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会社的功能及社会研究

二、明清徽州会社的功能

徽州会社既然如此众多，名称也纷繁多样，那么它们有哪些具体的功能呢？

首先，它具有联合人群、联络感情的娱乐功能。会社本身就是一种人群的聚合与聚会，因而，联合人群、联络感情的娱乐功能应当是其基本的功能。前面我们曾谈到宗族的联合族众和联络宗族成员感情作用，但其范围相对较为狭窄，只限于本宗族内部成员，其他外姓人群是无权参加的。而会社则突破了同姓宗族成员的限制，范围更加宽广。尽管徽州不少会社是以宗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些会社也仅仅限于宗族内部，如祖先祭祀的会社等。但是，很多会社还是打破了同姓宗族的限制，成为具有共同信仰或志趣相投者的聚会组织。如明末至民国年间一直持续四百余年的以休宁旌城为中心的祝圣会，即是以汪氏宗族成员为主，联合吴姓、王姓等异姓宗族成员参加的迎神赛会娱乐型会社组织。^[14]绩溪庙子山的寺后古社，就是周围数村数姓人群的民间祭祀团体。此类会社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使参加会社的人群得到了感情上的满足、宣泄和慰藉。如各类迎神会社，就是通过迎神赛会等娱乐活动，把人们的情感调动起来的一种会社组织。如黟县十月初一日的城隍会，“好事之徒扮演鬼神，声状百出，甚或涂脂抹粉，巧装女鬼。彻夜街游”^[15]。演者激情四溢，观者如痴如醉，如此祀神、娱神亦娱人的活动，在沉寂的徽州的确具有联络人们情感的娱乐功能。再如绩溪的上元日各种灯会所组织的活动尤其丰富多彩。是日，“各处社坛神庙，张纸灯，或演剧，或扮童戏，驰火马，舞青狮，游烛龙，遍巡衢巷，名曰‘闹元宵’。米粉为丸，祀灶神，谓之‘迎灶神’。是日，西北乡有太子会，灯剧尤甚……五都、六都、八都香火最盛，或结数社，或结十数社，而为五朋、六朋（俗以朋为会——原注），挨年轮值。正月则同以元宵日迎神赛会、演剧，七月则六都，十八日五都，二十一日八都。二十五日，迎神赛会演剧，进香者以千计，妇女跪拜焚纸箔者无算”。^[16]花朝日会社活动，“东南乡十八社，按年轮祀汪越国公（华）。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馐，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17]。总之，徽州会社这种联合人群、联络感情的功能是十分显著的，尽管这一功能往往以娱神和娱人的方式进行，但恰恰是这一方式，使参与会社的成员范围更加广泛，会社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第二，祭祀的功能。徽州会社的祭祀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祖先、乡土、社稷和自然神灵的祭祀上，清代祁门善和的各类会社有33个之多，比较明确的祭祀会社就有26个，它们分别是祭祀忠壮公程灵洗的世忠会、祭祀阳德坚府君的元宵灯会、祭祀灯的忏灯会、祭祀程氏先祖仲繁公及孺人余氏所生四子的天春会、祭祀梓潼帝君的文昌阁玉成会等，其中仅祭祀关帝的会即有老关帝会、英义会、崇义会、正义会、叙义会、友善会和复关会等7个之多。^[18]由此可见，徽州会社的祭祀功能是极为明显的。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的祭祀，徽州的城市和乡村的基层社会才得以保持持续的稳定。祭祀，使人们报本追远，使人感到祖先和神灵的伟大，更使得人们从中悟到安于本分的道理。有些会社的祭祀仪式是十分严肃而庄重的，特别是宗族会社所组织的祖先祭祀，容不得族人半点不敬和亵渎。如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对祭祀祖先极为重视，在其所立的《窦山公家议·祠祀议》云：“祭祀乃是大事，必精洁，必诚敬，否则祖宗不歆。如苟且应以故事，当事者从公声罚，毋得徇情缄默，且祖宗之灵无所不鉴，可不致慎？”^[19]休宁范氏宗族对祭祀祖先时的参祭人员有着严格的约束，要求其“临祭尤当严谨，不得附耳私语、回头四顾、搔痒伸腰、耸肩呵欠，拜时必俟声尽方起，拜后勿遽拂尘抖衣，违者罚”。^[20]由于历史上徽州的会社特别是祖先祭祀会社，往往是由宗族的族众组成，因而，族规家法中规定的祭祀要求，同样适应于会社的祭祀要求。会社的祭祀功能，实际上就是一种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功能。

第三，经济功能。同其他地区的会社一样，明清时期徽州的会社也有显著的经济功能，尤其是一些专门的经济型会社，其经济功能更为显著。建立会社和开展活动需要一定的经费，这是任何一种会社成立之初都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祁门善和会社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以下几种渠道和形式，即割田入会、交租入会、出钱入会等。^[21]善和的利济会即在清道光五年（1825）的《重新议定会规》中，对会社的经济来源进行明确的规定，云：“一、议各家输出田租，均出诚意，既归会管，永为公物，共相保守，毋得悔退。倘有悔退，以子孙违悖祖规，准破祀例论；二、议迭年阄定二人为首，经收会谷，务要逐号开明收谷若干。除支用外，仍存余之谷，每秤十八秤（斤），作米七升，照市折价，交钱入匣，公同生贩，务要现钱，不得捱欠、拖迟，违者罚；三、议生贩，必审其人诚实稳妥，方允立券，其谷公同追收。倘有失脱，责令经手出贩人赔偿。”^[22]可见，善和会社成员之入社条件是输入田租，而会首则以此田租或钱两进行经营，以壮大会社的经济实力。我们见到一份由徽州某县长寿会立下的租银合同，该合同对租耕会属公产田地以使会产增殖的情况有着详细记录，合同全文如下：

立合同僧悟林同长寿会谢资等，原会众将递年生放银买□五都珠溪僧田，土名方盘簊、葫芦簊田二号，计租叁拾秤。众议规定：递年无分荒熟，硬租付寺僧收贮，每秤价银柒分算，共计谷纹银贰两壹钱整。约定每年七月卅日，僧将谷银付出与当年注会，当日头首将谷内银支壹两叁钱付僧管办祝寿，□□□人众将税粮寄在寺户供解。每年议定条编税粮及杂差（等）项，贴僧纹银叁钱上官交纳，仍剩银五钱付会首收。自立文之后，二各子孙永远遵守，无端异违者，许执文理论。恐人心不一，立此合同二纸，各执一纸为照。

万历肆拾贰年二月二十五日立合同　　　僧悟林(www.xing528.com)

　　　　　　　　　　　　　　　　　　徒清震

再批：谷银迭年做三次，除仍支，余付寺买办饼献佛，照股散胙讫，照。

长寿会合同二纸各执一纸。^[23]

从这纸《长寿会租银合同》中，我们不难看出明清徽州会社运作的经济功能，这种通过自我造血功能来开展活动的会社，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徽州会社活动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立于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的祁门《王履和堂养山会合同》，则更是体现出了徽州会社作为共同保护山林免遭乱砍滥伐厄运的经济功能。此外，一些以生息增殖为目的如茶会等会社组织，其经济的功能尤为突出。

第四，教化和裁判功能。徽州不少会社是由当地的乡绅文人组成的文人社团组织，如文会等。这种类型的会社，以移风易俗、励行教化为目的，最容易统一人们的思想。在歙县的岩寺，所谓“最宜划一者，莫如文会。畴昔之日，先哲典型明礼敦教，辨别是非，无纵诡随，大公至正，见利思义，各检自持”。^[24]其成员多由当地有名望人士或称之为精英阶层所组成，他们平时吟诗作文、以文会友，陶冶性情，如明清时期歙县潭渡的诗社，即是如此。由黄俨率先发起成立的诗社，“结社赋诗，或集枕流之亭，或酌后乐之轩，或登函成之台，或访青莲之刹。坐花邀月，嘲雪绘风，极陶写性情之乐”。^[25]发挥了当地教化组织的部分功能。有的甚至参与当地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处理，对某事作公正评判，其结论往往能影响到地方官府的决策。在徽州，“士尚气节，矜取予，其高者杜门却轨，自偶古人，乡居非就试，罕至城府。各村自为文会，以名教相砥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讼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府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26]徽州会社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成员文化素质高、为人诚信、处事公道，能够真正地使人心悦诚服。明代歙县岩寺最大的文会南山文会，该会每年三月二十日祭祀文帝于友善会馆，其组织管理者由五位会首轮值，有余资则五人分领，但须于次年三月十日之前交出。时有名汪嘉骏者，为司事之五人之一，其所分领之金为子携带出外经商，约定三月十日前邮回，然至三月九日尚无音信，汪嘉骏焦急万分，“踌躇回顾，不可奈何……日将暮时投澄潭而死”。^[27]汪嘉骏之诚实守信若此，足见文会信誉和威望之高。因此，经文会教化或处置的事情自然亦颇为公道，由文会调处的讼案和纠纷亦易为官府和争执双方所接受，“故其讼易解”。^[28]还有一例会社教化也较为著名，那就是绩溪庙子山的寺后古社，该社经数百年发展，至清末光绪年间，“示稍稍讲经义，通翰墨。潘家潘文波、李家李世恩、八亩汪英如、社屋冲汪养吾、胡家傥胡润民、庙子山曹健甫诸君，一时并出”。沐浴着寺后古社先人的教化遗风，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编纂者王集成有着无限的感慨，他说：“余生逢其会，粗窥诗书礼义微风，晴日好兴，二三君子徜徉于古社，审视‘嗣后’二字，想象当年之所以勖后人归厚德，未尝不低回向往，深自勉焉。”^[29]徽州会社之教化功能，于此尽现于纸端。

当然，明清徽州会社的类型和功能是多样的，有些会社往往还兼具多重功能。如祭祀性会社除祭祀功能之外，还同时具有经济功能。如徽州某地程氏宗族的清明会，其立会的主要目的在于祭祀祖先，但同时又兼具生息功能。“观是会，吾祖泰昌公首率众兄弟子侄，各出微赀，令各至墓祭扫，备牲祀祖，存余赀累积生息”。^[30]在强调会社上述功能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徽州还有一些地痞流氓所结成的黑社会性质的会社，这些会社的功能是消极的。如明代中后期歙县地痞流氓所组织的打行、红裤、棒槌和斧头等会，“聚集凶强，闻风打诈，凌虚武断，城市、乡村皆受其害。故有太保、天罡之称，其实同伙也”。这帮黑社会成员，专以打砸抢掠、坑蒙拐骗为生，“喜则刎颈济凶，怒则戟手互斗”。^[31]“每逢节令、神诞，置立龙舟、龙灯等会，科敛民财，迎神赛会，搬演夜戏”。^[32]这些会社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是起着破坏作用的，是社会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