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徽州地痞无赖活动猖獗的种种表现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地痞无赖的活动变得异常猖獗起来。尽管在这批地痞无赖的群体中，成员结构复杂，地域也较为广泛。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则是：拉帮结伙，创立组织，打砸抢掠，偷盗拐骗，坑害百姓。这些地痞无赖的活动也五花八门，并且几乎渗透到徽州社会各个领域，尤其在一些商业繁华的市镇和人烟稠密的乡村，更是他们大行其道的主要场所。
概括来说，明代徽州地痞无赖所结成的组织和猖獗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立以打行为中心的黑社会组织进行打砸抢掠和坑蒙拐骗
以拳脚相加，动辄大打出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所有地痞无赖的一贯行为，徽州亦不例外。
徽州很早就有重武的习俗和传统，远自东晋南朝时期，中原地区士家大族初迁至徽州时，即以武力自守，所谓“武劲之风，显于梁陈”[17]，就是对那一时期徽州重武习俗的真实记录。两宋至明代，为了捍卫乡土，巩固和扩大宗族势力范围，徽州不少山区的强宗大族专门招养佃仆，习练拳脚，并设立“拳斗庄”，作为他们居住和看护山林与祖先坟墓的场所。徽商大规模外出和致富后，随从也有很多拥有拳脚之勇的仆役，以对付险恶的江湖。再加上明代“朝廷又重技勇”，为获取功名，徽州人除以文取胜于科举仕途之外，以武登第亦是其跻身于宦海的一种重要途径，这就是明代“新安武甲颇多”[18]的原因之所在。以上种种因素，直接促成了徽州“演习拳棒”[19]之风的盛行。
正是徽州社会上的尚武风气，使得一批游手好闲之辈掌握了一些拳脚技艺，并凭借武力，拉帮结伙，“纠党盘结，打诈横行”，[20]成为徽州社会的一大公害。在徽州府城歙县，“城乡旧有恶棍，结为打行，自立红裤、天王、棒槌、斧头等会，妄称天罡、太保名色，串通白捕，捏情打诈，夥告夥证，最为民害”。[21]这些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组织，“聚集凶强，闻风打诈、窝盗，凌虚武断，城市乡村皆受其害”。他们“喜则刎颈济凶，怒则戟手互斗”。[22]总之，一切以打诈斗殴为能事，完全是一股极其凶恶的流氓黑恶势力。崇祯十年（1637）五月，歙县知县傅岩在《申报打行》的公文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横行在歙县的地痞无赖为非作歹的事实：“卑县到任三载，犯发于词讼者，不可胜纪。业经随事创惩，重即详究，次则枷责。今蒙宪牌单开诸恶姓名内，刘五十先年曾悬恶人牌于门一案，打诈刘正一案，赫索吕谦告，卑县结卷未久。龚二向系鼠窃漏网，与黄婢妾即君锡等打行渠魁，各纠羽翼，远则四乡，近则渔梁坝、河西桥、关厢等处，打诈害人。其恶迹最著者，上年荒旱，刘五十、黄婢妾、尹三等打抢葛塘汪春台家钱米粮簪一对，即于是日，复打至山口程玄老家，口称放火烧房，致其妻下跪馈钱八千文；汪敬泉开酒肆，五十打诈银八两，又骗银一两，因取讨打入店，碎器折齿，凶焰可知。龚二向盗方德明布廿疋。吕腊梨得脏卖放同恶党汪细、腊梨、寿老、汪社保、许龙寿、汪细九即江细九、江五十即江九、许齐等打抢方五老，打折胡玄生左臂，又抢朱大元银五两、姚二玄钱五千，众恶一夜赌输，夥党已经惩究，惟尹三、江五逃匿未获。诸凶内如黄君锡、龚二、刘五十之犯，似应重拟，以除首恶；汪细、腊梨、寿老、汪社保、许龙寿、汪细九、许齐似应以为从量拟，仍请枷责，以儆其余；尹三、江五照提另结。至如程俊之者，虎踞渔梁坝，私开牙行，硬骗船户朱万福等船税不赀，霸占乐户王龙并卷其衣物以赌博，霸奸汪黑之妻，虽其恶较五十等少差，然其纠党盘结，打诈横行，俱为地方之害”[23]。
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不仅建立打行，强抢强夺，而且盗窃缀拐，无恶不作。万历时徽州知府古之贤对缀拐盗窃和销赃等地痞无赖之徒的恶劣行径有着详细的揭露。他在《新安蠹状》中云：“据歙县知县彭好古、休宁县知县丁应泰节次申详，缀拐人犯，每月不下数起。俱经依律拟徒，转详兵备道配发外。看得缀拐之风，惟徽中最盛。一伙光棍、妇人诱入其家，即幽之深室，无从呼叫，或挚其手足，或去其衣服，无能脱网。每一室而拘禁数人，内有不从者，以死胁之，无不落胆。此其拐诱则然也。然又有窝囤之人为之接手，有贩卖之人为之转送。交相为奸，得财分用。是以缀拐为生涯，以法令为弁髦，比比皆是。”古之贤不仅历述了地痞无赖之辈的缀拐暴行，而且还对为他们窝赃销赃的典当铺进行了斥责，他说：“徽俗惟当铺为盗薮，惟缀拐为民害。有司苦缉捕之难，小民被奸骗之累。由于法轻易犯，故奸伪日滋，而盗风不息也。行据黟县知县王家光申称：各县当铺俱系有力之家，一日之内，当货无虑百金，不审姓名，不详居址。或以十两之货而当一两，或以一两之饰而当一钱。侵晨暮夜，当者即去，一入异县，真赃难起。合无俯从严行各县当铺，止许典当本境货物，务识其人；如异县，不许概当等因。申府。又据歙县知县彭好古将概县典当铺户尽数藉名在册，给照稽查，俱有裨地方。除通行禁约外，看得当铺积弊，惟认货不认人，明知为盗，即暮夜扣门，无不受当者，以致盗贼今日劫掠重资，明日即易轻鉙而逝。往往捕获贼人，毫无赃物可搜。及至起赃，类多士家大户，犹然索要取赎，恬不知畏。是贼以当铺为囤而其赃甘与当铺共之，当铺以赃为利，而其铺乐与贼居之。官司诘问其罪，则曰：‘我不知情，律当不坐。’纵加之罪，不过拟杖而止。然以贫鉗负贩之夫，一旦挟持，缎绢衣服，或金银首饰，或贵重器玩，以十当一，以两当钱。何不问其所自来也。此谓之不知情，可乎？明是玩法图利，坐地分赃，无盗之罪而有盗之心。若不申饬，盗风何得而息也？”[24]为此，古之贤申明禁令，严禁拐盗和商家销赃之风，力图根绝地痞无赖拐盗和商家窝赃销赃之恶行。
（二）以赌博为手段，骗取钱财
设局诱赌和聚众赌博，是明代徽州地痞无赖群体骗取钱财的又一伎俩。徽州赌博之风向来就很猖獗。明代中期，赌博风气就在社会上蔓延，休宁就出现了“沉湎陆博，以曲蘖为饔飨，掷骰为赌，愚富儿以竞胜”[25]的社会畸形现象。由于赌博直接危害社会安定，所以，在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所列举的该县十大社会公害中，“赌博”紧接打行之后，被作为第二大社会公害。发展到明末，歙县地痞无赖兴风作浪，“设局诱赌，亡赖恶棍串党置立药骰筹码局，诱人子弟，倾家荡产，甚有沦为奸盗，而犯者比比”，以致使得整个歙县“赌风日炽”。[26]清初婺源庆源江万舅就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最后沦为奸盗而被充军发配的。据詹元相《畏斋日记》记载，江万舅“家本不贫，其（父）子瞻先生殁后，以赌博败产业殆尽”，无可奈何之际，詹万舅被迫“从无赖党为盗，事发，得减死充军”。[27]江万舅赌博败产和为盗充军的结局，确实应验了傅岩所说的“打行近盗，赌博近贼”[28]的预言。
为了诱人入局赌博，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之徒还利用演戏时观者如堵的人多嘈杂场合，“招引流娼，假以唱戏为名，群集匪人，惑诱饮博，以致游闲征逐，驰骛若狂”，[29]这类诱赌手段真可谓是卑鄙龌龊。傅岩对歙县设局诱赌的地痞无赖，经过乡约里保的密查探访，擒获并严惩了黄甫、黄光表、饶细九、程继鸾和汪瞎黑等为首者。同时，傅岩还责成保甲“置牌架器械，遇盗鸣锣，传知救捕。平日逐户挨查，赌博非为，呈首究治。其无籍流棍、技术、流娼、游食僧道，严行驱逐，地方宁谧”。尽管傅岩为打击歙县地痞无赖等黑恶势力做出了最大努力，但结果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革除和消灭地痞无赖这一社会毒瘤，更无法杜绝他们设局诱赌的恶劣行径。相反，为了严惩娼妓和赌博，他甚至禁止民间搬演夜戏和迎神赛会活动，从而剥夺了民间的娱乐活动。在《禁夜戏》的告示中，傅岩指出：“徽俗最喜搭台观戏，此皆轻薄游闲子弟假神会为名，苛敛自肥，及窥看妇女，骗索酒食，因而打行赌贼乘机生事，甚可怜者，或奸或盗。”[30]而在《禁赛会》公文中，傅岩亦极力揭示地痞无赖的破坏作用，云：“徽俗竞神赛会，因而聚集游手打行，凶强恶棍不以无事为福，惟以有事为荣，或彼此夸奢，或东西争道，拳足不已，挺刃相仇。伤小则斗殴兴词，伤大则人命致讼……诸棍挟骗愚民酿成乱阶，莫此为甚。”[31]本来是为了打击地痞无赖包括赌博在内的各种非法行为，最后竟然导致将徽州民间最隆重的娱乐活动演戏和迎神赛会都取消了，似乎有一种连婴儿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遗憾。
我们也看到，为了告诫宗族成员卷入地痞无赖设置的赌博骗局，明代徽州不少宗族都在家谱的族规家法中，严禁族中子弟进行赌博。如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即有“戒赌博”[32]的家规。歙县岩寺程氏宗族把族中游手好闲和赌博骗财等不事生业之徒，斥之为“乡族之巨蠹”，[33]进行严厉打击。歙县城东许氏宗族在《家规》中，对赌博的危害和严惩也有详细规定，云：“构徒聚党，登场赌博，坏人子弟，而亦有坏其心术，破毁家产，荡析门户。若此之流，沉溺既久，迷而弗悟，宜痛戒治，使其改行从善。”[34]由此可见，明代徽州从地方官府到民间组织，对地痞无赖诱骗赌博等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其严禁和打击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三）脚夫及其对社会的危害
脚夫本来是明代的一种较为低贱的差役，一般系指跟随官员往来地方搬运货物的人。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长途运输业的兴盛，脚夫逐渐演变成为寄居商埠码头搬运货物的职业群体。由于脚夫具有直接与客商打交道的优越条件，因而自然吸引了一批地痞无赖之徒的加盟。地痞无赖之徒染指和渗透到脚夫行业之后，不仅把持了商埠和码头搬运货物的业务，而且很快纠集同伙，组成了一个专以敲诈勒索和明抢暗夺客商货物的流氓集团。(www.xing528.com)
徽州是一个山隔壤阻的山区，明代徽州与外界的交通大都靠新安江及其支流水域的水上运输航道。因此，在一些停泊客商船只的商埠码头，便聚居了一批被称作“脚夫”的地痞无赖群体，这伙人专门以敲诈勒索客商和明抢暗夺客商货物为业。在明末的歙县，“有埠头奸棍，通同本地船户，凡遇船票一出，即将外来船只勒讨贴差常例。少逆其意，抢扒留柁，夺索锁船，极为荼毒，以致外省之船畏惮不前，米货不接。甚至有各衙之票数日不销，必诈索尽遍而后止，深可痛恨”[35]。在歙县最大的商埠码头渔梁，脚夫更是明抢暗夺，“又有渔梁脚夫，强驮暗夺，以致浙江客船不得抵坝，潜泊境外贸易。其乡镇招接江右肩贩者，捏造谣言阻截，大为民害”。[36]
脚夫的敲诈勒索和明抢暗夺，使浙江等外省运米船只不敢往来歙县贸易，这在青黄不接的灾荒之年，原本就是缺粮之区的徽州，真可谓是火上浇油。“新安所产米谷，不足民食之半，向籍外来。每遇新陈未接，艰于籴买，米贵人惶”。[37]因此，在明末徽州发生连年旱灾之时，歙县知县傅岩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避免因灾民哄抢而引发动乱，不得不于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勒石严禁脚夫种种非法行径，规定：“埠头上下，脚夫及大小船户，每乘隙偷盗，以致亏损。今后盘验短少，禀告，追赔枷示。永不许近埠觅食。”[38]傅岩这一彻底断绝脚夫生财之路的禁令，从理论上说虽然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脚夫的敲诈勒索和明抢暗夺之弊，但是，明末徽州的积弊实在太深，远非一石禁令所能根除和解决。因此，徽州脚夫哄抢打诈外省和本地船户的现象，在傅岩禁令颁示之后，依然存在并一直伴随至明王朝的灭亡。
（四）户役包揽及其对徽州乡民的苛剥
为纳税户包揽税粮并从中收取手续费的现象，在明初即已普遍存在。那些从事包揽业务的揽纳户大多是一些无籍的地痞无赖之辈，经他们之手揽纳来的税粮，往往不仅不能直接及时入库，有时甚至还被揽纳户所隐匿和侵吞，从而造成税户叫苦、国库亏折的弊端。对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推行过极其严厉的打击措施，《大诰》规定：“揽纳户揽到人户诸色物件粮米等项，不行赴各该仓库纳足，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追物还官，然后处以重刑，籍没家产。”[39]
明太祖对揽纳户的严打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杜绝揽纳之弊。相反，明代中叶后，随着封建吏治的腐败和里甲都图等基层组织功能的削弱，包揽之弊更趋严重，而徽州则尤其典型。由于徽州税户外出经商者众，在外经商者往往无法亲自向当地官府投税充役，加上地方乡绅等有身份的人又“不能躬亲户役，势不能不委之户丁”。[40]这样，为寓居外地的徽商和本土的乡绅阀阅之家揽纳税粮役银，便成为包揽之徒炙手可热的肥缺。于是，由无籍之辈充当的揽纳户遂与户书里役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从中上下其手，给纳税户和国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万历时期的徽州，粮长、里长和吏农等揽纳税粮，盘剥乡民的现象十分突出。“乡村小民不知官，则被里长揽收多科。又粮长通同书手，违则多派，希图分侵……吏农收银，加索秤头，比之粮长，害人尤甚。且派征承行，其责在吏”。[41]在明末的徽州，“包揽之棍充斥城乡，彼已立有津贴自肥，临比雇人受扑。稍不当意，即假国课为由，告害无干之人，或行关隔府索取酒食、盘费，而不纳粮”。[42]“有奸玩现年贿嘱户书，捏添完数，以逊比责，致包揽替代得以任意侵掩，无由查考。国课民膏，为此辈饱蚀，欠数仍悬，官民两受其病”。[43]
鉴于地痞无赖插足包揽，任意盘剥乡民、侵蚀国课之弊，万历时徽州知府古之贤曾专门立法予以革除，他所颁行的《行六县申明起解钱粮》、《行六县永定征收便民厘弊》、《行六县禁革粮长空役》、《行六县禁革秤头》和《行歙县查革坊长鉘应》等告示，都是致力于打击地痞无赖包揽之徒的具体而切实的举措。歙县知县傅岩更于明末崇祯年间，在歙县立法严惩包揽之徒，他在《禁揽代以绝侵渔》的告示中指：“歙民逐末，外寓者多。至于名阀绅士，不能躬亲户役，势不能不委之户丁，致被奸玩族属或保歇、市棍积年蠹役揽充。现年花户，付之代纳，一入其手，或指雇代。比责，或捏使费花销。输纳无几，而已半饱蝇吮之腹矣。合行禁革，凡充现年，俱要勤谨诚实户丁，以应征比。如有仍前包揽代替以图欺隐者，重责枷号，申究，仍罪正身。”[44]除严厉打击以外，傅岩还从整顿和改革税粮和役银征收办法入手，希望从正面消除因包揽等地痞无赖之辈侵欺隐匿所导致的官民两累的痼疾。如实行《听自投以杜加索》、《立比单以实完欠》、《增连票以便核对》、《核旧欠以限带征》和《行奖赏以示劝惩》等。不过，这些改革，随着不久明王朝的灭亡和在徽州统治的结束，基本上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五）白捕之役与地痞无赖的勾结及其鱼肉乡里的行径
白捕之役本来是明代地方官府衙役中的一种。“各衙门勾摄公事，缉捕盗贼，往往差遣皂快”。[45]由于白捕等衙役直接面对乡民，充当白捕之役坑害和盘剥乡民便成为一个肥差。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凭借自己的武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他们往往自愿充当白捕或与白捕等衙役相勾结，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苛索乡民。对白捕等役苛索盘剥、坑害乡民之状，古之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辈倚城狐之势，纵狼戾之心，每承一票，视为奇货。辄便三五成群，或一家而包募数名，或一名而数名朋役。又或以父子袭充，兄弟更替，互乘轿马，下乡骚扰，索要‘轿马钱’、‘脚步钱’。殷实之家被其狠诈，犹能喘息，含怒曲从；至若贫难之民，饮食不能兼具，有烹伏雌供食、裁杼代薪者。一不满溪壑之望，辄行锁打，以致往往赴府告究。如原票无名，指以贼情锁拿，逼死黄子光，若快手张文等是也；原票有名，不行送官，指以贼情锁拿诈财，逼死汪氏，若快手程杜庆是也。凡此诈骗多端，乡民受害。止因有事衙门，只得隐忍。间有告发者，则官司又庇护，不肯正法。”[46]徽州的地痞无赖“向多朋充白役，遇有差遣，呼引朋诈，大为民害”。[47]这帮“无籍棍徒，群结白捕，假差假票，鱼肉乡愚。或架贼指窝，或栽赃诬盗，吊拷吓索，凌虐万端。串通村市土棍，倚称里保名色，阳为求解，暗则瓜分。如近日谢显祖、杨尚孙、王应春等赝票索诈，吴龙、程正老等已经究惩枷示”。[48]有些白捕甚至“私用刑罚，把持诈索”。[49]
明代中后期徽州地痞无赖充当白捕等衙役之种种鱼肉乡里、盘剥苛索乡民的恶劣行为，不仅充分暴露了地痞无赖本身的丑恶嘴脸，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徽州官府对衙役使用方面的失控状态和吏治的腐败。
（六）牙侩及其对商民的非法苛索
牙行是封建官府为管理市场、征收商税而设立的市场管理机构，牙侩则是牙行的管理人员，非法盘剥商民的牙侩一般被贬称为“牙棍”。
由于牙侩是一大肥缺，自然亦就成为地痞无赖染指和插足的对象。我们知道，欺行霸市、哄抬物价，向来是奸商获得暴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地痞无赖插足牙行、充当牙侩，无疑更加助长了这一系列非法行为的蔓延。歙县渔梁坝是由新安江通过支流练江抵达徽州府城的重要商埠，也是歙县等地徽商外出的码头，其市场贸易十分繁荣，由浙江等地长途贩运而来的粮食等货物大多在此靠岸贸易。这样一处繁华的商业码头，显然是当地不法牙侩和地痞无赖施展其敲诈勒索伎俩的舞台。对歙县地痞无赖充当牙侩、盘索渔梁坝商民的情况，明末歙县知县傅岩在《歙纪》中有着具体的揭示。“商贩粮食聚集渔梁坝为市，土棍充牙侩，恃党作恶，私置斛平，出入重轻，银杂低赝，抑局赖鉖，越贩抬价，籴粜均受其病”。[50]更有甚者，每当青黄不接之际，牙行还与铺户商贩以及地痞无赖串通一气，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坑害饥民。其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发指，“有等奸恶牙行、铺户高抬价值，惑乱人心”。[51]面对明末持续的旱灾，为救济灾民，歙县知县傅岩采取了颁发粮票购买平价米粮给灾民的措施，无奈该县“当铺、米行、牙豪假称贫户，一人有四五票者，有三四斗者。又或游手打棍包揽替代，至再至三，搀夺生事，情甚可恨”。[52]万不得已之际，傅岩被迫下令，要求“凡外郡并歙米商，粮食运至渔梁发卖，务要诚实，铺家、牙行不得通同贩子掣去。经年取讨无远，致商亏本，拍手难运。违者，必治以罪”。[53]然而，傅岩的一纸禁令，并未能有效制止包括牙侩在内的地痞无赖强买强卖、哄抬粮价之风。相反，禁令颁示之后，岩镇等地仍然有“呼噪强买，甚有未交银钱张袋硬索，或执钱影射，希图混赖”[54]等事件发生。
明代徽州地痞无赖的构成以及种种恶劣行为，远不止上面所列的6个方面。但是，以上6个方面的地痞无赖及其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和打砸抢掠等为非作歹情状，应当说集中反映了明代徽州地痞无赖活动的一般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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