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至隋唐时期歌唱共鸣特点

二　西汉至隋唐时期的歌唱共鸣特点

（一）西汉至隋唐时期对歌唱中共鸣现象的记载

徐竞存著《戏曲声乐教程》讲到：“司马迁著《史记・乐书》有云：‘乐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隋唐杜佑著《通典・乐序》云：‘夫音生于人心，心惨则音哀，心舒则音和。……是故哀、乐、喜、怒、敬、爱六者，随物感动，播于形气，叶律吕，谐无声。’唐朝白居易著《白氏长庆集》云：‘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唐代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说：‘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6]另外，唐代著名的宫廷女歌手许和子（又名永新）“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李隆基称赞其歌唱“值千金”。据《乐府杂录》记载：一日，唐玄宗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云集，万众喧哗，玄宗欲罢宴。中官高力士让皇上请出永新，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若无一人。^[7]

（二）西汉至隋唐时期对歌唱共鸣追求的审美变化

1.音域宽广、音量宏大的共鸣现象得到延续

从唐代名歌手永新的“喉啭一声，响传九陌”和《乐府杂录》中关于歌唱“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的记载来看，先秦时期秦青、韩娥演唱时的音域宽广、音量宏大的共鸣现象在西汉至隋唐时期被继承和发展了下来，连唐朝皇帝维持秩序之时都要请出歌唱家来，而且永新一出声便鸦雀无声、收效甚好。但是，由于有史无音，拿此时的共鸣技术和先秦时期相比，哪一个更完备，这已无法考证，同时也很难说清楚孰优孰劣，因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并不等于进步。(www.xing528.com)

2.理论家和歌者对共鸣的追求出现多元化的倾向

该时期，中国音乐的整体变化以及人们对声乐的审美旨趣发生了很多变化。琵琶、二胡等大量西域外来乐器传入，器乐、舞蹈以及大型歌舞套曲等成为主流形式。根据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篇》可知，演唱中的歌词和歌曲的情感成为被关注的主要方面，综合性的声乐表演跃升为主要演唱形式。汉代《相和歌》出现后，《清商乐》、《吴歌》、《西曲》等歌唱加器乐伴奏的演唱形式普及宫廷和民间。这一系列的变化给戏曲以唱为主唱念做打统一为一体的演唱形式的出现做好了铺垫，自然也影响到歌唱的共鸣，即出现了对共鸣追求的多元化倾向。

多元化的共鸣方式主要表现在什么样的情绪出现与之相应的共鸣状态，而不是先出现一个共鸣现象而再去对应其有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如：人在悲哀绝望之时，他（她）发出的声音是急促而微弱的，就是说音量一定不是宏大的和有光彩的；人在平静而略微兴奋之时，他（她）所发出的声音是和缓的，共鸣音量比微弱要大，但绝不是宏大；人在喜悦之时，发出的声音是松散的；发怒之时，其声“粗以厉”，声音共鸣要大一些，更能体现人的“怒”的情绪状态，或者说，人在发怒时其声自然就会“粗以厉”；人有尊敬别人之心时，他（她）的发音是直的，没有曲曲弯弯的，而且所用共鸣音量一定不是大的；“其爱心感者”，他（她）的声音一定是音量较小而且柔和的；《白氏长庆集》中的“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实际上是对今人歌唱不顾情感的表达只顾单纯地歌唱共鸣现象的批评。本人以为，出现多元化的共鸣现象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中国文学的诗词歌赋的影响，致使展现意境和多种情态成为演唱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西汉至隋唐这一段时期，理论家和歌者对于歌唱共鸣的理解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已不是单纯地为歌而歌，为唱而唱，值得当代昆曲演员或其他声乐工作者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