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之路：欧洲中央现代化进程

第一章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与开端

第一节　欧洲中央的德意志

一、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与德意志历史发展的负担

任何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的。正如德意志著名学者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置于特定地理中的运动。”^〔1〕对于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历史性空间的历史来说，了解有关它地理上的基本知识，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在德意志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进程中，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一位将德意志的历史与它的地理位置综合起来加以考虑的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这样写道：“在欧洲所有的文化民族当中，德意志人，由于他们居住空间上的地理条件，使他们成为了一个负担最为沉重的民族。特别地理上的负担，造就了他们历史上的一种特别有负担的传统。”^〔2〕

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间位于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由于这种欧洲中央位置，德意志人在所有的方向上都与其他的欧洲民族和文化相遇了。这不仅使它成为了欧洲各种文化的交汇地，而且也为它造就了一种精神传播上有利的出发点。然而，这种天然的地理位置给德意志的发展既带来了优势，也带来了劣势。弗朗茨·施纳贝尔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优势与劣势之间的关联：

欧洲文化上的多样性构成了欧洲人的生活财富，欧洲文化中这些各种各样的成员也是由于中欧的吸引力才联合成一个地理和精神上的统一单位的。然而，正如处于北部磅礴阴雾与南部明媚阳光之间那幅有魅力的德意志风光一样，在海岸地区与阿尔卑斯地区之间的这个核心地带里，大陆地貌上的多样性也完全重复地表现出来了。从巴黎盆地抽身而出的低地和中部山区，在将自己拉向东方后，又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辽阔的俄罗斯平原之中。这种地貌成分既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井然有序的。而且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一再表现出千姿百态的欧洲大陆的所有地理形态。对德意志来说，这个事实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状况，它空间上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提供一种地理上的优势，来确保它完整的政治统一和来自某一点上的统治。^〔3〕

这一点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在欧洲，对一个文化民族来说，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是告别中世纪，迈进现代化社会门槛，维持稳定统治的唯一有效的过渡性政治方式”^〔4〕。因此，能否或何时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就成为了这个时代衡量欧洲各民族政治、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

从地貌局势与民族政治发展的关联中，施纳贝尔将法兰西与德意志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一个有意义的结论：“在法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巴黎盆地是发挥了一种中心点作用的。而在德意志空间里，由于重心向东的转移，莱茵河却并没有能发挥这种历史作用。显然，错综复杂的山脉体系和杂乱无章的河流也助长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5〕

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同时也使德意志人成为了罗马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的自然中间人，这种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史。这三大人口集团，即德意志集团、罗马人及其后裔的拉丁化集团和斯拉夫化集团，为争夺定居地的边界展开了上千年的斗争。各方都肆无忌惮地利用历史提供给他们的每一次机会进行扩张，因此，三大集团的边界是经常发生变动的。

这种国家造型上的强制性尤其给处于中间位置上的德意志带来了更大影响。当它力量强大的时候，其边缘地区便不断地向外扩展，在这里，人们可以回想起奥托—斯陶芬王朝所建立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老帝国曾有过何等辽阔的疆土，又曾将何其之多的其他民族包括在内。当然，这也使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带有民族烙印的社会，而是构成了一种跨民族的社会。人们也同样不会忘记，操德语的德意志诸集群是如何越过易北河向东突进的，又是如何注定了它们与斯拉夫化集团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的。但是，当它力量衰落的时候，外来的冲击便给其边缘地区带来了一种长期的脱落，使得这些地区能从这个德意志人的国家联合体中分离出来，甚至将自己作为独立国家来创建。在这里，人们只要想想瑞士与荷兰分离的例子就够了。与法国的对比中，德意志国界的非稳定性显得尤其突出。众所周知，法国在1667年已拥有49.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1945年也仅仅增加到55万平方公里，这种变动不过是它与德意志之间的那场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拉锯战的反映罢了。而在德意志历史的各个不同时代里，其版图的大小则迥然不同，它代表着一种对外边界稳定性的缺乏，一部几乎是非连续性的历史，一种领土分裂的传统。总之，这一点可以肯定：德意志空间在民族边界上有着比其他欧洲民族更大的不明确性和灵活性。这种特点将给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带来特殊的难题。

处于欧洲中央的德意志空间既没有构成一个岛，也没有构成一个半岛，这种说法相对于南欧、西欧和北欧的大多数民族来说都是正确的。在中世纪后期，岛与半岛的地理局势不仅有助于民族边界的肯定性和稳定性，而且，在防范外来冲击方面，向国家政权提出了远比内陆国家少得多的任务。这是因为它们或是不与邻国接壤，或是只与很少的邻国接壤，因而也就只有很少的边界需要防守。对这些国家来说，同样规模的军事力量往往能在对内巩固中央权力和对外扩张方面发挥更大的效能。法国、英国、瑞典、俄国，这些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国家，能在稳定得多的版图框架内连续性地对它们的人口进行集合化，与这种地理上的局势不无关系。绝对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已于中世纪后期在欧洲的这些空间里纷纷建立起来。

而在德意志空间里，随着帝国的军事力量在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廷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中日益受到削弱，内陆国家中间地理位置上的劣势便立即呈现出来。这个四面受敌的老帝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权力的重心便从皇帝的手中滑落到邦国诸侯们的手中，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只可能发生在少数个别的区域里。因此，德意志人的政治生活方式朝着小邦割据的地方分裂化方向发展。这些邦主们的势力竟发展得如此巨大，以至于自13世纪以来，历代德意志的皇帝企图通过中央权威来确保内部和平，阻止分裂，并对国家进行有效组织的任何努力，都遭到了失败。特别是自从德皇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以来，连皇帝也得由七大选侯来选举产生。而在二百多个小诸侯国和二千多个独立的帝国骑士领地中生活的居民身上，那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对邦君的忠诚，也由于这个老帝国自从16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被宗教派别所分裂的国家，而变得更为巩固了。因此，与其他欧洲国家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化相反，对这个老帝国的权力中心来说，它经历的恰恰是一场中央权力的瓦解过程。

一旦这个老帝国中央权力的软弱被它周围已变得更为强大的邻国们所看到的时候，德意志空间里这种政治上松散集合的弱点也就成为了袭击的邀请。这是因为：这些邻国们对这个老帝国辉煌的过去是恐惧的，对这个人口集团的潜力又是记忆犹新的，只要一有机会，这些邻国便坚决地反击它昔日的霸权，并力图继续保持它的分散、软弱状态。因此，“在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室之间发生内部争端后，在内部的宗教战争之后，这个处于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们包围之中的德意志空间，终于在17世纪成为了内、外各种势力实现各自野心的竞技场”^〔6〕。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不仅给德意志的人口带来了三分之一的损失，而且在经济上造成了二百年的倒退。而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又给它带来了360多个邦国的地方分裂固定化。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德意志空间政治上的分裂化，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化。

总之，德意志空间的这种无天然边界性注定要负担它政治上的沉重命运。自从17世纪以来，这个处于欧洲中央而又门户洞开的空间，始终都能对它的邻居们产生一种无法估量的漩涡式的影响：要想使邻居们不去对它感兴趣，它又太强大了；要想使邻居们不为利益上的诱惑所动，它又太软弱了。因此，中欧成为了欧洲强权政治利益争夺的焦点，而这一点又将给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的独立化解决带来进一步的困难。

二、大陆经济中心的西移与德意志工商业的衰落

欧洲中央的地理位置也曾给德意志空间带来过经济上的发展优势，因为这个空间恰恰处于欧洲东西与南北经济联系的交汇点上，因而也使它变成了贸易和交通上最重要的通道。当中世纪的整个欧洲都还处在一种由封建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形态之中的时候，拥有发达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经济中心与靠近圈外边缘地带之间的地区性差异是被固着化了的。而中欧德意志空间中的奥格斯堡、纽伦堡，以及下莱茵地区，正是这个老欧洲的经济中心。这种欧洲大陆中央与欧洲经济中心的自然叠合，相对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伊比利亚半岛、不列颠群岛等地区来说，无疑具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正是这些处于欧洲中间地理位置上的德意志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才体现着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进步与经济上的繁荣，也正是在这里，才普遍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而这一点使德国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7〕这也正是1517年开始的那场欧洲伟大的思想革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会发生在德意志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自从15、16世纪以来，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突进，欧洲与亚洲进行贸易的陆上古老通道或是部分地、或是全面地遭到封锁。为了将收益颇丰的对亚洲贸易的控制权继续保持在欧洲人手中，欧洲的冒险家们寻找着通往中国和印度财富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探索和努力中，导致了新航道的开辟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向海外扩张的结果，使得西欧大陆沿岸由过去的世界贸易的边缘地带移到了中心位置上。与之平行发生的却是，从地中海越过阿尔卑斯山、高地德意志工商业城市、河流和道路通向欧洲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南北贸易却因此萎缩了。^〔8〕经济上的中心是可以转移的，但地理上的中央位置却无法移动。尽管奥格斯堡最大的商家，也是当时德意志最大的商家——维尔塞家族也曾试图在南美开展殖民活动，但很快就证明，奥格斯堡在这方面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地理上的出发点。^〔9〕由此可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给德意志工商业城市带来过优越地位的欧洲大陆中央位置，已经成为中欧德意志空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德意志工商业城市也显然无法像英格兰的伦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样，依靠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支持和庇护，去开展有利可图的殖民贸易。

当中央集权化的邻国对德意志事务的干预使得老帝国内部的宗教和政治斗争更加严重和紧张，并在具有惊人毁灭力的三十年战争中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城市中产阶级的光芒再度熄灭了。《威斯特法伦和约》凝固了邦国的分裂，贸易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卡列指出：

靠贸易为生的城市如科隆以及汉萨城市的区域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甚至是第一次看到了农奴制的设立，城市的行会再度巩固了对手工业的统治，要发展任何大规模的企业都是困难而罕见的。在这片德意志内陆空间里，自给自足的农业统治着经济生活，以至于在许多地方，17、18世纪甚至比16世纪实际上更为封建。^〔10〕

对于西欧的荷兰等国来说，17世纪代表了它们发展的最为辉煌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形成，乡村工业迅速崛起，城乡贸易逐步扩大，海外殖民活动早已开展，市民资产阶级革命也已完成。在他们的手中，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工业世界已经开始从欧洲西北角孕育出来，它将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毫不留情地横扫整个欧亚大陆。然而，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合谋，德意志人已经为它们历史性的延误支付了沉重的代价。在这里，仍然是一个以封建农本经济为基础的世界，城市工商业的衰落和市民阶层政治上的软弱显而易见，国家政治上的地方分裂化顽固地阻碍着统一的民族经济空间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的发展，然而，来自于欧亚大陆西北角现代化新兴工业世界的这场冲击又是无可回避的。

第二节　德意志现代化的因素

一、宗教改革的现代性

仅仅只注意到德意志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的生活空间里，仍然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这个德意志老帝国，确切地说，德意志的北方诸邦国，正是首先进行宗教改革的地方。这场发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所体现的也正是一场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思想革命。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加尔文教是具有现代性的，而且路德新教也是具有现代性的，尽管它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而恩格斯更是将之誉为“第一次市民资产阶级革命”。

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能否被称为“德意志现代化之父”，到现在还是有所争议的，但是，在1517年开始的批判罗马教廷的斗争中，他对中世纪晚期那场政治和精神危机的回答，则是崭新的。在他所开创的路德新教中，具有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化潜力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当其他的经济上、政治上和制度上的环境出现的时候，这种精神气质和伦理道德便会强烈地促进现代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韦伯这样评价新教的意义：

现代世界，这个科学、经济、劳动、效率、能动和民主的世界，更强地打上的是新教主义的烙印，而不是天主教主义的烙印。正是宗教最强烈地造就了人的原动力和行为方式，它给人们的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并直接引导着我们的行动去发出清晰的声响。而新教使这个世界失去了魔力，并将人们的生活引向了理性化。新教徒并不反对宗教，而恰恰是通过宗教本身来开始行动的。这种对宗教的强化恰恰成为了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11〕

新教主义中隐藏的现代化潜力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马丁·路德在基督教世界中头一个提出了“个人人格至上”的要求。他指出：“个体是单独面对上帝的，无需传统和教会制度的保障，因此，个体不再相信教会所相信的那种东西，而只相信他自己。”他要求一种完全的“内心生活化”，“因为生命是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上的，这种良心是个体的良心，它决定着个体的行动，行动是受内心引导的”^〔12〕。在这种“人格至上”的良心面前，传统社会的准则和习俗，这些中世纪的判断标准失去了分量。个体从现在起处于一种与《圣经》的直接联系之中，每次都能对它作出新的解释。教会千篇一律的解释已不再中听，甚至连教会这种机构也只具有相对性了，它也不再是一个领导、统治、负载和保护个体的机构和场所了。因此，这种“内心生活化”的自由能给予个体长久的自由，去贯彻依靠个体内心引导的现代化生活原则。

路德新教的教会是一个语言的教会，一个读着、讲着、祈祷着、歌唱着的语言性教会，而不再是一个圣礼和礼拜仪式的教会了。生活是要靠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来解释的，这种语言传递的不再是直观上的形象，而是意识方面的信息。因此，新教文化创造的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一种人与人之间能进行思想意识交流的语言文化。这种对语言的专注，训练了人们智慧的灵便和反复的思考，教会了人们远比那些变成了礼仪式的忏悔要多得多的东西，使人们懂得了“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我”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并使人们在传统与习俗面前变得更为独立。“内心生活化”原则使得写与读也不再仅仅只是布道士们的需要，而是全体新教徒们的需要了，从而也就在新教徒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写、读能力的解放圈子。正是这个解放圈子给德意志的世俗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成果，并注定了新教邦国中教育的成长与飞跃。所有这些，都为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打下了烙印。

路德新教使大学（尽管当时实际上还是神学院）与科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它将良心与知识联系起来，将受到震动的信仰与对《圣经》所不断作出的新解释联系起来，因此，也就将信仰与当时作为科学的神学联系了起来。由于信仰与求知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与怀疑联系在一起了，怀疑人们是否正确解释了来自基督那有权威的《圣经》原文。这样，对传统的批评变成了一种不断的推动力，推动着人们去进行科学的反思。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上的现代化倾向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德意志新教现象。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离，救世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分离，信仰与知识的分离，对传统的批评，信仰的自由，与上帝的直接沟通，所有这些，都特别为科学地解释世界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这个新教的世界里，好奇心的自由被合法化了，再也没有捍卫一成不变的宗教传统、判决伽利略的教会了。相反，正是新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重新评价了职业和劳动，他抛弃了僧侣阶层以及他们的虔诚、禁欲、苦行主义和对彼岸空泛的寄托。信仰新教的人们，其生活不再是遁世的，而是面向现世的。路德指出：“宗教上的禁欲是内心世界的禁欲。日常的劳动、成就、效率正是上帝要求我们去做的。劳动就是一种世俗的礼拜，也是对上帝的最大忠诚。”“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的职业都具有完全等同的价值。”^〔13〕“贫穷不是宗教的本质，不劳而获才是最可耻的，劳动才有权获取，无论是贵族、修士还是乞丐，游手好闲都同样是罪恶和祸害。”^〔14〕总之，不是修道士的生活，而是世俗劳动以及在职业中履行义务，才在新教中获得了一种极高的、得到认可的价值。这样，路德的宗教改革便将欧洲人，首先是德意志新教徒的价值实现和生活意义与劳动和职业联系起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后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纪律、勤奋和对义务的忠诚。

新教徒之所以能比天主教徒更加积极地加入到这场现代化运动推动者的行列之中，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存在着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新教骚动”的精神结构。自马丁·路德以来，新教徒对所有关于信仰的见解都持怀疑态度。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什么东西都不能与上帝一致起来，《圣经》也一再地被作新的解释。天主教徒首先是那个靠命令句来生活的：“就是这样的！”而新教徒则是靠这样的疑问句为生的：“是这样的吗？真的就是这样的吗？”新教徒已不再被束缚在一座稳固的宗教观念大厦之中了，人们一再突破观念的界限，而这种不肯定性、不确定性正是内心骚动和良心不安的根源。正是由于这种骚动和不安，天主教徒的那种天真朴质、知足长乐式的自我理解，被新教徒的严肃认真以及永久性的自我反思所突破，有罪的平时与通过忏悔而得到宽恕的星期日之间的区别已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教徒的一生都生活在紧张和冲突中。生活是一副重担、一项任务、一场大胆的试验和冒险，因而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为孤独地面对上帝。也正因为如此，新教徒能比天主教徒更为强烈、更为努力地参与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正是怀着这种内心的骚动，他们能更快地走进这个现代化的世界。

新教的产生使这个世界变得无神化、世俗化了。它粉碎了神秘的解释，使人们能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再也不存在对世界事物井然有序的要求了，世界开始变得非教会化了。路德从根本上解开了教会与国家、宗教统治与国家秩序永恒不变的联系。他勇敢地反对加尔文教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上帝帝国的神权统治的倾向。他认为：“每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基督教的标准化，都会使这种看不见的信仰变成一种固定的法则，从而使它变得反常和伪善。人们是不可能将这个世界带入到一种十全十美的状态中去的。”^〔15〕这就导致了两个帝国，或者说两种统治——宗教与世俗统治之间的最终脱离。世界不再被委托给教会，而是委托给人的自然理智。这是一种对教权主义和神权统治的拒绝，从而也导致了一种较为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自1530年以后，就连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再到罗马去接受加冕礼。因为人们已经不再能使基督教的信仰与一种政治纲领一致起来，也不再有任何一种真正的基督教在政治上的拯救理论了，仅仅只有政治中的基督徒，仅仅只有基督徒对非绝对性和基督教博爱的需要。这也正是在与世界的实际交往中，理性的德意志人成熟的根源之一。

总之，新教的伦理道德，作为现代化起步阶段人们精神层面上的必要条件，在德意志北部的新教各邦中已经具备。唯有当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已为人人所共知的时候，这种宗教上的动机才会退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二、多元格局与现代化

在基督教文明的欧洲，世俗统治与宗教权力，并没有像在东正教、伊斯兰教或亚洲诸宗教领域中那样，或是凌驾于对方之上，或是臣服于对方之下，而是彼此独立地对峙着。自公元10世纪以来，宗教与世俗权力之间的争端一直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特点。在这场历经数百年的争端中，它们彼此都将自身保存了下来。因此，欧洲的文明体系成为了一种双重权力的体系。与此同时，这个权力体系又是通过独立的力量，诸如国王、贵族、教会机构、彼此竞争着的封建国家这些权力载体来体现的，也是由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来决定的，因此，欧洲的体系又是一种复杂的多元体系。从这种多元体系以及多元平衡中也产生出其他独立的构造物，如工商业城市和大学。因此，它既造就了自由的空间，也造就了一种特别的压力和能动力。正是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种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只有在这种由独立权力所构成的多元格局中，以及它的内部冲突中，宗教改革、世俗化社会的生活原则才得以贯彻。所以正是在这里，存在着一条通向现代化国家与社会的道路。

宗教改革从根本上使欧洲政治的多元性和对立性变得更为尖锐了。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分裂的、彼此竞争的教会或教派，如新教与天主教，作为一个乘数，也加入到这种多元格局中来了。这就导致了宗教的帝国与世俗的帝国更为尖锐的对峙，以及宗教与世俗机构混合的最终瓦解。世俗的世界终于摆脱了宗教的监护，最高当局也让位给了理智。因此，它本身意味着世俗化和理性主义的开端，从而也就构成了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进步的能动性方面的又一个基础。

德意志社会是分享了这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因为宗教改革在政治上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德意志社会地方分裂化的加剧，而这一点对德意志通往现代化之路产生了中心性的意义。“自16世纪中叶以来，德意志成为了一个被宗教教派分裂的帝国，《奥古斯塔拉宣言》的原则——邦君的宗教也就是臣民们的宗教——成为它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有关人的等级是按政治统治、宗教、社会、种族上的顺序来排列的。宗教信仰上的联系具有了更大的分量。”^〔16〕多教派的事实通过三十年战争得到了承认，360多个邦国是分属于新教和天主教两大不同教派的。

这就为德意志老帝国造就了在欧洲多元体系中的一种独特形势。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里佩代尔所指出的那样：

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领土的对峙与合作原则，政治上的组织形式，从未像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松垮的屋檐下体现得那么鲜明。如此之多的邦国在彼此共处和对峙着，这引起了围绕着效率和版图展开的竞争，并产生出某种变革的压力，同时也弱化了旧制度对个体的压力。因为这种德意志的地方分裂主义，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是允许个人去选择国家、教会或大学的。^〔17〕

因此，比较起欧洲那些中央集权化的、有更高集合化程度的国家来，在德意志空间的政治环境里，那种对民族统一来说是严重障碍的局势，使德意志人具有了一种更为充分的应付变化的准备和灵活性。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人们还必须将宗教与区域割据的多样性作为德意志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来作进一步的考虑。邦国间的竞争，本身对各邦国的国家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18世纪以来，诸多的邦国，尤其是新教的北方诸邦国，已形成了一种以典型的官僚治国为特征的发展方向。这种官僚机器是由受过良好大学教育、具有强烈市民阶级色彩、根据理性主义和实事求是原则招募的官员们组成的，它着眼于邦国中央集权制的强化，同时也为了竞争的需要，积极推行“开明专制”式的改革。

这是一种宗教—理性上的以及政治—经济上的形势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一种向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但是，这种改革政策已来到了19世纪的大门口，也实际上在宣告旧欧洲的结束，因为这种改革行动本身就在重新塑造着德意志的版图。而那个曾包括了全部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间、造就过统一和整体的老帝国，那个似乎还拥有主权的跨邦国的联盟，已经日益虚弱并被它的那些真正拥有主权的区域性邦国掏空了身子，并像一个退了休的老人一样日益隐居起来了。谁能继承这份遗产呢？这是一个似乎已有答案的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还难以作出最后回答的问题。

第三节　普鲁士中央集权化国家的崛起

一、中央集权化专制国家的性质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时代里，最有希望继承德意志老帝国遗产的邦国必须是能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王国。这种中央集权往往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专制主义”的。但是，这种对专制型国家的笼统概念，很容易造成一种混乱，因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地理区域里，各种专制主义的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尤其在欧洲和德意志的这个过渡时代里，专制主义的本质已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立国之初大相径庭。尽管这种专制主义性质在不考虑贵族精英的条件下是不能加以概括的，但它已不单单只是完全封建性质的君主专制。它“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18〕。因此，对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在各国普遍得到发展的这种专制主义，使用“前现代化”的概念，或许能更鲜明地概括它的特点，尽管实施这种“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统治的仍然是“传统的权力精英”。

德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逊指出：“这种贵族权力的新形式，在这个早期现代化时代的社会过渡秩序中，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展来决定其特征的。”^〔19〕这是因为：这种在大空间范围里的统一秩序的发展是与商品经济流通形式的拓宽相联系的，也正是靠了这种商品经济流通形式的拓宽，才为这种统治的实施提供了自由支配的手段。当然，这种统治的实施首先需要一种中央集权性质的纳税机构才能发挥功能，因为唯有依靠中央权力对税务的垄断才有可能先是建立一支雇佣兵，后是建立一种从实物报酬的联系中摆脱出来的常备军的，也才有可能扩建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在这个过渡期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大空间范围里拥有中央纳税垄断权的政治秩序的建立、巩固、扩展，也是处于一种彼此相互依赖和促进的进程之中的。在通过日益强烈的分工化所组合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联系也被不断地复杂化，从而也使得两者必须互相配合和依赖，才能确保更为广泛的经济交换并使之良性地循环。

由此可见，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统治便成为无源之水。同时，一个稳定的、具有广泛有效的干预和保护功能的中央权力的存在，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也唯有它，才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密不可分，这对处于过渡时期的所有欧洲国家来说都是有效的。

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里阿斯，通过对英国、法国的中央集权化国家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这种向着中央纳税国家以及统治机器的发展，唯有当它作为一个受到具体的社会集团和具体的个人影响的社会过程时，才可能真实地进行。处于大小集团紧张关系中央的人——国王——总是在行使着平衡功能，而那些集团，既作为独立的对手，也作为行动的伙伴，在彼此牵制着。所谓中央集权化的“国王机制”，正是与这样一种形势相联系的，在这种形势中，既不是传统的领导集团（贵族），也不是市民出身的功能性集团（资产阶级），能决定政治统治争端的结局。也正是从这种僵局中，才产生了一种中央权力的发展余地，这种中央权力要贯彻的目标就是平稳各社会力量对比。它也恰恰构成了向中央集权化更发达阶段中那种充当贵族与市民阶级之间仲裁人的专制主义国家角色发展的基础。^〔20〕

但是，在德意志空间里，这种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已经不可能像荷兰、英国、法国那样，首先从贸易和工商业领域中获得它的冲击力了，因为德意志的那些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已经由于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三十年战争的破坏而衰落了。因此，这种冲击力只可能来自农业领域，只可能来自农业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然而，当不是由城市工商业的市民阶级，而是由农业领域中旧有贵族阶级来领导和推动这场转变的时候，这就必然会产生出不同于荷兰、英国、法国的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而这一点将决定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德意志“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尤其是始终代表着这条道路的那个区域——勃兰登堡—普鲁士大选侯国的发展，成为了我们必须给予特别关注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

令历史学家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新生工业世界的冲击面前，为什么在德意志空间里，唯有在打着农业社会关系烙印的易北河以东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能建立起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化国家呢？普鲁士容克贵族，这个曾经统治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什么能够在一个向新社会形态过渡的时代中，使自己不仅保住了过去的政治和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而且还将这种地位带进了这个新时代，并充分利用这种政治统治秩序的稳定性，造就出了一种工业世界中发展的新模式呢？

回答这些问题的真实起点在于：在整个德意志空间里，唯有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参与了对欧洲大陆西北角上的那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孕育过程，因而也就跟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当然，容克贵族不是用向这个新生工业世界的市场输入手工工场产品，而是用输入农产品的方式来参与的。要了解这一点，回顾老欧洲经济中心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是很具有启发性的。

在15、16世纪以前，当德意志工商业城市还占据着欧洲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位时，不仅英国和欧洲西海岸地区，而且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靠近这一地区的普鲁士农业区，都是处于欧洲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的。在这个地区里，已出现了专为那些老欧洲的城市化中心提供基本食品的粮食供应商。自从16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心的西移，海外殖民贸易的扩展，不仅未使这一地区向新经济中心的工商业城市提供食品的粮食贸易变得更为艰难，反而使它变得更为容易了。

在过去，勃兰登堡—普鲁士若要进行粮食贸易，必须通过多如牛毛的诸侯国林立的关卡才能到达目的地，而现在，只需利用那条波罗的海沿岸的北德“黄金海岸线”以及日新月异的航海技术，就能将易北河以东农业区盈余的粮食与欧亚大陆西北角上正在兴起的新生工业世界连接起来。因此，当近代工业化在荷兰、英国悄然兴起的时候，当古老的汉萨城市因德意志工商业的凋零而无法参加与这些新兴国家的竞争时，尤其当这些国家因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而日益由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的时候，普鲁士容克则抓住时机，利用这条辽阔的海岸线，穿过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海道，向这个工业世界输入越来越多的粮食。这不仅是其他德意志中欧内陆诸侯国困守在旧有的农本世界中想干也干不成的，而且也是后来遭受革命打击的法兰西土地贵族在当时所无法想象的。^〔21〕如果说普鲁士的重商主义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么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商农并举”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商农并举”的方式使得普鲁士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经济开始向其自身的反面发生着转化。由于通过海外粮食贸易来换取货币有利可图，为了能将更多的粮食盈余投入到贸易中去，并利用良好的农业经济形势获得更高的利润，容克们不断扩大自营地，并逐渐将自己的庄园改造成农业企业。从容克由过去那种仅靠坐收地租致富的地主，逐步变成经营粮食产品的“农业企业家”的这一进程中，我们已能找到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的起点。(www.xing528.com)

但是，由于普鲁士容克贵族能比过去更好地发展他们的粮食贸易，并能在这个新生工业世界的经济结构中保持他们的经济功能，自然他们也就无需去对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而是采取了“再版农奴制”的形式。他们充分利用自己在“父长制”传统中的主人地位来对付仍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通过对依附农民的负担能进行任意加减的权力，他们制造着农民负担上的区别，使农民中产生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彼此争夺。其结果，农民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共同体。^〔22〕与此同时，农民的世袭臣服性，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所服的徭役以及向庄园主缴纳的实物地租，所有这些都扩大着容克地主的盈余，而这些盈余也是能进入到远程粮食贸易中去的。总之，农民承担着这种市场经济的生产代价，而庄园贵族却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基础。

这些在经济上成为暴发户、政治上又具有充分独立性的容克贵族是能造就一种中央权力的，只要他们认为有这种必要。当瑞典人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几乎不受阻碍地侵犯勃兰登堡—普鲁士，并封锁波罗的海上的那条“黄金海道”时，一直处于贵族宗派集团争夺之中的威廉大选侯却形同傀儡，因而无法顾及贵族们的贸易与特权。这一结果终于使容克贵族们认识到：“在现代大国激烈争夺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能充分发挥作用、并能确保贵族自身利益的中央集权政府，是绝对必要的。”^〔23〕于是，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作为各贵族宗派集团妥协的产物，同时也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政治行动组织的形式，开始被建立起来。它以全国最大的贵族地主霍亨索伦王室为核心，拥有了一种无需其他各等级同意就能行使的中央征税权。但是，它同时也规定了贵族的免税权，他们在庄园区域中的管理和司法权，以及农民的世袭臣属地位的不可动摇性。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权力措施还并不能直接贯彻到这些庄园区域的人口那里，尤其当这些措施触及到贵族们的经济利益的时候。例如，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禁止吞并农民土地来扩大庄园土地的禁令，在下达了数十年之后也几乎无效。可见国王尽管行使着职能上的权威，实际上只有一种有限的活动余地；而贵族们在直接利益领域里依然保持了大部分的政治上的自治权。

贵族与中央统治秩序的联系更主要是通过一支常备军的建立来体现的。在这种体制中，贵族子弟被有目的地纳入到国家任务之中，纳入到国家的最高功能之中，更确切地讲，纳入到军官生涯之中了。这种军官生涯，不仅对于那些更年轻的、没有土地继承权的贵族世家的老二、老三们来说，往往是具有吸引力的，而且对于他们作为庄园主的父兄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它代表了一份不小的附加收入；另一方面，军官的岗位也能对庄园区域中贵族统治的巩固有好处。这种军事体制规定了军官只能由容克子弟来担任，农民子弟也只能在他所属的庄园区域作为士兵参军。尽管军队归国王调动，但它得以庄园区域为单位进行调动。这就使得即使在服兵役期间，农民子弟也不可能摆脱对主人的依附关系。军队内部也仍然是容克贵族们的天下，而容克们也只是在为这种军队提供着军费。由此可见，这种军事体制在欧洲是惟一性的。

这种打上了“父长制”烙印的庄园主自治与军事制度，为这个现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双重保险：一方面，一种中央权力得到了确保，但它首先是作为贵族们的一种专制主义而被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普鲁士体制”，又将容克贵族作为负载国家功能的阶级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秩序结合在一起。^〔24〕因此，容克贵族在这个社会中扮演起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业企业家，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独裁专制的社会权力以及由他们所确保的政治统治关系的载体。

总之，由于以从事远程粮食贸易的方式参加了工业世界的经济大循环，勃兰登堡—普鲁士容克贵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并建立起德意志空间中其他任何诸侯国都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经过霍亨索伦家族从弗里德利希·威廉大选侯到腓特烈大帝三代君主近一个半世纪（1640～1786年）的励精图治，东征西讨，勃兰登堡—普鲁士先后击败瑞典、波兰，夺得了从易北河口远至柯尼斯堡的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不断向中欧内陆地区伸展，因而使18世纪成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这个牢牢掌握着通往新兴工业世界的辽阔海岸线的德意志邦国，在这个新世界向德意志空间发动直接而猛烈的冲击以前，已开始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

三、理性主义的官僚集团

在我们能对普鲁士—德意志“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作更合理的解释以前，必须注意到另一份普鲁士“特产”——普鲁士国家官僚集团。这是因为在中央集权化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国际间有历史意义的区别：在英国、法国这些国家里，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是依靠王室与市民资产阶级的联盟才建立、扩展起来的，这些君主政府能够将它们所支持的市民阶级的新社会力量作为一种平衡手段来抗衡贵族。而在普鲁士，中央集权政府则相反，它是依靠王室与容克贵族的联盟才建立起来的。由于没有出现那种能作为平衡手段的市民阶级的社会集团，因而与英、法等国相比，普鲁士的中央权力又是相对软弱的。为了中央权力的强化，国王必须首先发展起一种能与土地贵族以及军队相平衡的政治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体现着普鲁士中央集权化政府管理机制的核心力量——文官集团。普鲁士城市经济生活的新萌芽以及市民资产阶级的成长，也首先是这个文官集团自身发展需要的产物。因此，研究普鲁士国家官僚集团的成长，对于研究“自上而下的现代化道路”的前提和开端，也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普鲁士官僚集团的成长和发展，首先是与普鲁士军队近一个半世纪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这个邦国的版图连续性的扩展，超出容克庄园领地之外的王室领地日益扩大，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代表国家的官僚去进行管理。到腓特烈大帝时代，这种王室领地已达到普鲁士领土的二分之一，因而也就逐渐在国家政治运行中形成了一个从事国家管理、充满专家治国气味的集团。^〔25〕这个集团组织范围的广泛性，管理行动的连续性，专家型的垄断性，以及特别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恰恰为它自身权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腓特烈大帝的严格训练下，这个以建立一种现代理性的领导行动机制为目标的集团，培养出一种具有普鲁士特色的管理风格，并以“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的作风而闻名于世^〔26〕，因而成为了不仅是德意志空间里，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工作效率的管理机器。

从威廉大选侯时代开始，这支官僚队伍，也是按照军事上的“普鲁士体制”的模式，从贵族世家中的老二、老三们中进行筛选的。甚至在历经数代人以后，这个集团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它的最高层，也几乎清一色地来自容克贵族世家，这说明了他们与土地贵族血缘上的联系。然而由于长子继承制的关系，这些贵族家庭中的老二、老三们已与家族的土地占有权分离了。这一点似乎与军事官僚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人们同时还必须注意到这种区别：“这是一批定居于城市中的人们，他们已通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和候补文官训练，通过效率上的成就感，通过普鲁士国家哲学的熏陶，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作为庄园占有者的父兄们，与其他职业者们区别开来。”^〔27〕而且它的中下层成员，显然也不能由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来担任。因为文官系统毕竟与军队系统不同，在军队中对士兵往往只需要纪律、服从和勇敢，而在文官系统里，即使是最下层官员也需要管理上的知识、技能和办事效率，因而只能由受过教育的人来担任。国家管辖范围的扩大迫使着官僚来源的扩大，但是这种受过教育的人，除了能来自贵族家庭外，就只可能来自其他财产占有者家庭，正是在这里，那套“普鲁士体制”被突破了。

王室领地的日益扩大，也同样需要人去经营。自从威廉大选侯以来的各代君主，为了平衡土地贵族和军方的势力、增加国库收入需要，都根据中央权力行动自由的原则，有意识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王室领地只委托给非贵族出身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承租人。正是王室的这种首创精神，才导致了一种真正的乡村资产阶级的产生，而且也正是从这些人的子弟中，以及从那些投资于工商贸易业的、当时数量还极为有限的市民家庭的子弟中，筛选出官僚集团的补充力量。尽管这些人的数量最初还是有限的，即使在占据官僚集团中下层的全部岗位上，也还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从突破“普鲁士体制”上讲，意义是重大的，它说明普鲁士的文官集团毕竟开始与新兴市民资产者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了。而且由于这些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也终于获得了国家公职人员资格，并能免服兵役和减免纳税款。这种出身、经历和特权，不仅使他们与现存统治秩序达成了和解，同时也将他们的家庭以及那些培养他们成长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们，从感情上带入与官僚集团的最高层的一种“利益共同体”之中。而这些市民阶级的子弟代表着受过启蒙的普鲁士市民社会最早的公众，这支公众的队伍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补充新的力量。

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文官们的经济待遇得到了法律上的终身保障，这一点来源于腓特烈大帝“开明专制”中吸引其他邦国精英人才的动机。因此，普鲁士的文官们不至于因提出了不同意见或是反对国王的某项主张便导致衣食无着或杀身之祸，这不同于军队中那种对命令只有服从、不允许讨论的气氛。这不仅使他们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而且使他们有了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从而造就了一种普遍进行政治讨论的气氛，甚至使国家官僚的圈子具有了一种“替代性国会”的功能。^〔28〕这个集团在君主专制主义政府的表象下运转着，并日益企图限制君主个人的活动余地。

总的说来，文官集团与武官集团都是贵族利益的体现，但是除了成分、气质上的区别外，还有着功能上的极大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它能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土地贵族大地产以及军队相平衡的政治因素的主要原因。军队与武官集团的建立对中央权力的巩固，当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贵族们建立中央权力的目的，只是希望这个中央权力能在对外问题上保证他们更好的商业机会，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依赖于远程贸易的，而不是为了制造出一种中央权力来限制自身的地方性权力。因此，他们更多体现着的还是地方性的封建统治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前现代化”的统治关系。这一点已经从庄园主自治与军事体制的联系上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文官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央权力的体现。“官员是国家的公仆”，是腓特烈大帝的一句名言。而且这位国王也将自己标榜为“国家第一公仆”和“公益的保护者”。^〔29〕而黑格尔则是这样为普鲁士官僚集团下定义的：

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它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30〕

这种国家和社会普遍利益保护人角色的自我理解，使他们不仅代表着贵族的整体利益，而且也是要反对地方贵族的局部和特别利益的。他们宣称自己有权取代那些完全陷于腐败之中的土地贵族的代表，而且也的确在超出王室领地以外的省一级区域里采取这种行动。他们坚信社会关系的可塑造性，相信现存国家通过有目标、有效率的干预，能够控制和操纵社会发展方向，能够造就一种对社会结构转变必不可少的适应能力，因而也就无需去改变国家和社会传统的权力分配。因此，他们不仅能在政治调节的实践中不断地伴随这场社会转变，而且也经常“率先地采取行动”。这种思想观念和行为功能上的独立性，也恰恰使他们成为了这个新兴强国能对时局作出有效反应，并能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的发动机。

这个集团积极主张进行“开明专制”的改革，采取宽容政策，实行相对的法律平等，剪除封建弊端，发展工商业经济、福利和教育。但这种“开明专制”以及重商主义政策，不仅是为了邦国间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围绕着内政上两个彼此相关的目的进行的：其一，使王室能分享经济上的繁荣，从而为中央权力的强化以及这个官僚集团的发展获得新的财政来源，因为这部管理机器的费用相当部分此时还必须由王室自己来支付（贵族们提供的仅仅只是军费）；其二，扶植、培养一支市民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对宗教上的少数民族——犹太人的宽容政策以及对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萨尔茨堡路德教徒的接纳、安置政策的背后，也有着这种动机：想培植一个具有专门知识和企业家经历的、有能力的资产阶级，来发展一种具有平衡功能的社会力量，以便能抵消地方贵族对中央的独立性，并强化中央政权。”^〔31〕

当然，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代中，这种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中央集权化的官僚集团自身的发展和巩固服务的，为现存统治关系的稳定服务的。腓特烈大帝十分清楚，中央集权的强化仍然取决于贵族能否从这种强化中获得更好的利益分配。因此，他在1752年所制定的“基本原则”中（这些原则在1786年成为了他的政治遗嘱），关于贵族仍作了这样的规定：“国家主权的政策目标在于维护它的贵族。”而关于资产阶级则规定：“他们能够在工商贸易上投入他们的资本，但不允许他们获得贵族的庄园和地产。”^〔32〕

但是，这种对贵族利益的维护，并不意味这个官僚集团只着眼于父兄庄园的狭小利益。远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前，他们便已提出这样的口号：“唯有通过改革才能避免革命，才能保证国家的前途，也才能真正保证贵族的未来！”与此同时，他们又拒绝农民按自己的要求来进行“农民解放”，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可能很容易引起政治上的骚乱。”^〔33〕而当农民起义发生的时候，这个官僚机器总是毫不犹豫地采用军事手段来镇压。总之，在努力将自己变成一支独立的解放力量的同时，这支官僚队伍又是反对其他的力量成为独立和解放力量的。

在普鲁士，与德意志各邦国一样，未能出现一场自下而上革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诸如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的分裂，以及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同法国市民资产阶级相比，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在政治上也不够自觉等原因外，也要归因于官僚机器的效率、廉洁、理性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治理作风，以及开明专制主义的成就。因为这不仅使这里的王朝比法兰西王朝更少腐败和无能，而且也使得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权力受攻击面较之波旁王朝的旧制度要更小些。

在结束这一章节的时候，有必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德意志理性的现代化是进步的，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官僚制度也是相当现代化的，甚至是具有开创性的。但在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工业化技术方面，在市民资产阶级的发展方面，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统一体方面，整个德意志空间都是落后的。因此，不是经济上占有财产的市民，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市民成为了德意志的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市民又是与官僚集团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政治上面对着的封建传统力量则是强大的。因此，尽管有一种普鲁士官僚主义的、部分也是反封建的改革，但是在这里也与其他德意志诸邦国里一样，整个社会仍然是以对最强大的社会集团——封建贵族——的服从为基础的。贵族，首先是容克土地贵族，却是一支在中央具有军事功能并在地方上行使着政治统治功能的强大的“前现代化”力量。社会能动性的力量，不仅从法律上讲，而且从事实上讲，都是很小的，而顽固的分裂力量则是强大的。这样，在整个德意志空间里，既没有出现像法国那样的民主革命形势，也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的工业革命形势，倒是出现了一种哲学革命形势。而那个受过严格教育的、有市民成分参与的普鲁士官僚集团，不仅在为权威的君主专制国家履行义务，而且也在为正在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性意识履行义务，它的改革与固守，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双重性，使它处在一种矛盾的位置上。在这个时代里，它倒向何方，以及它的现代化改革倾向的强弱，都首先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大小。因此，只是当法国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席卷欧洲大陆的时候，普鲁士才终于在这个官僚集团的领导下实现了向新兴工业世界现代化社会的突进。

注　释

〔1〕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38页。

〔2〕弗朗茨·施纳贝尔：《19世纪的德意志史》，弗莱堡1964年版，第104页。

〔3〕弗朗茨·施纳贝尔：《19世纪的德意志史》，弗莱堡1964年版，第105页。

〔4〕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19页。

〔5〕弗朗茨·施纳贝尔：《19世纪的德意志史》，弗莱堡1964年版，第106页。

〔6〕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4页。

〔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

〔8〕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40页。

〔9〕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32页。

〔10〕戴维·卡列：《德国问题的再考虑》，伦敦1978年版，第60页。

〔11〕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35页。

〔12〕赫尔穆特·M·米勒：《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曼海姆1990年版，第91页。

〔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14〕赫尔穆特·M·米勒：《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曼海姆1990年版，第91页。

〔15〕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42页。

〔16〕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26页。

〔17〕托马斯·里佩代尔：《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慕尼黑1986年版，第48页。

〔18〕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19〕佩里·安德逊：《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法兰克福1979年版，第20页。

〔20〕罗伯特·埃里阿斯：《关于文明化的进程》第2卷，法兰克福1980年版，第236页。

〔21〕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33页。

〔22〕汉斯—于尔根·普勒、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回顾中的普鲁士》，哥廷根1980年版，第123页。

〔23〕佩里·安德森：《专制国家的形成》，法兰克福1979年版，第242页。

〔24〕奥托·比希：《老普鲁士中的军事体系与社会生活，1713～1807》，柏林1962年版，第53页。

〔25〕汉斯·罗森堡：《官僚、贵族、独裁专制，普鲁士的经历，1660～1815》，剑桥1958年版，第109页。

〔26〕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52页。

〔27〕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8年版，第237页。

〔28〕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60页。

〔29〕赫尔穆特·M·米勒：《德意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曼海姆1990年版，第122页。

〔30〕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科隆1970年版，第55页。

〔31〕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36页。

〔32〕彼特·鲍格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格尔默尔林1966年版，第59页。

〔33〕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