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序言、刘绪贻

序　　言

承蒙李工真的信任，约我为他的《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写序。我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德国史的人，但当我想到如今是拜金主义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许多青年人坐不住冷板凳，弃学逐浪，而李工真却用他风华正茂的整整八个年头，孜孜不倦地经营此书，实在令人感动，因此，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读了这本著作以后，我有以下一些体会。

首先，这是一本在艰苦、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书。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恕我直言，现在有些从事世界史、外国史研究工作的人，往往“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不仅不能运用外文资料或者运用外文资料能力很有限，而且又急于求成，所以只好从有限的中文和中译本著作中吸取营养，甚至辗转抄袭，读起他们的书、文来，总让人感到“似曾相识”。李工真此书摆脱了这个俗套。作者在研究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时参考了德文书籍和资料130种、英文著作11种和外文书籍中译本18种。

其二，德意志从一个传统、分裂、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统一、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这数百年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写这段历史如果面面俱到，就不能显示出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鲜明轮廓，而要从其中选择一些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来论证，就必须对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李工真选择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和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为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起点；选择法国大革命冲击下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大改革和英国工业革命冲击下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后的迅速工业化作为德意志向现代化社会的突进；他论述了德意志1848年革命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进程，则是以传统权威和正统性为基础的改造，是容克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所领导的，而他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必然导致他们政治对手力量的强大和社会的更加多元化，这种现代化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分析了魏玛共和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激烈冲突所酿成的德意志现代化的全面危机，以及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面对这种全面危机无能为力时，纳粹势力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实际上运用种族主义夺取了德意志的统治权；他论证了纳粹政权向远古退却的极端反动性与激进性，同时也论证了纳粹政权在追求这种反动目标时必须运用暴力，而且这种暴力一方面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有力地破坏了德意志社会由容克统治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旧有传统，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变得更为容易了；最后作者论述了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国际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这样，作者就清楚地描绘出德意志现代化的进程及其特点。

其三，这本书的写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它是夹叙夹议的。要“叙”、“议”得好，就必须有充分的史实作根据，必须有敏锐的分析能力，亦即史学与史识。从书中的“叙”、“议”来看，李工真是掌握了充分的史实（当然由于篇幅的关系，他不可能将所掌握的史实全部摆出来），并经过认真而仔细的思考的，所以他的书可以说是“学”、“识”兼备。读者只要仔细阅读作者对德意志容克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发展、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反复演变的过程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的精彩叙述与议论，就可以知道这种评价并非过誉。

其四，德意志位居欧洲的中心，而现代化进程又与国际关系的迅速发展同步，因此，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从书中作者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国际背景的充分论述，及其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说明作者对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是比较全面而深入的。

综上所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在艰苦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书。

其次，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论专著和论文，最忌人云亦云，对学术毫无新贡献，没有一点开创性。关于德意志现代化进程，据我所知，在我国史学界虽然有论文涉及它的某些方面和某些问题，但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是没有的。据作者告诉我，在国外，他的德国导师库尔特·迪威尔（Prof. Dr, KurtDüwell）教授就因为尚未见到一本全面而系统地论述德意志现代化全过程的书，而对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高兴，并予以热情的鼓励和帮助；而我从作者所列的159种外文参考书中，也没有发现一本这方面的著作。李工真这本书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从16世纪直到1995年德意志现代化的全过程，读了以后，使人对德意志现代化的前提、开端一直到未来的展望，有了系统的了解，还可以多少从中窥见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再次，这本书提出和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某些规律。

其一，作者认为，“固然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发展结果，现代化总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但是，从实践上讲，并非所有的传统都不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正因为如此，历史总是不断地选择那些凡是能为现代化进程服务的传统，并根据发展的需要来使这种传统得到某种程度的保留，也是根据这种发展的需要来抛弃那些已经过了时的、并正在阻止现代化进程的传统的”。这就是作者所说的“重叠发展论”。作者还指出：“不同国家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化因素的不同重叠性导致了不同发展模式和道路，而不同模式和道路的碰撞，才构成一部世界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完整历史。”(www.xing528.com)

其二，作者认为现代化进程一经启动，便是不能阻止的。他称之为“一次性进程”。这有两层意义：一是现代化进程在欧洲—大西洋区域启动后，就逐步加速发展，具有横扫世界之规模，任何国家或地区要拒绝或排斥它都是徒劳的，也都是会落后和挨打的；二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启动时，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可能暂时不一定配套，但是，如果长期不配套，就会酿成现代化危机，影响社会的平衡和稳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社会旧有的统治阶级要想用阻止现代化的方法抑制新生力量的成长以维护其既得利益，虽能得逞一时，最终总是会失败的。

其三，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大体是同步发展的，适当利用民族主义有利于促进现代化进程，但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甚至将民族主义扭曲为种族主义，则是反现代化的，在现代化进程仍滚滚向前的当代世界，最终必然是走进死胡同的，这就是第三帝国的命运，这就是欧洲联盟虽然困难重重，仍在不断发展的原因。

其四，现代化虽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也有负面效应。像魏玛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批判“美国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那样，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可以批判的，也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但决不能像魏玛共和国的新保守主义者那样，企图用返回前现代化社会的办法来对付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那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被希特勒之流所利用，酿成人类浩劫。看来，“返本”可能得逞一时，但不能“开新”，这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最后，这本书中论述的德意志现代化的一些经验，对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是可以借鉴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从书中发现这样的事例，我在这里只想举出两个例子。

其一，在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自上而下的”大改革中，除了强调国家管理机构的现代化外，还特别强调教育、科学研究和大学的现代化。当时普鲁士刚被拿破仑打败，割地赔款，由强国变成贫弱之国。但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认为，正是由于贫困，所以才要办教育；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到1871年普鲁士文盲只占总人口的12％，英、法则占总人口的30％和24％。普鲁士的“教育之父”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它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大学是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机构，是研究者的共同体，是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粉碎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大学教授的最高道德义务就是：不断地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不断地向真理接近；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的人不能成为大学教授。大学教授必须献身于科学研究，绝不容许从事第二职业，但终身享受着中上层生活待遇。大学教授和学者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享受科学研究的自由，作为精神上的内心自由，以便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力量，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但不一定健康的东西。大学生不能仅为谋生而学习，应有学习上的充分自由，应接受全面的教育，以便培养自己的全面鉴别力，使自己理性化、科学化、和谐化。在科学研究方面，威廉三世和洪堡都认为，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国家必须保护学术自由。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现代化经验，的确大大促进了普鲁士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对此，作者在他的书中从6个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读者可以参阅，我这里只引证其中第5个方面的一段话供参考。这段话是：“普鲁士以及全德意志的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那样为全人类造就出如此之多饮誉世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这恰恰是这个一向被视为有浓厚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在大学贯彻‘思想自由，科学自由，科学无权威’，以及‘远离社会实际经济利益’等原则的结果（注：下面作者引了一大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自1900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德意志大学就已产生了95名获奖者，而数学家还不包括在内。1933年以前的德意志，无疑是全世界上拥有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德意志能够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德意志的、尤其是普鲁士的现代化大学体制。”

其二，19世纪后半叶俾斯麦创建的德帝国，以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使德意志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突进。但是，由于这场强有力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从根本上讲是由传统的“前工业化”权力精英们所领导的，他们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就运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来阻止政治的现代化，抑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然而，他们经济现代化的运动愈有成绩，就愈是增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引起对政治现代化更强烈的要求。所以这种用经济现代化来阻止政治现代化的内政政策，最终必然是没有出路的。

李工真的《德意志道路》一书的确是一本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但是，新生的事物总是难以十全十美的。这本书的文字叙述还可以更简明扼要些、更精确些；书中的个别论点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最好还编制一个索引，以便更多的读者可以更便利地运用。

我希望李工真能坚持这种“不为稻粱谋”的坐冷板凳精神，将来一定还会写出更优秀的史学著作。

刘绪贻

1997年3月6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