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会社的主要特征-明清徽州社会研究

三、明清徽州会社的主要特征

与其他地区的会社相比，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的会社具有显著的宗族性质。尽管在上面我们讲到了徽州会社有突破宗族聚会的方面，但就总体而言，徽州会社的宗族性依然十分突出，毕竟徽州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宗族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时时左右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言行。清代祁门善和的33个会社，其会首和成员基本来自于程氏宗族内部，或者说这些会社基本上是程氏宗族内部成员结成的会社团体。他们无法不受到宗族的约束与控制，这些会社本身就是为宗族统治服务的。其中的娱乐、祭祀、教化和经济等无论哪一种功能，其最终还是围绕着怎样维持社会现有秩序、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总目的服务的。在歙县江村重修慈化西社的碑记中，徽州府同知署知府事张叔琏开头即写道：“一代之制，做官与民奉行维谨，罔敢弛轶。而事远年湮，风流歇绝，恒赖后起者相与维持而振作之，而后良法美意垂诸无穷。”作为江村这一江氏宗族聚居地，慈化西社的成员主要来自江姓宗族成员，徽州会社这一宗族性特点，使得会社成员在官府和宗族之外，又多了一层比宗族更具隐蔽性的非正式组织，并以此来辅佐官府和宗族对广大会社成员进行教化与约束。所谓“设社学，置社仓，凶荒有备，诈伪无虞。礼乐兴行，风俗淳美，一社兴而诸善备”。^[33]对此，我们应对徽州会社的宗族性质与特点，给予高度的重视。

其次，徽州会社祭祀特征极为突出。在徽州，举凡会社，大部分皆有祭祀活动，徽俗“重社祭，里团结为会社之日，击鼓迎神，祭而舞以乐之”^[34]。或祭祀忠孝信义之神，或祭祀祖先神位、墓宇等，祭祀几乎成了会社的主要任务。且不说祁门善和的33个会社中，有26各会社具有自己的祭祀对象，即使是文会这种乡绅名士的社团组织，也以祭祀文昌帝为其重要活动之一。如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岩镇南山文会，即“每岁三月二十日祭文帝于其中”^[35]。不过，徽州会社祭祀的对象不同，其目的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通过祭祀来发挥会社的教化和祈福功能，祭祀祖先，是为了报本追远。吴子玉在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的《后记》中，即明确指出，茗洲的会社祖先祭祀，“至于宗属之谊，当此之时则讲之殷矣”。^[36]所谓“报本之礼，祠祀为大”，^[37]对于宗族性会社而言，祭祀祖先以报本追远是其主要目的。祭祀文帝是为了文风昌盛；祭祀关帝则是以义相教；祭祀土地和城隍之神，则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祀瘟神如五猖诸神，则是为了驱疫避邪……每一个会社的祭祀都有其功利主义的思想和目的。这不仅是徽州会社的特点，也是全国其他地区会社的共同特征。

复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这是徽州会社的一个重要特点。明清以降，徽州会社在地方官府和宗族的倡导和鼓励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部分会社都订有条规、置有会簿，并立有会首，实行严密的管理。会社订立条规，这是会社成立首先必须要做的事情，条规是规定会社成员权利、责任、义务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几乎每会皆有，条款严密明确具体，“凡宗祠、文会、社仓、善堂规则，皆郑重分明，有条不紊”。^[38]按徽州一般会社的运作模式，大体上入会成员都须交纳一定数额或股份的钱粮或土地，这是入会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有了固定的收入，会社才能开展起活动来。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33个会社中，入会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额的田产或钱两，会员或以割田，或以交租，或以出钱等形式，取得会员的资格。按照会社条规，及时足额交纳田产租谷银两的会员，享有参加会社一切活动、轮值或监督会首使用会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不同会社条规的不同规定，会首或推举产生，或讨论确定，或抓阄进行，或以入会股份多寡确定。我们看到，徽州不少会社是实行轮年值守的方式运作，如歙县岩寺的南山文会即是如此。该会规定：“每岁例以五人司其事，有余资，则五人分领。至翌岁三月十日，则将其资交出，不征利，亦不得久缺。”^[39]祁门箬溪王履和堂的养山会共有12股，其会首也是实行12股轮年值守制，养山会《条规》规定会费来源是“公议每名出乐输银贰两，照名数另立登山簿共计若干两，尽归履和祠新立养山会收领。”养山会开展活动之“所有费用，取备于此”。^[40]为防止会首徇私舞弊、贪污会费，歙县呈坎的蝐川文会还对文会经费管理做出以下规定：“司会（即会首）每年派定四人，于中一人司匣，一人司钥。凡遇公用，开匣上帐，必管会四人眼同。如营私及徇情假借，私自借当者，查出罚银五两，入匣公用，会众仍共督其赔偿，毋使稽迟岁月。”^[41]会社的值年会首拥有管理会费和利用会费增殖的义务，他们必须在任职期限内，按照会社规条，开展活动，完成所要履行的职责。会首的待遇，不同会社也有不同规定。祁门善和宗族祭祀性会社的会首即拥有补贴的待遇，其费用从宗族的银谷收入中支取，《窦山公家议》即有“贴清明会首叁拾秤”^[42]的规定。徽州会社为严明会社经费的管理，还专门立有会费收支簿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详细地记录于簿册之上，以备监督和检查。如歙县岩寺的永兴义井社，就是“社内有碑刻、社簿，有里人鸥汀、吴螯序”运作规范的会社组织，其“当日社首，立簿十二册，编号智、仁、圣、义、忠、和、孝、友、睦、婣、任、恤，家收一册”。^[43]而且，12号将责任落实到人，实行严格的社首负责制。

最后，一人参加多会现象极为突出。徽州会社发达，各类会社大量建立并频繁开展活动，或许在明清地产变动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会社可以给人们带来某种物质或精神上的利益。祁门善和的33个会中，一人重复参与者就有很多。而婺源庆源的詹元相一人即参加了祭祀型会社灯会、庆源大社会、关帝会、冬至祀会，金融互助型会社九子会、七贤会、百斗米会，以及文化与亲善型会社文会、同庚会等10多个会社组织。这些会社组织既有本宗族内部的，也有本宗族外部的成员参加。詹元相参加这么多会，仅交纳会费一项便很难吃得消。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小瞧了徽州会社的功能。其实，互相周济、以钱生息，在徽州许多会社中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詹元相既从手里拿出银两作为入会的会费，又从会中收回利息，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作为一位精明的乡绅，詹元相是乐此不疲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初一日，詹元相一次就从同庚会中分得了纹银一两、谷租一秤半的利息收入。次年十月十八日，詹元相又从九子会中领得入会股利纹银三两。^[44]可见，若是只出不进，一向精于算计的乡绅詹元相是绝对不会参加这么多会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明清以来徽州的会社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乡绅阶层的人士热衷于办会入会，而且宗族也对会社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受此影响，徽州几乎是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产与生活，都与会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或是直接入会，或是参与观会。即使是地痞流氓也不甘落后，他们所建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打行、红裤会、棒槌会、斧头会、太保会和天罡会等会社，直接给徽州社会治安与稳定带来了冲击。这是徽州会社中的一股暗流。清末民初，徽州会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其类型、功能与特点，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徽属各县在清末所普遍建立的物产会、不缠足会、自治研究所和一些慈善组织等会社，就是在原有会社的民俗传承中，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创立起来的。据清末婺源县调查，该县境内建立的主要会社，其类型、范围及其功能与目的，大体如下：“婺邑社会，有以一邑为范围者；有以一乡一村为范围者。紫阳学社目的在辅助官治，文庙灯会目的在庄肃祀事，劝学所目的在普及教育，自治研究所目的在讨论公益，物产分会目的在宏奖实业，统计分会目的在调查庶物，不缠足会目的在改良闺范，皆以一邑为范围者也。城乡之慈善局以慈善为目的，水龙会、水筹会以拯火灾为目的，各乡文会以观摩文艺为目的，青苗会以保护农林为目的，桥会、路会以便行人、备水患为目的，皆以一乡一村为范围者也。”至于以敛费酬神为目的的传统会社，清末的婺源依然保留未变，“敛费酬神，若同年会、戏会、土地会、社会、灶会、胡帅会、李帅会等，则不一而足。尤著者如城乡之四月八会、东乡汪口之三宝仙会、北乡清华之端阳会、南乡中云之重阳会，演戏至十余日，糜费至数百金”^[45]。徽属其他各县大抵亦如是。

【注释】

[1]（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社》。

[2]（明）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随社序》。

[3]乾隆《橙阳散志》卷一○《艺文志上·重建慈化西社记碑》。

[4]（明）罗必达：《重修长春社记》，载《蝐川足徵录》卷六《记》。

[5]（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社》。

[6]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一二《宅里略五·胜迹》。

[7]雍正《岩镇志草》元集《里社坛宇》。

[8]（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八《歙风俗礼教考》。

[9]《蝐川文会簿·会规》。

[10]嘉庆《黟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

[11]同上。

[12]（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二《法制科·休宁县民情之习惯》。

[13]（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二《法制科·歙县风俗之习惯》。

[14]《祝圣会簿》，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

[15]嘉庆《黟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附〈禁示〉》。

[16]（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二《法制科·绩溪风俗之习惯》。

[17]同上。

[18]参见刘淼：《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载《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

[19]万历《窦山公家议》卷三《祠祀议》。(www.xing528.com)

[20]万历《休宁范氏族谱·宗祠祀仪》。

[21]《徽州会社综录》，转引自刘淼：《清代祁门善和里程氏宗族的“会”组织》，载《文物研究》第8辑。

[22]同上。

[23]《长寿会租银合同》，原件藏黄山市博物馆，引自《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第566－5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4]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25]道光《潭滨杂志》。

[26]（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八《歙风俗礼教考》。

[27]雍正《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28]（民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八《歙风俗礼教考》。

[29]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一二《宅里略五·胜迹》。

[30]《清明会簿》，原件藏上海图书馆。

[31]（明）傅岩：《歙纪》卷六《纪详议·申报打行》。

[32]同上，卷五《纪政迹·事迹》。

[33]乾隆《橙阳散志》卷一○《艺文志上·重建慈化西社记碑》。

[34]民国《婺源县志》卷四《疆域志七·风俗》。

[35]雍正《岩镇志草》贞集《逸事》。

[36]万历《茗洲吴氏家记》卷一○《社会记》。

[37]隆庆《潭渡黄氏族谱》卷六《祠祀》。

[38]（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二《法制科·黟县绅士办事之习惯》。

[39]雍正《岩镇志草》贞集《逸事》。

[40]嘉庆《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条规》。

[41]《蝐川文会簿·会规》。

[42]万历《窦山公家议》卷七《银谷议》。

[43]雍正《岩镇志草》元集《里社坛宇》。

[44]（清）詹元相：《畏斋日记》，载《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一二《法制科·婺源县民情之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