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乡约：明清时期的基本类型与运作

二、明清徽州乡约的基本类型与运作形式

明代中后期蓬勃兴建起来的徽州乡约，有哪些基本类型？其运作形式又是如何呢？

（一）明清徽州乡约的基本类型

乡约在兴起之时，其最初主要是以道德教化、劝善惩恶和弭盗防贼为目的的。但是，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徽州的乡约，适应了当地自然和人文发展的具体实际，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特色。徽州的乡约大体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划分：

第一，从乡约参加者的身份上看，有地缘性乡约和宗族血缘性乡约两大类。乡约原本是一种地缘性民间社会组织，如歙县的岩镇乡约和岩镇备倭乡约就是属此类型，其范围限于岩寺一镇，像岩镇乡约就是按地区划分为18管。但是，考虑到徽州绝大多数乡村皆为聚族而居的实际状况，因而，徽州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主体结成的乡约，也是受到乡约倡导者认可与支持的。何东序在乡约告文中，即指出：乡村的乡约，除按地域由一里一图村民组成外，一族亦可单独组成。“族小人少附大族，合为一约”，^[11]事实上，明清时期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所组成的乡约，在徽州各地的乡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祁门文堂陈氏乡约，就是由聚居于文堂的陈氏宗族单独组建的具有宗族血缘性质的乡约组织。

第二，从乡约的功能与作用方面考察，有以劝善惩恶为主的道德教化型乡约和以弭盗防贼为主的军事治安型乡约两类。劝善惩恶，“欲人人同归于善，趋利避害”，^[12]这是封建统治者倡导乡约的主要目的，也是乡约的主导性功能之一。诚如何东序所说：“政治以风俗为先，而风俗以教化为本。”^[13]明代乡约的勃兴，本身就是基于风俗乖戾、奢靡相竞、治安日坏的社会现实。所谓“迩来人繁约解，俗渐浇漓。或败度败礼者有之，逾节凌分者有之，甚至为奸为盗、丧身亡家者有之。以故是非混淆，人无劝惩，上贻官长之忧，下致良民之苦，实可为乡里痛惜者也”。^[14]祁门文堂乡约家法正是在这一风俗日坏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以劝善惩恶为目的道德教化型乡约组织。而以弭盗防贼为目的的军事治安型乡约，也是在徽州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强梁横行、奸党窃发和地痞无赖充斥的背景下诞生的。岩镇乡约和岩镇备倭乡约，即属此类以治安防范和军事防御为特征的军事治安性乡约组织。不过，道德教化型乡约和军事治安型乡约并不是截然分开、互无联系的乡约组织，两者实际上是兼而有之、相辅相成的。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组织，通常兼具道德教化和军事治安两种功能与作用。

第三，就成立乡约的宗旨而言，明清时期的乡约组织更是五花八门，其中既有以应付差徭、互助互济和发展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型乡约，也有以保护山林、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居住地人群利益的环保型乡约，同时还有以讲学和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为宗旨的教育文化型乡约。这几种类型的乡约，更多地与我们所讲到的会社组织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性质与功能。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祁门侯潭12家发起成立的侯潭乡约会，即是一种为了应付差徭、互济互助为宗旨，并带有经营性质的经济型乡约组织。《侯潭乡约序》云：“吾约十二家……差摇（同‘徭’）繁多，支持弗易。且各户贫富不等，凡遇公事，甚费周张。于乾隆五十四年，大众相商，公立一会，每户输银二两，共二十四两。又劝谕各户绅士，量力捐输银三十八两七钱，二共凑银六十二两七钱。每轮派二户经管其银，择约内殷实之家承领生息，订期每年十月十五日，齐集经营之家，眼同清算，备酌款待。”^[15]明清时期，徽州滥砍乱伐森林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乾隆中期至嘉庆时期，棚民大量进入徽州山区，或开采矿产，或开山垦荒，种植苞芦等农作物，使徽州山区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破坏。于是，休宁、黟县和祁门等棚民涌入较多的地区，不少都成立了以保护山林、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居住地人群利益的环保型乡约组织。这类乡约是会社组织的一种变异。

此外，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组织还有其他一些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二）明清徽州乡约的运作形式(www.xing528.com)

根据嘉靖和康熙《徽州府志》关于何东序推行及清康熙时期徽州倡导的乡约文件，以及徽州部分乡约的实际运行程序和管理制度，可以发现，明清徽州的乡约大体上遵循着较为一致的运作形式。

首先是乡约的建立。创建乡约，明确乡约的宗旨和任务，这是任何一种乡约运作的起点与开始。明清徽州乡约主要是在徽州各级地方官府的倡导下建立的，至于具体乡约的建立，一般以地方乡绅或宗族族长牵头组建者居多，如歙县岩寺乡绅郑佐发起组建的岩镇乡约，祁门文堂陈氏宗族族老商议闻官的文堂乡约等。

其次是乡约的组织。明清时期徽州乡约的组织，主要以地区范围为主、以宗族血缘范围为辅。它遵循依原编保甲的原则，“城市，取坊里相近者为一约；乡村，或一图、或一族为一约。其村小人少附大村，族小人少附大族，合为一约。各类编一册，听约正约束。”^[16]乡约的负责人为约正、约副，其具体任用标准、人数与办法，何东序在乡约告文中要求：“择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一人为约正，二人为约副。”其他负责人员和参加的组成分别是：“通知礼文者数人为约赞，导行礼仪为司讲，陈说圣谕，又得读书童子十余人歌咏诗歌。其余士民俱赴约听讲。有先达缙绅家居，请使主约。”^[17]祁门文堂乡约的组织结构是约正、副为主持乡约的负责人，按文堂17家排年，分贴为12轮，“以周一年之会。户大人众者，自管一轮；户小人少者，取便并管一轮。”文堂乡约将约正、副落实到户，要求“各户立定户长，以为会宗，以主各户事故。或会宗有年高难任事者，择年稍长有行检者为约正。又次，年壮贤能者为约副，相与权议事”。对约正、副的责任和道德涵养，文堂陈氏乡约有着严格的要求，“在约正、副为众所推举，则虽无一命之尊，而有率人之责。首自为恶，而责人之无恶；自不为善，而喻人以善，谁则听之？故当惇明礼义以表率乡曲，不可斯须臾于非礼、非义以自坏家法，以为众人口实”。^[18]

复次是乡约的管理。从何东序倡导乡约告文内容来看，乡约是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的。这些管理制度体现在：（一）有着明确的目的；（二）有定期举行约会活动的制度；（三）对约中成员有严明的奖惩规定。以文堂陈氏乡约为例，文堂陈氏建立乡约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立约本欲人人同归于善，趋利避害。”文堂陈氏乡约定期于每月举行乡约家会，“每会以月朔为期，惟正月改至望日。值轮之家，预设圣谕屏、香案于祠堂。至日，侵（同‘清’——引者注）晨鸣锣约聚，各户长率子弟衣冠齐诣会所，限于辰时毕至。非病患、事故、远出，毋得偷怠因循不至。其会膳只用点心，毋许糜费无节，以致难继。”^[19]文堂陈氏乡约奖惩制度严明，专门于乡约之所设立纪善和纪恶簿二扇，对约中成员的善恶言行进行监督和奖惩。规定：“约所立纪善、纪恶簿二扇，会日，共同商榷。有善者即时登纪，有过者初会姑容，以后仍不悛者书之。若有恃顽抗法、当会逞凶、不听约束者，即是侮慢圣谕，沮善济恶，莫此为甚。登时书簿，以纪其恶。如更不服，遵廖侯（即时任祁门知县的廖希元——引者注）批谕，家长送究。”对其他违反约会规定的事项，《文堂乡约家法》规定：“若户下有经年不赴约会，及会簿无名者，即为梗化顽民，众共弃之。即有变患之加，亦置不理。”“自约之后，凡我子姓各宜遵守，毋得故违。如有犯者，定依条款罚赎。”^[20]对约内子孙，若“有忤犯父母、祖父母者，有缺其奉养者，有怨訾者，本家约正、副，会同诸约正、副言谕之。不悛即书于纪恶簿，生则不许入会，死则不许入祠。”^[21]这一惩罚措施，可以说是极为严厉的。

再次，乡约有着一整套宣讲和约会的礼仪形式。明清两代徽州知府在倡行乡约之公文中，就明确要求各地乡约以宣讲明太祖《圣谕六条》（亦称《劝民六条》）和清圣祖《圣训十六条》为基本任务。康熙《徽州府志》云：“明太祖有《劝民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令木铎于朔望向民间宣之。今上（指康熙皇帝）有十六条劝民，命乡约时时宣讲，更为详明。”^[22]仍以文堂陈氏乡约为例，该乡约每逢约会之日，置“圣谕屏”于堂上，进行宣讲。参加宣讲和听讲者各就各位，不许先后不齐，不准亵服苟简，不得大声喧哗。乡约家会座次井然，仪式严肃隆重，“威仪动静以成礼节”。否则，随时有可能被二位纠仪觉察而受到严惩。现将文堂乡约坐会图摹绘于下：

①隆庆《文堂乡约家法》。

关于乡约约会的仪式是：“会日，管会之家先期设圣谕牌位于堂上，设香案于庭中。同约人如期毕至，升堂。端肃班位，东西相向如坐图。赞者唱，排班以次北面序立。班齐，宣《圣谕》。司讲出位，南面朗宣太祖高皇帝《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宣毕，退就位。赞者唱，鞠躬拜，兴五三叩头，平身。分班，少者出排班，北面揖，平身，退班，以次出排班。北面揖毕，圆揖，各就坐。坐定，歌生进班，依次立庭中或阶下揖，平身，分班，分西行立。设讲案，悬案于庭中，鸣讲鼓，击鼓五唱声。司讲者进讲，讲者出位，就案肃立，皆兴揖、平身。讲者北面揖，诸生不答，宣讲《圣谕》，或随演一二条，或读约十余款。宣毕，揖，平身，讲者退位，皆坐。升歌，司鼓钟者各击三声，歌生班首唱诗，歌孝顺之首章。歌毕，复击鼓、磐各三声。乡人或有公私事故，本人当于此时出班，北面陈说，从容言毕，复就位。进茶，具茶进毕，皆兴，圆揖，平身。礼毕，先长者出，以次相继，鱼贯而出。”^[23]这就是文堂乡约约会的全部程序。不过，严肃规整的约会仪式完毕后，约会并未全部结束。鱼贯而出只是约会仪式的间歇休息，简短休息后，约内成员还要集中，由约正进行训导、教诲，“每会行礼后，长幼齐集，晓令各户子姓，各寻生业，毋得群居博奕、燕游，渐至家业陵替，流于胏下，甚至乖逆、非为等情。本户内人指名禀众，互相劝诫，务期自新。如三犯不悛，里排公同惩治。”^[24]文堂陈氏的宗族性乡约礼仪真可谓是完备而烦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