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研究：明清徽州法律文书分类成果

二、明清徽州法律文书的分类

关于明清时期徽州法律文书的分类，学界有着不同的方法，收藏徽州契约文书较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钰欣、罗仲辉等人在《徽州文书类目》一书中，从历史学的角度把徽州文书分为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文书、官府文书、教育与科举文书、会社文书、社会关系文书和其他文书共9大类，有关法律文书分别纳入了上述9类的子目之中。严桂夫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则从档案学的角度，将徽州文书划分为政务类、土地类、赋税类、工商类、宗法类、文化类和邮政类7大类别，而关于徽州法律文书部分内容，也同样被归附到所列的7大类文书之中。

以上关于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两种分类法，都没有将其中较有价值的法律文书单独分类，即使有所注意，也只是在二级或三级子目中标明，且很不科学。正因为如此，明清徽州法律文书虽然极有研究价值，但一直未能受到法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为了给法史学者提供利用上的方便，我们尝试着对明清徽州法律文书进行如下分类：

1.田宅买卖文书

随着两宋至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制的发达，作为一种不动产的田宅交易活动也日趋活跃，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7]“十年之间，已易数主”^[8]等记载，就是对明代田宅买卖自由、不动产产权转移频繁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的集中反映。怎样在田宅产权转移中，为田宅所有权拥有者提供法律保护，并防止出现“有产无税”和“产去税存”现象，保证封建国家赋税征收不致短少和流失，加强田宅交易过程中的法律建设，使田宅交易中产权转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有序进行，便成为新形势下历代王朝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宋、元、明、清时期关于田宅买卖的立法规定十分完备，围绕田宅买卖立法所进行的民间田宅买卖契约以及投税、过割等产权转移法律文书，在徽州大量存在，我们粗略估计现存约35－40万件徽州文书中，属于田宅买卖的文书，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不仅明清土地买卖文书数量众多，而且早自宋代、晚至民国时期的徽州土地买卖文书，都有大量收藏。南宋嘉定八年（1215）休宁县李从致等卖山契，就是迄今所知徽州现存最早的田宅买卖文书。

2.土地租佃文书

租佃关系是明清时期重要的生产关系，围绕主、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订立的土地租佃文书，是徽州法律文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法律文书涉及到地主、佃农和佃仆等权利、责任和义务种种关系，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租佃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永佃权于明代中叶开始在徽州产生和发展，至清前期达到了相当繁荣的发展阶段。因此，关于永佃权的土地租佃文书反映了徽州租佃关系的历史状况，它对我们分析和研究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徽州佃权转移、土地收益权具有重要的价值。至于徽州现存大量的佃仆文约，对我们研究徽州落后的佃仆制，也具有其他文书和文献无法替代的价值。

3.诉讼文书

诉讼文书是徽州法律文书中最为重要、也是留存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类。根据现代法学理论，这类法律文书大体上可分为民事诉讼文书和刑事诉讼文书两大种类，行政诉状文书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不计。这些诉讼文书主要是民间的各种民、刑诉讼文书，相对来说，告争田地山场和水利的民事诉讼文书又较刑事诉讼文书为多，如嘉靖《杨干院归结始末》、《明万历十五年祁门谢荣生告谢大义骗产状文》和《清乾隆二十一年休宁廿一都二图程万选等诉族棍程用和强霸水塘养鱼案》等。由于佃仆制的长期顽固存在，明清时期徽州诉讼文书中，有关主仆之间的诉讼文书也占有一定比例。如明天启四年至崇祯二年（1624－1629）休宁县潘氏宗族主仆互控案，即是明清时期徽州主仆互控最为典型的案件之一。^[9](www.xing528.com)

4.官府司法文书

这类法律文书包括官府出具的传票、拘捕令、通缉令、勘察报告（民、刑）、调解书和判决书等，如《明弘治九年徽州府为霸争风水给祁门李溥调解合同》、《明隆庆四年徽州府缉捕吴伯起传票》^[10]和《明崇祯六年江宁县为徽商王竹被盗缉拿雇工谢尚念通缉令》^[11]等。

5.乡规民约（民间习惯法）

徽州乡规民约极多，毕竟徽州是宗族聚居之地，因而其宗族、乡约、会社和村落管理所形成的一系列乡规民约，作为国家法的一个必要补充和延伸，在乡村和宗族范围内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如各类禁赌、戒赌文约和禁砍森林文告等。

（6）讼师秘本类

徽州民俗“健讼”，讼师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讼师为了打赢官司，常将一些诉讼致胜秘诀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不少讼师秘本，如署名清代“婺源小桃源觉非山人”所著的《珥笔肯綮》等，即是典型的讼师秘籍文献。

此外，徽州的法律文书还有其他一些种类，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分类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