向国民社会过渡了。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日益崛起，为这个阶级的价值观在社会上逐渐赢得优势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过渡时代的种种变化，使得帝国最高官僚机构在他们的政府行为中必须考虑这种价值观念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知识”、“能力”、“才干”和“成就”原则，已经在这个社会的职业中，在政治、司法、教育、科学、医学、城市建筑、新闻业中，通过他们数量上的优势，开始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在帝国主义“大海军时代”里出尽风头的海军上将堤尔皮茨以及在后来的帝国政治中主宰过全局的陆军上将鲁登道夫，这些人物尽管给德帝国的结局带来了灾难，但他们出身于一般市民家庭，这一点则说明，在帝国时代，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成功者尽管极少，但仍然是存在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机会进入政治、军事的最高决策层。

与此同时，职员阶层作为一个新的现代阶层已经出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量在不断增加。到1910年，帝国社会中已有很多大学生不是来自传统的贵族上层，而是来自中、下层家庭，他们是小官员、职员和独立经营者的子女。这个比例比英、法高得多。^〔12〕另外，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里都出现了一种由资产阶级组织的社会团体，他们在为大城市面貌的改造以及城市文化设施（如博物馆、美术馆、歌舞厅、音乐厅、实验中学、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建设，时装展览会的举办和酒馆饭店的兴建出资。总之，不是贵族，而是资产阶级，在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公众的行为方式。当时的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利希·迈内克回忆说：“1890年之际，在整个德国，不仅能感觉到某些政治上的新事物，而且也已经能感觉到某些精神上的新事物了。”^〔13〕

不仅如此，就连在权力精英那里，本身也在经历着一场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容克贵族在行为方式上也在资产阶级化。著名的评论家特奥多尔·冯塔纳，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的“普鲁士美德”及其载体——容克贵族——的热情赞美者，在1894年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发出了这样的哀叹：

我越来越对那些我过去所崇尊的贵族们感到完全的失望了。这些可悲的人物，现在在我看来，完全是一群不可理解的、目光短浅的、有辱盛名的、不配受到尊重的自私自利鬼！这种人，我现在要用缺乏理智、愚昧无知与作为残酷的“上帝秩序”的利己主义之间的混合物来加以形容。他们必须全部受到地狱的煎熬。所有的东西都过时了！毕罗夫和阿尔宁家族是两个最优秀的家族，但是当他们明天从这种画面上消失掉的时候，这不仅对于这个世界，而且对于普鲁士和普鲁士的军队来说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事了。米内和苏尔兹家族则早已坠入一种被掏空的位置上了。看来，人总归还是人！^〔14〕

而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布德布鲁克的一家》更是一篇对贵族生活方式所作的悼文，是对贵族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化过程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与资产阶级的“封建化”相平行的，还发生着一场社会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化。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布莱克本认为：“与其谈论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封建化，还不如说德意志社会在市民资产阶级化，这可能是普遍恰当的。”^〔15〕这个过程尽管还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转到了政治方面，但是，它已能说明，关于德意志社会在“封建化”的一维性发展方向的结论，必须作适当地修改。

其二，德帝国的社会也在经历着一场“碎片化”所导致的多元化。

毫无疑问，比较起西欧其他民族国家来，这个国家的居民更多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道德的传统和环境之中。在这个由大普鲁士和众多的邦国组成的新帝国里，它的工业经济发达的西部地区、政治独立性更强的南部地区，显然要比北部和东部更具有资本主义性，更具有自由主义性，也更少臣民性。通过1864年德丹战争才归并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以及汉诺威，这些老式的自由主义区域和城市，也从未停止过反对保守主义邦政府的斗争。

更重要的是宗教上的“碎片化”。天主教徒占据了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有农民、工人、市民和贵族，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社会道德，并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建立起自己的联合团体：从手工业联合会、合唱队直到医院。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在“天主教中央党”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家乡。这些天主教徒并不是特别现代主义的，也不是特别自由主义的，甚至也根本不是共和主义的，而是“家长制主义”、市民资本主义、“宗教社会主义”三者兼而有之。他们拥护权威，但这个权威并不是德皇或新教教会，而是天主教教会。尽管在社会压力之下有着许多朝着适应方向上的调整，但他们的思想情绪首先是处于这个国家、这个德意志帝国、这个新教主义的普鲁士官僚机器和统治集团的反面的。他们是群众，也是“普选权”的捍卫者，就这方面来说，他们倒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顺民和奴才。他们既不适合“封建臣民”的公式，也不适合“现代公民”的公式。严格地讲，他们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属于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人们。

不仅有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裂，而且在新教内部，也存在着老的社会因素与现代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那些老的社会因素仍然喊着拥护“王冠与圣坛联盟”这种专制国家口号，而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教徒们却在日益非教会化，对于他们来讲，要获取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也不必再依赖于造访教会了。因此，这个社会已不再可能去追求用专制国家来维持对宗教的那份期望了。在这个问题上，连统治集团自身也不再是意见一致的了，“民族与圣坛”的新口号并不能提供一种真正的替代物。

总之，德帝国社会碎裂成各种不同的、也是多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道德的这个事实，对于以后德意志历史的发展来说，远比人们通常谈论的“封建化”和“臣民化”更为重要。当然，这种碎片化还应首先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碎片化包括在内，而这是我们要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门探讨的问题。

其三，德帝国的时代，尤其是1890年以来，也是一个“文化觉醒”的时代，一个向现代主义突破的时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里佩代尔给予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向往着用奇特的革命性抛弃限制和现存事物的时代，一个向往用无限制的革命性来为现代主义奠定基础的时代。”^〔16〕它决定了文化运动的情绪和人们的精神气质，决定了文化、哲学、知识界的气氛。

艺术的方向不仅表达着人们的生活感情，而且也与自然主义、表现主义、青年风格彼此发生着影响。首先，在文化和艺术领域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开端和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对“父长制”环境的传统和习俗反叛的爆发。绘画艺术中的德意志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已开始形成，并强烈地影响到文学和戏剧。现代建筑风格更以“反威廉主义”的名声相当快地体现着自身。这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要数伟大的文学家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两兄弟，以及自然主义者格哈特·豪普特曼、戏剧家马克斯·莱因哈德和奥托·布拉姆、造型艺术家布劳·莱特、政治评论家马克西米连·哈尔登和建筑师彼特·伯伦。他们用作品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并直接开始了对威廉时代的批评。而哲学家尼采更是毁灭了意识形态上的道德哲学，并喊着“对所有的世界重新进行评价”的口号，发动了他好战性的冲击。这不仅开辟了哲学和精神历史中的一个新方向，而且也推动了生活哲学、新康德主义以及存在哲学的开端。所有这些，几乎涉及了现代化生活的所有领域。

尽管在德意志大学的基本结构中奉行着保守主义和等级制的原则，青年人、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徒、妇女在这里很难获得职业机会。但是，专制国家在这里还留有一片相对自由的空间，因而大学还在继续证明：它们仍然能够为这个新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的世界培养有效率、有活力的人才，也能够为这个社会在管理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作出贡献。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及其在技术上的运用，正如化学、电学、光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新兴工业技术上的运用所表现的那样，已经为德意志赢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医学上的进步是划时代的，现代社会研究的开端以及以社会史为方向的历史编辑学的发展也极具进步意义。甚至有不少的观察家将此称为“第二次启蒙运动”或“第二次自由主义化阶段”^〔17〕。

正是在这场“文化觉醒”中，过去的保守主义者、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和神学家恩斯特·特洛奇变成了共和主义者。而另一些人，如著名的医生鲁道夫·维可夫和罗马史专家特奥多尔·莫莫森成为了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更年轻的一些人物，如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后来在1949年成为第一届联邦共和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都是在这个时代成为民主主义者的。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德帝国的整个社会才出现了新的青年运动、教育学上的改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个性解放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这些现代化社会运动的新开端。

当然，这场“文化觉醒运动”所涉及的还仅仅是文化思想、生活观念、精神气质上的东西，而且事实上就连这些改革运动，此时也仍然是远离公民社会的理想的。它们仅仅只是在反对政治，反对政治上的肮脏交易，因而也仍然是“不问政治的”。这种“不问政治”的态度正是沉重的德意志历史的一个结果，而且从客观上讲，也并不能直接而真实地损害到专制国家的现存统治。但是，人们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运动并不是一种“臣民式”的对传统专制主义现存政治的顺从和适应，不是向这种统治要求的一种校准和看齐，而是完全与这个君主制的贵族—军方特权阶层的要求相左的。

总之，无论是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化、碎片化、多元化，还是“文化觉醒”运动，都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地产生出来的，尽管它们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建立在这种结构之上的传统独裁专制的统治形式，但它们对改变这个等级森严的旧有社会的气氛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总之，它们在推动着这个社会不断的文明化、多元化和现代化。

第二节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也就是通常被人们称为“新合作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的总称。它所描绘的是在“自由竞争”阶段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中出现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和国家当局采取的政策措施。这些变化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的法制国家向干预型国家的转化，国家机器通过采取有目的的经济景气政策、结构优化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强化手段，来维持内部的稳定发展。

第二，企业通过兼并联合成包括从原料收购到终极产品的所有经济分支部门的巨型企业。

第三，通过卡特尔化、托拉斯化等经济联合形式来削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作用。

第四，力图在工会与企业主联合会的基础上组成经济上的总联合会，以避免社会内部的阶级冲突。

帝国时代的德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为全面的发展起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是因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冲刺中，德意志农业部门的传统优势，以其他国家难以比较的高速度，过渡给了工业部门；经济上小独立经营者的社会优势因而也迅速地让位给了强大的工人集团和职员集团；加之内部市场的狭窄，产品与销售等方面的矛盾等因素，迫使处于内外各种压力之下的、也是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传统统治集团——霍亨索伦王室和容克国家官僚机器——不断运用现存的、也是传统的政治权威，鼓励“合作精神”，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控，以维持现存统治地位的稳定性。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及其特点，也是决定德帝国发展命运及其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自从1873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德帝国的工业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性，它以人们未曾预见的规模，不仅损害到特别经济集团的利益，而且也损害到所有德意志人的生活。到1879年，它对帝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广泛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那种被称之为大企业“自动行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加速；另一方面，现代干预型国家的早期形式，先是犹豫、摸索，后是目标坚定而强有力地发展起来。

德意志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形成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在大企业和资本集中化过程影响下的那种无规律的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经济利益上的推动，国家权力对私人经济所作的动员，导致了对经济领域强有力的干预。这种动员的必要性恰恰在于，若没有国家权力的帮助，这种动员就不可能形成；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力精英、官僚机构，完全出于维持统治稳定和统治合法性的自身动机，也必须越来越深入地对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政策进行干预。

这种德意志干预型国家，是不能轻意地被降低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代理人”的角色位置上来认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鲁士—德意志的国家机器早在过去那个“自由贸易时代”里，就曾借助于贸易条约、领事馆、战舰、利息保障、资助和外交上的行动，为那些经济利益提供过帮助。但是，在实现了工业革命的突破后，这场工业化进程的不均衡性、摇摆性以及由于这些问题所造成的无法估量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已经非同一般地提高了对社会进行控制的需要。因而在有了1873年到1879年的萧条经历以后，立即采取能产生更大影响的控制措施，被帝国当局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了。

由于这种发展，这部国家机器对经济领域开始了比以前更为直接的干预。例如，实行关税保护，贯彻进口申报单制度，对铁路业和海运业实行有利于出口的收费标准，对有市场前途的行业以及内河航运业实行减税、提供国家资助，以及在海外增设领事馆，购买殖民地等。简而言之，帝国政府通过一整套措施来努力贯彻它的经济景气政策。正如1879年10月1日俾斯麦对威廉一世所讲的那样：

这种干预主义并没有被统治体系外的东西所嫁接，而是体系内在自我捍卫的反映。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释辩证法上的这种概念：不仅这个体系的学习能力和抵抗力，而且还有它间接地走向虚脱的倾向（如果它仅仅还只是完全采取市场机制的话），都被这种干预主义所证实了。^〔18〕

人们在这里完全可以看到当今西方社会种种现象之起源的发展过程。在当今由国家来调节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政治统治也是首先通过这一点来取得合法性的，即各国政府必须通过有目的的干预来尽可能地扫除发展上的障碍，并以此来努力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之中的这种“合法性要求”，只是在1929年以后，才最终导致了用一种替代性纲领来完全取代过去古典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地位。但是，这种替代性纲领，这种在国家主导下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纲领最早起源于德意志。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斯图尔姆指出：

早在这个德意志帝国时代，政治领导精英们以及所有与此相联系的利益集团，便以维持现存体系优先权的名义，承担了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条件和预防发生风险的义务，但也因此承担了一种确保靠工资为生的大众忠诚的义务。为了确保这种忠诚，他们也就必须推行一种对大众的补偿性政策，确切地讲，一种避免社会冲突政策。因此，这种持续而尽可能均衡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使统治合法性的功能。^〔19〕

人们是不可能仅从排他性的经济动机中导出这种政策的。它的开始阶段在德意志，首先与“俾斯麦时代”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这个正在不断崛起的干预型国家的大量行动，也是必须被作为帝国的国家领导以及负载它的社会集团的努力来理解的。它的确相当有效地为这个经济和社会体系创造了稳定的条件，不仅增加了经济上的发展机会，而且也缓和了围绕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争夺通向权力入口的内部冲突。因此，尽管有着日益强烈的对传统权威的批评，这个权威的国家领导和那些特权化阶级的统治仍然得到了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当人们对这种“统治上的合法性功能”加以理解时，才能揭示1879年以来的德意志关税保护体系、德意志经济帝国主义和社会福利帝国主义、政府垄断化计划、铁路国有化，以及大量外贸、税收和金融政策上的种种措施的真实意义。

在这种干预型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中，无论是从当时占优势的同时代人的经济理论状况上讲，还是从法律和利益政策可能提供的活动空间的范围上讲，帝国政府的行动自由都是相当有限的。它的发展进程通常也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向前摸索的过程，一个经历过多次反弹、不断进行大量试验、直到一种成套的工具化的方法被证明是有成功希望的过程。

在种种的国家干预政策中，那种保护主义的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之所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在国家进行经济控制的三根现代支柱，即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仅靠头二根支柱已不足以支撑这个帝国政府了。因为当帝国银行遵循金本位规则，还不能推行一种现代的中央银行政策的时候，这个德帝国政府就不能支配一种对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来说是适当的杠杆。同样，由于德帝国政府缺乏这样一个中心机构，也就不可能通过柏林的金融政策去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这样，根据当时理论上和机构上的可能性，也就只剩下对外经济来作为早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领域了。因此，在这里，国家提供的关税保护是首先作为杠杆来使用的。当国家为了对付世界经济的波动，尽管提高了税率，而这种保护主义也仍然未能提供所希望的保护时，有利于出口的促进性措施就日益增多。而这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也就走上了真正有未来前途的行军路线。因此，人们显然不应该因为帝国议会中的斗争，报刊上的敌对，以及同时代人的争端等等，而忽视了干预型国家崛起的必要性和条件。

干预型国家的崛起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一种无可争议的、快速或无摩擦的进程。但是，从历史上看，在德意志，这种干预型国家崛起得特别早，并且也特别清楚地显示出了它的两面性。一方面，经济上的盲目运动，由于它本身能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因而本身需要进行合乎目标的控制。从这个意义讲，未来是属于不断进步的高度工业化的干预型国家的。而且也只有进行社会上的控制，才能对工业化世界中致命性的利益冲突提供一种逐渐缓解的保证。但另一方面，一切都取决于对谁有利，用什么样的社会代价，为了什么目标而进行干预。而德帝国的社会权力结构已事先排除了一种有利于大多数国民幸福的社会平等的经济政策，这一点人们必须果断地指出来。容克大地产，工业界的经济巨头们，但首先是这个具有传统权威的国家领导及其机构，无论是从短期来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都是这种国家干预的最大得利者。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正确的：“正是由于关税保护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生活费用的提高，在大众宣传上成为了一种有影响的工具，也正是由于使用了这种工具，社会民主党人才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群众基础。”^〔20〕

直到1918年，这个德意志干预型国家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反自由主义、反民主主义、反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特点。它所推行的经济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稳定政策，也经常是很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给那些具有特权的经济集团、给那些反民主的社会权力载体带来了好处，而且也一再为德意志帝国的权威统治提供了合法性。

二、关税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

在帝国建立后的早期年代里，俾斯麦在经济上一直是比较坚定地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种政策很容易与他所宣称的“德意志在领土要求上已心满意足”的外交政策协调一致。因为不仅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能为德意志内部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业提供销路，而且只要自由贸易原则能得到工业化各国的遵守，那么对殖民地或是对更多欧洲领土上的要求就是多余的，甚至也无需政府在帝国内部采取过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干预性行动，因而也是值得俾斯麦去追求的。

其次，奉行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内政上的需要。因为那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工业界以及大学人士组成的政党，即民族自由党，起先还并不是非常感谢俾斯麦给德意志人带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因此，作为新帝国宰相，俾斯麦不仅需要，而且也能够通过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政策，来取悦、拉拢他以前的这个政敌，并通过工商业的发展来壮大国家的财力，巩固帝国政权。正是在此基础上，俾斯麦才建立起他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政治联盟。

这个政治联盟的牢固性取决于经济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然而，1873年开始的大萧条却损毁了这个联盟的物质基础。这场大萧条首先导致的是六年的经济停顿，它带来的先是价格紧缩，后是引起了一些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增长率减半，甚至几近停滞的局面，从而将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都拖进了苦难之中。从1879年2月到1882年1月，固然出现过一次短暂的恢复，但这既没有在客观上，也没有在经济主体意识中产生复苏性的影响，而是很快又开始了第二次萧条，并一直持续到1886年8月。在俾斯麦以后的执政岁月中，也只出现过从1886年秋到1890年初的这四年经济景气时期。而在1890年1月到1895年期间，出现了又一次几近停滞的缓慢增长期。在此之后，才出现了从1895年到1913年的世界经济与民族经济的高度繁荣，以及由它所带来的在广泛战线上的突破。

这种特别漫长的增长发展故障，其原因必须到诸如投资过量、设备过剩、开工不足等生产能力过剩中去寻找。它所带来的长期生产过剩，显示出一种经济不景气的工业化现象。市场透明度的缺乏，固定资本的固定性，以及社会需求上的不明确性，这三者总是导致投资过多和对危机缺乏抵抗力。因此，在工业化深刻的周期性波动面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是无能为力的，从而也就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三个基本愿望：增长进程的稳定性、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可预测性，以及最高利润获取的规律性。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这个特别阶段里，德帝国还由于以下的三个因素而使这些普遍问题更为尖锐化了：

第一，德意志工业革命中传统的主导部门，如钢铁工业、采矿业已逐渐失去了它们的活力，而铁路建筑业已完全丧失了它的主导作用。例如，在德意志国民经济每年的净投资中，铁路建筑业从1870年所占的25％减少到1885年的13.5％，到1889年又减少到5.7％。^〔21〕铁路建筑业的衰退对冶金工业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交通车辆业的消极性后果都是可想而知的。至于电气工程、摩托车制造业、大化学工业，只是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与日益扩展的服务业一起，作为“周期领导者”逐渐成为了新的工业主导部门，从而再度较为持久地将经济上的繁荣推向了前进。

第二，工业增长的长期受阻一次性地增加了发展方向上的种种困难。对这个时代来说，德意志的工业经济，在必须用它所有可变的规模去对准那个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性世界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去熟悉一个内部市场。然而这个内部市场，不仅正在日益与那个世界市场纠缠在一起，而且还没有通过一项合乎追求目标的景气政策，更别提通过一项充满活力的劳资政策，来扩展消费的期望。

第三，帝国人口的迅猛增长给工作岗位的增加造成了巨大压力。仅从1873年到1895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040万，达到5200万人，这还不算在这20多年间移出的200万人。如果整个国民经济能够顺利而迅速的持续增长，仅仅由于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是不会给这个社会造成致命性危害的。然而，自从1876年以来，在世界农业市场分娩的阵痛之中，德意志的农业由于自身陷入一场结构性危机，已不可能从根本上为吸收新劳动力作出贡献了，这就要求德意志的工业必须至少承担新增加的帝国人口中的四分之三的就业任务。^〔22〕但是，自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工业经济中，也只有那些发展增长度得到加强的工业部门，才能成功地吸收劳动力。因此，在这个过去的农业国已迅速迈进了工业国门槛的时代里，影响达20余年的这三场工业经济的萧条和缓慢增长，对这个帝国提出了足够大的问题。

与工业增长的长期受阻重叠在一起的这场长期的农业结构性危机，为德意志传统的统治阶级——容克——经济观念上的转向提供了理由。强有力的海外竞争，特别是北美新农业区的竞争，是这场农业危机的首要原因。自从1879年以来，价廉的美国小麦利用生产和运输费用的持续下降趋势，已顺利地压低了中欧农业市场的价格。与此同时，俄国也正处于现代化的强制命令之下，这种现代化的资金来源绝大部分必须依赖于农业上的出口，因而这个在现代化道路上刚刚起步的沙皇国家，强制性地提高了谷物的出口。不仅如此，人们发现，连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小麦也开始冲击中欧市场了。而那种以高代价生产，又习惯于以过高价格出售的德意志谷物经济，立即失去了它主要的出口接受者大英帝国，它现在已主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冲击，因为它意味着容克传统的谷物出口经济已不能继续发展了。而且德意志由一个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一个进口国，是在德意志内部的农产品价格被迫下降了20％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德意志自身农产品消费市场已有被来自海外粮食进口品全面突破的危险。

如果人们去研究各国在这场正在形成世界农业市场的竞争中所作出的反应，对于探讨各国农业发展的不同道路来说，是极为有意义的。“英国式道路”是采取缩小甚至放弃无利可图的农业生产、依赖殖民地和向外购买农产品等方式来容忍这种价格下降的。“美国式道路”则利用广阔的土地，采取降低成本和技术更新来改善农业的收入局势。“俄国式道路”则采取容忍农民、地主和农业工人收入的下降，强制性压低价格的方式来参与农业市场的。“荷兰与丹麦式道路”则采取了放弃谷物产品的种植，转而全面种植经济植物的方式。而在普鲁士—德意志，容克这个直接受到震动的农村商业阶级，直到1870年中期以前，都一直将“自由贸易”称之为教义。如今，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为了捍卫它们社会和政治统治上的经济基础，必须对这场国际上的生产过剩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与其说是通过经济上的，还不如说是通过政策战略上的转变来完成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便走上了一条农业保护主义的道路。^〔23〕

当然，这个工业增长阻碍与农业危机重叠的时代，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讲影响是不同的：企业主们因价格下降和销售问题而受到了震动；与此同时，对那些有固定收入的消费者来说，在物质上甚至变得更为有利了；但是对于依靠工资为生的产业工人大众来说，伴随着工业萧条的只是削减工资、缩短工时、解雇威胁所构成的失业气氛。这种气氛无可争议地推动了社会民主党的崛起，该党在1877年的国会大选中已成为第四大党。柏林警察总监1879年春这样谈道：

工商业发展受到的阻碍，人们公开谈论的困境，已给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正确性带来了怀疑。甚至连那些过去在相当平静和温和的人口圈子中生活的人们，都在日益扩大着他们对现存事物的不满，都在考虑是否可能通过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导致这种状况的改善。^〔24〕

总之，无论是那些有影响的经济利益集团，还是广泛的人口各阶层，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了工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严重摇晃的事实。因此，德意志经济政策中意义深远的转变便与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了。

在全面贬低自由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自由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之后，一场从自由贸易向保护关税制度的过渡开始了。当农业和工业经济中的企业家们以“反外国竞争”的口号来为他们的保护要求提供最响亮的证据时，帝国政府立即以“保护民族劳动”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为这种要求提供了合法性。它涉及在向外倾销商品的同时，保持德意志国内价格的稳定，以便能在日益增高的关税壁垒的保护下，使德意志内部市场获得不受干扰的扩展。因此，1878年俾斯麦放弃了他过去在国内长期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与坚持老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民族自由党人绝了交，转而采取了一项工农业保护主义政策。帝国政府现在也必须依靠这种经济政策，来保护土地占有分配上阶级结构的现状，来捍卫首先是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产所有者的集体占有地位，并在以牺牲城市下层人口的利益为代价的基础上，维护他们传统的特权地位。

1879年《保护关税法》的出台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它所筑起的关税壁垒，自然使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德意志消费者不再可能得到世界市场价格下降带来的好处。而到1887年，农产品的关税率已是1879年的五倍。这种关税率的不断上升，无疑是大农场主向帝国高层领导强烈要求并施加压力的结果。因此，“一眼望去，这种德意志帝国的农业政策掩盖的只是一个表面上得到了伪装的阶级立法”。^〔25〕

另一方面，工业关税则明显有利于重工业界，而歧视已出口化的制造业和轻工业。从现在起，不仅外贸结算体制，而且这个在内部经济中一直生产过剩的经济体制的整个形势，都要依赖这个关税制度的效能与成功了。从纯经济的观点出发，这项关税政策也并不是完全成功的，因为从1882年至1895年间先后两次出现新萧条和不景气的局面看来，这种保护主义，作为当时“反危机周期”的景气政策，显然并不能被人们称赞为“万灵药方”。

然而，从统治稳定化的意义上讲，这项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恰恰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它的根本意义也正在这里。因为这个帝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由过去稳定的大农庄社会变成一个开放性的工业社会，大工业已意味着群体劳动不易由传统的、家长式的纪律来进行控制了，大萧条所造成的不满明显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工人政党不断崛起的战斗性和力量面前，无论是在工业界，还是在农业界，所有占有者阶级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容克这个大农场主阶级，则在经济民族主义中看到了摆脱他们政治上孤立的可能性，而工商业经济中自由贸易的代表们，也在俾斯麦“保护民族劳动”口号的诱惑下，走上了一条与容克实行全面和解的政治妥协道路。这场所谓的“保护民族劳动”的实施，对内就是通过1878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对外就是通过1879年的《关税保护法》。正如德国历史学家亚利山大·格尔勋克龙所说的那样：

由于自1876年以来的那场农业危机，当时出现了一种剥夺容克——这支前工业化精英——权力的大好的民主时机，然而，由于整个一揽子国家保护主义措施和资助性计划，其中1879年、1885年、1887年的关税法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这次机会被抹掉了。而在这里，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与那些要求保护的工业界一起，从他们集团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出发，与容克们携起手来了。^〔26〕

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俾斯麦之所以选择这条保护主义道路，还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从纯经济上考虑，德国本来也有可能找到类似于英国式道路的理由。但是，英国是一个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帝国并拥有统治海洋的庞大舰队的岛国，而德国既没有一支可以与之匹敌的舰队，它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封锁它的世界性商业通道变得异常容易。同时，德国又被两个强大的、并正在日益增加着敌意的大陆强国——法国与俄国——所包围，这两个大国都能在食品供应上做到自给自足，并且在工业上都有其他更为丰富的资源。因此，俾斯麦的保护主义政策，本身又是能够受到社会上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们的欢迎的。

这样，在国家对经济领域的一场最为重要的干预之中，在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周围，俾斯麦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一个重工业与易北河以东的农业之间的联盟，一个资产阶级的钢铁与容克贵族的裸麦之间的联盟，一个现代化大工业的经营者们与普鲁士“前现代化”的独裁权力精英们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在这种口号下完成的：“将维持民族的各种力量集合起来！”正是在这个口号下，德意志的民族运动开始丧失了它曾具有的1848年革命的进步意义。因为“民族”（Nation）这个口号，从本源上讲，是属于市民资产阶级的，也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和反封建的。在过去的“自由主义时期”，呼喊“民族”这个口号，曾经是确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们夺取政治统治权的手段。普鲁士容克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钢铁、采矿业中的天主教极端分子，当然还有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对“民族”这个标签持否定态度的。而现在，在这个新联盟的缔结中，在保守主义政治的光谱中，这些盟友们已开始利用“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的口号来作为反自由民主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民族集合化道路”的意识形态了。通过对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有意模糊，通过对民族感情的热烈呼吁，霍亨索伦王室和帝国当局能够从广泛的中间等级的共鸣中赢得信徒。这也就为容克，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延长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联盟的建立也被称之为“第二次帝国建立”。

三、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

无论是家族占有性质的大公司，还是完全依赖于银行的股份公司，或是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都意味着工业经济的一种质量全新的发展阶段和组织形式。以这种大企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表明：在经历了中、小型企业经济时代的数十年后，大企业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而过去人们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竞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与中、小企业的工业体系相适应的。

当旧有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种种理论已不能克服它们之间微小的政治争端，因而也不能认识和理解这种现代工业体系的社会意义和政治分量的时候，卡尔·马克思首先通过他的资本集中化理论，最早预测到了这种发展。随后，恩格斯特别是列宁也开始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对这种具有垄断性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之中。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批严肃的德意志学者如马克斯·韦伯、约瑟夫·A·熊彼特、苏尔茨·盖维尼茨等人，与当时信奉“合作资本主义”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样，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工业结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这样谈道：

那些自从70年代以来正在德意志形成的大企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迄今不为人知的规模，不仅通过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化和严格管理，而且通过经济寡头之间的密切合作，来确保发展的稳定性、机会的可预测性以及有力的赢利所带来的繁荣。工业扩张的“长生不老之药”——技术创新——被有规律地投入大企业组织之中，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已与企业紧密联合起来。^〔27〕

毫无疑问，新的现代工业体系内在发展上的不均匀性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通过一种由利益相关者们构想出来的短期性替代计划，是能够一时受到削弱的。但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意义上所讲的、也是被人们过去通常称之为“价格调节器”的竞争来说，对于企业的独立自主来说，对于被作为个人投资风险的报酬，即赢利的获得来说，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只有越来越少的空间了。因此，尽管自由主义市场社会的掩盖作用仍被保持着，但是人们已越来越不可能将这种现代工业的发展委托给亚当·斯密设想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了。

这种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与各种不同的经济领域中的集中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激烈竞争的过程中，那些最具有现代性质的工业企业，根据生产效率、合理化、获取最大利润的法则，通过平行和垂直的联合，获得了自身固定资本上跳跃式的增长，使自己变成大企业，继而发展成为统治市场份额的康采恩、托拉斯；另一方面，这些企业根据各工业部门的分支，通过卡特尔化——这种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之为“德意志型”的经济集中模式——结合成垄断性的辛迪加。

德意志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垄断组织卡特尔的地方。尽管在1865年还未统一的整个德意志区域里总共只有四个卡特尔组织，但是，由于其最初表现出来的在产品价格和市场销售上的垄断特点和优势，因而能使大企业在面临经济危机和萧条时，通过一种日益联合起来的经济结构顽强地捍卫自身。因此，它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大企业应付危机和萧条的特别手段。

然而，在德帝国时代，大企业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若是脱离了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可能获得后来所表现出来的加速度发展。事实上，德帝国当局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已认识到，在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经济上的巨型组织要远比那些中、小型企业有效率得多，指挥起来也要方便得多。因此，无论是从国家为企业建设所投放的无息贷款中，还是从国家法律所提供的关税保护政策中，大企业的资本集中化都得到了极大的便利。于是，大企业成为了德国经济结构发展上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部分。根据1910年对各国股份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统计数字表明，英国有五万家这类公司，但每家公司的资本平均不足100万马克，而德国只有五千家这类公司，但每家公司的资本却平均超过300万马克。^〔28〕

更重要的是，德帝国政府也是世界上最早公开赋予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合法性的政府。早在1878年颁布的《德意志公司法》里，帝国政府就已作出规定：“在不干预集中的条件下，国家只安排征收结构合理的品种和并规定严格的品种数量，并承认卡特尔协议具有法律效能。”^〔29〕这样，在1873年到1885年帝国经济漫长的萧条时期，卡特尔组织通过弱肉强食的发展和对市场的分割，数量迅速上升。当1895年又一个经济高度繁荣阶段到来时，这种具有垄断性的现代工业大企业体系在德意志已经形成。卡特尔组织也由1879年的14个发展到1895年的250个，到1911年，又增加到600多个。而更高一级的垄断组织如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也首先在采矿和冶金、钢铁部门中，继而也在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部门中出现。正因为如此，约瑟夫·A·熊彼特将1895年称之为“具有方向性意义的重要一年，因为它标志着在资本主义社会史中的两个时代之间已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分水岭”^〔30〕。

德意志的大企业和垄断组织反映出在工业世界经济中这个民族国家特有的、也是令人生畏的大规模生产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也是与德国银行的特别属性紧密相关的。与英、法不同，在这些早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金融业中保留了票据银行与投资商业银行之间的区别，而在德意志，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大力发展的是“普通银行”。这种合资性质的“普通银行”，由于本身吸收了众多的资金并又具有股票市场的传统功能，能将每一种可能得到的资金变成资本，因而成为了组织工业化发展的核心。在巨型工业企业里，德国的大银行通常是最大的股东和资本的提供者、合并的组织者和“卡特尔的催化剂”，也是向海外出口商品和发展商业利益的强有力竞争者。与此同时，每个工业部门又是由少数几个与大银行密切联系的最大公司统治着的，它们的发展都毫无例外地紧密依靠高技术和对外贸易。前者通过与大学、研究所、研究协会的合作得到滋养，后者则通过组织完善的商业和外交网络得到所需的服务。

正是由于国家政府这种“充满善意”的扶植，以及工业资本力量的高度集中化和垄断化，才在德意志较快地形成了一支人数极少、极具经济实力的大资产阶级上层。一位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是由一群具有经济统治天才的人们组成的小集团，这些大企业主天生善于用最严格的方式来管理和统治企业，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是毫无自由主义观念可言的。而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在德意志工业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远比这些上层领袖们小得多。”^〔31〕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正如汉斯·莫特克所讲的那样：“普鲁士国家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容克与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共同交易，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最终放弃1848年民主革命的一个原因。而且，资产阶级在帝国时代中与国家政府进行的有利可图的合作，为迅速克服资产阶级早期自由主义作出了贡献。”^〔32〕

建立这类“世界主义大企业”的倾向，固然也同时发生在美国，但它至少在当时是受到美国政府的抑制的，而在德帝国则是长期一贯地得到政府鼓励的。除了效率与控制方面的理由外，还有国民经济思想体系方面的其他原因。在帝国当局看来，没有什么不名誉的集中，恰恰相反，“集中化”被视为“走向一个更为合理的经济体系的重要一步”。“大而全”的企业被看作是“未来的道路”，被看作是促进民族海外竞争力、避免资本浪费、防止经济震荡、确保国内社会和政治结构稳定的最好方法。这种倾向与理解，本身也与德国的现代化在工业发展的一个更迟阶段中的到来有关。因为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就缺乏英国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自由独立性，他们属于那种需要依靠国家政权扶植的、后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组织家。但是，德帝国时代经济发展上的突出成就，又反过来使这种受到国家促进的新型工业化体系，随后在英国和美国成为引起广泛赞叹的仿效模式。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克莱汉指出：“德国的大公司是一种国际力量，它们具有广泛的外交影响，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无限的支持。”^〔33〕这种对德帝国当局促进作用的赞叹，以及对德帝国资本集中化进程的仿效，本身也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更快速过渡的一个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德帝国进行的这种在企业和工业部门领域中的集中化进程，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国民经济领域之中，并作为民族经济的一种特点出现了。关税保护以及所有其他对外经济上的国家干预性措施，都是将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来发挥作用的。此外，出于经济上的防守或进攻的动机，一个在中欧实现由德意志领导的“跨民族组合的国家卡特尔化计划”已在帝国经济部的酝酿之中。它明显带有德意志力图垄断整个中欧市场的帝国主义倾向，因而也使德意志国民经济集中化的这种外延扩展与其他工业化列强国家在经济上的正面冲突变得日益难以避免了。

四、“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是与这个社会从封建农业经济结构快速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工业无产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自从1807年的改革运动在德意志人中引起经济自由主义冲动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以来，一个传统社会关系“大裂变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导致了技术性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能充分利用企业主所有权，单方面地对收入和财产施加有利于己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大大加速了两极分化。工业繁荣不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失去了等级”、仅靠工资为生的无产者。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生产过程的危险性，生产者生存的无保障性也大大加剧。因为“工业化新机械完全缺乏足够的安全装置，使得技术失误造成的工伤事故变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34〕。工人工资收入不仅受到经济局势动荡的强烈影响，而且由于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其来源也毫无保障。与此同时，涌入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开始造成日益紧迫的住房问题。

总之，过去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安全机制已经萎缩或丧失，因为这种安全机制是与1807年大改革前的容克农庄等级制，与地方团体性的社会秩序，与普鲁士宗法制度中的慈善机构的预防性措施联系在一起的。当广大来自乡村的无产者们定居于城市之中，并生活了整整一代人后，疾病、工伤残疾、老龄等问题在他们身上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并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带有过去“温情面纱”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共同体”消失了。资产者狂热的“拜金主义”只能使无产者群众深感自身的贫穷。严酷的经济事实意味着他们不过是劳动力的载体，不存在着对他们自由、尊严、个性的任何承认，不存在人与人之间任何合乎道义的约束，只有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推动了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发展，1869年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已经表明，形成自身阶级意识并进行反抗的工人群众，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已被组织起来。经济结构的变迁带来的这场“社会裂变”的压力，已危及到现存统治秩序，它迫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最后不得不对社会再分配领域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去进行一场新的社会组织化的转型，以逃避一场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革命。

然而，最先主张进行这种有控干预的并不是容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是一批在政治上具有敏感性的改革派官僚、学者、企业主和神职人员。

德意志的官僚本身就是以“国家整体利益的辩护人”、“超党派的公益保护者”自居的。社会裂变并导致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与这些改革派官僚的愿望相反的。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应用足够的手段来阻止贫困的尖锐化，以维系现存关系的稳定。”他们同时主张“国家当局应在抛开了旧的开明专制的整体福利之后，重新返回来承担某种程度的社会义务”^〔35〕。

学者阶层则以“真理的化身”、“民族文化的载体”而自居。尤其是那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唯有他们自己才可能“充当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调解人”。加之当局的各级官员往往不是他们的同学，就是他们的学生，这又使他们认为，他们的理想可望通过这种与官僚阶层的天然联系来实现。因此，当他们看到“无产者日益增长的骚动会将整个现存统治秩序带入危险的激流”时，他们主张“部分调整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平衡现存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平等，并使社会重新结成一个整体”^〔36〕。

作为资本拥有者的企业主，则主要根据切身经济利益的需要来作出反应。当社会问题尖锐到工人罢工能经常性地中断生产过程，影响到他们利润的获取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作出某种让步。这种让步是由生产政策上的必要性、工人再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对利润的获取关系来决定的。是否作出让步或作出多大让步，则往往取决于罢工威胁的程度、资产者财力的大小。因此，在德意志，恰恰是那些最大的、也是财力在日益壮大的工业垄断巨头们，首先在工人最集中的工矿企业中“办福利”，并将其视为“对付工人暴动的社会保障的前提”^〔37〕。

新教神职人员信仰“君权神授”，向往专制国家“无冲突的理想社会”。在他们对社会裂变的敏感反应中，不仅有对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反感，对现代“大城市文明”的厌恶，更有对“拜金主义”狂潮带来的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但在其中最起作用的，还是经济现代化导致的两极分化所加快的非教会化和非基督教化。因为当作为教民的产业工人对上帝的虔诚无法改变自身不堪忍受的境遇时，他们中信仰“上帝救世主”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因此，神职人员普遍赞成“进行一场反贫困的十字军远征，并在社会上重建基督教信仰的统治地位”。^〔38〕

早在对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事件”的反应中，由这批人士组成的“为劳工阶级谋福利的中央协会”，就已经在宣传建立福利制度的思想了。由于他们自由结社的形式，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成员甚至与在海外的马克思、恩格斯有着通讯往来，该组织立即遭到了普鲁士内政部的粗暴干涉。这使他们感到“一个无阶级冲突的市民社会的蓝图，在一个非自由主义原则的、权威凝固化特点的政府之下，看来是不可能达到的了”^〔39〕。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协会的大量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1848年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建立福利制度的要求始终出现在“法兰克福议会”的各种宪法方案中。当1871年德意志获得统一，资产阶级由革命转向改良后，这种思想潮流的影响和发展，在思想界知识精英中导致了“讲坛社会主义”的出现。

“讲坛社会主义”是以19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的一场“思想突破”为基础的。这场“突破”所表达的不仅有对无产者革命的恐惧，而且也有对曼彻斯特自由放任主义、绝对利己主义的尖锐批评。“讲坛社会主义者”们强调：“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经济中，如果人们要去走一条在历史—经验上能得到证实的独立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在德意志就应该走一条以新教伦理道德原则以及公共福利和社会公正为方向的文化国家的发展道路。”^〔40〕对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后来指出：

那些最后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是理性的技术，理性的法律。但还不单单是这些东西，它还必须有如下的东西作补充，即理性的思想，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性的经济上的伦理道德。^〔41〕

“讲坛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并从中导出这种观点：

要维持现存的社会、经济、国家秩序的健康发展，仅仅只能通过改革的道路来达到。在今天的社会危机中，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出现了经济上的变化和新阶级的导入，而在于民族的文化和权利地位受到了这种发展所伴随的革命的危及，必须用改革来避免革命。^〔42〕

由于这种观点得到了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一致赞同，因此，“讲坛社会主义者”于1872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政策协会”，成为了一个除社会民主党外，所有政党都有成员参与的社团组织。该组织的纲领设计者、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认为：“必须动用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推行一项‘福利国家化’政策，实行一种国家社会主义。”^〔43〕在他的影响下，也特别是由于1873年开始的那场长期萧条，连帝国宰相俾斯麦也感到：“公益再也不可能通过经济上的绝对自由、自我决定的手段、国家的克制，而只能再度靠加强国家主动性的措施，才能达到了。”^〔44〕他声称：“只有现在进行统治的国家政权采取措施，方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办法是由政府去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中看来合理的，并能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45〕

俾斯麦相信，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便能在无产者中制造出忠于国家的保守主义思想。于是这位“铁血宰相”，开始用“皮鞭加糖块”的手法来对付这场社会裂变和工人运动的挑战，即在用1878年的《非常法》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同时，开始用社会保险上的立法去赢得工人阶级对这个国家政权的好感。

1883年，工业化国家历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保险立法《医疗保险法》，终于通过德帝国议会长达两年的辩论之后诞生出来，随后又有了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的《老龄—残疾保险法》。在医疗保险方面，工人缴纳三分之二的入会费，其余三分之—由雇主缴纳，入会费平均占工人工资的2％～3％。在工伤事故保险方面，所有支付由雇主单方面承担。在老龄—残疾保险方面，雇主与工人各支付一半入会费，这笔入会费占工人工资的1％。同时国家对投保人每人投放50马克的帝国津贴。一种涉及到国家法律强制和社会自我管理原则、投保原则、法定标准索赔原则、组织多样化原则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险制终于建立起来。

在1900年以后，帝国政府还多次增加工人的福利金并扩大福利面。1911年的《帝国保险管理条例》除增设了《遗属保险法》外，还特别增设了《职员保险法》。通过该法，职员这个数量日益上升的新的现代社会阶层，在各类保险上都得到了比工人多一倍的保险金。因为帝国当局和企业主希望，通过这种特别的法规，能够促进他们等级上的自傲感，从而达到对不同的受雇者——工人与职员——分而治之的目的，并在不断裂开的两极分化的鸿沟中填进这种“平衡力量”。无论怎样，帝国当局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将国家与人口中的特定阶层联系起来的战略，至少在职员阶层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此，“福利国家化”政策已走出了它的开端期。

“福利国家化”政策的功能和意义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与经济运行中随处可见的其他国家干预政策一样，其动机仍然是容克“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为了穷人的政策，而是为了对付有威胁性穷人的政策。

这项政策的主要得益者，首先是容克贵族和霍亨索伦王室。在这场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在容克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并存的复杂化局势中，由于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已经越来越不主要取自农业经济中的集团了，国家当局看到了以具有纳税能力的资产阶级为代价去软化工人反抗上的好处，因而在扮演严厉权威的同时，接受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并以凌驾于社会各经济利益集团之上的姿态，稳定地推行了这项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一时间也排除了自由资产阶级中开明人士与工人运动之间政治结盟的可能性，并对德国工人运动长期的政治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1890年《非常法》废除后，它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中培养起这种观点：“只要我们拥有这个议会的大多数，这部国家机器也是有可能像贯彻资本的利益那样，来贯彻工人的利益的。”^〔46〕这就极大地减轻了容克政权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提高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地位。这个由“前工业化”传统精英所执掌的政权，竟能在工业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中死里逃生，而且最后敢于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部分答案是不难在“福利国家化”政策的推行中找到的。

作为“避免内部冲突的战略”，“福利国家化”政策也是有利于德意志对外竞争与扩张的。正如当时的立法者们所看出的那样：“人们几乎不可能从缺乏任何公正待遇、丧失安全保障、陷于饥饿之中的工人那里去期待必要的爱国主义。”^〔47〕而且，这项政策的推行本身就是帝国时代“民族集合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这样写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给我们的后代带来的，不是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而是我们民族方式的维护和发扬光大。我们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为的是使这个民族能在未来的艰苦斗争中达到整个社会的团结一致，它将强行打开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门！”^〔48〕至于它的推行在这条道路上的实际作用与影响，人们也不难在1914年社会民主党“为祖国而战”的口号中，在各政党“城堡和平”的缔结中找到。

“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贯彻，无疑推动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德意志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无疑因此获得了更旺盛的生命力。因为它的产生标志着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克服。它的思想内核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即“纯粹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律形式上的自由，并不能为工人的生存提供真正的自由，因而至少必须通过这种社会福利保障去补充这种法律上的自由”^〔49〕。固然，它的贯彻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但客观上却具有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与其他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听任产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忍受苦难的状况不同，德帝国的国家当局在世界上头一个担负起对工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险和救济的责任，因而也为这个帝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又一个依据。与其他所有的国家干预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政策和措施有所区别的是，它毕竟不是一项加剧穷人痛苦的政策，而是一项减轻穷人痛苦的政策。它毕竟为过去在生存上毫无保障的工人提供了一张“社会福利网”，而这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当时是找不到的。

“福利国家化”政策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它使生产过程、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分配绝对量的变化上都开始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方向滑动，并同时使这种滑动成为生产者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了。而且，一旦从国家法律上打开了这个突破口，这种滑动方向便显得难以逆转，它将迫使统治者得不断地去调整经济社会的现存秩序。

“福利国家化”政策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一种推动科技进步的社会机制。由于企业主必须单独支付全部工伤事故保险金，这种经济上的“不合算”，迫使企业主与科技工作者不断改进陈旧机械，采用更安全、更有效益的技术设备，研究安全生产措施，这无疑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发展。而医院“人满为患”，也迫使政府和社会投资增设医学院、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推动医药研制和药械制造业的发展，这无疑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正是由于这项政策在缓解劳资矛盾、增强民族竞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的特点，使它自从1883年开创以来，便一直在帝国时代、魏玛时代甚至第三帝国时代，直到今天的联邦德国都不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最后也陆续为所有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所仿效。因此，它也成为了德意志现代化发展模式中最值得肯定的、最具有连续性的，也始终被保存下来的特点之一。

第三节　现代化进程的压力

一、工人运动的壮大

在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得越是迅速的地方，工人运动的成熟就越是来得早。早在19世纪中叶，德意志独立的工人运动就开始从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集合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并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起自己的政党，这早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不像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到20世纪初才出现一种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政党；也不像法国，这里的工人政党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出现。德意志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形成与政党的建立，与德意志工业化的突破几乎同步完成。工人运动的这种“早到”，显然需要人们从特别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与现代阶级形成的关联中，从德意志缺乏一个能代表工人利益的民众性政党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无产者独立阶级意识的呼唤中，从德国工人运动的其他奠基人，如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卓有成效的组织努力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流亡者圈子里，尤其是在一批流亡巴黎的、手工工人出身的左翼政治活动家领域里发生影响的，1848年革命后，它的传播才真正开始对德意志社会产生影响。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德意志工业革命的突破性进展，阶级构成上的鲜明轮廓加速了自由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分裂。市民资产阶级中的自由主义政党，已经蜕变为一个阶级政党，已经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置于过去传统中的那种“拯救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努力之上了。在这样一个政党身上，大机器工业中的产业工人再也不能看到真正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运动和组织了，因此，产业工人与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种分离并不是突然间完成的，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还不能说完全剪断了所有的联系。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出现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以来，工会就已经表明自己是工人运动有组织的中心了，而且从一开始，企业主和国家的镇压就是针对它的。正是这种镇压的暴力，促进了工人政党的形成。1869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将自己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盟”与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组织起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该党将政治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存的统治秩序。

德意志工人运动特别有效的组织力和旺盛的战斗力，还需从工业资本快速而高度的集中里去寻找。与英国不同，在那里工业资本主义尽管发展得最早，但发展得并不太快。利用殖民地对内部矛盾的排泄作用，英国的雇佣劳动制能够比较平稳而持续地发展。因此，尽管英国的工会组织早在1824年就已经合法化了，但由于英国工业资本更小的集中度，工会组织没有达到全国中央的组织化，而是保持在地方水平上，并且是按行业来组织的。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它的罢工效果大大低于德意志工人罢工的效果。与此同时，英国工人的组织在国会中是没有影响力的，长期以来，工人阶级是通过现存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政党来作为自身利益在国会中的代表的。

而在德意志，民族工业不是通过纺织业而是通过铁路业和重工业来作为它工业化起步阶段的领导部门的，这本身就带来了比英国更高的资本集中化特点。而且，这个通过战争得到统一的帝国，对它的邻居来说是一种威胁，而这些自身感到威胁的邻居们对这个新帝国本身来说，同样也是一种威胁。因此，德意志的统一几乎是自动地使这个国家在欧洲大国关系中陷入到一场要赶上、超过其他大国的快速进程中去的。也正是在这种竞争压力的驱赶下，德帝国陷入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漩涡之中。这个工业快速扩张的进程，也特别给工业经济中的不同集团，即工商业资产阶级集团和产业工人阶级集团，带来了发展上的潜力。因此，在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里，与国家干预和鼓励下的大企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的高度集中并行发展的，恰恰是产业工人的高度集中化和高度组织化，它轻而易举地带来了工会运动的全国中央组织化趋势。这种趋势所形成的战斗力，甚至能迫使企业主集团在罢工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以前，就得通过与工人运动代表者的协商来作出妥协。^〔50〕

早在帝国初期的经济繁荣时代里，面临产业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和日益上升的力量，德意志资产阶级中相当可观的部分就已经倒向了贵族阶级一边。自1873年经济大萧条以来，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快速上升，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便放弃了他们从贵族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理想，转而接受在政治上的不平等地位，与那个特权化的更高等级——容克贵族集团——和平相处，并服从于宫廷和贵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以抵抗这种来自下层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因为经济上不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还没有能从容克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情况下，已看到他们的地位受到了一个新的现代阶级的力量聚集所带来的威胁，这对于经济基础正在逐渐缩小的容克阶级摆脱政治上的孤立无疑是有利的。

在英、法、美等西方工业化国家里，资产阶级无论最初是否愿意，最终都得通过一种民主的宪法秩序，通过一种对政治、社会制度有步骤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调节和改造，来将产业工人阶级逐步接纳到这个工业社会中去，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但是，在这个“前民主、半专制”的德帝国里，尝试的是另一条道路，一条为确保传统权力精英的独裁统治而阻挠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道路。

在此，人们必须注意到，这种传统权力精英的独裁统治，本身是要依赖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才能得到巩固的。在这种结构中，传统权力精英实行独裁统治的前提就是，在允许某种程度的私人经济市场化的同时，通过专制国家严厉而“仁慈”的权威，来阻止人口大众对政治统治的实质性参与。而且，在还没有出现现代化的大众宣传媒介的条件下，给予这些多元力量以相对的行动自由和独立性，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这恰恰能使这些多元力量在一种貌似现代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通过它们各社会环境之间相对的封闭性，在争夺选票的斗争中，来达到彼此抵消力量的结果，从而也使这些多元性的力量不能真实地作出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德意志各邦的地方主义，两大教派的分裂，国防军的“国中之国”，大学中的相对自由，城、乡文化上的彼此分离，家庭传统观念与社会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作为传统而存在下来的社会结构，都能使人口大众之间的这种彼此对抗得到保持，从而也能为传统的独裁权威提供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与产业工人阶级，这两个新的现代阶级的对立，反而使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这种对立意味着人口大众的又一场分裂，正如宗教的分裂那样，为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又增加了一个“乘数”。例如，同样是产业工人的工会，在德意志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工会、天主教徒的工会、新教工会。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资产阶级身上。信奉天主教的资产阶级往往集合在中央党内，而新教徒中的资产阶级则分别处于民族自由党或是保守党人的集团内。

俾斯麦最初是以“满足工人长期要求”的名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对付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力量的手段，才将“普选权”先是引入到1867年的《北德联盟宪法》中，后又引入到1871年的《帝国宪法》中去的。这种在当时还是欧洲最自由主义的选举权，似乎在德意志引导着向大众民主的过渡。但“普选权”引入的真实动机却在于，它本身能够为贵族的传统统治收到“坐山观虎斗”的效果。因为这能使社会中的所有阶级、阶层，以及各种地方、宗教力量为争夺选票去彼此斗争，而谁也无法取得帝国国会的真正的多数，从而极大地减轻现存统治所面临的政治压力。

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大多数在1873年以后全面投靠贵族集团后，这套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学来的“波拿巴主义”的手段，便主要用来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了。因为传统的权力精英，通过“普选权”的贯彻，仍然能够利用工业社会中的有产阶级“对红色幽灵的恐惧”，利用广大乡村居民对“大城市文明的厌恶”，来阻止社会民主党成为国会的大多数。帝国当局也总是能够将国际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称之为“没有祖国的家伙”、“国家的敌人”、“民族的叛徒”，并联合起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工人运动和它的政党进行严厉的排斥和打击。由此可见，“法制国家”与“普选权”的运用并不总是朝着同一个发展方向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们恰恰是处于对立之中的，因而“普选权”的引入，在帝国时代只具有貌似民主的特点。

对于这条道路，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维尔豪斯称之为：

一条采取现代政治的手段来阻止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道路，一条通过行政手段，在以技术—工业的现代化为一方，与以维护传统的统治结构和政治价值为另一方之间，达成妥协的道路。尽管它成功的可能性，在同时代人看来，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帝国的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那么艰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及所引起的崩溃和革命中，这种君主制统治形式，是在没有遇到巨大反抗的情况下被扫除掉的。因此，这清楚地表明：这场在专制国家的过去与民主的现代倾向之间，在君主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政治妥协，是失败的，这种在维护传统统治结构和传统价值观条件下进行的局部现代化的尝试，同样也是失败的。^〔51〕

当这场失败还没有最后到来的时候，进行这种妥协和尝试的统治者总是会不遗余力的。在一场从1878年开始的、也被人们称之为“第二次帝国建立”的政治新联盟的组合中，俾斯麦将容克与资产阶级这两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从政治上联合起来，并力图通过1878年的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来打击社会民主党。但工业化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与贫困化，却在不断地扩大着这个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尽管俾斯麦力图通过“福利国家化”政策来对付“有威胁性的穷人”，但是，这种“皮鞭加糖块”的方法，仍然未能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因为医疗保险公司是在没有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根据投保人的出资份额来选举管理小组的，工人有权选出其中三分之二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很快觉察到了这一点，也决定性地利用了这一点。这样，医疗保险公司的各种管理机构，很快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中层干部和领导人物发挥实际政治影响力的更高级的学校和场所”^〔52〕。因此，恰恰是在《非常法》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884年，它还只获得55万张选票，而到俾斯麦下台的1890年《非常法》解除之时，已获得了142.7万张选票了。

社会民主党现在已被权贵们称之为“正在冒烟的反对派”。一位容克贵族出身的历史学家费多尔·冯·左伯堤茨，在他的《在最后的帝国领导下的社会编年史》中，用这样的笔调描绘了1895年9月8日“色当纪念日”在柏林发生的事件：

出现了可恶的插曲，它是由想干扰这场伟大的庆祝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搞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的领导者们试图充分利用他们的“失去祖国性”。他们组织人群，涌上柏林的主要街道，高呼口号反对伟大的皇帝，反对军队和民族的节日气氛，他们喊着：“前进，我的主人！”并散发私印的传单。20芬尼一张，到处都有。昨天警察还逮捕过干这种事的人，并禁止、没收过这种东西。但人群冲破了警察的防线……与此同时，动物园里的野兽也随着钟声的敲响和皇帝的登场，不安地嚎叫起来，怎么也制止不了。这些反叛的野兽真是太不尊重这些衣冠楚楚的主人了。^〔53〕

尽管有三级选举制，社会民主党仍然利用“普选权”闯入了普鲁士的议会，而且在几乎每一次帝国国会选举中，它的选票和议席数量都在稳步上升。显然，不断进步的工业化，特别是都市化，为这种发展作出了贡献。因为它不断地缩小着乡村农业人口的份额，并在持续上升的城市人口中日益增强着工人运动的政治分量。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的国会选举中终于成为了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该党的长期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去世前几个月，于1913年8月回顾工人运动50年历史时这样写道：

我们这些老年人真诚地想到：这场运动长期以来已变成了一个因素，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内外政策，它将日复一日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整整50年的斗争从我们身边飞逝而过。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政党。我们的敌人曾经想用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将我们置于死地，但社会民主党在历经了失败以后，又在胜利的进程中继续前进了。这一天将会来到的，那只骄傲的狮子，即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将会沉沦下去，而红旗将胜利飘扬！^〔54〕

与此同时，容克保守党的领袖冯·海德勃兰特这样说道：“这是一场政治雪崩！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了，群众将有效地施加对我们贵族的影响。即使是一位更强有力的政治家，也仅仅只能暂时性地阻挡一下这股潮流。但我们是不愿自动放弃我们的位置的。”^〔55〕在这种压力之下，惶惶不安的容克贵族与资产阶级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逃避一个失败的未来呢？这种方法的选择是决定德帝国命运的，它就是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世界政治”。

二、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出笼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所释放出来的种种具有强制性的能量，唯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扩张主义政策，才可能与之相适应，因为唯有它才可能提供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殖民区域统治方式来确保市场的扩张。这种现代帝国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从经验上讲，无论是对德帝国而言，还是对美国、英国、法国而言，都是不间断地与经济波动性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对赢利机会进行理性预测上的一如既往的艰难，那种对经济繁荣的热切期待，正是培育现代帝国主义政治的温床。

对德帝国来说，即使是1896年到1913年的高度繁荣期，也丝毫不意味着经济已经踏上了具有不间断发展的连续性道路，因为这中间仍然有着1900年到1901年、1907年到1908年的两次中断，而且在1913年再次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工业经济的发展曲线清楚地表明：并不存在着均匀的、不断上升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这个干预型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全球的那些不发达地区是能够为德帝国提供倾销和投资机会的，而且也能为它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化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认为，利用实用主义的扩张，有可能为一种反周期的经济景气政策找到早期形式。于是，由国家当局促进的出口攻势，以及从外部市场获得赢利机会的战略，对准了恢复或保持经济繁荣的目标，并力图限制经济的无规律发展。这样，国民经济的繁荣前景也就紧密依赖于不同形式的“成功扩张”了，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间接性的帝国统治”，导致了一条在万不得已之时为确保未来发展机会的“吞并主义道路”。

这种经济上聚合起来的动机，只是帝国主义“世界政治”推动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还有一种“社会防御战”的企图与这种扩张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帝国的传统领导集团，力图通过一种成功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来确保其在国内政治上的传统权力结构的继续合法化。海外扩张政策本身也在履行这种功能，即将无论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还是产业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引向外部。因为这两个阶级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对容克贵族阶级的传统统治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只不过一个采取了隐蔽的方式，一个采取了公开的方式罢了。对于大工业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可以在不改变现存统治结构的条件下，或是用他们的政治代表，去逐渐取代贵族政治精英们的位置；或是迫使传统的统治集团，随时满足他们经济利益上的要求。对于产业工人阶级来说，推翻现存政治统治秩序仍然是它追求的长远政治目标。

德帝国政府的这种“社会防御战略”，本身具有一种保守主义乌托邦的内部社会目标，它涉及用现代化的方法来顽固地捍卫传统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它不仅应为维护传统的“前工业化”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服务，而且也应借助工业资产阶级和学者阶层的援助之手来阻挡产业工人阶级的崛起。当然，这种帝国主义战略是能够被投入到更多的战线上去的，例如，它或是通过在海外实现的赢利，来为传统统治集团在内政上捞到好处；或是通过一种纯粹的行动主义的虚假成功，给民族意识形态的威望带来一种社会心理上有影响的满足。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深刻地指出：

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才成为了一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它将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替代性的空间中去了，而且对资产阶级来说，这个空间也是与现存的国家、它的结构以及它的需求相适应的。与此同时，甚至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可能在一场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中，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从而使传统的统治精英们有可能在一场“民族集合化”政治中，为维护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地位找到一种新的保证。^〔56〕

作为统治稳定化和合法化的工具，这种经济和社会帝国主义，本身是属于这个现代干预型国家的发展过程的。在这个由国家进行调节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政治统治，唯有通过国家领导尽可能地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并维持住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最重要的稳定条件，才能获得合法化。正是这种压力，与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操纵统治术一起，才构成了德意志对外政策的核心。俾斯麦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目标就是：改善那些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和那些在1879年形成的“新保护主义的社会盟友们”的稳定性条件，以便能够缓和那场自1873年以来一直在发展的、围绕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冲突，并将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心理上不断聚集起来的反抗潜能转向遥远的、也是作为一体化极点的新目标。因此，“民族任务”、“民族利益”之类的概念发出了新的光芒，从总体效果上讲，也重新巩固了这个传统权力精英集团，以及负载着它的特权化的容克集团的统治地位。

然而，大萧条带来的不平衡发展仍在动摇着这个传统领导集团的合法性，因而也使得加强对外贸易的要求与夺取殖民地的要求开始统一起来。1882年新成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的首届主席菲尔斯特·霍尔曼这样讲道：

加强对外贸易和夺取殖民地，应该有助于走出危机，也应该能缓和社会冲突。如果不能为德意志生产过剩的产品找到有规律的、宽阔的倾销渠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步伐的前进。我们在德国国内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险所作的斗争，其效果远不如通过殖民地所能取得的影响大。除了那些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以外，那种得到加强的、在海外夺取殖民地的宣传本身，也是与更好地防范共产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57〕

经济繁荣与社会平静之间的关联，作为一种理想，一直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们所极力推崇的，这种关联也同样浮现在俾斯麦的眼前。1884年的帝国议会通过了这位帝国宰相加强对外贸易、建立“保护领地”来使内部局势稳定化的方案。仅在1884年以来的短短数年时间里，德帝国便在西南非洲、多哥、喀麦隆、东非、中国胶州湾获得了“保护领地”。然而所有这些行动，都还没有真正导致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对手们的尖锐冲突，这是因为俾斯麦一生都是对这种“非形式化帝国”感兴趣的，而且就这方面而言，美国在中国采取的“利益均占的自由贸易区”和“门户开放”是最符合他的思想的。但是，在内部压力和国际竞争的钳形运动之下，他毕竟已经作出了一项推行“保护领地政策”的决定，而这项政策必将导致更直接的建立殖民帝国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由于俾斯麦本人精明的头脑和特别的地位，他一时还能够阻止国内工业资产阶级要与英、法等国在殖民扩张上展开直接竞争的危险。例如，他甚至放弃了一些保护领地，拒绝了“德意志殖民协会”要建立一个“中非殖民大帝国”的方案。然而也因此造就了他内政上强有力的敌人，这些敌人准备在他退位后加强殖民政策。但他的后继者已不可能继续扮演这种“驯兽者角色”了，这不仅仅是由于以后的帝国宰相们往往都不具备他所具有的高超的治国之才，更重要的是，这个现代阶级社会中的对抗领域已经扩大了。社会民主党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两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恐惧，是这方面最好不过的证明。因此，外泄现代化引发的种种内部矛盾，已成为继续维持统治合法性必不可少的手段了。

当俾斯麦于1890年辞去宰相职位后，德帝国已成为一艘“失去舵手的航船”。随着从“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式向威廉时代的“多元化政治”的突然过渡，经济帝国主义的倾向加速了向社会帝国主义方向的发展。“将各利益集团的压力转移向外”，“将革命因素转向对外”，“为民族感情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这类呼声已变得更加强烈了。

威廉二世时代的历届德帝国政府，都迫切期望能通过“世界政治”在对外方面获得一种唾手可得的成就，并利用这种成就反过来影响国内。德军元帅瓦德西在“世界政治”中看到了对内政的良性影响，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从内部得到帮助是一种不健康的标志。”米克尔斯宰相要求积极奉行“民族集合化”政策，而毕罗夫宰相坚持认为：“仅仅只有一项成功的对外政策才能有助于内部的和解、平静、集合和统一。”^〔58〕

不仅是这些传统政治精英，而且就连那些著名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们，也开始支持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了。如弗里德里希·瑙曼、马克斯·韦伯、恩斯特·冯·哈勒、恩斯特·弗兰克等人，都清楚地强调了这种思想：“或是通过满足工人阶级的福利政策和议会化来使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政治’成为可能，因为这些内部的改革如果发挥功能的话，是能使各阶级的一体化变成对外强大的前提条件的；或是通过‘世界政治’的成功来为福利政策找到物质上的真正基础，并保证社会内部的一种停战状态。”而毕罗夫在离开宰相岗位后，在他的那本《德意志政治》的回忆录中认为，“这种充满生机的民族政治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工具”^〔59〕。

显然，人们不难从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前景中找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的真正意义。它是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集团，在面临现代阶级冲突所引发的权力分配挑战时所作出的一种回答。德国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指出：

由于这个传统政治秩序，是几乎不考虑这种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了变化的社会形势的，因而现在它开始用这种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来力图抵消这个正在加速现代化的社会与传统的政治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了。^〔60〕

显然，这种“世界政治”最为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首先是一种为了内政上的需要、经过冷静计算之后的对外政策工具化的产物。在这个半专制国家内部，面对着这个“帝国民族”内部的分裂状态，面对着容克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之间激烈而紧张的关系，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们从他们防御战略的角度出发，既不想，也不能从必不可少的规模上去贯彻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措施。因此，除了进行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驯化外，他们再也提不出其他有成功希望的选择了。对此，德国历史学家赫尔穆特·伯默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就连这种选择的成功希望，也仅仅只有或是通过一种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得手，或是通过世界历史上一场巨大的赌博和冒险，或是通过一场在欧洲进行的胜利战争，才是能够盼望的了。”^〔61〕

三、容克贵族阶级的败落

对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特别热情，原本并不来自于普鲁士传统的统治阶级容克贵族，而是来自于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容克贵族的政治家们之所以最后会去选择这条道路，恰恰说明由他们在一个世纪以前启动的这场现代化进程，已经反过来导致了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绝对统治地位的一场无可挽回的败落。

在帝国建立以后，容克贵族和他们的政治家对领土扩张并无太大的热情，相反，他们倒总是反对一种“大德意志”计划。因为在一个包括了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帝国里，只会减轻普鲁士相对的政治分量，而这正是他们的政治基础。而且，这种“大德意志计划”会在帝国内部带来强有力的农业上的竞争，自然会进一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基础。事实上，自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实现工业化全面突破以来，容克贵族就一直极为担心自己会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前逐渐崩溃。而在国外，特别是帝国统一以后，他们一直担心来自法国和俄国军事上的威胁和来自俄国农业经济上的威胁。总之，在一个工业化的时代里，这样一种扩张主义政策的推行，只会不断增加和扩大已经占据了压倒优势的德意志工业界的分量的，因此，长期以来，他们对这种政策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和兴趣。

作为土地贵族，容克们真正依恋的是一个能从英国得到工业制造品，同时又能向它出口粮食的农业的普鲁士。对他们来说，牺牲德意志工业的保护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利益，去与英国结成反法和反俄的联盟，才最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如果人们从逻辑上看，在国际上，容克土地贵族本应去号召缔结一个与英国的联盟，以对付俄国；从阶级利益出发，这个阶级也本应去推动英国与容克的联盟来对付德意志的工业界，因为对容克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来说，最有竞争力的对手仍然是工业资产阶级，尽管工业无产者的力量也在日益增强。

从根本上讲，由于这场一次性的现代化进程，容克贵族的统治地位已经发展到只有靠阻止德国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这样一种政策，本身又与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德帝国精力充沛的突起不能容忍地发生着矛盾。容克们知道，他们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来贯彻这种政策了。这不仅是因为在贫困的产业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组织力量已经构成了对现存统治秩序严重威胁的同时，这种反工业化的政策，还必将引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从而使容克因一种致命的内部矛盾而受到打击。而且这一点也十分清楚，若是为了他们的农业利益而牺牲工业保护主义，就必然会损害到建设一支现代化陆军的工业基础，而这样一支“普鲁士陆军”是容克的所有特权受到特别保护的真实而“正当的”依据，因而容克们对此是不能不尽其所能的。^〔62〕更不要说，这样一种反工业化的政策，只会将他们自己置于民族利益反对派的位置上去，从而使自己彻底丧失掉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从容克的前途出发，反工业化的政策早就没有贯彻的可能了。

由此看来，正是为了避免如此致命的矛盾局势的暴露，才驱使着帝国时代的容克贵族政治家们去与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他们也只剩下用支持大工业界的帝国主义来换取对农业的足够保护这条路了。美国著名的德国问题专家埃卡尔特·克尔指出：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上讲，这场在两个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妥协，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土地贵族赞同工业界所需的工业保护关税，而工业界赞同土地贵族所需的农业保护关税，与此同时，两者又共同将无产者阶级隔绝在获得国家控制权的可能性之外。从对外政治的角度上讲，与这种集合化政策相联系的对外政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贯彻的：放弃与英国的友好关系的同时，用农业上的反俄政策工具来最终放弃俄国，这实际上是任它去成为法国资本开发的目标；放弃在国内实施的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同时，通过在工业和贸易上的倾销手段来与英国竞争。^〔63〕

对容克贵族来说，这种解决方案尽管保护了他们的农庄，但还是离他们的理想相差得太远，因为它仍在继续培养着那个已经崛起的工业界更为显著的地位，而这一点对容克来说，已毫无选择余地。容克贵族及其政治家们被迫最后去支持“大海军建设”的决断是这方面的一个最为沉重的例子。

帝国国会在1898年和1900年通过了两个扩建“大海军”的法案，但要求建立舰队的压力并不来自容克土地贵族。作为农场主，他们本身不仅害怕征税，而且更害怕建设一支代表着工业界力量的新海军会带来与代表容克农场主利益的陆军在资金和威信方面的竞争。究其原因则在于，海军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鲜明的现代性，它不是传统的容克农庄环境心态的表达，而是作为一种现代民族工具来出现的。作为海军军官，市民之子便能最后走上高级军官的生涯，并赢得荣誉。同时，舰队本身也表达了“工程师们的现代性”，表达了由机器组合起来的集中性打击力量，一种暴力手段的未来。正如在大英帝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它是市民资产阶级权力意识自我确定、自我保障能力的典范。而容克陆军军官团是继续将战争作为有力量的上流人士之间进行的一场骑士式斗争来看待的，如果经济动因有任何参考价值的话，那么他们的敌人也并不是几乎已没有什么农业的英国，而是那个怀着复仇野心的法国和在世界农业市场上与容克农场主竞争的俄国。如果在未来的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中，想要避免德帝国的失败的话，在他们看来，“惟一的方法就是不能与世界第一海上大国英国为敌”。^〔64〕这当然也是那位赫赫有名的陆军参谋总长冯·斯蒂芬将军心里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霍亨索伦王室的总代表威廉二世，之所以跳出来狂热地支持“大海军”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则是因为尽管他是更有意识地使自己依靠容克的，但他同时也力图使君主制成为最有充沛活力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势力的总代表。他的“德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想法，首先是与英国竞争相联系的，这种想法已被德国由一个农业国向一个现代工业国的转变所证实，也为工业经济扩张的不可避免性所证实。但这并不代表容克土地贵族们原本真实的想法，这一点是人们应该记住的。

事实上，对德皇这一“未来的世界大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人物，是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海军上将堤尔皮茨。此人并不是一个容克世家子弟，而是一个出身于市民中间等级、在政治上有能量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不仅野心勃勃地为海军的发展制定了一揽子计划，而且还通过出版界、大学和整个中间等级的声音，在社会上组织起庞大的群众性压力集团——“德国海军联盟”，这个联盟立即得到了大工业界的支持，特别是克虏伯的大力赞助。当1912年英国提出与德帝国达成政治谅解的条件是德国应缩小海军规模时，立即遭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反对。威廉二世是用讥讽的语调来回答前来谈判的英国国防大臣提出的“为什么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们的坟头会长满野草”这个问题的：“是呵，在我的帝国内，现在已没有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地位了！”^〔65〕

工业界才是占压倒优势地支持建设这支舰队的。他们既对在这种建设中能获得利益感兴趣，而且也对这支舰队能有用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血腥性感兴趣。克虏伯的发展是严重依赖于政府合同的，因此，它也像其他的钢铁、造船、采矿和化学利益集团一样，有着直接的利润上的动机。但对建设海军的热情并不限于重工业部门，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气公司等，它们虽不赞成由重工业部门促成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然而同样也是舰队建设的热情支持者。在强有力的支持者中，也有集中在古老的汉萨城市中的德意志商业的诸公司。总之，在这个工业化社会里，唯有金融界的利益集团显得有些不冷不热，但他们的热情也在随着《海军国债券》的发行一起增长，最后也加入到“大海军建设”的热潮之中。

简而言之，除产业工人阶级以外，在所有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中，唯有土地贵族反对建设这支舰队，但到了最后，他们还是支持了它。这只能说明，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容克们现在唯有使他们自己去与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达成和解，才可能把戏唱下去了。这也恰恰显示出他们长期的困境，以及他们在败落中的软弱性。

《海军法案》的通过，以及“大海军建设”，表明容克的官僚和武士们已开始屈服于一批新来的资产阶级官僚和武士们的意志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再可能由旧式的军人阶级排他性地来指挥了。尽管这批新到者通常成为了容克风格、道德、感情的拙劣模仿者，但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它表明，“与其说是容克们在统治，还不如说是容克统治权的一种转让”。^〔66〕同时它还说明，德帝国社会中最帝国主义、最好战的集团是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右翼。正是他们，为帝国主义扩张提供经济和历史上的合理依据并使之普及化，声势浩大的“德国海军联盟”和“泛德意志同盟”的出现，则是他们开始对一个现代化大众性社会玩弄起煽动伎俩的证明，而且这种煽动伎俩在当时也是玩得相当成功的。

无可否认，德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风格，的确得到了与普鲁士相联系的军国主义精神的灌输。人们也可以说，即使容克贵族正在失去他们真正的权力，但他们手中长久保持的文化上、知识上、社会上的统治权仍决定着正在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前途。但是，人们同时还必须看到，采取贵族社会的统治方式，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甚至比英国更为明显，在与胜利者的妥协中，贵族可能幸存下来，但是凯旋的却是工业资产阶级！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卡尔特·克尔所指出的那样：

容克保守派们赞同舰队建设并不是因为喜欢它，而是因为害怕它；不是因为他们赞同它所代表的倾向，而是因为，如果他们反对它，他们就必须要为那些同样倾向中的某一种倾向的恶化而担忧。

他进一步引证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对普鲁士容克贵族所作的评价：

他们支持这种专制虐政的实施，仅仅只是为了使他们自己不受这种虐政之苦。^〔67〕

在这种政治防御动机之上，容克保守派势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与之平行发展的是，他们犹豫不决地、但显然也是谨慎地由保守主义走进了帝国主义。而这种帝国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讲，与其说来源于容克土地贵族，还不如说来源于那些具有无限扩张性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锋们，“如果容克们不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他们担心会出现一个将他们排除在外的新联盟”^〔68〕。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首先是与工业化有着不解之缘的，列宁得出的这个人所共知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有一点十分清楚，像在所有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大工业资产阶级已经作为德意志社会的统治力量出现了。是他们将德帝国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出口机器，并向英国发起了挑战。尽管在议会中，大工业界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低于它的代表性，然而，它已处于一个向国家提出它的有效需求的位置上了。无论是德皇威廉二世，还是帝国政府中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精英们，都对工业界的这类需求十分敏感。而海军，这个得到了工业资产阶级最热情支持的新兵种，已经有意识地将它自己与作为民族工业和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帝国臂膀的梦想联系在一起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列所指出的那样：

容克阶级已不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了，而是一个受到围攻、而又过分紧张的利益集团，它已经丧失了维持它长久的生存所必需的学习机能。但是，在一种已没有什么主动精神的情况下，只要普鲁士的特权不改革，它就仍然具有否决权上的资格。他们正是靠着他们古老霸权规定上的这些残余，用向日益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需求作出让步的方法，来力图减轻他们败落的程度，然而这种败落是无可挽回的。^〔69〕

当然，容克贵族在培育对俄国的对抗情绪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没有《农业保护关税法》的情况下，一个工业的德国与一个农业的俄国本来可以缔结一个自然的联盟，但是，由于俄国人自己在20世纪初已开始大规模地工业化，因而任何这类关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是世界的工业现代化浪潮从外部给德国带来的又一种压力，面对这种压力，对于帝国传统的权力精英们来说，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显得更为重要了。与此同时，一种依赖民族主义的宣传来使这个分裂、对抗的社会重新整合化的努力，也变得更为重要了。

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崛起

要想对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作深入的了解，人们有必要对两种民族主义进行区别：一种是以法国为主要代表的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它是将民族民主式地建立在公民性以及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它是从个体的意志出发，在以个人自我决定为基础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权和公民权中，自由主义式地导出“民族”这个概念的。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民族主义，在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中，整体性地、也是帝国主义性地决定着这些民族的行为。另一种民族主义则是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它基于这两个基本假设：一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的，而且也都是能被民族地理解的；二是一个民族是通过它自身成员文化上的共同性来定义的。由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将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机构看作决定民族的本质性因素，看作一种统一力量的表达，同时又将这种统一力量的表达称之为“文化民族的灵魂或精神”，因而在国际斗争中，甚至能更好地将本民族整合化，更有力地、也是帝国主义式地发出它特有的“浮士德动力”。

仅仅停留在这种对概念的了解上，人们是不能理解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帝国威廉时代发展成一种侵略性极强、整合性极高的民族主义的。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德意志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思想发展史上的根源，它在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过程，以及它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之间的关系。

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它文化和思想史上的发展根源，它本身也是文化民族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德意志古典主义、普鲁土改革以及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已给这场新的文化民族运动打下了烙印。对这种浪漫主义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奠基人物是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他从“前浪漫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出发，将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强调为“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件东西对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奠基来说也特别重要：第一件东西是新的语言哲学，它通过洪堡、黑格尔、格林等人得到了不断发展。“语言”被他们看作“是人类享有世界、解释世界的体系，它不仅是人的产物，而且也是不断给人打下烙印的体系”^〔70〕。这种对语言基本意义的强调，本身指出了语言—人种上的区别，指出了通过语言而形成的文化民族以及以后的政治民族的中心意义。第二件东西则来自赫德尔，他强调了从学者、精英们的高等文化向普通的、前知识型的大众文化的转向。在这里，讲着同样语言的“人民大众”被包括进文化反思的对象当中，这本身是具有一种民主—平等主义倾向的。因此，“文化民族”的原则成为了浪漫主义方案设计中的本质部分。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有着古典主义的来源。自18世纪晚期以来，人们首先在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中，发展起一种“文化统一体”思想。也就是说，将文化理解为一个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具有一个人类集团（即民族）在语言—人种上的共同性。随后黑格尔发展了这种思想，他将这种对统一文化所作的古典主义—美学上的和浪漫主义—历史学上的解释系统化和理智化了。而且他的美学哲学的艺术体系，也正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对此，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里佩代尔这样作出了评价：(www.xing528.com)

在19世纪的德意志大学中，所有人文科学里的主流派，都是由这种首先是古典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然后也是浪漫主义的整体把握顽强地决定着的。^〔71〕

因此，“民族精神”、“民族感”等关键性的概念，也就被当作科学的解释而产生出来，“民族特点”也就被浪漫主义地看作是一种长久、永恒的现实。这种有着古典主义美学根源的思维方向，无疑给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它对自身民族价值的特别抬高带来了好处，也与之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它力图理智地解释世界，然而却再次妨碍了人们去真实地认识科学的理智，因而也总是具有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也首先是那些有着共同的文化、但并不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的人们的一种民族主义，是那些受压迫的民族，例如东欧、东南欧的民族，爱尔兰人、挪威人、佛兰德人，或是那些被分裂的民族，如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在这些地方，由于长期以来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些人口是靠语言、文化和历史来组成一个民族的，而不是像那些有着共同国家里的人们那样，是由人民主权论和政治意志来组成民族的。因此，在这些没有共同国家的民族那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前面，而在那些已经用民族国家组织起来的民族那里，民族主义早已在民族的共同属性中得到发展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首先也是更加适应于那些没有共同祖国的民族的条件的。而且，在这些民族身上，对语言—文化身份同一性的强调，比较起那些生活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来，有着不同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对那些生活在早已得到了巩固的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个体在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与他们所属国家的政治存在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而在像诸如德意志这样的没有在一个共同国家里生活的民族那里，同一性身份问题，却一直是个中心性问题。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社会的这个中心问题变得更为尖锐了。正是作为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作为对打上了法国烙印的“启蒙运动”的文化统治地位的一种反应，以及作为对雅客宾专政和拿破仑帝国的“欧洲划一化统治”威胁的一种反应，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才开始真正地走上德意志的政治舞台。也正是反拿破仑的抵抗运动，才使原本是德意志教育、知识界的抵抗，转而开始发展成群众性的反对“异族统治”和“划一化统治”的斗争，从而也浪漫主义地唤醒了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意识。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对德意志民族运动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它使德意志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明白：“唯有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文化上的同一性身份才能发展并得到保护，也才能真正地将个体整合成民族。”^〔72〕因此，从“世界公民”到“民族国家”，成为了德意志人民族发展道路的著名公式。

由于这个民族的分裂与封建诸侯国林立的政治局面相联系，因此，对这种政治目标的追求，便使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市民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论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力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因而在它的早期也无疑具有进步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但是，当个人自由、平等的要求与民族自由、平等的要求不能同时获得的时候，正如1848年革命中的困境所表现的那样，围绕着两者优先权的问题便在具体的政策上和争执中陷入了长期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的要求自然具有优先权。从这里，人们也可以找到为什么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同时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话，最终会放弃自由主义的优先权，转而拥护容克贵族集团于1871年建立和统治的德意志帝国的原因。当然，由于将奥地利中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个“小德意志统一”帝国还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这个文化民族全面统一意义的民族国家，因而它在这个时代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也仍然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 mus ohne Nation），从而也为德意志人以后建立具有完全统一意义上的“大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努力，继续提供着一种潜在的“合理依据”。^〔73〕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会成为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与这个德帝国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快速进程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巨大压力分不开的。尽管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然而也正是在帝国时代的高工业化阶段，才使得传统与现代性社会环境上的区别变得日益鲜明，因而也才使社会中的个体所承受的压力极大地增强了。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种分散化的社会结构之中，生活在小集团之中，生活在地方、区域、等级的社会之中。与统治的联系，忠诚的要求，首先是建立在人事上直观形象的基础上的。人们受着传统引导，在这种传统中，行为准则被保留下来，并且也是现存的。也由于人们面对着的是这种有具体形象物的直观世界，生活的意义是简单的，也是现存的。总之，人们传统的行为模式，是与农业社会结构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组织类型如封建庄园、行会等狭窄的“共同体”相适应的。

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使所有这些关系陷于了瓦解之中。特别是在德帝国时代，在这个开始走向统一化的社会中，工业化社会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逐渐取代着农业社会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最后是绝大多数人，已开始从传统中走了出来，走进了一个商品流通和市场化的社会，走进了一个具有理性的、无形的、抽象结构的大集团。个体现在面对着的是一种猛然变大了的抽象概念——“国家”。从传统以及它的准则中解放出来的个人，本身在个体化，他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要靠“内心”来引导了。个体的存在变得如此具有独立性，同时也就使得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或是君主的，或是王朝的权威，越来越只具有相对性了。但与此同时，由于传统负载集团的瓦解，因而在这个新的社会大集体中，绝大多数成员之间又是彼此并不认识的，每个人都得依赖于许多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人，个体也恰恰因此而被孤立了。终于，准则、联系和忠诚再也不能形象具体地、具有象征性地被提供了，感觉从直观形象的世界移进了思考的世界之中。这种过渡导致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它使个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并朝着批评传统的方向发展。

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意义，显然在传统中越来越难找到了，觉察出这种危机的首先是敏感的知识界。这是因为任何准则首先都是要以语言上的抽象为中介的，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媒介物也正是语言和文化。于是，这些知识界的学者们，便首先从那种也是由他们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中，从艺术、文学、哲学和时事评论中，来获得他们的行为准则，来获得他们的同一性身份。总之，要寻找一种能将特定社会的不同特征表达为一种不变的传统时，“文化”这个概念，无疑能非常好地履行这种功能。^〔74〕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教育普及化、社会学校化的德帝国时代里，他们能够通过学校、出版部门将他们称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介绍给社会各阶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社会联系中，语言和文化以及知识界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意义的原因。

换句话说，传统瓦解的一个结果就是造成了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由于对传统的赞同变得只具有相对性了，与别人的共同性就必须被重新确定，于是，一种新的整合化作出了回答：“民族！”这个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这个具有大得多的非人格化特征的象征物，成为了个体与集体感情联系的焦点，它甚至不需要作任何事实上的解释，就能成为这种新社会整合化的形式。这是因为，它毕竟能联结起这个社会，能将超越个体的身份介绍给个体，并在一个多重复合、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为个体减轻无保障性和归宿性，因此，本身也是能够满足个体文化身份上的同一性与联络交往上的整合化的新要求的。总之，正是这种新的社会心理上的局势，为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帝国社会的崛起，首先准备了社会基础。

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是以基督教信仰约束力的削弱为基础的。随着帝国时代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人们内心世界中的价值地位上，在生活意义的确定上，宗教的分量在不断缩小，事实上连宗教本身也在世俗化。于是，各种政治运动成为了一种有关信仰的替代物，有的甚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宗教性质。而民族主义是属于这种政治运动的，它向追随者们许诺了获得拯救的理想，并要求作出牺牲，同时，它也使追随者们坚信，这种牺牲是值得的。^〔75〕因此，这种民族主义继承了相当部分的宗教上的功能和风格，从而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的场所。

然而，由于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初期，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已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发生了分离，并转而与保守主义更鲜明地结合在一起了。基于这两者反法国大革命“1789年精神”的共同传统，这种民族主义已强烈地转而反对“天赋人权”、反对个人自由的政治传统，并开始成为一种为现存国家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德帝国保守主义的国家官僚集团力图要将这场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程度，因而它借助于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理论，设计出一种新的国家统治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民族观念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强调，凡是能找到“理性的”（rational）这个词的地方，也总能找到“民族的”（national）这个词。而“整体高于局部”、“国家高于国民和社会”、“秩序高于多样性的自由”成为了统治者的口号。^〔76〕而在这里，“国家”是被他们浪漫主义地理解为“民族”表达的。

这种国家方案尽管不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产物，但是，它能够很好地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民族主义者们对个体提出了“绝对服从国家统治”的道德上的特别要求。在他们看来，“这个民族是一种自然、有机地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它是和谐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的共同体”^〔77〕。显然，这种乌托邦的理想，是与高工业化的德意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处于绝对矛盾的位置上的，因为这种社会现实恰恰是以个体之间的区别化和反差为基础的，是以个体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也是以工人阶级与容克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但是，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却被他们轻而易举地作为“外部力量渗透的结果”来解释。

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所释放出来的压力越大，个体的无保障性与无归宿性就越是明显，社会整合化的要求也就变得越是强烈。但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只能与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它同样也能够与激进的、反启蒙精神的、反现代主义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自从1873年经济大萧条开始以来，那场具有现代性质的德意志反犹运动的兴起，已提供了这种结合的证明。作为一种极端狭隘的和反动的政治文化反应，这场反犹运动，就其性质而言，还仅仅是德意志非犹太中间阶层在面对这个社会内部的犹太少数民族职业同行竞争者时，运用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作出的一种自发性的社会整合化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890年以后，知识界的青年极右派们所发表的大量反犹作品，已在公开鼓吹“人和种族的不可改变的天然属性”，并公开叫喊“经济上的崛起和对海外地区的征服，应归功于民族的特别本质，也就是它种族上的特性”，为了“条顿人的世界任务”对内“必须同时清除低质、危险的犹太因素”^〔78〕。这种具有“前纳粹主义”性质的反犹主义，竟然能够在和平时期，通过在社会内部树立民族对立面的尝试，动员起德意志社会中相当广泛的非犹太中间阶层，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表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本身是完全缺乏免疫力的。

同时人们也不应忘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跨世纪阶段中，高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所有阶级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持久的紧张性，这两者本身是有着一种同时性的，所有不同职业集团之间的许多附带紧张关系，也都聚集在这根紧张轴上。在这种局势中，对民族感情和忠诚的呼吁，能够作为促进这个社会中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的杠杆来使用。当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是以推翻现存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时候，那么，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信仰和价值体系的强调，本身是能够作为维护这个现存统治秩序的工具来投入的。

尤其是在国际局势紧张化时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表现的那样，“民族”这个集体的象征物，在政治上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它本身负载了一种深深的感情，并能将这个社会大集体中的人与别的社会大集体中的人区别开来，谁对它提出疑问，谁就意味着“背叛”和“不忠”。连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也在1914年屈服于这种压力，与其他各政党缔结“城堡和平”并“为祖国而战”。这场工人运动的加盟，使得这种民族主义具有了更大的动力，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民族化特点。一位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6年的回顾中这样讲道：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被骂成是“没有祖国的家伙”，我们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那些自大狂们的幸灾乐祸归于失败。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已经重新学会了我们几乎已忘记了的东西，即在所有的阶级冲突之外，这个民族的所有阶级是具有某些共同性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重新学会了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这个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当然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不想被无论是右派或是左派中的无论哪个人，剥夺走我们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那份感情。^〔79〕

当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的时候，特别是当负载这种自我赞扬的价值体系的集体非常强大的时候，这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便获得了它自身的、也是近乎于机械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通常是任何具体的个人或集团所不能控制的。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这种特殊的信仰体系与保守主义、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四大信仰体系之间的区别。这四大主义是同一社会内部正在变化着的力量平衡的产物，并仅仅是第二位地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的；而民族主义是不同国家间正在变化着的权力平衡的产物，并仅仅是第二位地涉及到国家社会内部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因此，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毫不奇怪，与同胞视为同一的认同感一旦加强，那么，与其他国家同样阶级和等级的人们之间的认同感也就自然减弱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种认同与排斥模式上的变迁，本身就是民族感、民族价值、民族信仰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条件。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也都是以“民族”的名义来推行自己的强权政治目标的。这种工业民族之间日益上升的战争气氛，本身又能够反过来加剧各国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正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所指出的那样：

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不是在十年间，而是在几年内，便触及到国际问题中的所有高度和深度。在1914年，由于面临着“全世界敌人”的仇恨，我们体验到了我们整个人类那种使人沉醉的强化感。我们政治上的孤立导致了这种突然的、也是精神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必然会带来过度行为的种子的。这种发展被大多数人积累起来的情绪所催促，它粉碎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平衡。由于被仇恨所包围，这个民族便依赖于它自己的仇恨。社会和国家机器被这种孤立的、光荣的，然而也是命运不佳的斗争弄得紧张过度，传统已完全被歪曲了。极端主义和偏执狂的意识，在一个更为平静的环境里，本来可能仅仅只会是一种残存现象，但现在已开始在全社会蔓延开来。^〔80〕

当然，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德帝国一国所特有的现象，但是，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却始终有着它自身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特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知识界所鼓吹的“1914年精神”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特点。“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用“义务、秩序、正义来对抗自由、平等、博爱”，^〔81〕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总之，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处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之间的意识形态。它首先是现代化推动力的产物，在19世纪，它起初完全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是德意志民族感觉到自身落后性的一种反应。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本身也推动了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因为它具有集中化和动员化的特点，因而瓦解着生活世界的地方分裂化，并造就起那种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易感染性”的大集团——民族的社会。它提供了一种新社会整合化的框架和工具，并用社会成员个体身份上的同一性，来替代由于现代化发展被破坏了的传统。它促进了所有社会成员对共同事件日益增长的参与，从而也证实了现代人的潜力和能动性。

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必须看到它的相反因素。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现代化危机的一种产物，一种由于行为标准、传统和宗教的家乡遭到毁坏而出现的“思乡病”产物，一种由于异化、理性化、经济主义、个人主义、毁灭历史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抽象的普遍性等所带来的现代化压力的产物。它用造就一个新的、更大的感情上的家乡，用一种包括起整体的新条件，用一直通向“光明未来”的文化历史上的辩解，用向社会个体成员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用一种对政治乌托邦的现代许诺，来企图摆脱由于现代化进程及其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因而本身又具有一种反现代主义倾向。同时，它总是极力证实自身民族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优越性，并将这种优越性归结为文化来源甚至是人种。它通过对这种民族独特的优越性夸张式的宣扬，唤起了成员的民族荣誉感和崇高感，从而也形成了它自身特有的强烈内聚力。因此，自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它能够作为威廉时代的民族主义集合化运动的工具，作为德帝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来服务。而且在外部强压之下，它遗产中最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变种，也能够汇合到现代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去。

第四节　发展的困境与战争的选择

一、俾斯麦时代的德帝国外交

当俾斯麦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后，他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旨在拖延一场这个新帝国与欧洲其余部分的对抗。事实上，当1875年英国和俄国都表示他们将不会容忍德意志对法兰西的另一场胜利时，一个压迫着德帝国的“联盟恶梦”，就已经开始在追逐着俾斯麦了，而且也最终毁灭了这个帝国。

在立国之初，俾斯麦精巧得令人赞叹的外交政策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协议组成的。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都被包括在与德帝国的联盟之中，其目的在于以此来杜绝它们对法国报复计划的支持，并遏制它们彼此之间的争斗。俄国与奥匈帝国的争斗，将被它们与德帝国的“三皇同盟”所遏制；意大利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紧张气氛，将由德帝国在“三方联盟”内部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对法国殖民野心加以鼓励，就能保证法国与英国、意大利之间不断地发生摩擦。鼓励英国去支持土耳其对俄国和法国的反抗，就能使英国达到某种独立状态。这样，由于德国的外交拥抱，以及英国对土耳其的保证，便可将俄国抑制在东欧和近东，或是推动着它向亚洲作进一步的扩张，而在那里，俄国是会与英国以及它后来的盟友日本发生冲突的。而英国由于受到法国和俄国对欧洲以外野心的威胁，便只能寻求德帝国的支持。总之，由于这些复杂结构的结果，德帝国将成为欧洲外交的公断人，冲突将针对欧洲以外的地区，不让它扰乱欧洲地区的平静，从而防止将这个新生的德帝国推入危险的混乱之中。

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俾斯麦1890年后仍继续当政，这个帝国就有可能不会被迫去进行战争，也就不会最后崩溃。这显然夸大了俾斯麦个人的意义，而忽略了其他基本因素的作用。尽管他的后继者们都显然缺乏他在外交上的才干和控制能力，但是，一个仅仅靠不停地消耗哄骗天才的政策是不健全的，也是极有可能失败的。俾斯麦的“联盟体系”，实际上是被迫使他离任的那个时代所严重损害掉，因为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德帝国能否在如此之多令人棘手的三角关系中始终维持住它具有平衡力量的伙伴地位，而且也取决于它能否使世界其他国家相信，这个新建立的德帝国真的是一个“已在领土上心满意足”的国家。

俾斯麦首先就放弃了将奥地利吸收进统一帝国的那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大一统梦想，也一再努力掩埋建立德意志殖民帝国的野心。在他看来，一个有奥地利加入其中的德帝国将会严重威胁、甚至绞杀普鲁士的传统统治地位，因而很可能是不可统治的。而且，这样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确会使其他的欧洲国家感到威胁，并驱使它们作出激烈的反应，更不要说去统治异族人了。因此，在1866年击败奥地利后，他尽力保持着这个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与德帝国的分离。俾斯麦在1875年这样讲到他的动机：

1871年创造的这个中欧空间地带的新组织，已经达到了这个欧洲秩序所能容忍的最大极限。只有当德意志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也是不断地照顾到这个国际秩序参加者们的利益时，普鲁士—德国的存在以及它在欧洲的大国地位，才能得到保证。这个帝国，应完全像德意志同盟那样，必须具有能在这个欧洲整体体系内维护和平、安全、平衡的功能，并发挥桥梁作用。也就是说，这个帝国应该保留它向西方和向东方的政治选择，以扩展自己的贸易活动空间，并以此来保证这个普鲁士—德国在和平轨道上的发展。^〔82〕

但是，这位有着“自由行动之手”的“诚实的捐客”的政策，只有在一种双重前提下才能实现：其一，德帝国永远放弃一种积极的“世界政治”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其二，“这个旧大陆的心脏地带，也就是柏林，必须能始终独立自主地调节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所有冲突，并阻止在这个大陆以外任何新的、不受控制的强权政治引力中心的形成”^〔83〕。但是，这个以柏林作为力量中心，并通过极高的外交艺术手段编织起来的条约体系，其根本弱点在于它想维持一种现状，而这种现状从一开始就是有裂缝的，因此也是不能长久的。也就是说，俾斯麦的“欧洲联盟体系”太少估计到向一个全球国际体系过渡的意义了，同时也太少估计到内政和外交中变动的活力了，而这种变动的活力，早在欧洲向工业化时代的过渡时期里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首先，在整个欧洲到处都存在着民族主义自身的驱动力。俾斯麦的帝国本身就是依靠召集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的。但是，民族主义是一种既强有力又任性的力量，它本身不易得到良好的控制，也不易恰到好处地用来适应权力政治的要求。尤其是德意志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可能不波及巴尔干和波兰。大量民族“飞地”的存在，使得无论是日耳曼人还是斯拉夫人，都不可能同时一致地满足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现状，而那个被意大利和普鲁士击败的哈布斯堡君主制，已经面临了超过它自身力量的、来自它统治下的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来自外部的“泛斯拉夫民族主义”压力的新挑战。俾斯麦的帝国不能对如此之多传统的德意志地区的利益与命运无动于衷，也不能在不停地建设自身大国的条件下，去允许俄国统治巴尔干。因此，历届德帝国政府都将毫无例外地被拖入东欧领土的纷争之中。

其次，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内部，民族主义的扩张势力，都得到了经济利益上的强有力援助。1873年到1895年的长期萧条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关系，而且也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大规模的破产和延长了的失业，各国政府都不得不从自由贸易转向了保护主义、经济集团化和帝国主义。俾斯麦于1878年开始的那场国内政治改革，仅仅是这种变迁模式的一部分。他最后也不得不改变他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不得不去与奥匈帝国建立“双边联盟”。无论怎样，不仅是德意志的保护主义，而且还有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都使得他别出心裁的“心满意足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不现实了。

保护主义是一种对萧条的调整方式，但它不仅涉及关税，而且还涉及一场工业的普遍改组。由于公司在数量上急剧减少并陡然一体化，国内市场被卡特尔化并受到国家关税的保护，因此，德帝国的大公司能够以极高的竞争价格在国外倾销他们的过剩产品。在用保护关税来确保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向外倾销来促进对外贸易，已成为“反经济周期政策”中最有前途的方法。尤其在这个仍然是以钢铁和机床为主要技术代表的大工业时代里，在这个以资本集中化和两极分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里，是不可能真正造就出一个国内的群众性消费市场的。因此，获取更大利润的可能性，只能来自于需要并能够建设铁路和工厂的国家和地区，一句话，来自于对外贸易。

德帝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本身也是不容易与俾斯麦过去一直推行的那套外交政策相协调的，因为关税本身担负着以极大竞争性的贸易关系为基础的各国外交。随着关税壁垒不断高筑，国际摩擦便无可避免。在1873年以前的自由贸易和经济繁荣的工业世界里，蜂拥而来的德帝国工业品能够期望从开发和发展外国市场中找到更大的机会，而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普遍萧条并寻求“解救”，因此外国市场开始关闭，贸易关系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了。将必需的市场与原料带入政治控制的范围之内的驱动力越来越强，因而各国政治自然而然地被吸引着走向“自给自足”的帝国主义。现在是达尔文，而不是科布登，成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预言人。对德帝国来说，“自给自足”意味着从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获取市场和原料的同时，保护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正是这种新的经济逻辑导致了威廉二世的中欧“大陆政策”和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而这两者都是不易与俾斯麦的联盟体系的逻辑相协调的，因为他的联盟体系是以一种保守的、“在领土上已获得了满足”的帝国臆想为基础的。

工业世界的普遍萧条和广泛的重商主义，使得俾斯麦的以“领土饱和”臆想为基础的外交政策陷入了自相矛盾中，同时也迫使他去选择一种新的外交路线。在这方面，俾斯麦本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879年，他不顾德皇威廉一世的强烈反对，使德帝国与奥匈帝国缔结了“双边联盟”，而且这个联盟的新规定也同时被写进了两个由德意志人领导的帝国的宪法之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俾斯麦作出如此非同寻常的举动呢？至少他担心日益软弱的奥地利会倒进法国的营垒或是崩溃，而让德帝国单独在巴尔干与俄国人算账。但是，经济上的考虑也与政治上的考虑相互交织在一起，当他试图通过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成就来促进内政上的变革时，与奥匈帝国缔结关税同盟的计划在他心目中占据了极高的地位。与奥匈帝国相比，俄国似乎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那么容易长期受德帝国的政治控制。而且在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里，19世纪70年代的后期与早期正好相反，与公开贸易想象中的利益相比，“安全的经济空间”获得了优先权。在这种前景下，与奥地利的联盟，作为重商主义保护政策中天生固有的运动，在俾斯麦看来，并不算是对外政策中的一大错误。

但是，当这个联盟缔结之后，俾斯麦便将他剩下的政治生涯都花费到试图避免它的后果上去了。一个如此紧密的与奥地利的双边联盟显然与俾斯麦早先的战略已完全相反，因为它显示出一个中欧德意志霸权集团的野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俾斯麦过去曾坚决反对过的“大德意志”的大陆政策。当然，作为对大萧条的反应，这个联盟还仅仅意味着两国在日益密切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合道路上的第一步，严格地讲，还仅仅是一个政治卡特尔，但是它足以给国际关系带来一种不信任因素，一种必然会给欧洲平衡日益增加负担的因素。尽管俾斯麦还背着奥地利，通过一项秘密的《德—俄再保险条约》，试图减轻德奥联盟所造成的后果，然而这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一个暂时的保护性选择。因为一个包括了奥地利的更大的德意志联合的前景，这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多年来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在它们的欧洲邻居们看来，是一场恶梦，一种“德意志危险”的根本标志，这种危险也正是他们所要设法祛除的。俄国从1875年开始就在谋求与法国的友谊了。而现在，德帝国与俄国的巴尔干野心的冲突，已是可以预料到的了；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对大陆霸权本能的反对，同样也是可以预料的了，特别是当一个更为强悍的德意志工业正在逐渐压迫着英国人的国内和世界市场的时候。总之，恰恰是与奥地利的联盟在推动着一个俾斯麦过去一直在提心吊胆的反德外交联盟的形成。

二、俾斯麦以后的德帝国外交

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分析能够说明，在德帝国的政治—经济战略上，只存在着两种明朗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经济上自由、领土上满足的德国，但它得指望自由贸易来为它的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并出售它的产品；第二种选择是一个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德国，为了寻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而需要一个与它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和人口相应的空间上的霸权。俾斯麦开始于第一种选择，但在他执政的后期，已越来越感受到通向第二种选择的运动所带来的压抑了。

他的继任者冯·卡普里维宰相（1890～1895年），同样有对经济现代化固有争端和冲突的极度敏感，但他不像俾斯麦，他倾向于自由的顺应，而不是保守的抑制。作为一位军人，他并非不担心德帝国作为一个中欧暴发户大国的危险地位；作为一位宰相，他被那股涌出帝国的移民洪流弄得心烦意乱。同时，被俾斯麦视作医治国内经济萧条惟一手段的保护主义政策，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因为事实上，直到1890年，德帝国的工业仍然没有通过保护主义政策而从经济萧条中真正摆脱出来。卡普里维还特别意识到了保护主义严重的国际后果。他担心如果保护主义政策再不加以改变，工业化各国之间的经济战将毒化欧洲政治关系，邻居们的报复将会威胁到这个暴发户的德帝国。因此，为了减少经济冲突，复苏德帝国的工业扩张，为了稳住国内居民的外移，并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这位新任宰相一上台便尽力返回自由贸易，并力图促成一个自由的欧洲贸易集团。在他的论点中，这一点是应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由狭隘的民族经济所组成的欧洲，必将有一天会被美国所统治。”^〔84〕

卡普里维“新方针”的贯彻，本身要求国内相应的政治势力与自由贸易前景的一种新配合，而且他甚至成功地动员起自由贸易派们，也一时克服了土地贵族们的反对，并与奥匈帝国、俄国、英国缔结了一系列相当自由的贸易条约。同时，他还试图对德意志社会进行某些自由主义化的改革。也正是在他的宰相任期内，帝国政府结束了反社会民主党人的《非常法》，并使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与波兰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新方针从一开始就激怒了容克土地贵族的保守党人，也吓坏了民族自由党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仅在五年时间里，容克土地贵族与重工业家的联盟，便将这位新宰相拉下了马。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长期的经济萧条竟然在他下了台的一年后，即1896年左右才最后结束，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贸易扩张的时期，这也正是卡普里维所缔结的那些自由贸易条约真正开始生效的时期。这些有效期至少一直持续到1902年的条约，本身就极好地证明它们对德帝国的工业是有利的。然而，保护主义势力在帝国内部已经占据了上风，特别是毕罗夫宰相（1900～1909年）任期内，当卡普里维缔结的那些自由贸易性质的条约在20世纪初到期时，这位宰相就毫不犹豫地将新的保护主义条款强加在俄国甚至是奥匈帝国的身上，而这两国的市场，在德帝国实施农业保护关税的同时，一直是对德帝国工业品敞开的。因此，也毫不奇怪，毕罗夫的新条约变成了以后几年外交摩擦的主要根源，因为俄国甚至奥匈帝国的老式农业与发展中的工业，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那种有利于德帝国而对自己有如此明显负担的现状了。

毕罗夫的政策显示出保护主义在德意志已集合起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从1896年到1913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兴旺，与在它之前的萧条一样，同样大地有助于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发展。在没有改变那种由萧条培育出来的重商主义结构和态度的前提下，进行充分扩张的普遍心理，导致了德意志扩张主义势力的激增。而且由于萧条可能再来，唯有那些以安全领土和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国家才能死里逃生，这样，与德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张相联系，随之而来的就是扩大德帝国殖民属地和增强海军力量。因此，德帝国的“世界政治”也就与毕罗夫任期特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毕罗夫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在国外摆出了一种威胁—交战的态势，其主要目的，还只是为了将中间等级和产业工人的注意力从国内宪法改革上转移开来。但是，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也在为一场狂热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拥有强大舰队的海军以及它的“世界使命”，成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理想的寄托物，这是不同于仍然属于贵族的那支中欧陆军的。当国内市场迅速卡特尔化的时刻，那些向上爬的中间等级也只能从外部市场的开拓中才能获得新的希望。因此，唯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才能使人确信，德国的贸易是不会被逐出拉丁美洲、近东、远东那些“徒有虚名的独立地区”的，这一点也同时成为了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共识。

社会民主党的日益崛起，本身就迫使着其他政党去寻找它们自己的民众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在动员中间层和中下层选民方面已经证明是具有最强烈的吸引力的，因此，德意志的帝国主义也就与民主政治的要求奇特地结合起来，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人也转向了帝国主义。1910年以后，资产阶级的舆论完全被这种观点所浸透：“未来发达的德国需要在世界上有一块属于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块能够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相比较的势力范围。”^〔85〕

总之，具有如此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来自于德帝国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内部强制性，任何一种向着“满足的”自由主义方向复归的外交政策都已不可能了。事实上，俾斯麦在1878年后开始进行的向保护主义政策的转变，甚至在1890年以前就已经使他过去奉行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变得无用了。他是第一个改变它的人，卡普里维变不回来，德帝国走上了扩张之路。

三、“联盟战略”的失败与战争的选择

如果说德帝国必然会选择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向，必然会为帝国的生存而进行战争的话，那么俾斯麦留给后继者们的遗产也是相当不妙的。

俾斯麦的欧洲“联盟体系”并不是因为它“不合逻辑或过于复杂”而失败的，而是首先有一个事实他要负部分责任，即这个1871年建立起来的帝国秩序具有太强烈的反法情绪，而且由于它最初的政治方向，已经使得这个帝国秩序陷入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变化过程相矛盾的境地之中。美国外交家兼历史学家乔治·弗洛斯特·肯兰指出：“这位帝国宰相现在必须为普鲁士军事领导的过错而受罚，这些过错是他曾为达到他政治目标的初期年代里所容忍了的。”^〔86〕

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属于这种错误，它首先是建立在巩固德意志征服成果的基础上的，建立在提高这个新帝国对外安全的军事立场的基础上的。由于法国在历史传统中对德意志世界一贯占有优势，因此，吞并这个地区，对于防止未来法国的突然袭击，或许能够提供一种物质上的保障。1870年的战争也证明了无论是从法国出发攻击德国，还是从德国出发去攻击法国，占有阿尔萨斯—洛林都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因而容克军方积极主张吞并这一地区，俾斯麦也对此表示支持并付诸实践。但是，马克思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

当人们将军事上的考虑抬到原则的高度，并根据这个原则来确定民族边界的时候，那么，奥地利也能有权要求明西沃，法国也能要求莱茵兰，如果边界应由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些要求都将不会结束，因为每一方都从必要性上讲缺乏军事上的边界，而且又都能通过吞并更广泛的领土来获得改善，因为它总是由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因此，一场新战争的种子已经埋下了。^〔87〕

总之，这场吞并已使法国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德国的天敌。这个敌人，从德帝国建立之日起，实际上就成为了俾斯麦“联盟体系”的一种破坏性因素，并一直以灾难性的方式束缚了1914年以前德帝国对外政策上的活动空间。一个以法、德谅解为基础的欧洲集团，这种对德国的未来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能性，已经与这个帝国无缘了。还远远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个敌人对于德帝国来说太强大了，以至于不可能永久性地粉碎它，而一个没有被粉碎的法国，怀着失去领土的怨恨，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自从1871年以来，毛奇就在担心两线作战的问题了，到19世纪80年代，对法俄联盟的所有不祥之兆的担忧，已使得德意志军方的整个高层领导都开始对这场吞并持批评态度了。他们报怨因这场吞并给德帝国“在欧洲造成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它规定了德法之间永久性的战争状况”。当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的高潮过后，为对付两线战争而绞尽脑汁的参谋总长冯·施利芬将军已完全清醒地认识到：“或是进行反对法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或是最终找到关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调整上的新规定，除此之外，帝国的政治已没有别的选择。”^〔88〕

德帝国的建立曾依赖于沙皇俄国当时“善意的中立”。俄国与德帝国关系在19世纪80年代的恶化，从政治上讲，要归因于俾斯麦于1879年缔结的与奥匈帝国的联盟，但从经济上讲，则首先要归因于德国的农业保护关税和对俄国投资的封锁。

那个于1880年1月开始生效的德意志《农业关税法》本身就是直接针对俄国的谷物出口的。因为俄国廉价的农产品已经猛烈地冲击了普鲁士容克大农庄传统的中欧市场。然而对于沙皇俄国来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要实现一场成功的工业现代化，其资金来源又决定性地依赖于农业出口上的收益。德帝国农业关税在七年之间就抬高了三倍，只能培养起俄国内部的“日耳曼的恐惧症”。

尽管“谷物关税问题”已经引起了两国关系的摩擦，但俾斯麦政府还进一步采取了打击俄国早期工业化并引起严重后果的步骤。从根本上讲，俄国早期工业化的快速成功也需要外国资本的输入。而在俾斯麦看来，一个迅速工业化的俄国，对德帝国来说只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不仅会使拥有发达交通系统的俄国能将农产品更迅速、更廉价地运往中欧，从而给容克的大农庄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同样一个工业发达的俄国只会给德国的工业界带来一个潜力强大的竞争对手。更何况，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已将矛头对准德意志有着传统利益的东欧、东南欧、巴尔干地区。因此，必须提防未来与俄国的一场军事上的冲突，因而资助俄国的工业化，无异于增强这个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俾斯麦政府于1887年11月下令实施了一项德国资本市场对俄国的封锁政策。要求任何对俄国的投资都必须要有俄国方面以货物或证券作保证，同时又拒绝将俄国的纸币再作为绝对可靠的资产来看待。由于俄国已处于它工业革命突破的前夜了，也就是说，已处于具有无限资本需求的阶段之中了，这就为法国寻找东方盟友的企图提供了机会，巴黎的银行将它的资本迅速投向了在资金方面陷于饥渴状态的俄国。

从根本上讲，德帝国反俄的强硬政策更多是由于内政上的因素所决定的，易北河以东从事谷物经济的容克土地贵族集团，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统治利益，本身要求农业保护主义，而容克的陆军则更担心一个由工业化武装起来的东部对手。今天也有不少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俄国的市场本来也有可能为德意志大工业界的“海外帝国主义”，特别是为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提供一种大陆性选择空间的呢？但是，无论怎样，1887年柏林的决定以及它的后果，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了完全否定式的回答。也就是说，即使有这样一条可能性道路，那么现在这条道路也已经被完全堵死了，而柏林自己是参与了这场俄、法军事联盟在经济基础上的建设工作的。尽管俄、法军事联盟的缔结还有五年的路程，但德军将两线作战的前景已经预料到了。连俾斯麦离任前已开始承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同时反对法国和俄国的战争。”^〔89〕

如果政治—经济的强制性意味着法国和俄国肯定是德帝国的两个敌人的话，那么德帝国就应尽一切努力来与英国结盟。但是，俾斯麦不仅从没有真正努力地去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且还具有讽刺意味地培植起德意志公众对英国的厌恶。因为俾斯麦及其战略圈子担忧：“帝国内部的一种自由主义化的发展，有可能从德英合作中产生出来。”在这里，此时扮演着最重要角色的还不是逐渐临近的外贸上的竞争，而是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政治风格的对立，历史、政治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局势的不同性。俾斯麦对德帝国驻英大使冯·席维尼茨这样讲道：

偶然与英国发生对外政策上的摩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培植起德意志公众对英国的不愉快感，并以此来阻碍英国思想在德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君主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90〕

正是这种维护政治统治传统合法性的要求，才导致了德意志帝国在面临东、西边境上那两个强大的潜在对手的同时，却有意识地与英国始终保持着外交上的距离。当然，与英国的冲突是工业关税中天生固有的东西，但是，这种工业关税是德意志大工业资产阶级支持容克土地贵族的农业保护关税要求的回报物，因此，人们可以说，德帝国与英国、俄国的冲突是俾斯麦支撑他的政权所依靠的保护主义联盟天生固有的东西。

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跨出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心的驱使下，俾斯麦的继任者们已有更多的理由与英国争吵和冲突了。不仅优质的德国工业品已经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开始排斥英国货了，而且为了确保德意志大工业的扩张，德帝国的对外政策随着海军的扩建，已决定了反对英国的攻击方向。自从1900年的头一个舰队修正案以来，无论是德意志极具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目标，还是英国力图保证世界海上大国的倾向，都使彼此的怀疑不断增加。正是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中，军备竞赛开始了。德意志的“大海军政策”与“世界政治”已与海峡对岸的一幅敌人的图画联系在一起。而英国也于1904年和1907年分别与法、俄签订了条约，一个以德帝国为对手的“三国协约”终于形成。

当欧洲三个最强有力的国家成为德帝国的对手时，俾斯麦立国之初的外交战略及其“联盟体系”也就完全失败和崩溃了，因为它标志着德意志与外部世界全面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总之，是俾斯麦造就了德、英两国外交上的距离，是毕罗夫最后将英国推进了它的老敌人法国和俄国的怀抱，而在贝特曼—霍尔维格宰相任期内，德帝国受到了恶报。

显然，当人们分析德帝国在1914年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时，有必要用更宽的历史视野，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从内部来讲，走向战争选择，无疑表明德帝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们已无能力通过改革来应付内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压力，便力图通过对外大胆的冒险措施来摆脱内部的困境，而且这样一种尝试在1866年至1871年的战争中曾经获得过成功。因此，容克集团为了继续维持自身的利益，阻止社会民主党人的崛起，万不得已之时，是不惜再度借助战争的冒险手段，来使自身受到社会民主化进程压力的统治至少能获得一个喘息之机的。也就是说，通过一场使这个民族摆脱内部所有对立、紧张和冲突的对外战争，来维持“前现代化”统治结构的现状。

但是，这还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会由德帝国来打第一枪的惟一原因，人们还必须从外部的国际环境上来寻找其他的根源。

其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代里，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方向，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大集团的组织原则，已经越来越多地对经济、技术、文化和法律关系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起阻碍作用了。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工业革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速着世界范围的商品交换、交通和资本循环；另一方面，这种工业社会经济的国际化却与民族利己主义的政治结构重叠在一起，这就越来越导致了危机和紧张，而这种危机和紧张便日益破坏国际局势的稳定，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突中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工业化民族国家对这场大战的爆发都是负有责任的。

其二，在这样一个总背景下，当德意志仿效邻居们的榜样建立起统一国家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定一个强大的新帝国将会比法国或英国更少扩张性。而且，这个后起的德帝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得竟如此迅速，到1900年，它的优质工业品不仅已经在欧洲大陆上压倒了法国，而且也深深渗入到了俄国市场，并成功地在整个世界上与英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在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异常强大的德意志，无疑是以一个最惹眼的“暴发户”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它的强大，本身就是在向那场在它缺席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安排——“维也纳体系”——的挑战，而这种安排是建立在德意志民族将会不断软弱下去的预先推断上的。“维也纳体系”本身就难以装下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统一的国家，更不要说去承受这个国家要与奥匈帝国联合的倾向了。因此，尽管德帝国并不是国际秩序中惟一的破坏者和侵略者，但它却是最惹眼的破坏者和侵略者。

其三，在这个竞争性的帝国主义时代里，为了自身发展而优先抢占地盘，控制国外空间与资源的企望，是与当时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些国家个个都是丝毫不亚于德帝国贪婪胃口的大国。当法国在重新寻求对欧洲的统治并在抢占非洲和东南亚，而英国已经建立起对半个地球的世界帝国的统治，俄国和美国在残酷无情地扩展它们的大陆内地的时候，它们是不可能礼貌地将空间留给一个后起的、政治上联合的、经济上强悍的德帝国的，而是希望它仍然被锁在欧洲传统均势的紧密框架之内。然而，一个在经济上进行扩张的德帝国，是不会满足于仍被锁在中欧的“盒子”里的。俾斯麦以后的帝国宰相们都是这样看待世界局势的：“当欧洲外的巨人在到处形成的时候，继续保持欧洲的均势，无异于宣判德意志人的无所作为，最后是宣判所有欧洲人的外族统治。”^〔91〕因此，德帝国不仅被要赶上一个正在衰败的英国的愿望所驱使，而且也被一种对俄国和美国正在崛起的恐惧所驱使。在这场关系未来命运的竞争中，德意志处在一种致命性的不利境地之中，因为美国、俄国甚至英国，都位于欧洲大陆——这个工业文明发祥地——的周围，而德意志则处于它的正当中！这些东方和西方边缘地带优势力量的增长，仅仅是间接地损害着欧洲的现状，而德意志若仿效它们去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就必然直接地攻击这种现状。特别是在整个世界都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德帝国的“世界政治”的扩展以及它的重分世界的要求，无疑意味着与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对抗。因此，德帝国也就成为了国际秩序中“惟一真正的惹麻烦者”，因而也必定成为众矢之的。所有其他的工业化国都在等待时机，来镇压这个世界经济中的“暴发户”。

其四，在这种世界局势中，德意志的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也就越来越含有一种“两线作战”的危险了。这种危险尽管独立于一种受威胁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然而却给权力精英们提供了按他们的意志来影响公共舆论的机会。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标便在这种担忧的辅助下，以及其他安全政策动机的辅助下建立起来，“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便经历了一场危险的、过分扩展的极端化过程”^〔92〕，它发展成一种受威胁的综合症，并越来越清楚地反映在德意志“被包围”的恐惧之中，一种“在一个敌人的世界里被围攻”的心理状态之中。而“先发制人的战争”，提供了通过有效的军事行动在最短时间里排除这种“安全上的困境”的希望，因而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获得了一种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同时也通过内部制度上的框架条件的规定性，使得无论是对战争进行一种克制，还是对冲突进行的一场和平解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因此，当1914年7月因奥国皇太子被刺事件所导致的欧洲战争危机终于到来的时候，德帝国除了用“先发制人”的战争冒险方式，去挽救它最后一个盟友奥匈帝国的生存以外，实际上已别无选择，否则它将单独地去对付一个包围着自己的敌对世界。但是，当柏林鼓励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进行冲突的时候，协约国同盟便立即感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因此，德帝国政治权力精英们的这场“计算好了的冒险”最终失败了。

从对这些内部与外部原因的分析当中，人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抑制内部冲突的努力，使得外部的冲突来得更快了；而外部冲突的发展，则使内部冲突的抑制似乎变得更容易了，然而实际上却变得更为艰难了，它最终给德意志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场革命的爆发与帝国皇冠的落地。

第五节　对德帝国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国家中，俾斯麦创立的德帝国，不仅是惟一依靠“自上而下”的军事暴力手段从六年之内的三场战争中崛起的国家，而且也是惟一在先完成了民族自身的农业革命、继而又经历了自身工业革命的突破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国家。这个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传统的“前工业化”权力精英们所统治的社会，带着当时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闯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为进步的技术工艺时代，因而也加速了这个社会自身的变化。但是，这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突进的速度越快，转变得越是充分，其影响就越是复杂，后果就越是广泛。

严格地讲，德帝国时代的现代化困境首先是由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引起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工业化与民主化并非必须是配套的。对于现代化后起的国家来说，工业化往往与对官僚机构功能的依赖性联系在一起。而民主化作为一种对工业化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多元化利益和冲突给予公开承认、并进行调整的制度，并不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而是它的一种间接结果。因此，从快速建设工业化的意义上讲，经济上的进步，在一种仍然还是相当传统的政治体制之下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也通过德意志的经济发展史一再地得到了证明。

但也恰恰是德意志工业化无可争议的经济成就，向这个社会自身提出了一系列显然无法回避、非同一般、当然也是正在变得尖锐而鲜明的问题。这场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首先是由来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政治精英们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才加以促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动机。但是，当这个进程进入到突破阶段之后，它所产生出来的广泛社会效果，已经不再是这场工业化的最初推动者本身所能轻易控制的了，因为这场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了新的阶级、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冲突。

这些新的阶级，首先是工业资产阶级，随后是产业无产阶级，一个一个地向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与当初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初衷相一致，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是力图将这场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后果减少到最小程度的。于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精英们，先是利用对外战争的胜利和统一帝国的建立，获得了继续进行统治的合法性；后是利用传统统治方式与现代干预型国家嫁接上的便利，利用税收、金融和外贸等方面的有利政策，去迎合大工业界敏感的需求。总之，他们通过对经济进程不断加大力度的种种干预，去克服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周期性，以继续证实自身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但是，也正是这样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使得帝国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使得财富与贫困向工业化社会的两极更快地积累起来，因而也使得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都快速地得到了增长与发展。

传统权力精英们现在发现，他们已经走入了一种“怪圈”之中。因为随着这场经济现代化的一次性进程，工业化和都市化已足以瓦解农业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了，而这正是他们政治统治的基础。更不要说在世界农业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来自美国和俄国廉价的农产品对他们传统的谷物出口贸易的猛烈冲击给他们的经济基础所带来的日渐萎缩的影响了。也就是说，他们所有控制工业经济周期性的努力，最终都只能促进他们政治对手力量上的强大，都只能促进对他们来说日益难以控制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这样的进程是与他们最初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但同时又已经是他们无法逆转的了。如果他们不去对经济周期性采取有效的控制步骤，一场社会爆炸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样，这个传统的统治阶级也就成为一个受到围攻、并日益陷入败落境地的阶级了，它所有的努力都旨在进行一场顽强捍卫自身传统权力的防御战，而所有这些维护统治权的努力都瞄准了阻碍这场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目标。

固然，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领域中，从法律上讲，人口在空间平面上移动的灵活性早在1871年帝国建立以前就已完全可能了，而且事实上，自从1890年以来，乡村人口也在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向城市移动。但是，直到1918年以前，由于在政治实践中对传统等级观念特别顽固的坚持，对“帝国民族”的赞扬，以及对具有国际性的无产者阶级“无祖国性”的歧视，人口垂直移动的社会灵活性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尽管在帝国时代也像美国内战后一样，出现了不少令人目瞪口呆的成功发迹者，正如在文官、军官、法官以及大学教授中，已能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资产阶级子弟成功发迹，但总的来说，仍然是社会出身、宗教信仰、财产占有等在支配着进入大学教育机构入口的机会，在支配着社会灵活性的机会。尽管这个社会在经历着一场“资产阶级化”，但对一个专业化熟练工人的子弟来说，要想爬到公立学校教师的位置上，然后再爬到更高的官员和大学教授的位置上去，是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瓦尔特·拉特瑙，一位犹太人出身的、德意志大资产阶级中的著名人物，在1917年这样讲道：“等级化在我们这里仍然是如此鲜明，以至于仅我就经历了这种情况达30年之久，更不要谈一个工人和工人的儿子如果能上升到高层市民的地位上去要花多长时间了。”^〔93〕而这种社会不平等的斜坡，不仅容克贵族以及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们不会去加以铲除，而且恰恰相反，这正是他们在顽固地加以维护的东西。

尽管俾斯麦在闪光的措辞中一再表达过这种信念：“历史并不是可以制造的，某些基本问题是必须任其发展的，人们是不能控制时代潮流的。”^〔94〕然而，他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内政问题上，却毫不动摇地做着刚好相反的事情。“普选权”的引入，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提到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政治的手段，来阻止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罢了。尽管帝国国会的选举权没有实现它的发起者在公民投票上的希望，这一点已通过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断崛起所证实过了，但是，由于这种公民投票的选举权并没有对帝国政府的组成构成影响，因而从实质上讲，仅仅意味着政治力量日益强大的反对派们仍在继续遭到诋毁，这就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一方面，随着这场社会政治现代化难以阻挡的进程，政党的意义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对这场社会政治现代化进行阻挡的顽强努力，政治上的责任权又仍然保留在容克贵族集团的身上。当然，与此同时，这个统治集团也就无法赢得其他社会集团对国家权力的真正忠诚，而这种忠诚的赢得，本身是有利于将这些集团及其代表者纳入到合法的政治决策的位置上去的，纳入到社会一体化的轨道中去的。因此，这种容克贵族集团保守主义的内政政策，导致的只是由警察国家的武装进行的一场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的潜在内战。

在医疗保险中，工人代表的参与决定权，并不是一种国家当局有意作出的政治补偿，并不意味着赞成工人政治上的结社权，因此，也并不意味着工会有真正的法律上的起诉权。《帝国结社法》直到1908年才得以通过，而企业内部的工人参与权也只是在战争期间通过工人的罢工斗争才逐步开始实施的。至于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在两极分化加剧的帝国时代里，对大多数选民来说，仅仅意味着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是，传统的统治阶级以及它的政治精英们，不仅可以用它来抵抗要求调整的压力，而且甚至能够降低选举权的质量，因而他们是爱不释手的。只是在世界大战带来的普遍困境中，他们才感到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已经是这个社会再也不可能容忍下去的了。

马克斯·韦伯在1916年作了这样的表述：

如果不进行明智的修改，将会有一场战后革命的恶梦。人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那些身穿军服的返乡者们的可怕要求了，这种要求仅仅只是从选举权问题上那种充满羞耻感而毫无体面的义务中派生出来的。如果由这些返乡战士组成的整个群众队伍，在用他们的鲜血捍卫了那些优先选民们的财产占有以后，又再度发现他们，作为最低下的阶级，在这个社会中仍然是毫无影响的话，那是会发生一场革命的。^〔95〕

而且就连保守主义政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奥伯斯特·鲍尔在1918年也承认：“普鲁士终究得像每个国家一样实行平等所有权，否则所有这些牺牲者现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永远成为犹太人和无产者吗？”^〔96〕

在这样一场对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阻挠中，“前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的巨大影响支持了传统特权阶级的防御战。德意志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将统治精英们的决策神秘地解释为“超党派性的”，它捍卫着容克阶级虚假的政治优先权，并顽固地阻挠着对官僚机器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拒绝承认社会利益冲突的尖锐现实；而中间等级的社会浪漫主义、新托密斯主义进一步将工业化社会的冲突贬为“非自然状态”；普鲁士主义则将专制政治的弊端辩护为这个军事君主制生存力量令人振奋的证明。所有这些都阻挡了现实主义的目光，但却都是有利于那个传统的统治集团的；所有这些又都是能够通过讲台和布道坛，通过课本和出版物发挥潜能，并将其作为德意志民族的“真正价值”来发挥影响的。在这样的气氛中，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当中，还有谁会真正站到广大的工人和农业工人这些受雇者一边，去检查这部官僚机器的廉洁，去反对容克贵族的那种晚期专制主义特权的影响呢？由此可见，在应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冲突上，在对社会危机的管理控制上，帝国时代的社会政治上的权力结构，连同支持它的意识形态，除了能用一种“和谐化的共同体”理想，除了能用臆想中的“民族利益”，最后是战争时期“城堡和平”的假面具以外，已经找不到任何长远的解决方案了。

这种对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阻挠，必然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也必然会给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带来了巨大的差别化。例如，通过关税保护，一个大农庄主总是能够比工业化城市中靠工资为生的群众，轻松得多地对进口食品的昂贵价格作出反应的，甚至能继续用更高的农产品价格在国内市场上出售谷物；一个大企业主总是能够应付那种少得可怜的所得税的，而没有人去检查他是否偷了税，但高昂的间接税却首先使千百万贫苦家庭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面对沉重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大多数工人群众是没有抵抗能力的，数十年来，他们只有通过一个遭受歧视的政党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而对大农庄主利益的满足、对大工业家利益的迎合、以及出于政治统治需要对中间等级的“关照政策”都在证明：传统的统治精英们是不惜以大多数劳苦群众为代价，去贿买一种制度稳定化的效果的。在这种有利于强者的财产分配基础上，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与歧视弱者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相应的。因此，尽管有“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进步开端，也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产品分配危机的加剧和阶级对立关系的紧张化。

面对这种内部危机的加剧和阶级对立关系的紧张化，帝国传统的统治精英们所有的措施、政策与战略，都是与他们“反常而富有创造性的学习机能”的发挥相互交错在一起的，而这种对现代主义手段的学习过程，又是与顽强捍卫传统统治权力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保护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军国主义的“三位一体”为此已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了。但是，这些具有早期现代干预型国家特点的政策，却经常令人惊讶地具有弹性，并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从外表上看，传统的统治精英们在紧跟时代的步伐，但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却是越来越没有前途地坚持着那场捍卫自身传统权力的防御战。因为这种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社会管理上的局部现代化的混合，尽管从短期来看，维持了一个历史上死里逃生的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然而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却极为明显地造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负担和压力。

总之，德意志传统的政治精英们，正是在自身所促进的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压力下，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内外矛盾集中化的压力下，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在维持一个社会系统稳定性的时候，对内涵发展的阻挠，必然导致向外延的扩张；对内部改造的回避和拒绝，必然选择对外的冒险。打破世界格局、重分世界殖民体系的战争努力，恰恰预示着对帝国传统权力精英们学习机能衰退的真正判决。因为它表明这些权力精英已经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及时引导一场向现代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过渡了。而且在这里，所涉及的已不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这样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将导致一场革命的爆发和这个传统政权的没落。这个重大的转折属于一个不容商量的历史事实，它是对这个传统政治精英已无能力进行创造性适应的报复。

注　释

〔1〕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28页。

〔2〕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49页。

〔3〕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49页。

〔4〕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00～1914》，慕尼黑1984年版，第238页。

〔5〕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63页。

〔6〕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25页。

〔7〕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9页。

〔8〕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66页。

〔9〕卡尔·赫尔弗里希：《德国的经济进步与民族富裕，1888～1913》，纽约1914年版，第55页。

〔10〕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66页。

〔11〕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蒂宾根1971年版，第19页。

〔12〕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76页。

〔13〕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27页。

〔14〕彼德·勃兰特、雷勒·齐克讷特：《普鲁士，一个读本》，柏林1981年版，第284页。

〔15〕戴维·布莱克本、杰弗·埃利：《德意志历史描写的神话》，法兰克福1980年版，第89页。

〔16〕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79页。

〔17〕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30页。

〔18〕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57页。

〔19〕米夏埃尔·斯图尔姆：《皇帝的德国》，杜尔塞尔多夫1974年版，第20页。

〔20〕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对内政策的优先权》，柏林1970年版，第64页。

〔21〕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43页。

〔22〕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44页。

〔23〕弗里德里希·威廉·亨宁：《德国的工业化，1800～1914》，慕尼黑1984年版，第229页。

〔24〕汉斯一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42页。

〔25〕汉斯·罗森堡：《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中欧的经济过程，社会和政治》，柏林1967年版，第187页。

〔26〕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47页。

〔27〕约瑟夫·A·熊彼特：《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柏林1964年版，第57页。

〔28〕托尔斯泰因·菲伯伦：《德帝国与工业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07页。

〔29〕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64页。

〔30〕约瑟夫·A·熊彼特：《1911年，经济发展理论》，柏林1964年版，第102页。

〔31〕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4页。

〔32〕汉斯·莫特克：《德国工业革命史研究》，柏林1960年版，第35页。

〔33〕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64页。

〔34〕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1990年版，第676页。

〔35〕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23页。

〔36〕埃里克·伯特赫尔：《社会政策与社会改革》，蒂宾根1957年版，第20页。

〔37〕约亨·施特鲁韦：《通过社会政策带来的发展》，科隆1989年版，第39页。

〔38〕洛伦茨·冯·斯泰因：《社会主义在德国》，达姆施塔特1974年版，第46页。

〔39〕洛塔尔·加尔：《自由主义与市民社会》，科隆1976年版，第166页。

〔40〕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63页。

〔41〕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新教伦理》，居特斯洛1981年版，第360页。

〔42〕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62页。

〔43〕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66页。

〔44〕赫尔曼·克伦本茨：《德意志经济史》第2卷，慕尼黑1981年版，第245页。

〔45〕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慕尼黑1987年中文版，第165页。

〔46〕阿尔诺·克勒讷：《德意志工人运动》，科隆1980年版，第59页。

〔47〕汉斯约阿希姆·科赫：《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起源以及它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慕尼黑1973年版，第127页。

〔48〕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8页。

〔49〕弗里德里希·吕格特：《德意志社会与经济史》，海德堡1979年版，第529页。

〔50〕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19页。

〔51〕鲁道夫·维尔豪斯：《失败的妥协》，戈斯拉尔1969年版，第24页。

〔52〕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7页。

〔53〕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11页。

〔54〕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34页。

〔55〕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50页。

〔56〕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74页。

〔57〕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俾斯麦与帝国主义》，科隆1969年版，第163页。

〔58〕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78页。

〔59〕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78页。

〔60〕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德国》，慕尼黑1964年版，第155页。

〔61〕赫尔穆特·伯默：《德国通向大国的道路》，科隆1966年版，第316页。

〔62〕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128页。

〔63〕埃卡尔特·克尔：《战舰的建设与德国的政党政治，1894～190l》，芝加哥1973年版，第276页。

〔64〕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82页。

〔65〕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86页。

〔66〕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129页。

〔67〕埃卡尔特·克尔：《战舰的建设与德国的政党政治，1894～1901》，芝加哥1973年版，第345页。

〔68〕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82页。

〔69〕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82页。

〔70〕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16页。

〔71〕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17页。

〔72〕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21页。

〔73〕约翰内斯·维姆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法兰克福1985年版，第11页。

〔74〕罗伯特·埃里阿斯：《对德意志人的研究》，法兰克福1990年版，第177页。

〔75〕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20页。

〔76〕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48页。

〔77〕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124页。

〔78〕霍尔曼·格拉马尔：《帝国砸破玻璃的夜晚》，慕尼黑1988年版，第77页。

〔79〕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209页。

〔80〕路德维希·德约：《二十世纪中的德国与世界政治》，纽约1959年版，第19页。

〔81〕克里斯蒂安·格拉夫·冯·克洛克科夫：《德意志人在他们的一百年中，1890～1990》，汉堡1990年版，第100页。

〔82〕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119页。

〔83〕本德·于尔根·文德特：《欧洲中部的德国》，慕尼黑1981年版，第228页。

〔84〕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19页。

〔85〕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21页。

〔86〕乔治·弗洛斯特·肯兰：《瓦解中的俾斯麦欧洲体系》，法兰克福1981年版，第460页。

〔87〕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皇帝帝国的危机源泉，1871～1918》，哥廷根1970年版，第22页。

〔88〕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皇帝帝国的危机源泉，1871～1918》，哥廷根1970年版，第334页。

〔89〕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86页。

〔90〕汉斯一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188页。

〔91〕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5页。

〔92〕本德—于尔根·文德特：《欧洲中部的德国》，慕尼黑1981年版，第222页。

〔93〕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230页。

〔94〕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230页。

〔95〕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蒂宾根1971年版，第235页。

〔96〕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哥廷根1988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