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徽州乡约的形成与发展

一、徽州乡约的形成与发展

乡约起源于北宋时期，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吕大均于陕西蓝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约——吕氏乡约。明初，全国普遍建立了以里老人为首的乡村教化体系。但至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里老人素质的下降和土地兼并的激烈，以里老人为首的乡村教化体系遭到破坏，地方社会陷入不安定状态。为改善乡里民俗，致力教化乡民，从正德年间起，丘浚、王阳明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乡约建设理论，王阳明甚至在江西南安和赣州等地，亲自创建了《南赣乡约》，以取代已被破坏的乡村教化体系。

明世宗嘉靖初，礼部正式檄文全国，举行乡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徽州乡约开始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和士绅的响应，得以逐渐形成和发展。嘉靖五年（1526），应天巡抚陈凤梧行文徽州各县，率先在徽州推广建立乡约里社，徽州迅即响应，祁门还专门为此而向全县颁布告示。这纸告示文字被全文镌刻在石碑上，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倡建乡约、乡约组织及其功能与作用等。告示碑文要求该县各乡村，“于本里内，推选有□德者一人为约正，有德行者二人副之。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月朔一会，务在劝善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乡社既定，然后立社学，设教读以训童蒙，建社仓以备四荒，而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果能行之，则雨阳时若，五谷丰登而赋税自充；礼让与行，风俗淳美而词讼自间。何待于□□□，劳于听断，而水旱盗贼亦何足意乎！此敦本尚安之□，良有司者，自当加意举行，不劳催督。各将领过乡约本数，建过乡约处所，选过约正约、副姓名，备造簿册，各另径自申报，以凭查考。其举之有迟速，行之有勤惰，而有司之贤否于此见焉。定行分别劝惩，决不虚示”。^[4]乡约之劝善惩恶、道德教化与治安防御等功能与作用尽显告文之中。在应天巡抚陈凤梧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下，徽州乡约很快即在各地建立了起来。在歙县岩寺，嘉靖二十三年（1544），由曾经担任过南京刑部主事的郑佐倡导并建立的“岩镇乡约”。关于岩镇乡约的建立背景及其具体组织情况，郑佐在《岩镇乡约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交代，该序文内容如下：

维我岩镇，居当要冲，道远郡城，官府之法，尝三令五申里社之条亦并行而兼举。夫何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众于孤村；倚恃强梁，辄珍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宜预为桑土之谋，庶可免剥肤之患。是以众谋佥同，群策毕举。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毋小勇而大怯，毋有初而鲜终，毋生事而败盟，毋见利而忘义。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庶患难相恤之义，复敦而仁厚相成之俗益振。^[5](www.xing528.com)

从岩镇乡约的组织背景和组织形式上看，其建立之宗旨首先是为了共同对付奸党和强梁之徒。因而其编制和组织形式，也是将岩镇划分为18个管区，每管区数十人，专司习武、稽查和巡逻等重任。显然，徽州乡约建立之初，即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性质，其与保甲之含义几近相同。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经浙江淳安而来的小股倭寇进入歙县南乡，岩寺官民、士绅为防御倭寇入侵，在方元桢组织下，重定规约，模仿嘉靖二十三年创建的岩镇乡约，建立了“岩镇备倭乡约”。该约“益损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固严闸栅，庶缓急守卫有基；推举骁勇，备临事当关足恃。用告十八管首领，相率上下街。吾人请合志同心，各效谋而宣力。”号召约内诸人，同仇敌忾，共同协力御倭。^[6]岩镇备倭乡约是继岩镇乡约之后，岩寺历史上第二个乡约。其性质同岩镇乡约一样，依然是军事防御性的乡约组织。此后不久，徽州知府何东序也倡立具有保甲性质的乡约，“以备防守”。何东序倡立的乡约，“令每十甲为一约，于内选殷实公正、日为乡党推服者二人为约正、副，率领众人，每约置炳大牌，书百姓家名，送县标押。每十家置锣一面、铳一把，闲暇操练。一遇有警，约正、副持牌鸣锣号召，并力追捕。其约正、副量给冠带衣巾，并印信文帖，少假事权，以示宠异”。^[7]

在徽州知府何东序的极力倡导下，徽州的乡约在明代嘉靖末至隆庆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徽州涌现了大量的乡约组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文堂陈氏以宗族名义建立的“文堂乡约”。文堂乡约不仅组织严密、宣讲定期，而且陈氏宗族还将“乡约”与宗族的族规家法结合起来，编成《文堂乡约家法》，呈请祁门知县廖希元，“请申禁约，严定规条，俾子姓有所凭依”。这一乡约，以宣讲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条》为己任，“乡约大意，惟以劝善习礼为重。不许挟仇报复、假公言私、玩亵圣谕”。^[8]延至明末，徽州各县大都建立了为数不少的乡约。由于乡约在徽州初行时，往往兼具保甲的功能，因而至明末，就出现了如休宁县知县李乔岱“尝申乡约、保甲合一法”并“刻书颁示”^[9]的现象。嘉靖以来直至明末，徽州的乡约一直兼具防贼防盗等治安防御和移风易俗等道德教化等双重功能与身份。事实上，乡约与保甲确有相辅相成又互相渗透的性质。

清初沿袭明代乡约之制，继续倡导乡约建设。康熙元年（1662），清圣祖亲颁《圣训十六条》。康熙十八年（1679），浙江巡抚陈秉直注释《圣训十六条直解》一书，奉旨颁行。雍正二年（1724），增颁《乡约法律》21条。乾隆之初，徽州知府何达善札令府属六县乡村，“慎举绅士耆老足以典型闾里者一二人为约正，优礼宴待，颁发规条，令劝宣化导。立彰善瘅恶簿，俾民知所劝惩。”^[10]在清初统治者的极力倡导下，徽州各地乡约再次获得了大发展，仅休宁一地即建立起了180多个乡约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