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清徽州民事纠纷与诉讼的主要内容
明清时期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涉及方方面面。在徽州，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所审理结案的153例诉讼案件中，属于民事纠纷与诉讼的案件即有87件之多（含部分民转刑案件中的民事诉讼），这一数字基本上反映了明清徽州“健讼”习俗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由于徽州一府六县在地理上相对封闭，故这里有关明清民事纠纷与诉讼的原始资料得以大量地保存下来。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既有民间告状所具的状文，又有封建官府处理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公文和案牍。它为我们深入系统地探讨明清徽州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明清徽州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和探讨明清时期以徽州为代表的地方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的处理程序，并进而剖析明清徽州“繁讼”和健讼风气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实质。
明清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在内容上涉及田宅、山林、坟墓、水利、婚姻、继承和债务等各个方面。卷入纠纷与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官僚、乡绅、地主、农民、商人、佃仆乃至地痞无赖等社会各个等级与阶层。
下面，我们以傅岩所审结的87例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为主，结合其他有关民事诉讼资料，对明清徽州民事纠纷与诉讼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分类和剖析。
（一）田宅、山林、坟地和水利等纠纷与诉讼
作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明代中叶以后田地山林的价格一直呈上涨的态势，尤其是在山多田少、“地狭人众”[47]的徽州，土地山林价格更是居高不下，所谓“江南之田，唯徽州为贵”，[48]“寸土寸金”[49]。因此，围绕田地、山林、陂塘和坟地为中心的民事纠纷与诉讼，也就相对较多，“故地讼之为累，在新安为尤多”。[50]明清徽州的田宅、山林和坟地等纠纷与诉讼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田宅被重复典买典卖而引致的纠纷与诉讼。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因田宅被重复典买典卖而引起的纠纷与诉讼案件频繁发生，十分普遍。早在明初的永乐和宣德年间，祁门县十西都就曾连续发生两起重复买卖山地的纠纷与诉讼。[51]值得注意的是，在重复典买典卖田宅的违法行为中，不少当事人是明知故犯。如歙县十三都叶思宪曾将“本都四保土名中火坑承租山场二号，将本位该得分籍及原买三四都戴文信等力坌，尽数立契出卖与十五都汪立之名下为业。”至嘉靖元年（1522年），叶思宪之子叶文广在明知上述田产已经卖出的情况下，“将前山并苗木，朦胧重复立契，出卖与休宁三十三都知情人方理致”[52]为业，最后被原卖人状告而引发诉讼。明末歙县甚至出现同一处房屋被原业主先后重复3次出典给不同住户，而形成“一业三主”[53]所致的民事纠纷与诉讼。由此可见，因重复典买典卖田宅而导致的民事纠纷与诉讼，在明清的徽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二，因盗卖田宅而引发的纠纷与诉讼。盗卖田宅等不动产的非法活动，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极为猖獗。从所见资料来看，盗卖者多系无籍或无业之徒及佃仆之类的社会下层，如明末歙县“诸棍吕之和、黄国良、黄良柏、黄良卿、黄起凤”等“共盗黄金声田，鬻于巴学金”，被黄金声“归而讦讼”[54]一案，即是明清徽州盗卖田宅而致诉讼的典型案例。歙县佃仆吴明老更是将主人宋国卿拨给的养母田据为己有，并“欲窃卖此田”，[55]只是因事先为宋国卿发现而未果，但吴明老也因此被告官并受到了杖刑的处罚。应当指出，类似吴明老这类佃仆等社会下层之辈，其盗卖主人田宅的行为，带有明显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性质。一旦事情败露，他们便会因与主人之间存在主仆名分，而受到罪加常人一等的惩处。
第三，田宅、山林等侵界纠纷与诉讼。田宅、山林侵界而引起的纠纷与诉讼，是明清徽州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如《绩溪县志》所云：“若绩溪山多田窄，寸土寸金。或因税亩未清，界址相连，鼠牙雀争，在所难免。”[56]类似此类的纠纷与诉讼，在徽州山区比比皆是。明末歙县程初郎在原卖与李继的土地边缘营造灰仓，被李继以侵界而告到县衙，原中人李应兆出具伪证，云“初郎围墙时，已侵继界”。[57]傅岩在调查取证后认为：李应兆所出具之伪证无效，所有界址均以田契为凭。在另一宗吴隆成、吴伯富“山号之混”的纠纷处理中，傅岩曾不无感慨地说，山林侵界之争，“非独吴姓为然，徽俗大约如此”。[58]可见，由侵界而引致的民事纠纷与诉讼，在明清时期徽州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第四，田宅、山林买卖后的找价之讼。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土地价格持续上扬，使得原先以较低价格出卖土地的业主，在若干年后，为弥补损失，纷纷向新业主索找“不敷”、“加价”。一旦找价要求遭到拒绝，即会引发新、旧业主的找价诉讼，“稍不如意，辄驾扛抢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59]在徽州，找价现象明初即已产生，明代中后期，由找价而致的纠纷与诉讼，更是所在多有。明末歙县发生的一起找价诉讼较为典型，该县民户叶阿程将原买叶文道“直（值）甚廉”的一块山地，在未通知原卖主叶文道的情况下，出卖于程文式，因价格“未免浮于原数”，[60]故虽时逾30年，但还是被叶文道告官，形成词讼，最后以增找叶文道白银8两而结案。鉴于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性找价之风的盛行，崇祯八年（1635），户部在统一刊印的卖田契纸中开列了关于找价的处置条款，规定：“领有契纸，纳过税银者，不许卖主告找价值。”[61]希冀以此来规范找价行为，减少因找价而引起的纠纷与诉讼。随着清王朝对找价问题的立法调整之后，徽州的找价行为才得以规范，民间田宅买卖才步入良性运行轨道。
第五，风水坟地的纠纷与诉讼。对“聚族而居，尤重先茔”[62]的徽州人来说，选择一块负阴抱阳的风水坟地以安葬先人，是一件“不仅求安，且欲以求福利”[63]的大事，但是，“求者既多，而售者顿踊，甚至周椁片地，可以布金而成”。[64]因此，在山多田少的徽州，“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65]在傅岩所审理的民事诉讼案件中，风水坟地诉讼占据了很大比重，个别地区甚至“坟墓之争，十居其七”。[66]嘉靖年间，歙县呈坎罗氏宗族因始祖坟墓为寺僧佛海、法椿等侵占而告官，这起诉讼先后“讦奏七本，首尾八年，始得归结”。[67]可见，傅岩关于“徽尚风水，争竞侵占，累讼不休……结而复起”[68]的记载，实为不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徽州风水坟地纠纷与诉讼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第六，陂塘渠堨等水利纠纷与诉讼。徽州不仅山多田少，而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田高亢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呼；骤雨山涨暴，粪壤之苗又就颓靡”。[69]因此，水利设施是否完备，已成为徽州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诚如《徽州府志》所云：“本郡田少土瘠，全资水利，是水利甚重矣。”[70]故在徽州，“塘亦输税，民间贸易，田塘同价”。[71]因此，同田宅山林一样，明清徽州的陂塘渠堨也往往成为民事纠纷与诉讼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大旱之年，“居民往往因水致讼”，[72]歙县就曾发生多起“构讼不已”[73]的水利诉讼案件。清代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月，休宁二十一都二图就因原有“公塘积水，防旱灌田，无枯禾苗”之公用灌溉水塘被程用和霸占放鱼而引起诉讼。诉状称：程氏宗族公用水塘“从不与人蓄鱼利己，祗缘故侄程渭公私将众塘当与族棍程用和霸管，田禾无水放灌”。[74]这起诉讼虽以休宁知县调解而息讼，但由此而导致的程氏宗族之间的内部矛盾却变得更加激烈。(https://www.xing528.com)
（二）租佃纠纷与诉讼
明清时期徽州的租佃制度较为发达，因此，围绕主佃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纠纷与诉讼很多。明清时期徽州租佃纠纷与诉讼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自由租佃关系的纠纷与诉讼。在自由租佃制下，佃户与地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佃户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一般在主佃双方签订的租佃契约中具体写明。这种自由租佃关系的纠纷与诉讼，往往由佃户欠租、租谷不纯或地主增租夺佃等单方面违约而造成。在现存的明清徽州租佃契约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地主要求佃户交租时“送至上门交纳，如有欠少，听佃主另佃无词”[75]等文字记录。按契约规定，佃户一旦违约欠租或不能履行“上门交纳”等义务，即会被地主告官或夺佃，佃户若为之力争，则势必引起诉讼。歙县《许荫祠收支总帐簿》就曾载有多起“为租事往郡、府状告”[76]的租佃纠纷与诉讼案件。明代中叶以降，随着徽州永佃权的形成，由佃户转让佃权而引起的租佃纠纷与诉讼相应增多。崇祯十五年（1642），休宁县佃户李奇付就曾将原佃李三付之田，先后转佃于同春堂等名下为业，形成“一田四主”[77]的现象。如此反复转佃，往往造成地主对土地失去控制的局面，加上地主大都不能亲至土地勘查，故佃户侵占、冒领之事便时有发生，由此而导致的纠纷与诉讼便亦在所难免。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许家坦田地，即是由于“管理者罕至其所，多为地邻佃种者侵占隐瞒”[78]而多次招致诉讼。
第二，非自由租佃关系的纠纷与诉讼。普遍存在于明清徽州社会的佃仆制，是一种佃户与主人之间具有严格人身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在这一租佃制下，“庄佃不惟耕种田地，且以备预役使”，[79]他们在法律上与主人之间有良贱之分，地位极不平等。因此，徽州“佃仆之困，甚于诸佃”。[80]由于徽州主仆关系极为牢固，所以佃仆“即盛赀厚富，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81]一旦佃仆“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82]佃仆处于社会最底层，所受压迫极其沉重，主仆之间若发生纠纷或诉讼，他们即会受到罪加一等的处罚，相反，主人则可享受罪减一等的优待。歙县佃仆汪三槐之妻九弟因交租欠少2斤，与汪菊之父汪之时发生争执，被汪菊批脸打了一掌，三槐之母春兰上前护媳，“争嚷混殴”，被汪菊推跌坠坑，越日而亡。知县傅岩在审理这起因租佃纠纷而致的命案时，以“春兰为汪野之婢，菊与野从堂兄，实同宗缌服之亲……主仆分明，情法允协”为由，判决“汪菊合依殴缌麻妾婢至死律，减徒”。[83]一起本该杀人偿命的简单案件，却因为死者之主人与凶犯之间有着转弯抹角的主仆名分而被从轻发落。佃仆与主人之间发生的非自由租佃关系的纠纷与诉讼，往往以有利于主人的判决而结案。
（三）合伙与债务纠纷而致的经济诉讼
前文已述，徽商大多从小本经营起家，合伙或贷资经营，是徽商经营资本的主要来源。而由这种经营现象引起的经济纠纷便屡屡发生。在这些经济纠纷与诉讼中，既有合伙人之间的毁约纠纷，也有债务甚至是三角债纠纷。崇祯二年（1629），歙县汪春阳借其女婿许三让白银119两作为资本外出经商，初议包租2分起息，“后忽合本，则利应瓜分矣”，[84]但汪春阳并未履约与许三让平分经商所得利润。为追回自己应得利润，许三让遂约同乡程华林为中人，远赴濮阳向汪春阳索讨，双方因不合而控于官。结果，汪春阳被判除前给银260两外，再增50两予许三让而结案。从这起合伙而致的纠纷与诉讼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徽州的那种温情脉脉的亲情面纱，已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85]的金钱至上观念撕得粉碎。另一起由借贷而导致的三角债纠纷，最终造成债务人自杀身死的案件，尤其使人感到债务纠纷的残酷性。明末歙县徽商郑光祖为筹集经商资金，先向许寿老借铜钱200文，再向毕兴才借银3两，之后将所借之钱放债于王阔。在郑光祖约定的还贷之期到来时，许寿老和毕兴才两位债主同时上门索债，而王阔此时又无力偿还郑光祖之债。面对两位债主的催逼，郑光祖“偿毕则许怒，偿许则毕怒”，两债主“群哄其室，碎其碗”。[86]在索王阔债无着、自身又无力同时偿还毕、许两债主之贷款及利息的情况下，郑光祖走投无路，被迫服毒自杀。
（四）婚姻、继子和家庭纠纷与诉讼
为维护宗族的统治地位和血缘的纯洁性，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特别是一些强宗大族，对族内成员的婚姻与继子关系，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所谓“婚姻论门第，辨别上中下等甚严，所役属佃仆不得犯，犯辄正之公庭”。[87]休宁茗洲吴氏宗族甚至在《家典》中规定，本族成员不得与佃仆或门第不对之家通婚，认为：“门第不对，乡都诟笑，是人自以奴待其身，以卑下待其子，我族即不当与之并齿，生不许入堂，死不许入祠。”[88]清代祁门历溪王氏宗族更以《族规》的形式立下禁令，“义子异姓不得紊乱宗支，婚姻不缔于不重之门，祖规森严”。[89]由于明清徽州封建宗法制等级森严，族规家法异常苛酷，因此，一旦在婚姻和继子中发生门第不对、紊乱宗支之事，即会引起纠纷与诉讼，其结果轻则绳之于族规家法，重则诉诸于官府。明末歙县雇工邵天老，在受雇于方良贞家劳作期间，与雇主之女方仲兰暗中相爱。但地位的不平等，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这桩爱情和婚姻的失败。为逃避惩罚，邵天老被迫与方仲兰出逃成婚，结果为方良贞告官，“天老受惩他逸，仲兰远鬻绩溪”。[90]一桩美好的婚姻就这样被无情地拆散了。此外，婚姻纠纷与诉讼还有的起于强娶强嫁、买卖婚姻等原因，如正德六年（1511）休宁就曾发生过一起谢春强娶吴簐之女而被拒绝引发的诉讼。[91]
继子诉讼是明代徽州影响较大的一种民事诉讼，史载：“民讼多山木、坟茔、嗣继。”[92]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统治下，徽州各地宗族对本族成员因无子而抱养异姓为继的行为，大都采取严格禁止的办法，如有违者即可能受到革除族籍的处置。一旦形成诉讼，宗族更会以全族之力据“理”力争。明末歙县姚守国无子，先欲过继江姓为子，因遭宗族反对而未果。后又欲过养许姓为继，再次为宗族所反对，无奈之下，姚守国只好按宗族意愿抱养本族子弟为继，但结果还是引起了诉讼。[93]曹美定与曹美誉兄弟更是因争继而反目成仇，将官司打到歙县县衙。[94]与婚姻、继子之讼相关的家庭纠纷与诉讼也经常发生，而且多因经济因素引起。前文所举汪春阳借贷女婿许三让银两经商因利润分成不公而引发的诉讼，即是此类诉讼中的典型案例。至于像同父异母兄弟方七老与方善继为争夺父亲遗产而致的诉讼一类，在明清的徽州也所在多有。
综上所述，明清徽州民事纠纷与诉讼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纠纷与诉讼当事人也极其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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