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死亡，因为我们所有方面的精神都已经停止了，我们想改变，但我们并不想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血液已经被毒化了，我们打算在地球表面的每一个角落里都覆盖一层膏药，但是，你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已被毒化的血液吗？你不能。病人终有一天要崩溃，带着从头到脚的膏药一起崩溃！〔75〕
也正是由于他们普遍地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可挽救，因此，他们既没有去帮助共和国的民主运动，也没有去帮助共产主义运动。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下的任何作品，却同样能为纳粹运动所利用。
新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则是一批不仅抛弃了旧帝国和共和国，而且将未来的理想投影到过了时的“前现代化”社会形式中去的人。具有特点的是，他们都呼吁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因为他们都认为，社会变化的极端性，只有用更极端的彻底解决方案才能对付得了。因此，他们与左翼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往往还怀有一场反革命的梦想，并不停地宣传：“这场革命将粉碎所有的制度，改变所有的价值观，导致一个具有无与伦比之力量和思想统一的新帝国的出现！”〔76〕
这场被他们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是停留在“沙龙”、“俱乐部”的坐而论道和著书立说上的。这些言论与作品尽管运用了极高的伦理腔调，却迅速滑入了反理性主义的轨道。他们所信奉的那条传统主义路线，例如，对《凡尔赛条约》的拒绝，对民主共和国的仇恨，《沥青文学》的喧嚣，对“新帝国共同体”的幻想，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德意志的世界使命意识”，“专制独裁的社会改造”等，从思想纲领上讲都对准了“前现代化”样板，但从意识形态上讲却又与纳粹主义的文化政治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讲，这些人大多又是极为轻视“不学无术、没有教养、野蛮的”纳粹主义者和希特勒的，也不去参加纳粹党及其运动，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大多成为了纳粹主义极权独裁统治迫害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们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的作品对青年人的影响，使得他们实际上为纳粹夺权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保守主义阵营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唯心主义哲学家阿尔图尔·摩尔勒·范·登·布鲁克、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本格勒，还有那位由保守向激进作急转弯的青年文学家恩斯特·容格尔。这些“文化悲观论者”都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没有灵魂的、丑恶的纯商业资本主义”，都相信“这个由民主、自由虚弱无力的哲学所统治的社会正在败落并最终要灭亡”，并号召“造就一个英雄民族，把德国从这种迫在眉睫的局势中拯救出来”。布鲁克这样写道：
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强调的只是伪善的理性而毁灭了人类英雄的精神，用自由的名义造就了无拘无束和道德败坏，以进步的名义培养了守财奴和奢侈浪费。它伪造着生活的本质，阻碍了本能的发展，抑制了人们为应付苛刻的现实所不得不具备的能力，用慢慢破坏民族道德结构、剥夺民族对权力的热情和愿望的方法来促使民族崩溃。这种证据已经能够在西欧和南欧的国家里找到了，这些国家已经呈现出退化的征兆，德国将会屈服于同样的疾病，除非它在青年人的胸膛里能重新鼓舞起抵抗的意志，除非这个民族能重新返回到古老、单纯、质朴、荣誉和勇气的普鲁士品质上来。〔77〕
布鲁克也是一位最有影响的“背后捅刀子理论”的宣传家，早在1925年就通过他那部轰动性的著作《第三帝国》，预报过一个“新帝国”的来临，尽管他所设计的那个“新帝国”，实际上仍然只是贯彻“前现代化”传统专制的一种翻版。
斯本格勒是通过他于1923年出版的那部对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全面批判的名著《西方的没落》而名声大噪的，这部著作也一直成为在世界上引起最激烈争论、引起最多误解的历史理论著作。在这部充满“文化悲观主义”气味的著作中，他认为“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仅仅证明了胜利者也真正的失败了，因为所有西方文化成员国家都同时衰败了”。但是，在认识了布鲁克后，他发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怀疑，“在经历了这个普遍衰败的时代之后，难道德国就不再能以一个生机勃勃新大国的面貌重新出现了吗？”因此，在布鲁克的引荐下，他加入了反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知识界的“六月俱乐部”。在1924年由该俱乐部组织的一次对青年听众的演说中，他这样讲道：
人类的野兽正在向我们爬来，非洲的阴影正笼罩着欧洲，在我们的价值观就要开始实现的时候，青年们，抛开文化和种族上的包袱吧！这些包袱会压垮你们，使你们无法开始你们必须开始的航程。在前面艰难的岁月中，强有力的人物将会出现。我们必须相信，他们肯定需要他们所能依靠的人，他们需要连俾斯麦都没有能找到的一代新人！这个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也是必须的！这个命运已经确定了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青年们，勇敢地服从于你们的责任吧！〔78〕
尽管这个“新大国”准确的纲领究竟是什么，连斯本格勒本人也模糊不清，但他的崇拜者，青年文学家恩斯特·容格尔则迅速将这种右翼保守的“文化悲观论”推向了激进的“新战争文学”。这位“新战争文学”的先锋，极力煽动反理智论并宣扬战争暴力论。在他的作品中，强调的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是冲突的“英雄场面”，以及杀气腾腾的帝国主义战争思想，因而也使他成为了“保守主义阵营中向纳粹主义方向作最激进转变的反叛者”。在他那本《作为内心经历的战斗》的名著中这样写道：
战争是一种真正伟大的经历，战争是必须的，因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唯有在战争中，在战壕中，战斗并战死，人们才能找到返回他们生命本质和源泉的方式！这是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进行的，也是这样准备的！因此，考虑后的行动只是一种没有男子气的柔弱征兆，内脏是比心灵更为健全的指导者，热情、汗水和鲜血将解决所有的问题！战争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预示新权力的力量，它是将世界捶进一个新境界和新共同体的铁钻，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将用鲜血注满！战争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新人将在我们中间产生！凡是没有在弗兰德斯战斗过的人们，你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79〕
后来加入纳粹党的许多青年人，在他们的“美国主义”梦幻破灭之后，都是首先通过这部小说，才激起了“渴望战斗的情绪”的。
对此，著名的进步主义文学评论家恩斯特·罗伯特·库齐乌斯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对于我们德意志人来说，要想从命运和悲剧中寻找精神上的源泉，可真是太容易了。而命运又总是在为那些在精神上迷失方向和幻灭的人们逃避对过去和未来的责任而辩解，也总在使他们引以为荣，这不能不是悲剧！〔80〕
当那场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结束了“美国主义”的神话，同时也是第二次动摇了德意志学者阶层的生活安全的时候，来自右翼的新保守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评，已经能够用更高的伦理腔调来反对“都市化社会”的现代主义了。在一种向“前工业化”田园诗景致的全面退却中，这批“文化悲观论者”的所有作品都在企图从历史神话的复兴中，找到一条摆脱20世纪思想—文化危机的出路，因而也将“健康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与现代化大城市的“无灵魂性”对立起来，将德意志乡村的“传统美德”与大城市的“罪恶深渊”对立起来，至于纳粹主义者，已经喊出了“用农村来反对大城市”、“实现血与土、农夫与武士的乌托邦理想”的口号。由此可见，纳粹主义本身是能够从新保守主义文化批评的伦理说教中获得足够多的营养的，是能够从愠怒的小资产者对已丧失的特权的依恋中获利的，也是更能从战后一系列危机中不断培植起来的价值丧失感和方向迷失中获得市场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用他沉重的语言对20年代的德意志文化批评运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在我看来，对于人类这个种属来说，决定命运的问题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否、或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成功地克服侵略和自杀的驱动力对人们的共同生活以及融洽相处所造成的干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在现今的时代里，理应得到一种特别的关注。人类现在对自然力的控制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已能凭借这种对自然力的控制，轻而易举地灭绝到最后一个人了。人类现在已经相当多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安，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担忧了。现在人们所能够盼望的是，两位天神（死神与爱神）中的一位，那位永恒的爱神厄洛斯，将会作出一种努力，以便在与他那位同样也是不死的对手的斗争中伸张自己。但是，谁能预测到斗争的结果和结局呢？〔81〕
第四节 虚假的稳定
一、斯特莱泽曼的对外政策
在经历了1923～1924年内政和外交上的低潮后，关于德意志行动余地的幻想再也没有地盘了。由于结束了“消极抵抗政策”，并奉行那种被不少同时代的德意志人称之为“外政上的投降”政策，才为共和国迎来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的新开端。
作为1923年至1929年的外交部长，斯特莱泽曼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政策，即用和平手段修改《凡尔赛条约》，努力减轻、扫除战争失败带来的后果，为德国重新回到大国行列创造前提条件，它的中心目标就是“德国的自由与德国的大国地位”〔82〕。这一政策对德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改变，其速度比任何人在1923年所曾预料的都要快。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就有效扫除了《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大量限制。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大国政治秩序中也似乎愿意承担一种新的、合作者的角色了，以至于人们将“相对稳定时期”也称之为“斯特莱泽曼时代”。但是，人们同时也不应忘记，沉重的内政、外交上的负担依然存在，它们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初恶化的内、外框架条件下导致一种对外方针上的致命性变化。
斯特莱泽曼是在四个方面展开他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而且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也每每打了大量保留性的折扣。
其一，斯特莱泽曼开始奉行新的“履行条约的政策”，并将对条约义务的履行与有步骤的修正联系起来。自从《道威斯计划》实施和新货币取得稳定以来，关于德国的赔款作出了新的规定，德国每年只需缴纳10亿～25亿马克的赔款，但同时美国的资本开始涌入这个国家。从短期来看，这满足了德国外汇上的需求，并开始了赔款上的循环。从中期来看，这形成了一种美国贷款——德国赔款——法国向美国还款——新一轮美国贷款的恶性循环。1929年底，这场热闹的财政循环的崩溃，终于使参与国陷入了一场危机和灾难之中。
1929～1930年的《杨格计划》是在《道威斯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的，它规定德国要在1988年最后偿清它的赔款债务，但每年所缴纳的比率比《道威斯计划》规定的还要低，同时盟国对德国财政上的监控也宣布取消。然而事实上，《杨格计划》几乎没有实施，因为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美国总统胡佛的《缓债令》允许德国延期一年缴纳赔款。而且在1932年夏天的“洛桑会议”上，在德国的强烈要求下，盟国最后一笔勾销了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承担的所有赔款义务。
在赔款问题上，总的来讲，它给德意志战后经济造成的实际负担，要比人们所担心的少得多。从1919年到1924年德国大约交出了共100亿马克的赔款，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出现了一场外国在德国的投资其总额高达150亿马克的贬值。根据《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规定，德国每年实际缴纳的赔款在6亿至21亿马克之间，因此，从1924年至1932年间，其总数实为132亿马克，同时有价值大约为280亿马克的外国资本流入德国，仅美国人就因为经济大危机到来而在德国损失了其中的80亿马克。〔83〕因此，赔款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其关键不在于给德意志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具体损失，而在于赔款规定的庞大数目和缴纳方式，先是苛刻，后是遥遥无期，给德意志人带来了心理上沉重的压迫感，因而也为德国国内右翼激进主义力量的煽动提供了一个价廉物美的口号：“从前线的一代直到他们的第三代！”同时，那种贷款——赔款——还款——再贷款之间的恶性循环本身也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危机年代中的“洛桑会议”开得太晚了。
其二，斯特莱泽曼的“谅解政策”为德国经济恢复带来了机会，德国也再度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在决定性的领域中，它的经济发展仍低于战前水平。从1926年至1929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达到11.6％，但仍低于1913年13.2％的水平，并大大落后于美国的42.2％。在世界出口份额上，德国下降到世界第三位，由1913年的13.2％下降到1929年的9.1％，而美国为15.7％，英国为11％。出口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13年的20.2％下降到1929年的17％。〔84〕此外，德国还面临了一个不断提高入超和外债的问题，因而也提高了德国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会出现特别的问题。德国经济潜力的缓慢恢复本身是有助于提高它在世界政治上的分量的，以“谅解”为方向的新的对外政策，也使它作为美国经济上的“小伙伴”，在世界市场上似乎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接纳，而且在世界经济增长和美国贷款的基础上，这种国际上的谅解政策与世界市场的自由主义化也似乎在同步运行。但是，当世界经济在危机中崩溃时，1929年以前被证明是成功的方案也必然会变成负担。这是因为，当危机到来的时候，每个民族都是尽可能地拯救自身而不顾别人的，而且在世界市场的开放经历了失败之后，各工业化国家都必然逃进民族和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之中。因此，1924年实际上并没有真实地向德国提供经济开放方面真正有前途的选择，它面临的仅仅是这个灾难性的现实：在经历了一战前的民族自我供求关系的年代之后，在一战后的这场世界经济重建未能真正完成的条件下，由于没有获得成熟、适当的时机，它的第一次向世界开放的尝试，仅仅在持续了六年之后，便在积累起来的结构性矛盾中失败了，从而也使“金色的二十年代”的“相对稳定”陷入崩溃之中。
其三，斯特莱泽曼力图向德意志公众提供能引起轰动效应的修改现状上的成就，其目标是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民族大国地位。因此，他特别发展了一种对西方的谅解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争取获得法国的谅解。因为在斯特莱泽曼看来：
德国能得到美国和英国的善意支持越多，就越会造成法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为了不使法国被推进孤立并对德国的西方谅解政策进行破坏，就必须承认并满足法国的安全利益。我们只能在建立一种通过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安全体系的对策中，有步骤地扫除《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限制，而这是唯有在一种紧密的欧洲合作和德法平衡中才可能提供机会的。〔85〕
在这条道路上，斯特莱泽曼与西欧各国达成了1925年12月的《洛加诺公约》，规定了由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来共同担保1919年的西部边界。1926年德国被接纳进国联。在取得了这些公认的外交成就后，斯特莱泽曼将对莱茵兰的快速收复作为他的下一个任务，为此，他与法国外长白里安举行非正式会谈，谋求一揽子解决所有现存问题的方案。但是，法国方面提出德国应该提前缴清赔款，来免除法国和比利时在财政上的困难，以换取萨尔、欧本等地区回归德国，以及从莱茵兰撤军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没有唤起美国资本提供者的热情，而德国又是必须依赖美国所提供的贷款来保证赔款的缴纳的。
遭受了这场整体修改上的挫折后，斯特莱泽曼仍然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的成功，如在1927年，使盟国结束了对德国的军事监控；通过《德法贸易协定》使两国经济关系自由化，并在1928年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所酝酿的和平气氛中，于1929年8月与西方达成了立即从莱茵兰撤兵的决定；同时通过《杨格计划》达成了关于赔款的新规定，甚至德国与法国一起支持的一个“欧洲联合”的倡议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至此，人们可以说斯特莱泽曼的西方谅解方案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此时还不能断定，德国在恢复了它的行动自由后，是会去重新推行一项传统的大国政策呢，还是会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推行承认现状的政策。然而，由于斯特莱泽曼本人于1929年10月3日去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各工业化国家民族经济主义的回潮，这种对西方的谅解政策在未完成的情况下崩溃了，而1930年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
其四，对斯特莱泽曼来说，修改德意志东部边界是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不可抛弃的目标”，因为在德意志公众那里，与波兰的划界是首先被异口同声地称之为“不公正的民族耻辱”的。在这种划界中，东普鲁士因“波兰走廊”而与其余的领土区域分隔开来，从而导致了约100万德意志人必须生活在波兰的主权之下。事实上，德意志在波兰的少数民族问题提出了一个广泛得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因为大约1000万德意志人此时生活在国家边界以外的东欧、东南欧和中欧国家中，这还不包括那个现在已完全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拥有主权的奥地利的人口，它与德国的合并要求在1919年就遭到了西方盟国的拒绝与阻挠。
德意志东方政策的两个核心问题，即边界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反映了一种广泛紧张的、也是难以解决的局势，它关系到这些空间上的政治新秩序问题。数百年来，在这些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居住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同民族解不开地重叠在一起，并彼此啮合着，而各民族的核心空间被广泛的民族混合区域所环绕，使得任何一种边界的划分都必然会产生少数民族问题。随着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崛起，这种民族混杂局势已造成了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但是，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只要东方的三个大帝国，即沙俄帝国、奥匈哈布斯堡君主国、德意志帝国，都保持着一种共同生活的跨民族国家框架，这种紧张至少还是相对有限的。然而，1919年对以前的这三大帝国领土上的居民实施的“民族国家原则”的新规定，不仅使得新建立的国家与所有的邻居都发生了边界冲突，而且也使它们在自己的版图内与民族少数派发生争端。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它的相当部分不是在跨民族的国家里作为主人民族，而是在大量的民族国家里作为少数民族，这种局势还是崭新的。〔86〕
因此，在东部边界问题上，斯特莱泽曼的立场从内容上讲是毫无灵活性可言的，仅仅在修改方式上，他比德国军事领袖冯·西克特周围的人要更具有现实性一些，而这些军人想通过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走上一条与苏俄共同抹去波兰的道路。斯特莱泽曼则寄希望于在西方大国的赞同或者至少是容忍之下，通过谈判来修改边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洛加诺公约》的背景下，德国尽管也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仲裁条约，规定对所有冲突采取和平解决方案，但绝不放弃对东部边界进行修改的真正原因。然而，这种外交上的德意志民族政策与边界修改政策，必然会给这个本来就不稳定的东欧、中欧地区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而也是没有真正建设性前景的。
从长远来看，与战前相比，德国在这个空间中的地位事实上已根本改善了，因为苏俄大大地退缩回去并长期忙于它自己的事务。那些“共产主义防疫线”以西的新民族国家，从芬兰到罗马尼亚需要一种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依靠，而这种援助和依靠，法国和英国只能暂时性地向它们提供。德国若是放弃关于东部边界的修改政策，尽管这对它来说肯定是痛苦的，本来有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为这些新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安全合作的类似地区，也有可能赢得在这个地区的一种非正式的、靠经济力量来支撑的霸权地位。30年代希特勒以战争扩张为方向的东方政策表明，在这个空间中利用这种有利于德国的力量对比，受到了多么长久的推迟。因此，斯特莱泽曼若是推行一项以合作为方向的东方政策本来是有希望孕育一个不同的未来的。
在对斯特莱泽曼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作出评价和总结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这种修正目标的追求具有消极因素。因为内涵上并不精确的“修正”概念，以及那种没有被打碎的大国意识，本身是能够使另一种德意志外交纲领在“修正”的掩护下，沿着重新谋求中欧统治地位，继而谋求一种欧洲霸权地位，最后是重新向世界大国地位伸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
当1928～1929年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目标的进一步实现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使得两种方案成为了可能：或是放弃修正主义目标而采取全面合作的目标，或是对谅解战术进行重新考虑，而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政策。直到斯特莱泽曼去世之前，这种决断还没有作出。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尤其是布吕宁政府的政策，已经在向着所谓“大空间政策”的方向转移了，这种政策本身就是为冲突作准备的，因而已不再是谅解性的，而是对抗性的了。政府外交政策的发言人卡斯·冯·策恩特隆1931年这样强调：
从根本上讲，一个令人满意的欧洲，绝不是通过与法国的合作，而是要通过与法国的斗争才能出现的。我们需要的欧洲，是一个有我们参加的条约所组成的欧洲，那是一个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加以修正的欧洲。因此，德国必须在可能缔结的条约出台之前为进一步的修正而斗争，它绝不能在这些条约缔结之后，才去作那种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期待！〔87〕
布吕宁政府之所以敢于采取对抗政策，依赖的正是由斯特莱泽曼已经创造出来的有利条件。这就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对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的评价。例如，他给德国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使得德国国防军迫切要求军事上的平等地位，这本身又导致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由他完成的从莱茵兰提前撤走外国军队的步骤，事实上已经夺走了法国人最后的有力手段，并给予了德国在未来的一种行动自由，以及在特别局势之下可能采取对抗性冒险政策的本钱；由他所争取到的《杨格计划》对赔款的进一步削减，为布吕宁结束赔款义务的最终实现创造了条件，但这种最终实现是以将世界经济危机的困境加以工具化的方法才达到的，因此，它不仅决定性地深化了经济危机，而且毁灭了在国际上进行进一步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所有可能性；至于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的计划，作为“德奥合并”的预备性的阶段，则是斯特莱泽曼的东方政策中固有的，尽管它在1931年由于西方大国的抵抗而再度归于失败。
但是，第三帝国成为了斯特莱泽曼修正主义政策果实的最终收获者，因为至少到1937年至1938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是运行在布吕宁的进攻性对抗政策的发展轨道上的。当然，在作出这种结论的同时，人们还必须在斯特莱泽曼的方针，布吕宁的转折，以及希特勒直到1937～1938年的对外政策这三者之间进行质量上的区别。在实际政策的推行中，斯特莱泽曼一直是寄希望于和平协商和谅解手段的，因此，他的政策也有利于国际联系和国际义务的履行。但是，必须指出他的谅解政策上的矛盾性和非连贯性，这些也正是通过他的东方政策最先显示出来的。而这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在大危机所带来的世界局势的变化中，会得到进一步的恶性发展。
二、议会政党制的潜在危机
尽管从1924年开始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的民主议会制却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它甚至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到来之前就毫无效率可言了。要了解其中的原委，人们就必须了解这一时期参加组阁的几个最主要的政党。
在最初组成“魏玛大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中，社会民主党具有最强大的实力，而且在1930年以前也始终是第一大政党。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该党还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已经演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了。这种特点导致了它在1918～1919年的革命中与容克军官团相勾结并镇压革命，从而也导致了该党内部的最终分裂，因而也削弱了它的政治实力和威望。
为弥补社会环境碎片化局势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社会民主党在“相对稳定时期”便努力向“全民党”的方向发展，因而也使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人政党，成为了一个“勉强的”产业工人政党。1929年的成员统计中，产业工人仅占60％，其余为白领职员（10％）、政府官员（3％）、家庭妇女（17％）、以及中学教师、专门职业者、独立实业家和知识分子（10％）。由于该党不能解决令人头痛的青年问题，在宣传上又囿于教条主义毫无生气的形式，因而其吸引力大大减退并逐渐僵化和老化。到1930年，党员中年龄在25岁以下的仅占10％。〔88〕该党领袖埃伯特总统在1925年去世与兴登堡元帅的当选，使得这个党的政治势头大大衰落。特别由于与军官团在扩充军备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与矛盾，在1929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该党新领袖雷伯尔已清楚地认识到：“在军官团与这个第一大党之间的摩擦逐步加深的国家里，共和制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89〕
德意志民主党是这个社会自由主义传统力量的代表，这支力量中仅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经受住了俾斯麦时代、威廉时代以及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所有暴风雨的考验。然而，由这剩下来的五分之一成员组成的这个政党却偏偏在这个“稳定化时期”瓦解了。作为共和国初期的第三大政党，该党在1919年的国会中曾占有75席，然而在1920年的国会选举中迅速下降到39席，进入相对稳定以来，却从未超过24席，因而也是一个处于消失中的政党。〔90〕造成这种崩溃局势的原因在于，该党作为一个市民资产者的绅士政党，其成员大多属于学院派的知识人士和中间等级的职业集团。从本质上讲，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主张共和制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战后特殊动荡后，它的绝大多数成员转向了右翼民族主义。这种向右转的潮流，使得这个不断萎缩的政党在1926年以后越来越对议会制度持批评态度，甚至玩弄起反共和、反犹太的思想来了。
在社会环境碎片化的影响中，中央党是力量下降得相对较少的，因而也是表现得最为稳定的政党。它由信奉天主教的工会官员、工人代表、教师、作家、牧师，以及工业家、商人、地主、小农组成，因而也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政党。这使该党领袖在运用实用主义方面比社会民主党更能变通，也比民主党更能调和与民众的关系。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妥协，该党领袖约斯声称，他的党“不是一个不是这就是那的党，而是一个为什么不能二者兼之的党”。因而它也是一个左右迎合的政党。〔91〕1925年以后，由于政党政治上的混乱局势与争夺，如果没有中央党的参加，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统治议会的大多数，因而该党领袖不仅成为其他政党讨好的对象，而且也使他们更加自信妥协式的机会主义路线。到1928年，它甚至表现出更乐意采取非民主制的其他政治方案来解决德国的所有问题。
古斯塔夫·斯特莱泽曼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则是在战前的民族自由党基础上于1919年重建的。由于该党领袖斯特莱泽曼在处理战后动荡局势方面作过一些贡献，因而提高了该党的政治威信。这个党的显著特点是求助于商业圈子，因而也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代表德国工业垄断阶级利益的政党。由于它与社会民主党在雇主与雇员关系上紧张的利益矛盾，使得它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当斯特莱泽曼于1929年去世后，该党便滑进了极右派的阵营。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则是在原帝国时代的保守党基础上重新组建的，其成员包括原保守党的部分成员、原自由保守党人、过去的民族组织的左翼、基督教社会党左翼以及大部分不愿跟斯特莱泽曼走的前民族自由党成员。该党代表着城市资产阶级上层、工业界的各联合会、各职员组织以及容克势力集团中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利益，并奉行“修改凡尔赛条约，复辟君主制”的保守主义纲领。在1928年的选举中，前克虏伯的董事阿尔弗雷德·胡根伯格上台出任该党领袖，标志着该党温和的保守主义时期的结束，并开始了毫不妥协的反民主体制的斗争。
了解了这五个主要政党的性质和倾向后，人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从1920年至1930年之间就有在7位不同的总理领导下的13届不同的政府，而且没有哪一届政府的寿命能超过18个月的。如此之高的政府“死亡率”，是由于国会代表权竟被如此之多的政党所分享，以至于“大多数”只能靠联合来取得。由于最初组成“魏玛大联合”的三个政党的势力都已减弱，因而再也不能获得国会大多数，因此，自从1920年以来，能使这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政体获得正常生存机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只剩下以下两种了：或是由社会民主党联合中央党以及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左翼组成中—左大联合政府；或是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联合中央党以及德意志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来组成中—右大联合政府。〔92〕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局势未能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提供一种可调和的余地，因而导致了各政党之间利益冲突的上升；又由于各政党的首领们能任意撤回本党的政府部长们，因而就连这些潜在的、“能活命的”政府联合形式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在中—左翼的联合形式中，尽管能在对外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但社会民主党与斯特莱泽曼的德意志人民党之间在内政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利益冲突，使得这种联合越来越难维持。到1926年，德意志人民党已公开表示：“再也不愿加入到一个有社会民主党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联合政府中去了。”〔93〕
同样，就连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组成的中—右翼资产阶级大联合政府也难以稳定，因为这些政党虽然能在内政上达成基本一致，却难以在对外政策上长久地达成一致。例如，在1925年《洛加诺公约》缔结以后，中央党便愤然退席。所有这些冲突都只能导致执政的内阁立即失去国会的大多数，从而迫使现政府的下台和新政府的重组。因此，议会政治作为一种负担重重的进程，越来越象征着一种无止境的内阁危机。
根据《魏玛宪法》关于总统职能的第48条的规定，只有当政府的组成实在得不到国会大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才可能导致一种总统独裁式的解决方案。但是，在“相对稳定时期”，这种政府频繁更迭的局势，不仅正在造成选民对民主议会制的厌恶，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使得总统的政治倾向对民主议会制未来命运的影响自然增大了。
而在1925年新当选的总统偏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军统帅部代表保罗·冯·兴登堡元帅，他的当选对于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来说，无疑意味着一场严重倒退。这是因为这位共和国总统是一位并不光辉的、已经没落了的威廉主义的象征性人物，他的威望完全是从与威廉时代的传统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就这方面而言，他体现的是另一个德国。当初正是他与鲁登道夫一起，大谈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由于“德国军队被人从背后捅上了一刀”〔94〕。也正是这种“背后捅刀子”理论，这种最无耻的反共和国的传闻，为这个人授予了“圣礼”，而此人自1925年以来已站到共和国的最高权力位置上了。
另一方面，兴登堡与他的顾问们，尤其是与那位国防军的新强人库尔特·冯·施莱彻尔将军一起，正在充分利用议会制政府形成上的困难和弱点，将总统位置扩建成一个与国会竞争的权力中心。正是他们力图将共和国的政治轴心移向右边，并加强着独裁式的统治方式。相对稳定结束以前，他们就已经在鼓吹这种观点了：“严格地信奉宪法和议会秩序，只会鼓励政党们的无政府状态，更好的办法是以人民和国家的名义使用总统的权威。”〔95〕因此，这种总统独裁主义已开始被作为反民主的工具来使用了。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政治危机，《魏玛宪法》天生固有的裂缝就将撕开口子，而民主共和制的敌人已在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马克斯·韦伯曾力图区分统治类型，并提出过三种社会合法性的影响形式：传统的统治、理性的统治和“卡里斯玛式”（Charisma）的〔96〕，也即所谓“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独裁统治。但是，人们必须承认，魏玛共和国是不能以这三种合法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为基础的。
这个共和国从定义上讲是与传统的合法性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的合法性是与以前的君主制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联系，正在动员起共和国的右翼反对派们、传统的权力精英们的反共和潜力。因此，共和主义者呼吁传统的“德意志国家观念”，并尝试着将自己与1918年以前的民族集合化传统联系起来的努力，必将证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共和主义者们也曾动员过反“凡尔赛耻辱的和平”的民族主义来增强共和制国家的权威，但是，在“背后捅刀子”神话传播的气氛中，这种民族主义已经转而反对共和主义者本身了。
这个1919年建立起来的宪法国家，本来是能够以一种理性统治的合法效果来站住脚根的，因为“法治国家”的理想，通过一系列社会基本权利的补充，现在已获得了宪法上的承认。但是，这种宪法上的国家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对此还缺乏能施加强烈影响的、也是通过协商才能达到的妥协，因为经济上本身缺乏这种活动余地。因此，这些社会基本权利并不能发挥任何象征性的集合化影响，倒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官僚国家机器理性上的合法性，但它只是根据旧官僚们的自我理解才将他们的行动与“国家思想”联系起来的。由于这种“国家思想”的观念首先并不是与这个共和国，而是与旧的君主制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具体的情况下，它甚至能够被动员起来去贬低这个共和国，正如人们在怀旧的共和国官僚们的政治愤恨和行动中所看到的那样。
共和国就更谈不上“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个人的魅力统治的合法性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失败，已作为令人失望的经历，深刻地留在许多革命参加者的意识中了。而那些威廉时代的议会主义老先生们，是完全不可能发展起类似于“卡里斯玛式”的吸引力的，就连像斯特莱泽曼这样的政治家，其个人威望也不能为共和国赢得长久的信任资本。因此，对领袖人物“卡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的要求，与反共和国合法性的要求一起在发挥着影响，它首先集中在纳粹党，这个激进的右翼集合化政党的身上。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代里，尤其是中欧、东欧这些刚建立起来的各类民主共和的国家里，在左派的战后运动失败以后，自由民主主义都只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在这些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对大战前的那个“美好的旧时代”怀旧式的倒退，出现了在独裁式大众聚合化意义上的对民主制激进的怀疑和反叛。在德国，对政治强人的呼唤并不限于那个极端的右翼政党纳粹党，甚至连斯特莱泽曼这样的政治家以及他的德意志人民党也不例外。〔97〕只不过要负载这场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绅士们还太缺乏“才能”了。
在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们那里，这种对政治强人的呼唤，反映的还仅仅是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不适应性，但是这种不适应性长期以来也感染了民主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中，围绕着豪巴赫、雷伯尔和米伦道夫之流的年轻的右派们，也在呼唤一个“卡里斯玛式”的领袖，希望由他出来，动员起具有战斗性的、大众组织形式的、“人民社会主义”的革新动力。而德意志民主党，在这种不适应性中，却自杀似地将自己投入到与“青年德意志骑士团”联盟的冒险之中，由他们最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国家党”，失去了比原来更多的选民。中央党同样也在寻求通过对一位领袖人物的“个性建设”，来达到对矛盾重重的内部的集合化。正是在布吕宁的领导下，中央党才成为通过总统统治来排除国会的支柱的。至于在与共和国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更是决心向右的方向作一场激进方针上的修正。当它内部的温和派分裂出去以后，独裁者胡根伯格蛊惑人心的政策变得更加容易了。而且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知道，这种到处叫卖的右翼反对派们的基本立场，能够通过纳粹党发挥出大得多的影响作用。
所以，在稳定化阶段结束之时，魏玛共和国的所有这些政治运动实际上都已遭受了失败的磨损。社会主义者早在1919～1920年间就已经历过他们的失败了；共产主义者要赋予自身革命战略以真实的重量还太弱小了一点，1923年10月武装暴动的失败让人记忆犹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自从失去了魏玛大联合的多数以来，也只能处于防御之中了；中央党人则将自己萎缩在不断脱落的中间派立场的边缘上。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温和派的退潮本身说明了他们的失败，而它的保守—独裁主义的右翼也将在1930年至1932年遭受失败之苦。不言而喻，与这些政党相联系的种种基本妥协都已失败了。
简而言之，共和国仅在短短12年的时间里就排演完了、也损耗光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种种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设计方案。也恰恰是这些政治与社会运动方案的多样性和活力能同时性地得以施展，才使民主政治遭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磨损。这种多元力量施展的同时性，正是魏玛共和国与过去德意志历史中的每个时代的区别，它所导致的磨损结果就是对民主共和制模式的失望和抛弃。因此，独裁式的大众聚合化运动模式，带着与过去传统专制独裁政治相类似的但却是大大发展了的功能和理想，对政治上的右翼激进主义产生了影响。这种对群众进行大规模操纵的新的运动模式，本身具有一种老式政党所不能达到的活力，同时还带有一种对全面解决方案的渴求，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被纳粹党所接受了。
尽管“强制性的局势”还没有产生出“强制性的运动”，但是它已决定性地减少了选择。因为政治文化的碎片化使得对选择的阻碍性增强了，这种阻碍性在“相对稳定时期”还并没有使摆脱政治危机的共和主义出路成为不可能，但一直没有使之成为更大的可能。
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
在纳粹主义的集合化运动赢得1930年国会大选以前，与旧帝国时期的社会环境碎片化并行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的碎片化，正是在这种碎片化的基础上，才再度聚集起一种暴力式的反叛。这种政治文化的碎片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旧传统精英力量对民主制度的阻挠。
1918年的革命并不能算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君主制的衰落和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而仅仅意味着对旧的精英集团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也就是说，在众多的领域中，老的主人们仍然能保持在顶尖的国家职能岗位上，只不过这些岗位本身已处于变化的政治联系之中了。国家管理精英在革命中死里逃生，这是有利于经济、军事、司法部门中传统的核心精英们的，也是部分有利于政治上的传统的核心精英们的，当然他们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内部或外部不同程度上的某些限制。〔98〕
然而，这种连续性还并不是1918年以后德意志旧精英发展局势的全部真实状况。因为尽管贵族代表中的具体个人甚至能相当好地挺过通货膨胀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但贵族统治首先在政治上已被粉碎。过去那种“自动而必然的精英力量补充机制”，那种曾专门通过容克贵族出身者、用钱购买来的贵族头衔者、学者型的精神贵族补充者来形成一个结构稳固的主人特权阶层的政治统治机制，现在终于崩溃了。那些民主共和的“体制政治家们”，在贵族政治被排除的情况下，挑起了政治上的首要重担，但旧权力精英们并不想接受他们。〔99〕
因此，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文化反映出这种特点：1918年以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这个旧上层的政治权力垄断及其运行机制被打碎了，但又没有一种新的权力垄断及其运行机制来替代它的位置。当政治混乱不断发生的时候，手足无措的新主人们又想起那些失去光芒的核心精英们，并再度起用他们。而这些核心精英们，即那些传统的负载国家功能的精英如文官、军官、法官、企业家和大农场主们，在几经踌躇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并再度根据他们在帝国时代的行为准则和观念来采取行动。这些精英集团中，没有哪一个能单独地向共和国发起成功的挑战，但他们在观念与行动上的联合性影响，却能对共和主义的方针产生出日益强烈的阻碍作用，因而能够加速政治文化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
司法界的角色证实了这个共和主义国家与旧权力精英们之间的鸿沟。在旧帝国中，法官们是能够将那种实证主义的、死抠字句的法律理解为与那个传统独裁式的国家基本结构以及社会秩序的等级制一致的。而在共和国时代，马鞍匠出身的埃伯特成为了总统，显然是与他们的传统观念不相符的；政党政治的联合政府，工人的平等谈判权，更是与他们的世界观格格不入。通货膨胀的经历，又使他们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丧失感与物质状况的恶化联系在一起，因而在老法官们那里加强了怀旧式的对共和国的愤慨，在年轻的法官们那里带来了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激进化。但是，共和国的司法政策，又必须由这些对旧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宣誓效忠过的代表们来贯彻。
对1919年至1923年内战式争端的处置上，充分显示出他们的传统态度。对于进行暴动的右派，司法界总是以“出于民族思想的政治犯罪”为理由，使他们或者根本不受惩罚，或者只受到温和的处罚。参加“卡普暴动”的人几乎都得到了大赦，发动“啤酒馆暴动”的阿道夫·希特勒受到的不是监禁徒刑，而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兰茨伯格要塞里安安心心地写着《我的奋斗》。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进行反抗的左派，司法界则是毫不留情的。例如，对1920年的“涉及杀人案件”的处理中，314名右派平均只判处了两个月的徒刑，其中90％被宣布为无罪，仅仅只有22例给予轻微的惩处；但15名左派中则有8人被判处死刑，其余7名则被平均判处了14年的徒刑。〔100〕至于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信仰者和汉堡起义的参加者，则全部给予了严厉惩处。因此，当法律只是用于反对左派的时候，当法官的判决还是以等级制的旧思想为准绳的时候，当劳动立法上的裁决仍然是根据保护占有者利益的阶级司法来作出的时候，这个国家和社会是没有公正可言的。
职业文官们尽管没有积极参与反共和国的暴动，但他们赞成那种与这个共和国不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理想。《魏玛宪法》明确保证了他们的旧有特权，但很少收到感谢和回报。除了有思想观念上与法官相同的原因外，这也是由于在通货膨胀期间，他们没能得到与通胀相适应的薪水，这就导致了他们存款的丧失，因而使他们在物质上受到了强烈震动。此外，这支文官队伍还遭到了1924～1925年的减员，以及1930～1932年的大量解雇和薪水下降的打击。所有这些，都是与旧帝国时代中他们那种高高在上的稳定局势完全不同的，因而也导致了官员中右翼激进主义情绪的增长，1930年以后已有大量的官员涌入纳粹党的阵营。
国防军军官团里聚集着最顽固的共和国反对派，这些人的忠诚是献给那个已被打碎的威廉国家的，也是一直将自己理解为真正的权力因素的，因而也成为了这个社会中反民主共和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方向的反动力量的堡垒。共和制仅仅是军官团逃避盟国打击的临时避难所，军官们也仅仅是在反对左派革命的这一目标上才有可能与共和派达成表面的一致，而对于右派民族主义的任何反共和制的行动，他们不仅袖手旁观，而且暗中支持。由于共和国没有建立起一支忠于民主制的新军队，因而国防军作为拥有极大独立性的“国中之国”，其地位得到了意外的加强。
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以后，尤其是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后，只有十万精锐的国防军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并试图通过政府的对外修正主义政策来达到他们扩充军备的目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在现代化技术时代里，未来的战争将越来越会是一场总体性战争，每一种战争计划都必须确保对这个社会的整体动员。要为未来的战争作好准备，军方就必须从这种意义上与社会达成某种融合。〔101〕因此，经过多年的准备，1928年9月，国防军的新领袖施莱彻尔的班底拟定出新的扩充军备的纲领和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在对外交政策上提出了“伸张国防主权”的新要求，而且还在对内政策上提出了向右转变的新要求，因为迟至1932年底，《凡尔赛条约》对军队人事上的狭窄规定将被突破，到那时，必须作出对这个社会是否重新军事化的裁决。然而，国会中那场围绕重振军备的公开争论，使军官团终于明白，一场社会军事化的方针是不可能由社会民主党人来贯彻的。因此，在他们的方针遭到中左派的拒绝之后，他们依靠总统独裁，并对宪法进行独裁主义化和军国主义化改造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1930年米勒内阁的倒台本身就说明，1918年在社会民主党与国防军之间的那场军事政策上的妥协基础已经崩溃。也正是在这条轨道上，围绕在兴登堡总统周围的国防军军官团才成为了在反对“魏玛不合法国家”斗争中支持纳粹党上台的最重要的集团。
重工业界的大企业家集团对这个共和国的忠诚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尽管有共和国初期的“阶级合作主义”路线，但是，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坚决拒绝，“民族精英”和“民族遗产捍卫者”的意识，以及那种企业里“家中主人”的观念，阻止着他们向共和国作更大的接近。
事实上，他们在1918年11月主动与工会达成的“中央劳动共同体”，不过是为了防止可能引起的社会革命剧变。而夺回在战败和革命中所失去的地位，一直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早在“卡普暴动”中，他们就暗中为叛军捐助了1600万马克。〔102〕在1928年围绕着劳资冲突展开的“鲁尔斗争”中，就有22万名工人被他们开除。这清楚地表明，他们与工会之间的对抗已是多么的尖锐，那条“阶级合作主义”路线又是多么的脆弱。早在1928～1929年那种慢性而阴暗的危机气氛中，他们就已经强调：“只有从社会福利国家的负担中，从‘工会国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拯救德意志经济。”〔103〕这也正是他们在经济大危机时依靠总统独裁权力所要做的。
大危机期间，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独裁主义的反议会统治的道路，是因为他们担心：“社会民主党有可能会在危机结束以前再度成功地给魏玛体制带来一种重新稳定。”〔104〕布吕宁之所以一时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是因为他们盼望着从他身上能看到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成功的排除，只是由于1931年的银行危机才使他们抛弃了布吕宁，转而支持巴本内阁。如果说加工工业和以出口为方向的工业中的企业家在“相对稳定时期”还保留着与工会进行妥协的意愿的话，那么这些妥协派们并不能在德意志工业家全国联合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当大危机到来时，这个受到震动的集团也与重工业集团一样，开始为提高德意志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实现德国在其中拥有特权的中欧、东欧“大经济空间”的目标而奋斗了。与此同时，整个德意志工业界对军备定单和扩充军备的兴趣已大大加强。因此，一个反共和主义的、反工会运动的企业家们的统一战线已经出现。
四、行省居民的反叛
共和制遇到的不仅是旧权力精英们的阻碍，而且还有它国民的反叛。这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结构上的鲜明区别，但对共和制同样是致命性的。也就是说，旧权力精英们从各集团的分散走向集合的独裁主义倾向，与群众从原有的地方联合组织中分裂出来的反叛，作为两个发展方向彼此相反的激进化进程，冲击的目标是同一个共和制。
当真实的威胁与想象的威胁不可解地融合在一起时，整个局势就越是变得令人愤恨和充满危机。在这种气氛中，在中间等级当中，在下层那部分没有被包括到工人运动中去的人们当中，而且也在上层中，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反自由主义和“领袖崇拜”发展起来。纳粹主义者并没有创造它，而是继承了所有这一切。早在转向希特勒之前，在整个社会气氛中就已经出现了一场对“魏玛体制”的抛弃。
这种集体退出共和制的一致性征兆，自20年代中期以来，首先积累于行省、乡村和小城镇之中，而大多数的德意志人还生活在这些地方。在这里，本身也是最容易出现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保留的，因为这场不受束缚的现代化，是与柏林的那种双重消极画面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大都会既是“丧失个性化的场所”，又是“政党相互争吵的舞台”。但是，若将20年代末行省中的这个进程仅仅理解为反柏林为代表的大都会化的传统主义者们的反击，那是远远不够的。还不如说，他们反叛的特别活力，恰恰是从对传统联系的一场反叛式的摆脱中才最后发展起来的。〔105〕从政治上讲，这种现象反映出那些中间派和右派的传统政党们，那些行省中的地方性“经济党”或各种“农民党”，已失去了它们的选民；反映出小城镇和乡村中的选民在这些传统的政党中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代表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行省中传统的绅士阶层不仅在政党中，而且在各种地方联合组织中都已普遍丧失了权威。
纳粹党起先更注重的并不是这些地方行省，而是大城市。虽然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大城市遭到了失败，但同时却在新教的乡村和小城镇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一场意外的、也是小小的、但却是引人注目的胜利。例如，在图林根地区，这个党以11.3％的选票第一次突破了10％的纪录。正是在此基础上，纳粹党才开始真正注重在乡间富有成果的煽动。在这里有两个进程在重叠着：首先，纳粹党转向了乡村和小城镇的社会阶层，就这方面而言，纳粹党自1929年以来的大发展恰恰表达了一场深刻的反传统联系的社会反叛，因为这些地方的选民过去不参加全国性政党的选举运动。因此，纳粹党既从行省中的这种现代化中获了利，同时又像催化剂一样地发挥着影响。另外，乡间与小城镇里的中间等级绅士集团和地方联合组织的上层人士也开始有步骤地瞄准了纳粹主义的全国性方向。当然，行省中的这个进程，直到希特勒上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才在那场被称之为“一体化”的运动中结束。
行省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绅士政党们影响的丧失，中间等级利益代表的激进化，以及纳粹运动的社会动员对行省中社会抗议潜力的吸收，表达了共和国全面危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场小城镇“中间等级的恐慌”，以及乡村下层的法西斯化的社会抗议，标志着在地方行省中，由地方主义的绅士集合化运动向全国范围的“民族利益代表”的集合化运动这样一场现代化痛苦的突破。这种颠覆性的“觉醒”，是用特别得到强调的陈词滥调来修饰的，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这种“觉醒”盗用了迄今以来一直使用的“集合化”词汇的正面意义，并将其大大地激进化了，以至于这场新运动，也是作为那些老的合法立场惟一可信的、也是前后一致的代表来出现的。这种机制在纳粹党消除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影响的例子中显得特别清楚。事实上，保守主义阵营越是激进化，他们造就出来的更新鲜、更有活力、更为激进的选择理由就越多，而纳粹主义者利用保守主义者激进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行省中的反叛首先也是针对那些地方绅士政治的代表人物的。在其他环境条件下，这本来也可能导致更大的民主代表形式，导致地方联合结构的现代化，导致政党体制的多元主义的民族化。然而，当人们将共和国与大城市“寄生性的腐朽”、行省状况的恶化、中间等级的没落划上等号的时候，这条道路被截断了。如果说通货膨胀的经历为此作出了“贡献”的话，那么20年代的农业危机更是给共和国的社会危机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
德意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面临的那场漫长的农业结构性危机，是在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结束后，才真正开始发挥出全面而灾难性影响的，因为总的来说，这场通货膨胀对农业生产者还是有利的。在这里，德意志内部的结构问题与农业经济的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被人们称之为“相对稳定”的时期里，由于供过于求，国际上的小麦价格下降了40％，这特别严重地震动了早已处于没落之中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产。但中、小农民的企业也同样经受了农业危机之苦。他们首先陷入到一种价格剪刀差之中：一方面，对他们经营的现代化来说是必需的工业品价格，如化肥和机械化农具的价格在日益上升；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却在日益下降，这种局势给农业带来的损失，总要比给工业带来的损失大得多。〔106〕
由于农民破产者日益增多，负债累累的农家院落被迫出售，因此，经常性的自发抗议活动成为了农业中没落情绪的象征性表达。当农业危机在世界经济大危机中不断深化的时候，它导致了乡村中一场快速的政治激进化。对于中、小农民，农业工人，还有乡村和小城镇中与农业有关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说，这种政治激进化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方向寻找阶段后，意味着向纳粹党的转向。
当越来越大的人口部分与纳粹主义的集合化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德意志全国农业联合会上层的政治活动家以及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大地产，却转向了总统独裁的方向。只是由于未能从布吕宁和巴本内阁手中获得经济上的足够资助，才使众多的容克地主在1932年的危机进程中转到了与纳粹党结成一个联盟的追求方向上。
第五节 现代化的全面危机
自从1929年10月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自从1930年3月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最后一届议会制政府结束以来，对于各种政治行为者和人口大众来讲，所涉及的已几乎不再是拯救或重建共和主义的宪法秩序问题，而是魏玛体制之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问题了。由于这个政治体制早在“相对稳定时期”就已经在逐渐丧失它的合法性了，因此，这场危机是作为与这个民主共和政体实行决裂的催化剂来发挥作用的。这样，不同于其他绝大多数受危机冲击的工业化国家，在德国，这场危机不仅表现为一场经济危机，而且也首先表现为一场政治危机。它标志着一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一场政治体制试验的全面失败。世界经济大危机在德国所表现出来的惟一性就在于此。
这场全面的现代化危机为纳粹党提供了群众基础和选民力量，对于这些集合在纳粹运动中的反民主因素来说，这场危机更是提供了击退并最终瓦解德国民主主义潜力的机会。正是希特勒的纳粹党，这个种族主义的右翼激进政党，对国家统治权冲击的成功，才在这个高度文明化的工业国家里，导致了一种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暴力统治的高峰和一部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疯狂的战争机器的出现。
一、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场在1929年10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场经济重建的周期并没有完成的背景下由美国引发的。在德国，它使20年代那些重建措施所引起的特殊负担，与一场经济崩溃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了。
在艰难地度过1924年的巩固化危机之后，在不足六年的宝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并没有发展起一种可以预测的完整周期，而是在两年以后的1926年，就引起了一场短暂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尽管迅速得到了克服，但在1927年至1929年的上升性波动中，德国经济便出现了发展受到干扰的所有征兆：各项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尽管再次达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然而失业率特别高，投资倾向却特别弱。因而围绕着国民收入中工资和赢利份额分配的斗争，变得越来越艰苦了。
这种内部经济上的封锁局面是与对外经济上的负担相应的。战后世界市场的重建仅仅是在忍受着日益深刻的矛盾的基础上才勉强实现的。美国作为新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尽管寄希望于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但同时也是通过高额的保护性关税来关闭它自己的领土的。而且当美元正在变成事实上的新领导性货币时，要维持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大多数国家本应在向金本位的返回中努力与美元挂钩，但是法郎与英镑仍然与美元处于一种没能得到解决的对手关系之中，以至于世界金融体系在伦敦、巴黎、纽约交易所紧张的三角关系中运转。此外，还要加上美国提供贷款、德国缴纳赔款、法国归还贷款给美国这场热闹的国际金融大循环所带来的负担。对于德国来说，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对外国贷款尤其是美国贷款的依赖性。因此，当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929年10月“黑色星期五”崩溃时，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必然首先严重地震动到德国，同时也使德国生产的衰退与结构性危机、内部经济的封锁与外部经济的负担撞击到一起了。
在这场危机中，德国工业生产的衰退趋势使不少同时代的观察家们预言：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将会完全崩溃。德国严重的经济局势能通过以下的统计数字得到说明：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指数，从1928年至1929年还经历过一次小小的上升，即从100上升到103，但在1930年已下降到81；从1931年至1932年，更是退到了不足战前一半的水平，即从61降到了46。消费资料生产方面的衰退早就开始了，1929年也仅仅达到了1928年的97％，并一直滑向危机的最低谷：1930年为91，1931年为87，1932年为74。消费品价格则有着比生产指数更强烈的下降趋势：1928年为100，1929年为98，1930年为91，1931年为80，1932年已下降到战前三分之二的水平，即为67。在同一时期，工资大幅度下降，通过国家紧急条令和企业主的报复性措施，实际工资在1932年只达到了1928年87％的水平。〔107〕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依赖工资为生的就业者来说，这种实际工资的减少并没有说明灾难的真实规模，因为群众性的大规模失业，已经成为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最为突出的标志。事实上，自从1926年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就一直存在很高的失业率，当时它就占靠工资为生的就业人口的10％了。失业率虽然也曾在1927年下降到6.2％，但以后又逐年上升，1928年为6.3％，1929年为8.5％，1930年为14％，1931年为21.9％，1932年达到30％以上。这还只是根据进行了失业登记的600万人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所得出的失业率，至于没有进行登记的失业者，一般的估计至少超过了100万人。根据自由工会进行的统计，工会会员中的失业率在1932年间竟达到了43.8％！〔108〕
这场危机对社会中间层的冲击是猛烈的。大多数官员和教师尽管没有失去工作，但必须忍受大幅度的工资削减；小商人和独立经营者，则由于价格崩溃和购买力的迅速下降，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至于农业领域中的人们更是在全面爆发的农业危机中忍受着煎熬。德意志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丧失安全感的整体规模是清清楚楚的。
受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是工人和职员，其中景况最为悲惨的是采矿业和重工业的工人，因为这里有着最高的失业率。但是，如果注意到失业者的年龄划分，人们就会发现青年的失业率特别高。18岁以下的人，这个年龄组正处于迈向成人生活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却偏偏普遍而迅速地丧失了工作岗位。在18岁至30岁的年龄组中，失业率大大超过了平均值。对于这两个年龄组中的许多人来说，只要他们还生活在父母家里，那么根据各项救济方面的法律，他们在失业的同时，也就被排除在危机救济之外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失业不仅意味着工作岗位、劳动收入的丧失，而且也意味着个人前途的丧失。妇女的失业率也很高，但比起男子来说还是相对要小些，而这首先导致了“反双职工运动”的发展。
失业时间的延续变得越来越长，到1933年，许多人失去工作已达五年之久。然而，无论是失业保险，还是危机救济，所能提供的资助都只能维持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而且由于危机时期政府所颁布的紧急条令，就连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缩短。因此，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成为地方乡镇救济和慈善机构的负担。但是，就连这笔可怜的社会救济金也要通过有损人的尊严、有辱人格的严格检验程序才能得到，因为根据法律，领取这种社会救济金的条件是，这种人必须证明他所有的私人财产都已被使用殆尽了。〔109〕因此，在跌入社会最底层以前，失业者们经历的是一场完全真实的生涯败落的过程。危机期间布吕宁、巴本内阁削减福利金，甚至撤除福利体制的措施，自然而然地将所有的失业者都推到了与共和国相对立的位置上。
失业者的日常生活不仅是用物质上的匮乏、对家庭生计的担忧、生活上安全保障的失落感来标志的，同时也是用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感觉、个人的无用性、无所事事的混日子的感觉等这类心理上的负担来标志的。他们过去的日常生活是由劳动生活的节奏、在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来组成的，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感觉到业余时间的可贵。然而在失业的状况中，他们过去在业余时间里进行的活动却在逐步减少，发生了一种普遍的对时间意识的丧失感。这种长期性的失业不可能使失业者在发挥劳动创造性方面穷则思变，只能导致他们在现有体制下对未来的绝望。〔110〕
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加入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倾向日趋强烈。因为这种战斗性的同盟，比起国家提供的那种意义不大、并在不断减少的福利救济金来，更能帮助失业者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一般来说，非熟练工人中的失业者往往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战士同盟”，熟练工人中的失业者更多地是加入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帝国旗帜”和“钢铁战线”，传统手工业中的失业者最初选择的往往是右翼保守政党领导的“钢盔团”，而职员中的失业者、被辞退的小官员、农业工人中的失业者和其他中间等级破产者加入的往往是纳粹党领导的“冲锋队”。尽管这些战斗组织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但是，它们都能为其成员提供组织内部的理解、同情、亲近与伙伴式的团结一致，都能从时间上充实失业者的日常生活，都能用战斗的组织纪律来取代劳动的组织纪律，并将人们置入到长期的、不停顿的运动之中。〔111〕
当人们在社会和政治上普遍迷失方向的时候，激进的右翼政党，特别是纳粹党的战斗组织，便首先作为具有集体生活意义的组织出现了。它最先通过有技巧的组织和宣传，组织起成员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对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种种许诺，来为绝望者提供生活的前景和意义。它在大街上向左派发起的进攻性战斗，本身也是与它们通过议会舞台夺取政治权力的战斗，与它们要建立政治“新秩序”的战斗完全相应的。
这场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从两个方面变成了共和国政治上最后危机的酵酶：一方面，在中、下层中，被危机毁灭了所有前途的人口大众，政治上变得日益激进化，他们无疑更多地受到了纳粹党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因此，当1932年共产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人失业者政党时，纳粹党却成功地通过对青年失业者的一体化，通过更广泛的群众动员，从各阶级中间，首先也是从被危机弄得惊慌失措的中间等级中间，从农民和农业工人中间，动员起了千百万迷失方向的人；另一方面，在上层中，那些右派政治家和旧的权力精英们则在试图利用这个虚假的“大好时机”来最终修改1918年的基本决定。
二、纳粹运动的动力
尽管纳粹党在1928年只获得2.6％的选票，但在1930年9月14日这场大危机期间的头一次国会选举中，却获得了18.3％的选票，从而使它原来在国会中的议席由12席上升到107席，一跃而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所获的选票达到了最高纪录37.4％，议席也随之增至230席，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个过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激进边缘上的政党，已成为了一个遍及各阶层的群众性政党，并集合、捆扎起全国规模的社会抗议力量。
事实上，纳粹党早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就已经在为它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了，因为它向群众运动方向上的突破是在稳定化的结束阶段里完成的。
自从1924年底从兰茨伯格要塞中释放出来后，希特勒便开始重新组织纳粹党。他放弃了武装暴动的夺权手段，改而采取通过议会竞选、争夺群众选票进而夺权的战略，一种“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反民主”的战略。在随后几年重建纳粹党的活动中，“元首原则”已成为该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该党的政治活动已开始充分使用现代化的宣传媒介、集合式的风格、宗教仪式般的大型集会和军事检阅的混合手段，党徒们的统一服装和划一化的行列式已成为群众性的装饰物。所有这些都融进一种不知疲劳的组织上的行动主义之中，这种行动主义的风格构成了纳粹党鲜明的鉴别标志。“不停顿的运动，围绕自身意志的运动，作为向前动力持续性证明的运动！”〔112〕这成为了纳粹党的重要信条。
从意识形态上讲，纳粹主义代表了在德意志右派中早已广泛扩散、绝无新奇之处的愤慨和思想的混杂。如果说纳粹主义者在其中也注入了新东西，那就是更大的狂热性和一贯性，更强烈的激进性和反动性，并将过去那些分门别类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体系联结起来了，也将这种意识形态混合物中所有单个的成分都聚集在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上来了。在这样一幅激进的民族主义图画中集合了如此之多的“主义”，如反犹主义，反自由民主主义，反异族资本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保守主义，以至于如果人们要问究竟什么是纳粹主义的时候，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去概括：“纳粹主义就是反对现存的一切！”〔113〕但是，正是由于反现代主义的纳粹主义具有如此之大的包容性，才使得来自所有社会职业阶层中对现存社会状况不满的力量，集合到它的旗帜之下成为了可能。
众多社会抗议的理由都能够来自保守主义对现代化批评的武器库，而且纳粹主义者激进的反现代主义与传统权力精英们保守的反现代主义也有着纲领上部分的共同性，这些因素甚至使老精英们产生了能够驯服纳粹党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幻想。但是，在纳粹党运动群众的“群众运动”的“马厩”里，在对这个未来的“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工程设计中，纳粹主义者恰恰克服了保守主义者的复辟立场，将一种向远古更彻底的倒退以一种对未来美好蓝图的追求形式表达了出来，同时也通过它运动上特有的激进性动力，通过它表达方式上的公开性、风格与手段上的现代性，与传统权力精英们的老式权谋手段和理想区别开来了，因而在大众心目中，它又是以一种新的、从未使用过的力量形象来出现的。
这种力量形象首先也反映在纳粹党的成员结构上。根据当时官方对政党的统计，在1930年大选前纳粹党的40万党员中，职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2％）占26％，城市独立经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9％）占21％，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0％）占14％，官员和教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5％）占8％。总之，所有这些中间等级各职业阶层对纳粹党的参与都超出了它们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们占全部纳粹党党员的69％。另外，来自中间等级的党员有二分之一充当各级领导。与此同时，工人虽然在纳粹党党员中也占据了28.1％，但远远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46％的比例。〔114〕
这种结构表明，纳粹党是一个以中间等级为核心的群众性政党，属于这个中间等级的有遭受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连续打击或破产或变穷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为特权地位的丧失而担忧的中小企业家、官员、教员和职员，以及看不到未来前途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总之，参加纳粹党的人，更多是社会上的落泊者，而不是崛起者，尽管也有崛起者。这恰恰反映了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德意志中间等级普遍的艰难处境。但是，这种中间等级的特点，并没有妨碍这个政党向社会阶层另两端的扩展，大资产者阶层中有不少人已开始向这个右翼极端政党慷慨解囊了。因此，纳粹党成为了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众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舍恩霍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中间阶层占优势的政党，一个中、小官员，中、小工商业者，手工工人，自由职业者和职员的政党，但也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强烈倾向的政治反对派们、军事上的年轻冒险家们积极采取行动的政党，一个有少量贵族绅士和反民主主义的经济精英们参与其中的政党。”〔115〕
但是，作为一个“民众党”，1933年夺权以前的纳粹党还仍然带有独具特色的歪曲化特点。一方面，它吸收了工人，但这些工人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工人，或是原本“出身良第”却无产者化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也就是说，纳粹党至少此刻还并不能真正深入到典型的产业工人环境中去，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从根本上讲，失业者是由共产党来代表的，而非失业者仍然是由社会民主党来代表的。另一方面，虽然它比所有其他政党都更多地扩展到全国范围，并构成了一个更为紧密、更无缝隙的组织网，但是，它一时还难以成功地在传统的天主教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站稳脚根，因此，即使在大危机的头两年，他的成员主要来自新教区的中间等级各阶层，他们中不少人都有过在自由军团中服过役的经历，而且曾经是在鲁尔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对着干的民族主义联合会的成员，因而也是纳粹“冲锋队”的核心力量。
青年化是纳粹党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它的成员中，更多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不是中年人和老年人，这批1900年后出生的人一般都没有前线经历。对1931年至1933年加入纳粹党的人的考察表明：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人，在30～40岁之间的人只占27％，但这些人往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前线经历，而且在领导层中占压倒优势的也正是这个年龄组中的人。与其他同时代的所有德意志政党比较起来，纳粹党更清楚地显示出它是一个“青年党”。上台时希特勒也不过43岁，戈林不过40岁，戈培尔不过36岁，希姆莱与鲍曼不过33岁，而希拉赫、斯派尔、海德里希不过20来岁。它行动的灵活性以及“未来化的方向”显然也要归因于这种年龄构成。这种充满动力的外在表达印象，为纳粹党在经济危机年代里带来了大量相同年龄组中的追随者，因为这一代人在共和国时代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脱离传统的生活模式，而受到群众性失业震动最强烈的也正是18岁至30岁的人。这些人的社会青春期不仅被延长了，而且在危机中已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希望了。因此，当过去那种对“美国主义”的热情，已经由于这场因美国引发的危机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他们在纳粹主义强大的宣传攻势下，纷纷倒向了纳粹阵营。
毫无疑问，纳粹党选民的真正潜力是在大危机中才形成的。但是，究竟是哪些人投了纳粹党的票呢？德国史学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纳粹党主要是靠吸收这些人来壮大自己的选民队伍的，即迄今为止的非选民（过去不参加投票的人）和以前投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政党、投地方特别主义政党以及投自由主义各政党票的选民，但也有投社会民主党票的选民。前者表明了这些人本身对民主制度的厌恶，而后者则表明了这些人对原有政党的失望。
在1928年投弃权票的非选民中的14％，在1930年9月大选中投了纳粹党的票；在1932年7月大选中，又有在1930年投弃权票的非选民中的18％投了纳粹党的票。与此同时，大危机的深化也导致了那些一直参加投票的选民在政治选择上的迅速变化，这些选民过去是投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非天主教的中间派政党票的，如投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农民党、土地同盟、土地人民党、经济党、德意志—汉诺威党的票的。在1928年还是投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经济党票的人中的34％，投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票的保守选民中的26％，以及过去投剩下的那些代表农业利益和地方特别主义利益的更小政党票的选民中的4％，在1930年投了纳粹党的票。在1932年7月大选中，那些在1930年还是投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票的选民中的43％，投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票的选民中的33％，转向了纳粹党。引人注目的是，在1932年，剩下的投代表农业利益和地方特别主义利益的政党票的选民中46％成为了纳粹党的选民。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1928年投社会民主党选票的人的5％，在1930年投了纳粹党的票，剩下的社会民主党选民中的7％，在1932年也成为了纳粹党的选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原是德国的第一大政党，因此，这里的百分比代表的是上百万计的选民。〔116〕
如果将这些有关选民的研究概括起来，人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纳粹党选举上的成功，首先要归因于它取得了超过平均值的、以前通常是投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的中间阶层的选票。但是，危机的深化，也使数量可观的原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向纳粹主义转变。
为什么在这场争夺选民的战斗中，其他政党（除共产党外）的力量在不断地削弱，而纳粹党的力量则能不断地膨胀并表现出它特别的活力呢？这要归因于两个起先是独立的现象。
一方面，社会中本身存在着大量对危机的担忧和对获救的渴望；另一方面，纳粹党本身就比其他所有政党更早地瞄准了对“卡里斯玛式”的，也即对“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Charismatischenr）领袖人物崇拜的“元首原则”方向，因此，一种“希特勒吸引力”被制造出来。但是，这种“元首原则”最初还只是首先在党的重建上作为粘合剂来发挥作用的，并没有被运用到选举中去。只是当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绅士代表们在政治上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党政治体系的瓦解，才留下了一种内在的政治真空。这种真空的吸引力与那种在共和国虚假稳定期间就一直普遍存在的对危机再度爆发的担忧，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以及对获救的渴望，开始将群众的希望导向领袖人物的崇拜。因此，当1929年开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全面危机日益表现出没有出路的时候，尤其是当这种无出路加强着对“卡里斯玛式”的，也即所谓“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的领袖的寻求时，这位纳粹党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才找到了他的追随者大众。
总之，当人们要对纳粹主义崛起的原因进行总结时，必须指出它多方面的原因：失业、农业歉收、社会和政治上的孤立、对危机的恐惧、在危机中普遍迷失方向，以及政治倾向向右转的激进化。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反应中，人们本身就能看到一场对这个危机重重的工业化社会的整体性的抗议，一场对过去被认为是安全的生活方式遭到毁灭的抗议。这种抗议的潜力并没有被完全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上，而是不同程度地涉及所有的人口阶层。由于这场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那种在强有力的政治抗议中突变性的迷失方向，不仅获得了一种毁灭民主制度的特点，而且也具有了一种摧毁所有传统与现存秩序的特点，纳粹煽动性的宣传攻势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局势为背景的。
无论怎样，纳粹党已经成为了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跨阶级的集合党和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的“民众党”。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懂得如何从所有阵营中吸收不满者的选票，而且也懂得如何利用组织体系中的“元首原则”来吸引青年人，并充分使用那种过去从未被使用过的、也是能打动人心的活力，更懂得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与20世纪20年代共和国民主政治的瘫痪状态相比，与30年代初总统统治的旧式内阁政治风格相比，纳粹党代表了一个“激进”的新开端。
三、独裁统治的转变
在1930年3月米勒大联合政府倒台后，兴登堡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指派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布吕宁上台，组织了一个所谓“中间派”的新内阁，而实际上，在共和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右派保守—独裁主义的统治集团已经出现，它是一个由前共和主义的功能性精英们，那些旧帝国时代的文官、法官、军官，以及工业中的大企业家和农业中的大地产组成的社会权力和政治统治的卡特尔。这个蓄谋已久的统治集团对危机的回答，与其说是从经济上，还不说是从政治上来进行的。它首先关心的不是如何从经济上克服经济危机，而是如何取得外交政策上的成就，并保护大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当这届政府的紧缩金融、降低工资、削减福利金的财政立法遭到议会的大多数人否决时，布吕宁便解散了国会，并通过总统的紧急条令来使之生效。在这里，布吕宁已破坏了国会与总统权力之间的二元平衡，国会的作用事实上已被排斥掉了，而根据宪法第48款的内容，立法机构反对总统全权的最重要的干预可能性已不存在，这就完成了瓦解民主宪法制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扩充总统独裁权力的开端。
这届国会是在还有二年才会满期的情况下，为贯彻总统独裁统治被解散的，也就是说，这个完全还有行动能力的国会是被故意地排斥掉的。如果不是这种故意的排斥，这届国会直到1932年都仍然能够形成一种明显的民主主义多数派的。
1930年9月14日的新国会选举使纳粹党成为了第二大党，而那些与政府接近的政党被挤进了少数派的行列。与此同时，由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选举中的惨败，也使这个右翼保守主义政党走进了与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进行对抗的激进反对派一边，这种局势也就使得这届新国会变得事实上不可能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了。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本着国家政治上的责任感，拒绝与激进的右翼政党组成一个消极的多数派来反对这个政府，才出现了一个反议会的总统制政府与议会的“容忍多数派”之间奇特的中间局面，正是这种中间局面才维持了布吕宁内阁的运转。总之，利益集团和各政党中的冲突，政党之间战术联合的快速变换，以及各政党政治计划的混乱和思想上的竞争，形成了布吕宁内阁实行独裁式转变最重要的因素。
从内政上讲，政府责任已与议会决断过程相脱离了，这就导致了政治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总理的职位上，而这位总理只是通过总统才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但是，行政机构的独立性，由于排除了与之竞争的立法机构，也就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了，因而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兴登堡周围的阴谋集团。因此，这样的总统内阁事实上也正在进行一场政变，它力图完全排除议会在政府组成上的作用，来重返俾斯麦式的传统专制独裁式的国家领导道路。这些计划在布吕宁复辟霍亨索伦王朝君主制的思想中，在弗兰茨·冯·巴本全面独裁的“新国家”设计方案中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两人出于政治上自我维护的种种原因，拒绝了希特勒的权力要求，但他们丝毫也不想恢复过去的议会民主体制，也不想只是维持现状。
在社会政策上，他们充分利用这场危机来为最终修改1918年11月的《斯汀纽斯—列金协定》服务。这里面包括削弱工会、废除迄今为止一直有效的劳资协定、排挤社会民主党、降低工人工资、削减各类社会福利金甚至取消福利制度的一揽子计划。在这个领域中，涉及的并不是危机迫使政府采取了这种行动，而只是这一点：他们是将危机形势视作机会并充分加以利用，来为他们早就想达到的这些反动倒退的目标服务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里，经济危机更是成为了他们修改《凡尔赛条约》、停止缴纳赔款的一个廉价借口。事实上，布吕宁政府是有意地容忍德意志社会发生的这场日益增长的贫困化危机的。同时，由于世界经济的崩溃，外交部的新领导开始采取一种“自由行动”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它的目标就是在中欧建立德意志霸权，并创造一个在中欧“自给自足的德意志经济大空间”。尽管那项《德奥关税同盟计划》由于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而归于失败，但也正是法国人对这个计划作出的财政政策上的反行动，才导致了世界金融体系的最后崩溃，从而也才使得德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
军事上的目标紧密地与建立中欧霸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国防军军官团一直力图扩充军备并恢复军事实力，而这只有通过对《凡尔赛条约》的裁军规定进行修改才可能达到。从原则上讲，这种修改要求，也正是总统制内阁的路线，但这条路线在1932年却与布吕宁优先解决赔款问题的考虑发生了矛盾，因而也成为了他们不再支持布吕宁内阁的一个原因。国防军军官团抛弃布吕宁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对军事化的右翼群众组织“冲锋队”和“钢盔团”的评判上。因为国防军军官团此时还是想将它们作为民族武装力量的潜力来加以保留的，而布吕宁和他的国防—内政部长格罗讷更多地看到了这些“国家控制外暴力”在内政上的阻碍作用，因而主张取缔这些军事组织。〔117〕
如果人们仔细分析布吕宁政府的政策行为，便会发现传统独裁政治与权力崩溃之间真实的辩证法。布吕宁实际上是在他的政策的推行中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国会越是变得失去功能，支持他上台的人们就越少需要他继续作为打击议会的手段而存在；他所实行的紧缩财政的政策影响越深，也就越严重地损害了那些由于这一政策受到剥夺的官员们对这种统治的忠诚；他对赔款的调整越是接近成功，在国际舞台上对一个布吕宁的需要就越是减少，军官团就越是在扩军问题上推行与之对抗的方针。总之，危机越是进一步地继续下去，抛弃他的时刻就越是临近。因为在这个关头，这些后台老板们必须将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的责任推卸在他的头上，以便能通过一个“没有负担的政治家”来引入他们期待已久的全面独裁的“新国家”计划，以及他们迫切需要加以促进的经济纲领和扩军纲领。
由于在布吕宁开始的政治进程中，已经排除了所有其他重要的国家主管机构的功能，因而也就只剩下总统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了。这样，向传统独裁的转变越是向前推进，这些政治阶级的权力崩溃就越是迅速，期望得到老权力精英们的“新国家”的叫喊越是响亮，那些剩下来的、围绕着兴登堡的幕后操纵者们就越是丧失行动能力。
因此，到1932年，人们已经能够看到总统内阁政府临死前的挣扎了，权力的崩溃已经变成了权力的真空。过去被布吕宁作为毁灭共和国的有力工具来使用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现在开始转而反对这些进行传统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家们了。1932年3月与4月的总统选举已经出现了一场阵线上的混乱，由于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了全体选民的36.8％，即1340万张选票，为了能在第二轮选举中对抗希特勒，老元帅兴登堡必须确保社会民主党人的赞成才有可能继续当选。〔118〕
这一局面充分说明，在一个高度动员化和高度政治化的现代社会中，一种传统专制的独裁主义方针，在没有广泛选民基础的条件下，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因为人口大众的力量潜能在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如果没有可进行操纵的、用一致性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数量相当可观的群众队伍，就不可能真正长久地发挥它的功能，进行它的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赢得和维持，只有借助于能包括相当广泛的人口阶层的政党才能达到。而在30年代初期的德意志社会中，要拥有这种广泛的选民基础，只有两个政党可以做到，或是处于中左派位置上的社会民主党及其自由工会运动，或是右翼激进派的纳粹党及其集合化运动，而后者在总统竞选中正是兴登堡的对手。
因此，布吕宁的留用只剩下一个作用了，那就是依靠社会民主党人对他的容忍，来保证兴登堡的第二任期。当这一步达到后，他便于1932年5月30日被赶下了台。这同时也意味着从议会容忍的总统制内阁向纯粹的总统制内阁的过渡。弗兰茨·冯·巴本，这位有着天主教贵族血统和大企业家家庭背景的极右分子，尽管于6月1日被作为旧权力精英、大企业家和大地产“最为理想的代表人物”扶上了台，但他的上台仍反映出这些“前工业化的”政治精英们，太不了解群众性政党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联系的桥梁的必要性了，也太不熟悉这种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深刻特征了。因为巴本组织的是一个由贵族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尽管它能得到兴登堡以及他周围的阴谋集团的支持，但它恰恰缺乏现代政治中不可缺乏的东西：群众基础。
毫不奇怪，在执政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在巴本的所谓“新国家计划”中，剩下的只有干巴巴地打独裁政变这张牌了。尽管巴本在7月30日以暴力方式取缔了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但这同时也使得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再容忍这种没有任何“中间派色彩”的独裁内阁了。这就迫使巴本只有通过两次解散国会的方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从而也使得随之进行的选举变得更为艰难。在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支持巴本的选民不足10％，巴本同样必须下台。而与此同时，纳粹党的选民份额由37.4％下降到33.1％，这给纳粹党内部也带来了一场不小的混乱。共产党成为了这次选举的真正胜利者，它的选民份额由14.5％上升到16.9％。〔119〕
那位善于随机应变的强权人物冯·施莱彻尔将军，立即利用这种局势来为自己寻求政府首脑的位置。在取代巴本于12月3日上台后，他企图造就一个横穿敌对政治战线的、由自由工会与纳粹党的斯特拉塞派组成的群众基础来支持总统独裁统治。这种独裁阴谋政治尽管在毁灭共和国上是成功的，但它并不能被用来为其造就反共和国的群众潮流，因为这种潮流已经被希特勒引向支持纳粹党了。
因此，1932年底，几乎所有的政治选择被尝试过了：民主主义的选择自从1930年以来已被有计划地排挤到边缘上去了；总统独裁统治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也已被弄得精疲力尽了；国防军的一场政变，由于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公众社会，以及大街上激进的军事战斗同盟之间的混战，只可能导致一场结果难以预料的内战。至于共产主义的选择，尽管自从大危机以来，支持它的选民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受到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左”的路线的影响，它“反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方针，使得它甚至与另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都处于对立之中，因而未能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在这个时代里，它仍然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中，也仍然被束缚在自身抗议潜力的隔离带中。
这样，对于传统的权力精英们来说，也只剩下纳粹主义的选择了。纳粹党尽管掌握着三分之一的选票，但仍然不能单独掌权。与此同时，那些迄今为止参与承担总统独裁制政府的力量，由于没有群众基础，也不再能统治下去了。但是，这两边都蛮有理由以不信任的目光看待对方。希特勒不愿使自己被老权力精英所驯服，去成为实现他们目标的工具。反之，老权力精英之所以还没有最后彻底毁灭魏玛民主，只是为了将希特勒激进的集合化运动排挤出他们刚刚重新占据的领导岗位。这种对立直到1932年底都一直阻止了他们之间的任何一种安排。然而到1932年底至1933年初，看来这两派都急需达成一项妥协，希特勒急需得到权力，因为他害怕他的追随者队伍会因为或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或是他所许诺的胜利成果不能立即兑现而不断地缩小。而老权力精英们则迫切需要一个群众基础来维持统治，因为共产党的力量虽远远不足以通过选票来获得政权，但是，它选民的增长趋势足以令传统权力精英们感到担忧。〔120〕这样，两派之间过去没有寻找到的东西，现在终于找到了。
1933年1月30日，当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授命他组织一个“民族集中化”政府时，他同时也就为希特勒提供了动用国家机器和依靠大量来自工业界捐助来夺取多数的可能性了。这场所谓的“民族革命”的活力终于被释放出来，在随后几个月里，这场根据驯服方案所进行的权力委托，演变成一场全面夺权，而这场全面夺权将民主共和制所剩无几的痕迹扫荡得干干净净。
第六节 对魏玛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总结
1918年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岁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划时代阶段的。一方面，它处于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从1914年一直延伸至1945年。正是在这个时代里，重大事件痨病式地连续不断，危机震动程度不断加深。对于现代化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所有这些并非边缘性的条件或现象，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魏玛共和国分享了这个时代的前半期。在它14年短暂的民主生涯中，资本主义的异化危机，现代化带来的不平衡，社会安全保障的丧失，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化生活环境要求的尖锐对立，所有这些，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带来的深远后果，共产主义在苏俄胜利的影响，通货膨胀，经济大危机，终于将这个共和国推进了一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之中，它意味着一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激烈冲突。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时代又处在社会文化上的种种革新不断得到加强的划时代交叉点上，它构成了自从19世纪末以来得到加速的、也是被人们称之为“跨世纪发展”的现代主义运动的高潮。正是在这场高潮中形成了它社会生活环境的种种特点，发生了现代福利制度上，经济政策上，技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现代文学、艺术、音乐、工程建筑上的种种突破。在短短14年时间里，现代存在的几乎所有领域中的可能性尝试与努力都被表演完毕，与此同时，这场现代主义运动也就陷入了它的危机年代。普遍贯彻之后，随之发生的是怀疑、撤回和崩溃。
现代主义这场大胆试验，是在难以想象、令人棘手、使人尴尬的框架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受一场全球结构性危机的折磨已经三十多年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表达的正是这场结构性危机的最低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强烈阻碍的经济发展，已经缩小了进行每一种社会妥协的行动余地。若是拥有这种行动余地，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本来还是有可能在民主框架条件下为不同的人口利益集团所接受的。但是，在魏玛时代，不仅没有出现可供分配的增长，而且甚至出现了对分配来说是必需的物质财富的减少，从而也使得所有围绕着产品分配危机的斗争激进化起来，并不断加深了这个社会的碎片化和两极分化。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最后剩下的只有不可妥协的、而自身又无全面行动能力的诸对立阵营的对峙。
现代化在这里经历的先是充满希望的开端，后是矛盾冲突对改革行动的封锁，最后是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撤回的骤变。例如，“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在1919年头一次得到了宪法上的承认，在随后几年的改革中，也曾获得过公认的法律上的具体成就，但是，将它们付诸实践时，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内部矛盾和外部障碍，甚至不需要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也是有可能导致对这种“社会福利国家”原则的取消倾向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经济政策领域。1918年在大企业主集团与工会集团之间达成的“中央劳动共同体”协定，尽管带来了工人在企业中参与决定权的开端，以及一种具有未来风格的、由国家出面来加以保证的劳资政策体系，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靠通货膨胀政策来维持的。当这种“通货膨胀魔术”结束以后，分配余地便立即萎缩，以至于履行这场劳资妥协的基础便立即破碎。尖锐的分配斗争为企业主集团反对“工会国家”和“社会福利国家”、削减工人工资、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激进转变作好了准备。因此，在长期危机的重重负担之下，魏玛共和国的这场社会基本妥协终于变成了共和派巨大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迄今为止一直是有效的社会文化上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崩溃，从而在现代化的吸引力与它所激起的愤怒之间，在社会中崛起的希望与对没落的担忧之间，酿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早就在越来越多地决定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口大众的行为了。但是，在这场失败的大战之后，由于不再拥有威廉时代那种传统装饰物给人们带来的“舒适的背景”，因此，这种情绪也就不加修饰地处于支配地位了。人们也就不再能回避这些现代化所带来的新东西了。这些新东西也绝没有只显示出它们的积极效果，它们的两面性特别是它们的消极效果，决定了日常生活的经历，也统治了文化上的讨论。当魏玛文化在整个社会中上气不接下气地上演完了、也试验完了这些现代主义的所有节目和可能性时，人们又几乎同时地抛弃了它们。(www.xing528.com)
人们能够将“金色的二十年代”定义为理性化的繁荣阶段，它不仅代表着技术和经济理性化的一个繁荣阶段，而且也代表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式理性化的一个繁荣阶段。社会上和技术上的功利主义，以及对工业文明“进步”的欣快感，先是在“美国主义”的热情中达到了高潮，随后又在危机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这个现代化的进程所引起的发人深省和令人愤慨的对立反应，不仅是由对一种传统的追念所培育的，而且也是以一种先前就有的对这些新事物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为方向的。只有从这种双向的思路出发，才能对那场“新保守主义革命”奇特的意识形态上的融合进行合理的解释。
魏玛共和国本身也是负载着它的失败而出生的。那种曾唤起过世界大战热情的民族扩张主义潮流，也必然会对在战争失败前提下的任何一种和平安排感到失望。正是在不承认失败的“背后有人捅刀子”神话传播的影响下，在面对尽管是苛刻的、但仍然是可以忍受的《凡尔赛条约》时，德意志社会中才会产生出复仇式的民族主义的膨胀。正因为如此，对1923年至1929年对外谅解政策上的成就是不可过高估计的。尽管这种政策勾画了现代国际政治的转化轮廓，也尽管它是寄希望于世界政治上的合作和世界经济上的一体化的，但是，那种对民族主义神话的坚持，那种对民族主义大国方向的理想化，显然为外交政策上的复仇式转变创造了前提。这种转变，随着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崩溃，已在1929年至1930年开始了，它最初表现为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给自足”的政策，而在纳粹上台之后便发展成“夺取生存空间”的斗争。
这场资本主义民主的大胆试验本身是在立宪主义运动的轨道上进行的，它输入了帝国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国会反对派们的议会主义传统，并在1918年革命期间达成了一种以“阶级合作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妥协。《魏玛宪法》也代表了一个多元性、开放性的政治行动框架，共和派们也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内政上的进步改革的。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战后的一系列危机，由于在“相对稳定”岁月中社会经济上行动余地的缩小，这些进步的社会改革成就立即遇到了危机。这样，民主制度的政治现代化的进步意义在德国终于变成了一纸空文，它实际上只是在使矛盾更加表面化、激烈化，并对社会冲突起着放大的功能，而丝毫无助于矛盾的缓解。就连每一场“完成了的革命”本身也是需要进行不断加工的，更何况是1918年11月开始的这场保留旧权力精英的“不彻底的革命”呢？因此，早在大企业家集团撤出这个被掏空的共和国大厦前，早在传统的权力精英们撤除这座大厦前，这场社会妥协就已经受到最为严重的损害了，而且社会深刻的分裂化已经在不同的世界观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社会环境碎片化中反映出来了。
至于魏玛共和国没落的原因，要追溯到四个不同的毁灭进程，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单一的进程本来又都是有可能被克服的。
经济和社会上的长期危机首先动摇了这个共和国，因此，履行1918年基本妥协的行动余地萎缩了，从而也使那场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转变成威胁共和国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稳定化危机。但是，单靠这种非稳定化局势并不必然使共和国走向崩溃，正如1923年这个危机年所证实的那样。
同时，20世纪20年代进程中的魏玛共和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成功地在人口大众中维持它本来就很不稳固的合法性效能了。这种合法性的丧失反映在1918年基本妥协的失败上，反映在德意志的个人和社会的无前途性上，反映在那些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中间派政党选民的萎缩上，也反映在工人运动的分裂对左派行为可能性的阻碍上。在1930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开始之初，这种合法性的丧失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以至于从根本上讲已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再去贯彻《魏玛宪法》的民主原则了。但是，要将这个共和国毁灭掉，这个过程还仍然是不够的。
为此，还需要加上敌视共和国的传统权力精英们所奉行的独裁式的转变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就是想彻底取缔1918年的那场基本妥协，并复辟俾斯麦帝国的传统专制独裁体制的权力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传统权力精英们是存心要毁灭这个已经碰裂了的议会民主制的。尽管总统内阁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这个合乎宪法的秩序，但是，由于高度政治化和高度的群众动员化，这种传统专制独裁式的解决方案也遭到了拒绝。因此，这种解决方案既不能阻止迄今一直是中、右派的选民涌向纳粹主义，也不能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想象一种长久的统治。正是在由他们自身引起的这种无出路性的局势中，传统权力精英们才最后走向了与希特勒的联盟。
希特勒组织的纳粹运动本来也不足以单独推翻这个共和国，尽管纳粹党已经在1930年至1933年的危机年代里发展起一种现代独裁式的大众聚合化民众党的全部破坏性活力，尽管纳粹党始终握有三分之一强的选票。但1932年底已出现了纳粹党选民潜力损耗的现象，而对纳粹主义有更强免疫力的天主教阵营中的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仍得到了15％选民的支持，两个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也总共握有37％的选票。虽然这些组织彼此之间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但它们毕竟还能用数字表明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121〕然而，那些传统权力精英们在毁灭共和国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复辟战前秩序方面却又太软弱了，当他们能赞成的所有其他选择都被耗尽以后，终于作出了最后的选择，也是最为激进的选择：将纳粹运动作为他们与国家统治危机进行斗争的盟友来接受。正是这样一个选择，才使希特勒得到了通往权力大门的钥匙，才使得纳粹运动的破坏性动力发展到了夺权。
当人们看到德意志第一次民主共和制尝试的失败结局时，难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每一种在德国出现的危机征兆在其他的现代工业化社会里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偏偏在德国发生了纳粹主义的夺权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到在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中保存了民主制度的工业化国家里存在有别于魏玛德国的条件和前提。在此，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一是在那些国家里首先存在着一种自由、民主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已被社会的广泛阶层长久地接受并负载了，而且这种传统没有受到现代阶级、阶层区别或对立的限制，因而即使在危机条件下也仍然普遍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应的对民主制度的社会认同；二是在大危机年代里的西欧工业化国家里，普遍存在着一种由保守主义统治精英队伍领导的成功的政治运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政治运动也仍然是在民主制轨道中运行的。而且由于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的保守主义的政治阶级，并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失败所导致的权威丧失之苦，因而在面对不足10％的选民组成的右翼极端集团和运动的冲击时，仍然能够发展起一种很高的政治一体化能力，仍然能够在维持民主制度稳定化方面发挥作用。而这两者，即对民主主义传统的基本认同与保守主义政治精英们在民主制轨道之中的一体化能力与努力，恰恰在魏玛共和国中是缺乏的。这种缺乏正是德国的危机不仅首先表现为一场经济危机，而且也表现为一场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它即使没有直接导致，也无疑推动和加速了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毁灭。
事实上，正是由于德皇帝制的崩溃所导致的传统精英统治连续性的断裂，正是由于过去作为控制和平衡社会矛盾之手段的容克国家权威的丧失，才使得1918年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在德国有着比在其他国家里更为粗暴、更为直截了当和不加掩饰的发展。而且这个进程也恰恰是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旧有的现代化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变得更为复杂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因此，在这个进程中，不仅现代化的光明面打下了特别具有魅力的烙印，而且它的阴暗面更以特别令人沮丧的烙印打在了民族战败、传统价值观丧失、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的经历上。这些单个的危机因素联合成一场共和制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广泛危机，而这一点，在这个时代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是具有惟一性的。因此，在这场现代化的全面危机面前，对德意志人来说，已不再有他们所熟悉的道路了，既没有社会和政治行为上人们所熟悉的路径，也没有个人生活道路上可以企盼的前途了。惊人的自杀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32年，每100万居民中，在英国有85名自杀者，在美国有133名自杀者，在法国有155名自杀者，而在德国竟有260名自杀者！〔122〕
从这个意义上讲，魏玛社会反映出这样的特殊性，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突然得以加速和突破；而另一方面，这种加速和突破与处于危机之中的人们对传统的依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从而又反过来将更多的危机因素联合在一起，使得这个社会在这个现代化全面危机的时代里显得特别的脆弱。
在面临这场传统与现代化激烈冲突时，由于民主主义在德国还远远没有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因而提不出一种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信仰，它体现的不过是彼此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为保存、发展自身势力而达成的一场妥协罢了，而现在，由于现代化危机的深化，这种妥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这种意识形态迅速被排挤到政治边缘上去了。
因此，对于这场冲突来说，德国仅仅出现了两种明确的回答：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坚持传统的世界观，它是由传统权力精英们所代表的。他们进行的反民主尝试，企图使用技术上的效率与传统专制独裁统治的复辟式组合，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危机中，这些矛盾已经发展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尖锐程度了，而且对于他们的那种不让群众参与政治决断的传统专制独裁—复辟式的统治模式来说，群众的政治动员化和利益对立的政治化已得到太多的进步了。所有这些，都使德意志的保守主义选择归于了失败。
马克思主义虽然广泛解释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困境，并指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现代性方向，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碎片化”，工人运动的分裂，共产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都使马克思主义只能为德意志社会上的部分失业工人所接受。因此，共产党力量的上升，只是达到了引起所有有产者恐惧的程度，而并不能达到推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程度。
这样，惟一还有可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区别和矛盾的政治信仰，就只剩下民族主义了。因为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中的任何人。正因为如此，在魏玛时代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它成为了惟一得到膨胀的意识形态，而现在，它跑来充当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中介了。尽管民族主义在德国既无一种长期稳定的成果，又无自身的明确性，这些特点也同时暗示了这种中介作用的种种危险性。但是，民族主义的这种潜力却由于这场全面的现代化危机而变得更有现实性了。更重要的是，只有纳粹主义者才充分地利用了它，因为纳粹主义者能够用它意识形态上的反现代主义与风格、手段上的现代性，能够用它具有特别包容性的“反现代化——现代化”的呼吁在这种民族主义中找到更多的共鸣，并充分使用这种潜力。而德意志社会对权威崇尚的传统，也恰恰使得人们能够在纳粹党“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身上找到投影物，因而使希特勒的夺权变得更容易了。
如果人们将希特勒的上台仅仅看作是德意志传统路线单行道式的继续和高潮，那么这种观点显然只有一半的真理性。若是布吕宁或巴本成功了的话，那么这种观点还能够成立。但是，他们的失败表明，现代化进程的活力再也不可能加以阻止了，它已经突破了传统专制独裁路线的轨道，向着纳粹主义的灾难性方向发展。
尽管1933年纳粹主义者在德国的夺权，不是由于德意志传统权力精英们的一种特别超重的优势，而是由于群众的政治动员化所带来的对传统精英政治权威的进一步削弱所造成的，但是，必须指出德国传统权力精英们的历史罪过：正是他们利用1930年至1933年的危机局势，最先作出了自上而下的反民主决断，而当他们的传统专制独裁式转变仍然没有出路时，他们又作出了支持希特勒的决断。这就使得德意志的危机发展成了德意志的灾难，它将拖着欧洲与它同归于尽！
在这里，引用德国政治评论家瓦尔特·本杰明的这句话是合适的：“进步的概念也是能够在灾难的思想中得到论证的，但是当它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灾难！”〔123〕
注 释
〔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32页。
〔2〕埃伯哈尔德·科尔伯：《从皇帝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科隆1972年版，第230页。
〔3〕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36页。
〔4〕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46页。
〔5〕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51页。
〔6〕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62页。
〔7〕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63页。
〔8〕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65页。
〔9〕米夏埃尔·施图尔姆：《魏玛共和国》，柯尼施泰因1980年版，第307页。
〔10〕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魏玛共和国的瓦解》，斯图加特1957年版，第189页。
〔1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51页。
〔12〕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从革命到稳定化，魏玛共和国中的工人与工人运动，1918～1924》，柏林1984年版，第26页。
〔13〕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130页。
〔14〕弗里茨·费尔讷：《巴黎的和平秩序，1919～1920》，维也纳1981年版，第42页。
〔15〕弗里茨·费尔讷：《巴黎的和平秩序，1919～1920》，维也纳1981年版，第67页。
〔16〕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55页。
〔17〕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133页。
〔18〕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85页。
〔19〕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64页。
〔2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93页。
〔21〕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94页。
〔22〕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95页。
〔23〕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97页。
〔24〕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76页。
〔25〕奥托—恩斯特·舒德科普夫：《军队与共和国》，汉诺威1955年版，第50页。
〔26〕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76页。
〔27〕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67页。
〔28〕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95页。
〔29〕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17页。
〔3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369页。
〔31〕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17页。
〔32〕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01页。
〔33〕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02页。
〔34〕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05页。
〔35〕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魏玛共和国，1918～1933》，杜塞尔多夫1987年版，第199页。
〔36〕路德维希·普雷勒尔：《魏玛共和国中的社会福利政策》，杜塞尔多夫1978年版，第53页。
〔37〕迪特利希·阿尔德克洛夫特：《二十年代》，慕尼黑1978年版，第26页。
〔38〕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25页。
〔39〕帝国劳动部：《德意志的社会政策，1916～1928》，柏林1929年版，第109页。
〔40〕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9页。
〔41〕埃尔哈德·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1984年版，第88页。
〔42〕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18页。
〔43〕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正常性的假象，魏玛共和国中的工人与工人运动，1924～1930》，柏林1984年版，第38页。
〔44〕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22页。
〔45〕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慕尼黑1985年版，第195页。
〔46〕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38页。
〔47〕注意：魏玛共和国仍然被立法者们称之为“Reich”，即“帝国”。
〔48〕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35页。
〔49〕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25页。
〔50〕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27页。
〔51〕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22页。
〔52〕《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柏林1927年版，第93页。
〔53〕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9页。
〔54〕联邦统计局：《人口与经济，1872～1972》，斯图加特1972年版，第219页。
〔55〕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32页。
〔56〕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魏玛共和国，1918～1933》，杜塞尔多夫1987年版，第217页。
〔57〕于尔根·米洛夫：《德意志人民史》，根斯巴赫1990年版，第806页。
〔58〕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35页。
〔59〕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50页。
〔60〕埃尔哈德·科尔布：《魏玛共和国》，慕尼黑1984年版，第169页。
〔6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54页。
〔62〕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58页。
〔63〕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59页。
〔64〕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35页。
〔65〕京特·德恩：《无产者的青年》，柏林1929年版，第39页。
〔66〕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慕尼黑1986年版，第72页。
〔67〕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81页。
〔68〕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85页。
〔69〕马克斯·韦伯：《科学原理论文集》，蒂宾根1982年版，第605页。
〔70〕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慕尼黑1986年版，第73页。
〔71〕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100页。
〔72〕卡尔·迪特利希·布拉赫、曼弗雷德·冯克、汉斯—阿道夫·雅可布森：《纳粹主义独裁，1933～1945》，杜塞尔多夫1983年版，第259页。
〔73〕埃尔哈德·许茨：《魏玛共和国的小说，对德意志文学的模式分析》，慕尼黑1986年版，第159页。
〔74〕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斯图加特1932年版，第100页。
〔75〕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23页。
〔76〕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25页。
〔77〕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二十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155页。
〔78〕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29页。
〔79〕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31页。
〔80〕克雷门斯·冯·克伦佩勒：《德国的新保守主义，它在二十世纪中的历史与困境》，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172页。
〔8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190页。
〔82〕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134页。
〔83〕迪特玛·佩茨依那、维尔勒尔·阿倍尔斯豪舍尔、安森·福斯特：《德意志帝国统计资料，1914～1945》，慕尼黑1978年版，第150页。
〔84〕迪特玛·佩茨依那：《两场大战之间时代中的德意志经济》，威斯巴登1977年版，第69页。
〔85〕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135页。
〔86〕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00页。
〔87〕沃尔夫·D·格鲁勒：《德意志问题，一个18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问题》，慕尼黑1985年版，第138页。
〔88〕西格蒙特·纽曼：《魏玛共和国的政党》，斯图加特1965年版，第32页。
〔89〕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38页。
〔9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40页。
〔91〕西格蒙特·纽曼：《魏玛共和国的政党》，斯图加特1965年版，第40页。
〔92〕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45页。
〔93〕弗里茨·斯特恩：《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现代德国政治文化短评》，纽约1972年版，第162页。
〔94〕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12页。
〔95〕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47页。
〔96〕“卡里斯玛”，即德文中的“Charisma”，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具有能通神的个人魅力”，但在中文上现已被人们习惯地音译为“卡里斯玛”，也有人译为“卡里斯莫”。
〔97〕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16页。
〔98〕沃尔夫岗·蔡帕夫：《德意志精英的变化，1919～1961》，慕尼黑1965年版，第140页。
〔99〕沃尔夫岗·蔡帕夫：《德意志精英的变化，1919～1961》，慕尼黑1965年版，第49页。
〔100〕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52页。
〔10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23页。
〔102〕亨利·阿希比·图尔勒：《大企业家与希特勒的崛起》，柏林1985年版，第27页。
〔103〕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25页。
〔104〕贝尔恩德·魏斯布洛德：《魏玛共和国中的重工业家，稳定化与危机之间的利益政策》，乌帕尔塔1978年版，第499页。
〔105〕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28页。
〔106〕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31页。
〔107〕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46页。
〔108〕迪特玛·佩茨依那：《两场大战之间时代中的德意志经济》，威斯巴登1977年版，第16页。
〔109〕福尔克尔·亨特舍尔：《德意志社会政策史，1880～1980》，法兰克福1983年版，第127页。
〔110〕维尔讷·康泽、汉斯·劳帕赫：《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和经济危机，1929～1933》，斯图加特1967年版，第175页。
〔11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48页。
〔112〕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33页。
〔113〕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82页。
〔114〕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90页。
〔115〕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90页。
〔116〕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斯图加特1986年版，第188页。
〔117〕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90页。
〔118〕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58页。
〔119〕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7页。
〔120〕戈尔登·A·克莱格：《德意志史，1866～1945》，慕尼黑1989年版，第498页。
〔121〕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62页。
〔122〕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71页。
〔123〕德特勒夫·J·K·波依克尔特：《魏玛共和国，古典现代主义的危机年代》，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26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