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需求研究：消费理论与消费函数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于消费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针对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相当丰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对我国居民的食品和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进行探讨。丰富的前人研究成果和系统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户内需求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第一节　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研究

消费在经济学中指对商品和服务的获取和使用。基于不同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解释了收入变化对于消费的影响，即消费者如何将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对于我国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量的理解，需要消费理论及其函数研究的相关知识。

一、国外研究成果

自凯恩斯以来，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五个理论假说:绝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理性预期下的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为代表的新假说、以及行为消费理论。

(1)绝对收入假说(the 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在中宏观层面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最早建立了在绝对收入假设下的消费函数，其基本思想是:消费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但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即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介于0和1之间;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将下降，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越小，因此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产生消费需求不足;人们的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的影响。

然而，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缺乏微观基础，而且无法解释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稳定不变的现象(库兹涅茨消费之谜)，这促使了经济学家们对消费理论进行创新。

(2)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

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因“在消费分析、货币史、货币理论及对稳定政策复杂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建立的持久收入假说(the 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强调:个人的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一般用过去几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和“暂时收入”(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偶然的收入，可能是正值，也可能是负值)。由于消费者可以储蓄和借贷，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人们的消费主要受“持久收入”的影响，而不是“暂时收入”的影响。

佛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the Life-Cycle Hypothesis)强调:收入的变化在人的一生中是可以预期的，消费者在一生的时间里通过储蓄和借贷来平滑自己的消费。根据这一假说，消费同时受收入和财富的影响。个人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他们年龄的函数:一个人年轻时借款消费，中年时边消费边储蓄，老年时消费储蓄。由于人的消费行为与其年龄阶段密切相关，因此表现在社会总量上，一国的储蓄率与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存在密切联系。

(3)理性预期下的随机游走假说(the Random-Walk Hypothesis)

基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础性创新，霍尔(Robert Hall)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这一假说把持久收入假说和消费者对于未来收入的理性预期假设(Rational Expectation)结合了起来。根据随机游走假说，消费变化是无法预期的，因为消费者只有在一生的资源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消费行为。

霍尔的假说引发了大量的计量检验并催生了新的理论成果。弗莱文(Flavin)发现了消费对劳动收人的“过度敏感性”(over-susceptibility)，即消费与劳动收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当收入出现正变化时，居民增加消费支出，当收入出现负变化时，居民相应地减少消费支出。坎贝尔(Campbell)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则发现了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即消费对未预期到的劳动收入变化不敏感。

(4)预防性储蓄理论为代表的新假说

里兰德(Leland)的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s Theory)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刺激消费者采取比确定性环境更为谨慎的行为，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劳动收入所带来的冲击。

当消费者在低收入情况下不能通过提取金融资产或借款以保持正常的消费水平时，我们称这些消费者面临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 Constraint Theory)认为，流动性约束不论何时发生，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得到的要少，因此即使流动性约束发生于未来，也会减少当期消费。

(5)行为消费理论(Behavior Consumption Theories)

行为消费理论是最近新兴起的一个消费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莱伯森(David Laibson)提出了心理因素对于理解消费行为的重要意义。莱伯森的理论解释了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流动性约束假说难以解释的消费行为，尤其是美国人以退休为目的的储蓄严重不足的问题。

除此之外，西方非主流消费理论也为消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西方社会学的消费理论、相对收入假说和炫耀性消费理论。其中，杜森贝里(J.S，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从社会性入手进行消费理论研究，指出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而取决于两种影响消费的效应:“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根据“示范效应”，高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往往被看作是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他们的消费方式就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棘轮效应”是指消费习惯的不可逆性，因此暂时的收入减少不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水平，人们宁愿减少储蓄或借债也要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

二、国内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消费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框架一脉相承，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西方消费理论的适用性和借鉴性分析，以及消费与其他经济因素的关联性分析。

(1)理论适用性研究成果

通过对西方经典消费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假定的比较分析，我国学者初步确定了符合我国现实的基础性消费经济理论。顾海兵(1994)在研究中指出，相对收入假设比较适合解释我国居民消费的基本规律;吴有昌(1995)分别依据绝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最终验证了持续收入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

臧旭恒(1994)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提出了研究消费问题的意义，并系统完整地给出了消费经济理论适用性研究的基本结论: 1978年以前，我国居民可以被视为是受束缚的、短视的、原始的消费者，这是因为1978年之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比较接近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即居民的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而1978年以后，我国居民可以被视为是攀比的、具有过渡性前瞻行为的消费者，这是因为消费者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了消费者的行为开始改变——我国1978年以后的消费者由凯恩斯所假定的原始的消费者向新古典理论的消费者转变，其前瞻行为逐渐形成。同时，在改革的特定环境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和各种新的、较高档次的消费品的涌现，消费者之间的攀比行为得以强化。

而余永定、李军(2001)在《我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中，以选择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认为西方传统的消费理论都无法说明我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国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我国居民一般是集中力量实现当前阶段效用的最大化，而较少考虑未来阶段的消费和效用最大化，这种“短视”行为是由于以下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未来长期目标的不确定性、信息的缺乏、体制的制约等。另一个特点是，在消费者生命的不同阶段中，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一个相应的储蓄目标。由于没有私人消费信贷市场，个人的消费支出几乎完全要靠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这就决定了我国居民必须在每个阶段都要为迎接相应的支出高峰而进行储蓄，以便在未来的支出高峰时使用。

(2)理论借鉴性研究成果

在确定适用的消费理论的基础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我国学者开始对我国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贺菊煌(1998)在《消费函数研究》中以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并假定“人们以近期收入水平作为未来收入水平的预期”，认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符合生命周期函数里对消费行为的假定，即居民消费行为是前瞻的。

李晓西(1998)在《转轨经济的消费行为及理论假设》中结合西方消费理论与我国转型期经济特征，提出了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四个研究假说:不稳定的收支消费假说、生命周期特殊阶段消费行为假说、市场过速变化的失态假说和信用消费制度约束假说。

李振明(2002)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居民消费行为研究》中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将有关制度的因素纳入到了消费的分析框架中。

(3)关联性消费研究成果

马克思曾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消费是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可见，消费与整个国民生产和国民收入体系存在着必然又复杂的关系。所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对消费与其他中宏观经济因素的关联分析方面。

与消费关联最密切的是经济增长。王云川(2003)在《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中，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我国近二十年市场化取向的体制变迁为背景，考察了作为总量概念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规律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分析经济市场化对消费者行为方式及其主要决定因素的影响，揭示了我国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的特点，并延及了消费需求宏观调控对消费需求发生作用的机理及目标选择，最终确立了加强和完善我国消费需求宏观体系的途径。

收入分配无疑也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这方面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袁志刚、朱国林的《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和杨天宇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袁志刚、朱国林(2000)在《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中，就国外关于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关系的计量研究进行了梳理。国外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存在两大流派。一派以勃兰德为代表，他通过研究指出，要么收入分配对总消费没有影响，要么收入再分配会减少总消费。在他给出的三个解释中，他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由于纯理论所设想的收入再分配与实际所发生的收入再分配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另一派则更注重消费数据的对比分析。德拉瓦勒和奥古奇运用横截面数据考察了37个国家的GDP数据，结果发现，如果同时使用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做解释变量，则基尼系数的影响很小，但在只使用基尼系数做解释变量时则可通过t检验。穆斯格雷夫使用更多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数据重新对此进行了检验并由此得出结论，在把微观变量加总为宏观变量时会遇到所谓的“分配效应”问题，而这一问题是与微观主体行为的非线性相联系的。如果微观行为(例如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那么加总的宏观消费函数的系数就必然与微观消费函数的系数不同，除非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收入。因此，宏观消费函数的函数形式和系数不仅取决于微观函数的形式和系数，还取决于社会的收入分配特征。

杨天宇(2001)在《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一书中，构建了一个从收入分配角度解释宏观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理论框架。首先，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城乡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消费不足;其次，消费需求不足决定投资需求不足;再次，由于消费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导致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上述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机制“乘数作用”，由于未考虑收入分配在有效需求不足中的作用，不但使其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所以，理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多范围、多角度的，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只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忽视政府的其他经济职能。现实中理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收入分配调节政策、资源配置政策和消费鼓励政策的结合体。

纵观国内对消费问题的研究，虽然大多数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没有突破国外学者研究的范式，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得到的诸多结论对论文研究具有有效的支撑作用。

第二节　需求理论和需求函数研究

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要。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依托的需求函数研究，主要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即消费者如何将其支出在各类消费品中进行分配。本书在分析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的户内需求结构时选择的实证模型都是基于需求理论的需求函数模型。

一、需求函数理论

需求理论认为，偏好、价格、收入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效用最大化定理，消费者在给定消费品价格、预算约束(即给定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偏好的条件下，会对一定数量的商品进行选择，以便在消费这些商品的过程中实现最大的效用满足。如果消费者在消费组合中的每一种商品的收入支出分配和价格信息是可知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由价格、收入和支出决定的函数，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消费者偏好函数。利用这个函数，我们就可以预测消费者在各种价格和收入水平下的消费行为。基于效用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得出的消费需求函数被称为需求系统。需求系统理论解释了消费者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如何将收入(支出)在可用消费品中进行分配。

二、偏好可分离性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通常要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中进行选择。在利用消费需求系统理论研究消费者行为时，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处理上千个方程。因此，简化消费者决策过程的一种重要和必要的前提就是对偏好的相互独立性施加限制性假设。只有假设消费者对各类消费品的消费偏好是相互独立的，才可以使经济学研究者在讨论概念和进行实证研究时处理数量较小的消费品数量。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合成理论”或者“偏好可分离理论”来进行假设性限制。(Deaton，1980)根据“合成理论”，一组商品的价格若是满足平行移动的条件，就可以被合成为一种商品。由于这一理论的限制性很强，很难在实践中使用。因此，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偏好可分离理论。”

根据“偏好可分离理论”，消费者的偏好是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消费品分组，并且假设消费者在每一个组内的消费偏好与其在组外的其他消费无关。Strotz(1957)首先提出了“效用树”的概念，这使得消费者决策可以被分解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预算通常是把支出分配到大类消费品中(Gorman，1959);第二步是基于第一步的支出分配，在每一大类消费品中针对每个细分消费品进行支出分配。因此，在偏好可分离的情况下，两阶段预算的假设是合理的。直接效用函数的可分性是进行第二阶段预算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依据弱可分离性，可以进行需求系统的多阶段分析，即针对大类消费品和类别内消费品的分析。

三、需求系统模型

完整需求系统(Complete Demand System)把所有消费品都纳入到系统模型中，是基于效用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理论的联立方程函数组。需求系统把消费需求看作消费支出和价格的函数，能够解释收入、价格、需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这种由需求理论推导出的模型具有如下优点:首先，模型具有很强的经济解释力;其次，模型的经济意义简单明了;第三，模型能够满足理论检验。

当前，各国研究者主要使用的消费需求系统分析模型主要包括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简称LES模型)、路特丹姆模型(Rotterdam)、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简称AIDS模型)等。其中，扩展的LES和AIDS的使用尤为普遍。

(1)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是由经济学家Li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学家Stone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ES)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其经济含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在给定收入和价格条件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其基本需求支出，扣除基本需求支出后的收入则按比例在各类商品及服务、储蓄之间分配。

ELES模型的基本假设为:(a)某一时期人们对于各种商品和服务需求量仅决定于该时期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b)人们对于各种商品和服务需求量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此范围的需求两部分。(www.xing528.com)

它所隐含的消费函数体现着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即:即期收入决定即期消费，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按不同比例增加。虽然这一模型存在不足(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消费具有习惯性;棘轮现象)，但仍然普遍应用。其优点是不须借助额外信息，不依赖价格数据资料，便可以用消费支出额的横截面数据将参数估算出来，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ELES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Vi(或者pi qi)为消费者对第i类消费商品或服务的支出额，pi为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价格，xi为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要量，pi xi为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要支出额，I为消费者人均收入 为消费者各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支出总额，βi为消费者收入除去各类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要支出后的余额中追加于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比例，称为第i类消费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式(2.1)满足以下限制关系:

为居民的总边际消费倾向;1为边际储蓄倾向)

使用最小二乘法，可以得出α和βi的估计值(即各项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即在新增收入中各项目支出的比例关系)。

将式(2.2)两边求和，得到:

因此，应用ELES模型，可以测算出各类消费需求额和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相关弹性公式的计算方法如下:

(2)几乎理想消费系统模型

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是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和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uer)于1980年提出的，是在Working和Lesser有关恩格尔曲线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价格变量的一个扩展，其思想是在给定价格体系和一定的效用水平下，消费者如何以最少的支出来达到已定的效用水平。

AIDS模型的一般估计形式是:

其中，wi是第i中商品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份额，pj是第j种商品的价格，X是系统中所有n种商品的人均总消费支出，ln P是超越对数价格指数。模型的经济含义为:当各类消费品的相对价格pj不发生变化时，βi反映真实支出X/P变动1%时wi变动的百分比。其符号的正负与商品i为奢侈品和必需品相对应。当真实支出X/P不发生变动时，γ反映各类消费品的相对价格pj变动1%时w变动的百分比。

在通常的AIDS模型中，一般有以下的各回归系数的制约条件关系式:

加总性(adding-up):

该模型的支出弹性系数(收入弹性系数)为:

第三节　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研究

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研究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当丰富和深入，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关注。相关研究有的是专门针对动物性食品、畜产品、或者鱼肉产品的，有的是在分析居民总体食品消费需求时对动物性食品有所涉及。

一、国外相关研究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方法的成熟，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在使用的数据类型方面，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相关食品需求，而不是使用综合平均消费数据。其次，与国内同类研究相比，西方学者更加关注细分的食品类别，而不是笼统地将几种食品合并为一类进行研究。例如，Eales et al(1988)利用AIDS模型对美国肉类消费进行研究，认为居民对于切块包装的鸡肉和牛肉需求上涨，这表明了人们对于便利食品的喜爱。第三，西方学者在研究动物性食品消费时的另一个明显特点和趋势，是注重研究方法的改进，不断尝试提高实证模型的精准度和解释力。Hayes(1990)修正了AIDS模型，并基于日本鱼肉类食品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日本居民对于鱼类和肉类产品的消费需求特征; Choi(1990)在实证模型中考虑结构变动因素，证明美国居民肉类需求在70年代存在结构的变动; Edgerton(1997)利用瑞典食品消费数据对多阶段预算的必要条件进行了讨论; Thompson(2004)基于日本肉类消费数据，对AIDS模型中支出变量的外生性进行了讨论。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对我国居民的食品和动物性食品消费进行研究。如Halbrendt et al(1994)基于我国广东省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分析了主要食品的需求弹性差异; Fan et al(1995)对我国农村居民1982—1990年八大类食品消费需求(米、面、粗粮、肉、菜、酒、烟、其他)进行研究; Guo etal(2000)对我国居民1989—1993的米、面、谷物、猪肉、蛋五类食品消费需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对价格和相对收入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需求偏好发生变化; Kang Ernest Liu(2003)利用我国居民住户微观数据对食品消费需求进行了多阶段预算分析; Ortega et al(2009)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的数据对我国1980—2008年的肉类食品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猪肉在我国居民动物性食品需求中的主导地位。

二、国内相关研究

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我国居民的消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经济转型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在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下，我国居民相关食品消费的特征、结构变化和影响因素。

(1)对于动物性食品消费结构和特征的研究

袁学国(2001)利用我国六省的住户微观数据，具体分析了城乡消费差距、户内户外的消费差异、居民对于生熟畜产品以及不同部位畜产品的偏好，并讨论了畜产品销售渠道、产品质量、消费意愿等。其研究指出，国家统计局没有将在外就餐纳入畜产品消费数据中，因此，我国现有官方数据中对畜产品消费的反映是不准确的。同时，影响畜产品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而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民族特征等社会人口因素也对消费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马恒运(2000)在对我国畜产品消费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居民在外用餐、畜产品消费和生产序列之间的关系。蒋乃华(2003)在研究中首先对于统计局公布的畜产品数据进行了调整，随后利用调整后数据对我国居民的畜产品消费需求的特点进行分析。刘秀梅(2005)将城乡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把居民在外用餐中各相关食品消费量的估计值代入到模型中进行对比讨论。张红岩(2008)基于山东省住户消费数据，分析了动物性食品的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陆文聪和梅燕(2008)利用浙江省居民消费数据，分析了畜产品消费结构特征，认为当地城镇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是猪肉消费下降、奶类食品消费上升。李瑾(2008)的研究重点是讨论畜牧业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及如何顺应当前的消费结构变化，适当调整相关产业结构。喻闻和李芸(2010)通过对我国西部农村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调查分析，发现相关食品消费量不足，食品消费结构有待改善。

在动物性食品需求结构变动方面，程立超(2009)通过对2000年和2004年两个截面数据的对比，证明我国居民食品消费存在代际差异;詹满色(2002)、林欣怡和刘钢(2003)针对台湾省居民的肉类食品消费结构变动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台湾居民相关食品的需求结构在80年代发生了变动。但对于我国整体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户内需求结构变动的时间路径问题，还没有具体相关研究。

(2)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

针对我国居民动物性食品需求的影响因素，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多数研究认为，影响我国居民食品和动物性食品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水平、相对价格、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人口规模等。而国外学者关注的营养意识、广告宣传、食品便利性等因素，在针对我国居民的消费研究中并不是重点。

对于收入和价格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严先溥(2002)在研究中指出，高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会增加副食品消费和户外食品消费;穆月英(2003)基于1995—1999年的混合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需求进行两阶段分析，论证了收入和价格是影响居民食品消费的主要变量;姜百臣(2007)利用吉林省居民谷物、薯类、豆及豆制品、油脂、蔬菜及蔬菜制品、肉蛋奶及其制品、水产品、烟酒、其他共九类食品的截面消费数据进行消费需求研究，阐述了收入和价格的决定性作用;程立超(2009)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在谷物、蔬菜、畜肉、禽蛋消费上的差异，认为收入是代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城市化率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黄季焜(1999)在研究中指出，收入和价格无法全面解释食品需求的特征，必须考虑城市化率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黎东升(2005)在实证研究中也进一步论证了社会发展水平对于消费习惯的影响，认为城市化率的提高会增加我国居民对各类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

地域差异在我国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研究中不容忽视。蒋乃华(2002)根据各地饮食习惯，将我国分为南、北、西北三类消费地区，大部分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都显著;刘秀梅(2005)根据1995—2003年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分为东、西、中三个消费区域，也证实了地区差异对于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存在重要影响。

对于家庭规模和人口结构，申秋红和王济民(2008)基于我国居民1990—2006年的消费支出数据论证了包括人口数量和结构在内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对于禽蛋消费需求的影响;董国新(2009)基于我国东部省份居民的消费数据，在AIDS模型中加入年龄结构、家庭规模等变量，研究显示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对于动物性食品需求的显著作用。

另外，基于我国的国情特征，宋则(2001)指出，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等非收入因素往往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三、相关研究中模型的使用

在分析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借助了不同的理论和函数模型，对于哪一种模型更为优越，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总体来说，在相关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主要是基于经验的对数线性模型和基于需求理论的各种需求系统模型。

(1)双对数线性模型

在近年来的需求分析中，需求系统模型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是，基于经验的对数线性模型、半对数线性模型和双对数需求模型仍然在相关研究中十分流行。(Alston et al，2002)本书在这里介绍使用最广泛的双对数线性模型(double-logarithmic model)。

消费者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可以通过以下模型来反映:

其中，q代表商品需求量，p代表各种相关商品的价格，I为消费者收入。在实际估计中使用的双对数线性需求函数模型如下:

虽然双对数需求模型缺乏消费理论的依据而且只能施加“加总性”限制，但它估计过程简单、拟合效果好、参数含义解释方便(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值就是相关的弹性)，因此在度量各变量的弹性关系时经常为学者使用。Brown and Deaton曾指出，单方程模型虽然从理论的角度看差强人意，但仍然有可能在拟合度和预测能力上高于系统模型。(Brown and Deaton，1972)双对数线性需求函数模型在相关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它的实用价值。

Kastens and Brester(1996)利用一阶差分双对数模型对美国食品消费进行了分析，并论证了双对数模型在预测方面相对于路特丹姆模型和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的优越之处。Alston et al(2002)对如何正确对双对数模型施加加总性限制进行了讨论，并利用此模型对美国肉类消费数据进行估计，论证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合理性。蒋乃华(2002)对我国畜产品消费支出数据进行调整之后，利用双对数模型对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对畜产品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证了收入、价格、城市化率和地区差异对相关食品消费需求的重要影响作用。

(2)需求系统模型的选择

大多数国内外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研究都在使用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需求系统模型。相关学者比较了各模型之间的优劣程度，但由于数据和具体的修正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还存在分歧。

Chern(1997)在研究中指出线性支出模型(LES)和线性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LA/AIDS)在估计结果上存在显著不同; Liu and Chern(2001)比较了四种需求系统模型，认为LES和LA/AIDS模型在预测能力上更加优越。但这一结论与其他同类研究的结果相反。颜士峰(2010)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各类模型特点不同，因此在实证过程中不关注各模型的解释力，而是根据可得数据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前人关于消费理论和消费函数的研究有助于本书在研究中理解居民收入与动物性食品消费量的关系，而需求理论与需求函数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国内外学者对于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研究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然而，就针对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研究而言，还存在尚待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也是本书力求分析讨论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所在。

第一，虽然国内外学者针对我国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结构特征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数据更新的问题，针对当前(2008年)我国居民整体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研究很少，因而无法及时地反映现阶段我国居民需求结构中的新特征。同时，由于统计指标和研究口径的问题，部分同类文献把动物性食品中的牛羊肉作为同一食品进行分析，这种做法忽略了居民对牛肉和羊肉消费需求的差异性，无法明确解释居民对具体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特征。因此，本书在第四章尝试分析我国城镇居民2008年动物性食品户内需求结构特征，探讨主要经济因素(收入、价格)对于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户内需求结构的总体影响，并在分析中对牛肉和羊肉需求分别讨论。

第二，虽然很多专门针对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研究认为我国居民的动物性食品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至今还很少有专门研究分析我国城镇居民近三十年来动物性食品户内需求结构变化及其时间路径。食品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代表着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如果可以确定结构变化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就可以以此为线索，发现我国居民需求结构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并深入分析导致需求偏好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此，本书在第五章所要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户内需求是否在一个时间点或者时间段发生了结构性变动?如果是，那么变动是在何时发生的?变动的特征是什么?

第三，对于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不少研究中都有了深入的分析。但是专门分析户内需求的文献很少。相关研究中通常使用居民的人均购买量(即食品的户内需求量)代替人均食品总需求量(即户内加户外需求量)。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户外用餐的增加，这种处理方法无法准确地反映居民对于各种食品的需求状况。另外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对相关食品在户外用餐中的消费量进行粗略估计，然后将户外与户内消费需求量相加，使用的估计标准多为袁学国(2001)于1999年进行的居民调查结果。这种处理方法虽然考虑了户外与户外用餐中动物性食品需求量的差异性，但由于数据估计标准的时效性问题，结论可能会存在偏差。鉴于此，本书专门针对动物性食品的户内需求进行分析，把在外用餐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以更加准确地发现各个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对于相关食品户内需求量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