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演唱艺术的兴衰转变

五　昆曲创作的由盛转衰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对官僚士大夫“蓄养优伶的限制政策”，家庭昆班日趋没落，剧本创作也随之减少，虽然有仕途失意的李玉为首的“苏州派”的创作和洪升的《长生殿》以及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出现，但并未推动昆曲创作的进一步发展。用胡忌的话来形容最合适：“只是昆剧创作的回光返照。”自此，昆曲创作由盛转衰，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荣。康熙乾隆均喜爱昆曲，康熙在扬州巡游时“每日非戏不宴”，昆曲的兴盛从明末到清初有200年左右的时间。在长期演出实践中，职业昆班的戏曲水平在不断提高，而且比其他剧种都要高，随着北京、扬州、苏州等地专一用来演戏的戏馆的出现，职业昆班不但没有随着昆曲创作的衰落而衰落，相反进入了繁盛时期。

1.洪升与孔尚任

洪升（1645—1704）浙江钱塘人，清代戏曲作家。出身仕宦之家，高祖洪椿任明都察院右都御史，父洪起鲛在清初也曾出仕，母亲是大学士黄机之女。洪升受书香家风的熏陶，童年就会做诗。后又师从毛先舒等学习音韵，后由于和父母关系的恶化，失去家庭经济支持，卖文度日，备受坎坷。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演出《长生殿》，洪升被革除国子监生，第二年携家眷返回杭州。1704年从江宁返回杭州途中，酒后登舟，坠水而死。洪升一生著作很多，诗词有《啸月楼集》等多部，戏曲有传奇《长生殿》、《回龙记》、《锦绣图》、《闹高唐》、《节孝坊》、《天涯泪》、《青衫湿》、《长红桥》、《舞霓赏》等10种，杂剧《四婵娟》、《迥文锦》，今仅存《长生殿》与《四婵娟》，《长生殿》三百年来一直盛演不衰。洪升作品的艺术含量均很高。《长生殿》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作者一方面颂扬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一方面批判统治者的声色享乐和荒淫无度，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深刻揭示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青木正儿对《长生殿》在曲律和其他方面给予很高的评价：“极脍炙人口，论者多以之为清曲第一。”剧中利用回忆、梦境、游仙等种种非现实手法渲染悲痛情绪。《长生殿》排场谨严、关目衔接、针线绵密、曲辞化俗为雅、善用明篇佳句、颇具匠心。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64代子孙。35岁之前，隐居在曲阜的玉门山，通过明朝遗民了解到南明王朝兴衰的一些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开始了《桃花扇》构思和试笔。1684年，康熙南巡，在曲阜祭孔时，孔尚任御前讲经，得到康熙赏识，授他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39岁时奉命江南治水，历时3年，其间他的足迹遍及南明故地，结交很多南明遗民朋友，加深了对南明王朝覆灭的认识和对人民疾苦的理解。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52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桃花扇》。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争演该剧，第二年3月，因为创作《桃花扇》孔尚任被免职。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这位享有盛誉的杰出作曲家，在曲阜石门与世长辞。他的作品还有合著传奇《小忽雷》和诗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他的作品风格清丽，情致缠绵。《桃花扇》是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剧。通过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表现出以李香君、史可法等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和以“弘光群丑”为代表的邪恶力量的斗争。以及全剧深沉的感伤之情，唱出了封建末世的时代哀音，弥漫着浓重的幻灭之感。此剧结构严谨、组织巧妙，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的非常适度。此外，在塑造人物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众多的人物根据在剧中的地位、作用、政治态度，被分为左、右、奇、偶、总五部，个性鲜明、无有雷同，注意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2.昆曲创作的末路

康熙中叶以前，昆曲创作沿着明末的老路子走，不过从清初开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文人个人环境的变化，写作中产生了以“戏”为“文”的倾向，作者注重抒发个人情绪，从而导致作品开始严重脱离时代、脱离生活和脱离群众。这个时期又正是“太平盛事”和“清宫大戏”编演的高潮，“雅部”也在此时出现，由此也揭开昆曲悲剧的序幕，它是以“戏”为“文”的创作畸形发展的结果。吴梅说：“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胡忌指出：“有曲无戏，应提前50年，在乾隆后期。”该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家有夏纶（浙江钱塘人）、张坚、黄之隽、唐英（唐将梆子、秦腔、乱弹班所唱的戏改用昆曲来唱且保留部分地方戏声腔）、杨潮观、蒋士铨、沈起风（沈是该时期影响最大的文人作家，但作品立意不高，格调卑下）等。

清朝管理内宫演戏的机构“南府”于道光七年改名为“升平署”。康熙年间宫廷内的应节令之戏，名目已很繁多，但当时“南府”规模不大，整本大戏的编制还未成风。乾隆继位后，演出一本大戏的人数已达100余人，而且折子戏在内廷的演出占有重要地位，南府、景山两处的演职人员多达1500人左右。乾隆十六年，“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推进了各剧种在北京的宫廷及演出市场胡争雄长的局面。乾隆后期，昆曲在北京节节败退。苏州、南京、扬州在北京之后又维持了二三十年，嘉庆六年之后，“花部”的二黄、秦腔诸腔风行南北。

3.全国的演出盛况(www.xing528.com)

整个18世纪的昆曲演出，家庭昆班明显减少，民间职业昆班大量增多。职业昆班演出多在广场室外，拥有更多的观众，影响面大于家班。在苏州，“三岁儿童识戏文”，“名优向为吴门土产”，演唱昆曲的风气由来已久。苏州的昆曲行会叫“梨园总局”，清初又设制造府，选拔演员、管理昆班演出是其一个重要的职能。直属“海府内班”有优秀昆曲演员梁绍芳、许九龄等35人，全部演员100余人。乾隆四十八年时，苏州重修老郎庙，捐助银两昆班有集秀班、聚秀班、结芳班、集锦班、永秀班等39个，演员200多名。规模成就最大的集秀班活动80余年，广州、湖南、江西纷纷效仿并成立各自的集秀班。苏州职业班的演出盛况可从班社组织、演员阵容以及演出本、手抄本和曲谱的传抄刊刻中得到证明。职业昆班往往在乡间演出，如太湖社戏就有200年的演戏历史。

广州的昆曲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当然来自江苏，但在17世纪后期，昆腔在广东逐步消失，有少量存在于文人和上层社会。如桂林的“独秀班”就经常往来于广东、广西之间。广州和浙江以丝绸为贸易，昆曲很自然随之南下，广州的外江梨园会馆在乾隆二十七年接待外班15个，人数384人。经济繁盛其间每年都接待很多外班，其中很多昆班，如安徽春台班、湖南集秀班、姑苏的11班、长沙普庆班等，另外，广东的正字戏，里面包含有昆腔。清代中叶以后，广州地区还存在说白用粤语的昆曲。

在浙江，以杭州为中心的钱塘江南北两岸与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即古代的“三吴之地”自古至今是“正昆”的根据地，水路昆班在这些地区也很盛行。浙江的金华、温州为中心的南片六府，不是“以字声行腔”的昆腔称为“草昆”。在清代末期还有昆班十几个。在福建，很多种腔调中都有昆腔戏，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也在这里上演。江西是弋阳腔的发源地，昆腔较少。但江西江义部、宜黄集秀部、宜黄叙伦部、赣州华玉部曾演出昆曲剧目。湘昆是湖南大戏剧中，昆曲何时进入湖南，已无确凿的证据可考。康干之际，贵阳矿藏丰富，经济发达，清末民初湘昆创始人之一萧剑昆回忆：“贵阳最早有集秀班，到过广东演出。”^[5]仅从光绪到民国年间湖南就有昆文秀班等15个昆班。

湘昆为满足农民的欣赏需求，多扎根农村，所演剧目多为故事情节完整的明清传奇。剧本宾白，参用弹腔白口，副、丑不作吴语，改用湖南方言，这是昆曲在湖南走向通俗化的一个特点。湘昆曲调装饰音较少，朴实高亢，不如苏昆的细腻柔丽但掺用紧缩节奏、加滚加衬，形成地方特色的“俗伶俗谱”。民国初年一度衰落。总之湘昆班社多、流传地区广。昆曲也传入到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很多是由官僚士族的家班传过去的。丁慧著《云南白剧声腔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初探》中论证了云南白剧中的大本曲和吹吹腔保留高腔、昆曲的遗传基因。陈国福著《四川也有昆曲》中指出：江苏善昆曲8人来蜀，蜀有昆曲自此始。昆曲唱段成为川剧演员打基础的好教材，两个剧中曲牌也结合使用于川剧中。昆曲大师俞振飞也3次入蜀，进行学术交流。

明清两代，扬州的职业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时兴盛，清代康熙和乾隆历次南巡，盐商巨贾为接驾而组班献演，使扬州成了全国剧坛的中心，造成了昆腔“七大内班”的特殊声势，光绪年间扬州“老洪班”进驻上海，在集秀戏院公演了5个多月，实力惊人。此外，扬州又流行业余的昆曲清唱，时至今日，扬州的曲社仍一脉相承。这是扬州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突出表现。北京从明万历年间便成为昆曲艺术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在宫廷和民间广泛流传。清代帝王对昆曲的喜爱超过明代帝王，开国之君顺治虽不像康熙那样好戏，但也曾命大臣吴绮将明代忠臣杨继盛的事迹谱为传奇。^[6]很多王爷、官吏和一些平民百姓对昆曲达到痴迷的程度，北京人学唱昆曲成为时尚。戏馆茶园为职业戏班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广阔的活动天地。北京前门外戏馆很多，其中太平园、四宜园规模宏大、巍峨壮丽。职业戏班中昆班占相当大的比例，康干之际，聚合、三也、可娱是“三大名班”，另外还有景云、南雅、兰红等班。演戏纳入朝廷仪典，形成定制。每逢新年、万寿节、端阳节、中秋、冬至都要演戏，而且规模盛大，热河避暑山庄的戏台可容纳上万人。“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15日止。”北京昆曲分“京昆”、“昆弋”两支，其中生、净、旦、贴、巾生，行腔同度、音域宽广至两个8度，生净戏气势磅礴、纯厚苍劲，小生、小旦、小丑不如南方昆曲细腻缠绵、清逸蕴藉。河南开封有不少官僚家中养有戏班，也有流动演出的戏班。

从《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得知，昆曲传入天津，较早的记载为《祁忠敏公日记・归南快录》，明代戏曲理论家祁彪佳在崇祯八年由南京回来，路过天津，被吴期生邀请观看《白梅记》，内有《东坡梦》，而《东坡梦》是元杂剧。可见昆曲至迟于明朝末年已在天津流行，且有北曲存在。乾隆中期“风流太守”吴念湖所著《珊瑚鞭传奇》，为天津创作的第一个昆曲脚本。清初以来，商贾官绅、文人墨客修建园林，在那里观赏昆曲。乾隆五十二年已有昆曲小班在天津活动，乾隆之后，昆曲衰落，北方唯一的昆曲班荣庆社把天津作为了主要的活动基地。昆曲传入山西，已无明确记载，明末清初太原“细水君”阿描、“玉兰花”阿六和“玉灵公子”等昆曲演员在当地很有名气。

昆曲进入陕西根据严长明、钱献之和曹仁虎合编的《秦云撷英小谱》应该是在乾隆年间，陕西官僚王文治的家班在当地享有时名。陕西的皮影戏就是继承了昆曲的许多唱腔旋律。在甘肃宁夏也有昆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