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山多田少，林业在宋代以来徽州的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比例，几乎是宋、元、明、清时期徽州的支柱性产业。两宋以降，徽州各地林木输出贸易十分繁荣，徽州每年都有大量的杉树等木材被放排运往浙江严州等地发卖，严州税收的一大部分来自于对徽州木材的抽税。据范成大《骖鸾录》记载：在严州码头浮桥，“歙浦杉排毕集桥下，要而重征之，商旅大困，有濡滞数月不得过者。余掾歙时，颇知其事。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山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比及严，则所征数百倍。严之官吏方曰：‘吾州无利孔，微歙杉不为州矣’。”[17]可见，在宋代，原产徽州的木材长途贩运贸易，已成为徽州重要的支柱性产业。至明清时期，徽州的林业经济依然极为发达，当地山区盛产的木材，被徽商们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等全国各地发卖牟利。种植林木以发展林业经济，远比种植粮食作物利润为大。正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也。”[18]可以说，林业经济是徽州致富的基础所在，这就难怪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所以由富变贫的原因、亟图振兴徽州经济时，首先把“兴树艺”作为了第一要事了，他云：“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若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19]鉴于林业在徽州社会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加强对森林的管理与保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乾隆中叶以后至嘉庆、道光年间，安庆府、江西和浙江等地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混乱无序的开垦。他们或挖桩烧炭，或开采石灰，或种植苞芦，致使徽州山区大量原始森林和正在成长中的树木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少原先长满林木、郁郁葱葱的绿山，变成了濯濯裸露的童山，严重影响了徽州山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给徽州生态所造成影响与破坏，祁门善和《驱除棚害记》和黟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保县龙脉示》、嘉庆十年（1805）《禁水口烧煤示》、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禁租山开垦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禁开煤烧炭示》等都有详尽揭示。其中尤以《驱除棚害记》所叙要点清晰，较为具体。兹将其文字照录于下：
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馑，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汆积。欲图开发，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四害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五害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徽民聚族而居，方外之人无隙可入。囊时风俗茂美，稽查维严，今则拉亲扯故，入村穿巷，族中吉凶报赛，异服异言者公然挨挤，规模不肃，为害七也；夏秋之交，雇工锄挖，收成之后，乞化沿门，彼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倘门径既熟，乘间窥伺，何以御之？为害八也；夫且踞深山，隐幽谷，肆窃掠，固窝藏。恃险负隅，作奸犯科，横行无忌，官捕莫剿，为害九也。[20]
虽然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给徽州社会与经济带来了以上9大危害。但综而言之，最根本的破坏还是对徽州居民生产、生活与生存环境的破坏。《驱除棚害记》碑在列出棚民9大危害后，还就棚民入境前后善和村居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做了一个对比，说：“吾村祖遗山业最广，上自漳岭，下至韩村，当年竹木之供，山林之利，至大也。山川之胜，形势之隆，至美也……突遭乾隆三十年间棚匪入境，祖墓大坏，族运遂替。横览四山，芦茅丛杂，几至樵牧无场，未尝不叹息，痛恨于作俑也。”[21]
正是由于山场林业在徽州百姓生产与生活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林木山场受到侵害，徽州各级官府、民人和组织才会奋而起之，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以寻求森林保护之道。明清徽州各地通过成立组织、设置机构、订立文书等方式，以强化对徽州森林资源的保护，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森林保护方式。但纸质文书易于损坏，且张贴的时间和场所受到客观环境限制。因而，利用徽州当地盛产的丰富而优质的石料，以勒碑刻石的形式，把有关封山护林、严禁乱砍滥伐事项刊刻于碑石，竖立于田边地头、山脚路旁、祠屋墙壁，无疑会使更多的对象知晓该山封山育林的事项，并自觉遵守碑刻中严禁乱砍滥伐的规条，以免遭到严厉的惩处。应当说，碑刻公示封山育林、严禁乱砍滥伐事项，其作用是巨大的，它起到了纸质文书所难以发挥的作用。
对徽州碑刻的调查和研究还处在一个初始的阶段，尽管在我们所收录和掌握到的283通徽州碑刻中，有关明清森林保护的碑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离徽州历史上已有和现存的实际状况，还有一定出入。但是，这34通森林保护碑刻，应当说还是基本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林业经济、生态观念、生活与生产方式的一般状况，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对明清徽州这些碑刻的初步探讨和分析，我们至少了解到了历史上有关保护森林、严禁乱砍滥伐等乡规民约的制定、执行与实施的动态过程。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历史上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间习惯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注释】
[1]《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汪口村严禁盗伐汪口向山林碑》，原碑现存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旧乡约所。
[2]（明）古之贤：《新安蠹状》下卷《行六县劝士民葬亲》。
[3]隆庆《文堂乡约家法》。
[4]《清道光四年三月祁门大洪岭碑记》，原碑现竖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5]《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竖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6]《清祁门善和驱除棚害记碑》，原碑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六都村，现碑已佚；转引自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落景致》。
[7]嘉庆《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不分卷），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www.xing528.com)
[8]《清嘉庆二年正月祁门环砂村告示及十一月永禁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祁门县环砂村叙伦堂前西墙壁上；永禁碑原文《嘉庆二年正月祁门环砂村告示及十一月永禁文书》，原件现藏安徽省祁门县博物馆。
[9]《明天启二年三月歙县潜口按院禁约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歙县潜口新福桥上。
[10]《清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存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旧乡约所。
[11]《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浯田岭杂货店墙壁中。
[12]《清咸丰七年六月绩溪大坑口奉宪永禁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绩溪县大坑口龙川胡氏宗祠西墙壁中。
[13]《清道光十八年仲秋月祁门滩下村永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滩下村路旁。
[14]万历《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5]《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私召棚民入山垦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浯田岭杂货店墙壁中。
[16]《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黟县西递上村奉宪示禁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黟县西递上村祠堂门首墙壁中。
[17]（宋）范成大：《骖鸾录》，载（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
[18]万历《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9]（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一《禀详·详报物产会开会文》。
[20]《清祁门善和驱除棚害记碑》，原碑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六都村，现碑已佚；转引自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落景致》。
[21]《清祁门善和驱除棚害记碑》，原碑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六都村，现碑已佚；转引自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落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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