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虽然地处山区，民风淳朴，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的美誉。但是，明代中叶以降，伴随徽商经营的成功，拥资巨万的富商大贾及其子弟往往生活奢靡，挥霍万端，嗜赌成瘾。而一些地痞无赖之徒则乘虚而入，设赌诱骗，以致徽州虽僻处山区，其赌博之风丝毫不亚于北京、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商品经济繁富之区。据史料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府城歙县经济文化较为繁荣的岩镇，就聚集了一批以引诱富家子弟赌博、嫖娼为生的地痞无赖势力。“岩镇地方，盖造整齐店屋，召住艳丽名娼，包留善歌女戏，思欲比赛南京旧院规矩，以为美谈，遂至诱引富家子弟，昼夜歌舞。风俗荡败，奸盗悉从此生”。“府属地方，不系通津聚商之处，俱是本地耕食凿饮之民。间有父兄经营，居积致富，类从辛苦中得来。致遭不才子弟嫖赌，挥金如土，不知爱惜，反以父资于娼优家争相雄长。慕豪侠之风，成淫荡之习，恬不为怪，不过数年，立见倾败”。[1]这种恶风陋俗发展到明末，已形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赌风日炽，亡赖、恶棍串党置立骰筹、马局，诱人子弟，倾荡家产，甚有沦为奸盗，而犯者比比”。[2]休宁也不甘落后，其“沉湎陆博，以曲蘖当饔飨；掷骰为赌，愚富儿以竞胜”[3]者为数颇众。据吴宏的《纸上经纶》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徽州“民无他长，惟不论男妇老幼，皆酷好游湖，牌一到手，则食可忘而寝可废，终日不倦，夜以继之。衣于何来，食于何得，仰何以事，俯何以育，皆置之九霄云外矣”。[4]
在赌博之风如此猖獗的情况下，不少良家子弟被诱入局，如痴如醉，浪荡家业。正如明代万历《歙志》所云：“平昔聚饮，彼此欢然，一决六骰，顿尔改样：神头鬼脸，侩手魔声，输出赢收，毫无假借；或携娼妓于邃阁，或诱子弟于重门。放头不顾其父兄，上手罔思其身命，达旦呼卢，收场浮白，往往千金一券，终以讼凶，万贯数年以赌败。”[5]由赌博而引起的倾家荡产和偷盗、抢劫等危及社会安定的诸种犯罪行为，已经成为明清时期徽州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中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因而，赌博被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列入“十恶”之列，成为仅次于打行的第二大社会公害。
对赌博本身的危害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歙县佚名无题诉讼教科书中，有着详细的阐述：(www.xing528.com)
开场赌博，诱骗良家子弟，妆套鼓害，夜聚晓散，设机暗害，贼盗渐由此生。甚至骗人货物，抢夺过客行装，窘极计生，无所不至。计造水艮骰色，惯制阴阳钱母，一掷百千，赚骗致富。可怜懦弱，明知局骗，吞声叫苦，奸心愈炽。□赚无休，逼无存济，投河腹（“腹”应为“服”之误——原注）毒自经，生其流之弊，莫此为甚。家私赌尽，丧魂消魄，老幼失养，鬻男卖女，丧尽廉耻，放辟邪侈，百盘装套，为恃横行，鲸吞血本，向索无音，恳公追究事。[6]
明清时期，徽州的赌博的花样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主要有押宝、骰牌、马吊和花会等名色。清末绩溪每逢演剧期间，即有大量赌博之徒搭设赌棚，形成赌棚林立之状，“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游湖、宝摊、骰牌，色色俱全。秋成后，无论大村、小村，不啻以赌场为其俱乐部，通宵达旦，习为常然”[7]。这里所说的宝摊、骰牌，即是我们所讲的押宝摊和骰牌赌具。押宝，是一种赌博形式，宝为赌具，方形木质，刻有黑红等图案，外用方盖盖严。赌时将宝置于中央，赌人四面牙注。开宝时，以红为赢、黑为输，押宝是徽州最为常见的一种赌博形式。花会也是清末徽州较为流行的一种赌博形式。花会之戏，系从福建地区传播而来，“徽州行之极盛”。这种赌博游戏，共分36门，各以二字为标目。通常摘前人诗句为题，使人射之，得者一钱偿三十。可见，这是一种较为文雅的赌博形式，对文风昌盛的徽州来说，这种赌博游戏十分受欢迎，以致男女老少齐上阵，“由是，人争趋之，妇女稚孺亦日从事于此。占卦卜字，祷庙祈梦，以求其兆。更有露宿墓下，或问某村常见怪异，平时不敢过者，亦皆奔趋占祷，不知畏避”。这种赌博同其他赌博一样，绝不会给人们带来致富，相反“获利者十不一睹，而破家亡身者往往而有”。为此，徽州专门出现了关于花会的谚语，即“福建刀兵响，徽宁作战场”。[8]这里，人们把传自福建的花会比作“刀兵”，十分形象。此外，如所谓掷骰子、打象棋、推牌九等，各种赌博形式，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州的赌博的形式和花样是繁多的，赌具的种类也应有尽有。其赌博之恶风猖獗和蔓延几乎遍及徽州城市和乡村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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