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徽州地痞无赖群体产生的原因
何谓地痞无赖？据《辞海》云：地痞是“旧式地方上的流氓无赖，也叫地棍；”无赖则是指“强横无耻、放刁、撒泼等恶劣的行为作风。”就明代徽州的地痞无赖而言，万历《休宁县志》对其亦曾作过如下界定，即“游惰成习……寡廉鲜耻而居下流，则所谓无赖者也”[1]。地痞无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但那时的地痞无赖还仅仅是作为零星的个体现象存在的。地痞无赖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向群体化、集团化转变与发展，成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则是在汉代以后。唐宋时期，泼皮无赖即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发展到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地痞无赖结伙滋事，创立组织，群聚群散，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黑恶势力，给明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就明代的徽州而言，地痞无赖建立组织，深入城乡结伙滋事，活动猖獗，专门干着打砸抢掠、坑蒙拐骗的勾当，直接给徽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
那么，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的地痞无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猖獗活动的现象？或者说，明代徽州地痞无赖猖獗活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明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政策的刺激下，明代前期，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各地社会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迅速而显著的恢复与发展。至明代中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繁荣，为毗邻地区特别是徽州地区的商人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活动舞台。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社会相对稳定局面的形成，徽州人口迅速膨胀，山多田少、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谋生之道，最迟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州人逐渐开始外出经商，出现“读书力田，间事商贾”[2]的现象。这是见诸官方的记载。事实上，徽州人经商的历史及业已产生影响的时间，远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甚至南宋时期。如休宁商山的吴氏宗族成员有规模的外出经商，就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该族第十五世吴德新（1352－1417）就是“以勤力起家，经营四方”而“日渐丰裕”的。第十六世吴方（1360－1412）少有大志，“茂迁江湖，财贿渐至丰裕，买田筑室，声誉益隆。可谓光于前而裕后矣”。同是十六世的吴仲清，也是“商鬻江湖，货贿丰备，田园皆置”的富商大贾。第十七世吴士仁（1403－1470）及其兄弟吴叶心等，即在永乐至成化年间“贸易江湖，不惮勤苦，已而赀产富饶”[3]，成为富甲乡里的商人。只是到了正德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徽州经商蔚为风气，徽商之名才名扬四海。正如王世贞所云：“新安僻居山溪中，土地狭小，民人众多，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地瘠薄，不给于耕，故其俗纤俭。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4]凭借灵活的经营方略和拼搏进取的精神，徽州商帮群体异军突起，成为全国商业舞台上一支实力雄厚的地域性商帮群体，诚如谢肇淛所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5]徽商在致富之后，将大量商业资本投向故里，广置田产，大兴祠堂，并兴办桥梁、道路和书院等社会公益设施，这对徽州本土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加上徽州本土歙县岩寺、休宁万安、婺源清华、祁门侯潭和黟县渔亭等市镇徽商势力的崛起，致使徽州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庶之区，赢得了“明末徽最富厚”[6]的美誉。富庶的徽州和拥有巨资的徽商，为游手好闲的地痞无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繁衍的温床。(www.xing528.com)
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的涌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所有这些经济领域的变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到来。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外出经商人数的扩大，徽州人的社会观念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重本轻末”正在被“轻本重末”[7]的观念所取代，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代之而起的是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浮躁焦灼的情绪和心态。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正在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社会现象被当时地方官府认为是礼崩乐坏、世风浇漓，对明代社会变迁所经历的阶段，万历《歙志》曾有着精彩的描述。“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甚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则纺织，男则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弘治时期徽州这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的社会相对稳定祥和局面，被《歙志》作者赞誉为“一时之三代”。[8]这是明代弘治时期社会变革未发生之前徽州社会经济状态的真实记录。但是，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其内部正在酝酿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是暴风雨般社会变革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和稳定。历史进入正德年间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各个阶层都被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徽州人也由此拉开了大规模离乡背井外出经商的序幕。不仅贫困之家经商成为风气，而且“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9]在茫茫商海中，贫富变幻莫测，成功与失败俱存，追逐金钱和利润成为社会的普遍风尚。“至正德末、嘉靖初……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无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10]经济的变革，加剧了徽州社会的变革。至十六世纪中后期即嘉靖、隆庆和万历初，“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侔。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靡汰有丘壑矣”。[11]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几乎是全民经商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全民致富局面。相反，则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悬殊，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12]的社会财富不均衡现象。经商失败而引起的强烈不满情绪和传统的财富均平思想，共同交织在一起，一时间竟然形成了一股对社会不满乃至仇恨的心理。于是，一批商场失意者和本来就在社会上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便专门干起了打砸抢掠、敲诈勒索和坑蒙拐骗的勾当，使徽州社会治安状况骤然变得严峻起来，进而出现了“棍风大炽”[13]的局面。
徽州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为地痞无赖群体创造了有利的活动条件。但是，仅有物质环境而缺乏其他条件，并不能完全构成地痞无赖活动猖獗的充分理由。事实上，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地痞无赖群体的崛起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破坏性力量，还有其他诸多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地痞无赖活动猖獗，是徽州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徽州在明代中叶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使得过剩人口急剧增多，生存问题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所谓“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14]为寻找生存之道，徽州人似乎无所顾忌，外出经商糊口或者追逐利润和金钱，本来是正常现象。然而，一旦这种追求的欲望无限膨胀，即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种种不良后果，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和社会稳定局面的维系。正因为如此，成书于隆庆年间的祁门《文堂乡约家法》才说：“俗渐浇漓，或坏度败礼者有之，逾节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以故是非混淆，人无劝惩。”[15]失去土地而又无本无力经营的社会群体，从社会中被分离出来，成为游民以及地痞无赖群体的重要构成。当然，在徽州传统社会中，也有地痞无赖活动的踪影。不过，与明代相比，那只是零星的社会现象，向有“健讼”传统的徽州，明代以前不乏讼师等被统治阶级斥为“无赖”的社会阶层，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并不构成规模庞大的群体甚至结成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的危害亦仅限于局部地区。其实，徽州传统的地痞无赖个体，也不能不说是明代徽州地痞无赖群体的直接渊源。此外，徽州地理上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毗邻，实力雄厚的徽商亦大多以江南工商业繁荣的市镇为经营中心。因此，随着徽商财富和资本的不断积累，这些地区的游手好闲之徒一如蚊蝇吮血般地尾随徽商，乘船溯新安江而上，来到徽商故里徽州本土。这样，来自外乡即江南地区的所谓“流棍”和来自徽州本土的所谓“土棍”，[16]两股势力相结合，便使得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的地痞无赖势力顿时猖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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