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一些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大背景下，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民好争讼”的风气。此后，“好讼”观念和行为日益得到发展，并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在好讼风气的促使下，帮人打官司的讼师逐渐形成了一种职业，个别地区的讼师甚至秘密开设学校，教人诉讼，培养诉讼人才。“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侮以取之；欺侮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1]除《邓思贤》一书被广泛流传于民间外，江西还有一种名为《四言杂字》的诉讼秘本在民间私下传授。“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2]由此可见，宋代江西等民俗好讼之区，已经由无意识的自发阶段，发展到了有意识的自为阶段，讼师已不仅是一个单一的个体，而是成为满足社会需要的一个职业性群体。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人口流动异常频繁，自明太祖于明初有意识地在全国各地开展普及法律教育以来，民间百姓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了用法律武器维护和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知识和手段。早在明朝建立之前的吴元年（1367），朱元璋就在颁布《律令直解》时告诫大理卿周祯等说：“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前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3]明初，《大诰》三编颁行后，明太祖甚至谕令将其“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是，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4]明初普及法律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官府和民间一时间形成了讲读法律的热潮，正是“挂书（指《大诰》——引者注）牛角田头读，且使农夫也识丁”。[5]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普法教育，使得无论地方官府还是民间社会，人们的法律观念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为明清时期民间“健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两宋时期民间的好讼观念经过元代的短暂沉寂之后，开始如潮涌般地爆发了起来。官府、讼师、百姓，这些社会各基层之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了民间诉讼观念完成了由单纯的“好讼”向复杂的“健讼”转变。
明代中期以后，在素以“健讼”风习名闻遐迩的徽州，“健讼”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种种情状光怪陆离。诚如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所云：“新安健讼，每有一事，冒籍更名，遍告各衙门，数年不已，以图拖害。”[6]在休宁，“又有甚者，作奸起讼，籢法犯科。群聚而呐无辜，众口而烁羸弱，何不至也。夫民各有争心，而献谗者开之衅，舞文者启之诬，用壮者激之斗，谋利者导之关，说无厌者锢之，反复守胜而莫顾其所终。彼早夜所趋势者在公门，利于争而不利于息。邑称繁讼，皆此属之由”。[7]
尽管明清时期徽州的“健讼”传统根深蒂固，“健讼”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但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www.xing528.com)
首先，“事起渺怒，讼乃蔓延”。[8]由于“健讼”风气的驱使，明清徽州经常会发生因某些细微纷争而引起的旷日持久诉讼。对此，休宁《茗洲吴氏家记》云：“外侮之来，自我招之，由小隙以成巨衅，微不谨以至大不可救，比比皆然。”[9]徽州地处山区，山场和田地绵延相连，界限往往难以划得很清。因此，围绕山场和田地侵界的纠纷便层出不穷。在明清徽州的各类诉讼中，尤以山场和田地界限纷争而引致的诉讼为多。所以，“地讼之为累，在新安为尤多”。[10]“若绩溪山多田窄，寸土寸金。或因税亩未清，界址相连，鼠牙雀争，在所难免”。[11]的确，类似山场和田地界址纷争本来只是一个“民间细故”，按明太祖的《教民榜文》规定：“凡有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项细微事务，互相含忍。”[12]但性格“过刚而喜斗”[13]的徽州人就是不能隐忍。于是，“片语不合，一刻颜变，小则斗殴，大则告状不休”，以致形成徽州各地官府“讼案山积”的现象。[14]细微小事逐渐酿成巨大纠纷，甚至由此而导致命案的发生。明末歙县李继与程初郎房屋地界相连，程初郎筑围墙，略有侵界。本来这样小的地界纠纷是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的，但依然被李继诉诸官司，形成诉讼。汪菊就因典仆汪三槐之妻九弟纳租欠少2斤，而与九弟发生纷争，最后导致汪三槐之母被殴跌身死，从而使简单租佃纷争演变成命案。[15]以上这些文字记录和诉讼案件表明，“事起渺怒，讼乃蔓延”，这是明清徽州健讼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健讼风气和行为的一大集中表现形式。对此，清末徽州知府陶汝骥就曾深有体会地说：“绩（溪）之民情，素非刁健，谚有‘横打官司直耕田’，即此可见世风之变。口角微嫌，本民事也，而架为刑事；钱土细故，可遵断也，而故违判断。甚至一诉讼事也，有数个目的物之请求；一原、被告也，有多数人连带人之牵涉。呈词则支离闪烁，传审则躲避宕延。”[16]
其次，“勇于私斗，不胜不止”。[17]明清徽州的“健讼”还集中体现在诉讼双方为求得胜诉而不惜一切代价上，特别是富商大贾和强宗巨族的倾资介入，往往使得案情简单的诉讼最后演变成为讼而不结、结而不止的复杂诉讼。如徽州宗族势力庞大，且重视墓祭，重视风水，“往往始迁祖墓，自唐宋迄今，犹守护祭扫惟谨。因之坟地迷信，受病亦深，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18]“今不求自已，而惟葬地是营，兴大讼，构大狱，竭其智计，厚其财贿，以与人争掺，必胜以求，必得识遇。不畏人非，不惧鬼责”。[19]清代康熙年间，休宁张绶控告张德泓侵葬其祖坟一案，“历经□审，抗不服断。……久争不决，朱太尊命耿师临勘，不服；又命单二公，仍不服，乃委夫子。夫子躬诣争所，持罗盘按形审脉，当山喝破，断其起辇”。[20]经过三次审判，此案才最终以张绶胜诉而告了结。徽州佃仆制顽固存在，即使经过雍正五年（1727）等多次开豁世仆为良令的实施，但均未能废除这一制度。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徽州宗族势力的异常强大。每有佃仆萌生越分之念或有叛逆之行，宗族往往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诉讼。明代天启四年（1624），休宁余显功等因所买佃仆潘镀等违约不向主人拜节、听役，于是被余显功等告官理治。此案中间迭经曲折，屡结屡起，直至崇祯三年（1630）方才以余显功胜诉告结，“六年三讼，至此结矣；主仆之分，至此定矣”。[21]至于徽州宗族卷入诉讼，不惜以族产为讼资者，也是所在多有，举不胜举。如祁门历溪王氏宗族在族内成员出现婚姻不缔于不重之门时，就联合宗族所有成员立下《同心合文》，要求“伊等如有恃强逞凶等事，大家俱要入局，不得退缩。推重一人，其费用尽系中秋神会出备，不得累及出身之人。禀案者务要同心协力，不得临事退缩；敷合者务要费用随时，不得推故短见。讼完之日，誓神交帐”。[22]徽商为赢得诉讼，争得面子，大力倾资相助，类似明代徽商汪宗姬“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23]已不是什么个别案例，而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最后，诬告之风盛行，自杀图赖泛滥。明清时期，徽州人为了打赢官司，赢得诉讼，不惜夸大其辞，大行诬告之风，甚至不惜自杀图赖。“词讼到官，类是增撰，被殴曰杀，争财曰劫，入家谓行窃，侵界谓发尸。一人诉词，必牵其父兄子弟，甚至无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辄牵入。意谓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扰耗其钱物，辱其妇女，以泄愤耳”。[24]康熙年间的休宁县，“或因口角微嫌而架弥天之谎，或因睚眦小忿而捏无影之词。甚至报鼠窃为劫杀，指假命为真伤，止图诳准于一时，竟以死罪诬人而弗顾。庭讯之下，供词互异”。[25]因此，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说，包括黟县在内的徽州诉讼大都“诬多实少”[26]至于轻生自杀图赖现象，更是明清徽州“健讼”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休宁风俗，尚气轻生，小事小忿，俄顷之间，动即自杀。原其不惜一己之命，不过欲破其所相怨毒之家，甚至移甲就乙，牵连不止。从来作令者，莫不喜有命案，利其牵连，以为己上下其手、奇货可居之局。计一月之内，图赖命案或数家，或十余家，至今犹然”。[27]“化之不改，禁之不悛。目击心伤，情不能已”。[28]为避免妇女自杀图赖，明代隆庆年间创立的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就分别以几种不同情况告诫族人，“妇人骗纵，动以自缢投水，唏人致死者，置弗问。如母家非礼索骗，约正、副直之实，受屈致死者，与之议处。其女子出嫁，有受屈致死者，约正、副亦与议处。如以不才唏挟死者，置弗问。”[29]包括休宁等县对自杀图赖讹诈等行为，也都制定和颁布了严格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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