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徽商的公益支持与捐助

二、徽商对筑桥和修路等公益事业的支持与捐助

明清时期，徽商不仅支持和捐助徽州的教育事业，而且对筑桥修路等社会公益事业，也慷慨解囊襄助。

徽州地处山区，山高水急，筑桥修路是一件积德行善、造福于家乡人民的义举。对此，依靠诚实经营致富的徽商，往往不惜斥巨资予以慷慨资助。早在宋代，徽商即已有捐资建桥之举。歙县许村许规在宣州经商获利后，捐出黄金建造高阳桥。^[14]明代歙县徽商许岩保“性好善，葺路建亭，不遗余力，时造万年桥，岩保输资三百缗”^[15]。清代乾隆三年（1738），歙县富堨商人汪士嘉独立捐资创建岑山、杨村两石桥，乾隆六年（1741）再次斥资修葺长生桥等公益设施。^[16]歙县北岸吴氏宗族亦是明清徽商辈出之地，其与大阜之间的衍庆桥是徽州往来江浙的孔道，自明万历三年（1575）北岸徽商吴月山独自捐资修建后，历经200余年，渐有倾圮。于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北岸吴氏宗族商人吴德基再次斥资50万余缗加以重修。^[17]至今仍横跨于歙县练江之上的安徽省最长的石拱桥——16孔太平桥，也是徽商捐助建造和修缮的杰作。清代黟县西递徽商胡元熙即是捐助太平桥建设和维修的巨贾之一。胡元熙，字叔成，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歙县重修河西桥（即太平桥）时，他联合倡议徽商程祖治等集资白银10万两用于太平桥的修缮，历时8年告竣。仍是黟县西递巨商胡贯三，在江西鄱阳、九江和景德镇经商致富后，不仅斥巨资白银5000两建碧阳书院，而且还独自出资建造和修缮了包括休宁登封桥在内的多座桥梁和道路，“造齐云山下登封桥、霭冈桥，襄造渔亭永济桥，修造本邑及歙、休、祁邑大路九处，前后费白金八万两”。^[18]祁门通往省会安庆的历口历济桥，更是包括祁门商人在内的诸多徽州商人及商号集体捐资、协力建造的徽州著名桥梁之典型代表。^[19]婺源徽商捐资修桥的事迹，尤其多不胜书。明代婺源轮溪商人洪德税，在镇江等地经商致富后，欲捐资建清华石桥，但因费用浩繁未能如愿，至其子益善承父遗志，慷慨捐2000金，并亲自“鸠工董役，凡历三载”^[20]方成。清代婺源朗湖商人叶上林中年贸易岭南，资产丰厚以后，乐善好施，“遇善举慷慨不少吝。杰坑朗湖新岭以西云庵、永丰桥，皆独立建造”。^[21]

徽商们不仅捐资建桥，而且还在道路建设上不遗余力地进行支持与捐助。我们在祁门大洪岭山路两旁的石刻上，发现了近十通关于徽州黟县、祁门、歙县和休宁商人捐资修路的芳名录。对徽商的修路义举，前江宁布政使李长森不无感叹地称赞道：“盖闻天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始建非常之功。向闻徽、池交界，有岭大洪，系通衢省会要道，上下绵长，蔽日遮云，高难仰视，漫天雪飞，汗流如雨。重阴则冰积，土润若酥，行人苦之。自明万历间祁门郑节妇出金修辟，经今二百余年，山崩水浅，石蹬剥蚀，岭路倾危，肩挑负贩者，常以性命为忧。徽之人事久欲重修，计资非数万金不能兴工，计时非数寒暑不能竟事，以致事终未果。今黟县学生舒君朝瑜、候选同知史君世椿等来往其间，触目惊心，毅然倡捐万金，引为己任，并不惮劳烦，四出劝募，集徽郡诸善士解囊而共襄之，逾六年而功告竣。不但于斯岭开山凿石，改曲为直，化险为平，令人共乐康庄。且因新造蛟岭被水冲塌，行旅兴嗟。君等又复亲临筹划，于蛟岭对山，凿造石板大路，并接通永安石桥，以利行人。”^[22]关于此次重修大洪岭道路捐助情况，另一通乐输碑有着详细的记录。我们统计了包括黟县叶义泰、苏丰裕、万和号、泰昌号、源兴号，歙县广裕号、同德号、同盛号和生源号，休宁义茂号、荣盛号、义兴号和公盛号，祁门开泰号、和丰号、和义兴号等在内共351家商号和个人的捐赠情况，351家商号和个人总计捐钱5306千文、纹银213两2钱和元银123两4分。^[23]这通记载徽商捐助道路兴修情况的芳名碑，不仅留下了捐助者的芳名，而且留下了徽商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不朽记录。(www.xing528.com)

徽州六县商人捐资大洪岭修路的行为，是明清徽商集中支持和捐助兴修道路的光辉典范。至于市镇、乡村之间的山路兴修，徽商的捐助行为更是举不胜举。明代歙县义成徽商朱永通，“质直好义，见善必为”，他亲自捐资开凿歙县浦口至渔梁码头的道路，“以利行人”。^[24]清代歙县江村商人江演也热心公益事业，“郡北新岭峻险，行人艰阻，呈请当事，独立捐金数万，开通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25]清代黟县赤岭商人苏源，经商江西都昌，“尝往来浮梁、乐平，于南村岭上建凉亭，施茶于三星庵，行人便之。又于邑西武岭建如心亭，修亭至花桥路三十里”。^[26]徽州和宣州之间的箬岭，是歙县、休宁、太平和旌德等县通往宣州的要道，“高径二十里，逶迤倍之。大约道险涩南北合百里。行其间者，榛莽塞天地，藤蔓翳日月”。清代歙县程光国为诸生时，曾有志于兴修此道，但碍于囊中羞涩，未能如愿。后来，程光国弃儒从商，决心斥资修之。于是，他“决意为之剃莽凿石，铲峰填堑。危者夷之，狭者阔之，几及百里。以歙石易泐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复自新安江辇载浙石青白坚久者补之，长七八尺至四五尺不等，皆隧道之广狭筑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盖蓄数十年心力，甫得就焉……于是，行者始不避昼夜，不虑霜霰霖雨，往返百里，均若行庭宇间。又虑道渴力乏之无所憩也，岭半本有旧刹，狭陋过甚，复兴工庀材，筑楼数十楹。自此，行者有所憩，渴者有所饮，莫夜者有所栖宿”。^[27]清代婺源沱川徽商余源开在经商获得成功后，也乐善好施，先后斥资筑桥筑路，“里东韦石岭欹仄难行，独立修平，并置租煮茗济渴。他如创义祭、建石桥及考棚、城垣，均输助襄成”。^[28]

徽商不仅斥资修建桑梓故里的道路与桥梁，而且在寄籍和侨寓的经商之地，也努力将自己的商业利润，用来支持和捐助那里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清代歙县商人刘正实在扬州经商期间，曾经捐输万金，用于龙门桥的兴修。^[29]清代歙县富堨商人何永昌，在湖北广济和江西彭泽经商时，“见义必为，尝伐石江西彭泽县之梧桐岭，建太平庵于其上，构茶亭以荫，施田亩以资僧廪。修黄州之牛栏矶庙，设救生船，掩埋广济午山湖灰劫场之暴露……在武穴镇数十年，施粟设浆，有‘何善人’之目”。^[30]经商于四川的清代婺源商人詹文锡，曾经捐数千金凿山开道，劈开惊梦滩，使来往于重庆的商旅行人免遭覆舟之苦，当事者嘉其行，“勒石表曰詹商岭”。^[31]

总之，作为善举之一的筑桥修路，明清徽商都是乐于捐助的。正如一位徽商收藏的《文昌帝君阴骘文直解》所云：“修数百年崎岖之路。崎岖是高低不平的山路，这样山路是必要修的。凡数百年高低不平的山路，往来走路大不方便，自己有力量，拿出钱来修平了；若无力量，募化众人的钱修平了，是最大的阴功。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凡千万人来往的桥，是必要修的。凡有水无桥之处，若不造桥，千万人就不能来往了，也必修好了。造桥的人叫千万人都方便，阴功最大，有为造桥成仙的。所以桥不可不造”。^[32]修路造桥，积德行善，历来是包括徽商在内的徽州人的义举。即使是小本生意者，也无不以造桥修路为其乐。歙县上丰蕃村有一座石板小桥，就是卖草鞋的鲍老人捐资修建的。所以，为纪念这位热心公益事业的老人，此桥又被人称为“鲍老桥”。明清徽商以义为利，致富不忘回报社会，他们不惜斥巨资支持和捐助兴建桥梁和道路的义举不仅反映徽商乐善好施的良好商业道德，而且更说明了徽商的儒商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