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徽州经历了多次社会与文化变迁，每一次变迁都给徽州带来一次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异的机遇与挑战。
就徽州社会与历史文化而言，大体上经历了6次大的变迁（其中王朝内部一些小的社会变迁未计入内），有的变迁还是随着社会剧烈的变革同步进行的。这6次社会变迁及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前山越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秦汉以前包括旧、新石器时代在内的文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深深打上了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烙印，所谓“百越”和“楚文化”或许更能概括出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
二是黟、歙时期的山越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为秦汉时期，徽州文化基本上属于山越文化范畴，所以我们用“山越文化”来概括，虽然有失全面，但基本上是可以这样概括的，毕竟这一时期在徽州这块土地上活动的主体是山越人。他们翻山越岭、刀耕火种。他们不是王朝的编户齐民，不要上缴皇粮国税，无须承担政府差役，过着一种与世无争、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时的徽州正如《史记》所云，是“既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但决不是理想的乐园。
三是新安（都）历史阶段。三国时期，山越人因为长期不纳税当差，且经常出没山林，配合曹魏，从背后袭击孙吴，与孙吴为敌。因此，为稳定江东地区的统治，巩固自己的政权，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命令大将贺齐率军发动了对山越的征服战争，并最终征服了山越，斩首7000人。为加强对山越统治，孙吴专门在这里析黟、歙二县为始新、新定、黎阳和休阳四县，加上原有的黟、歙二县共六县，并将此六县从丹阳郡分割出去，另设新都郡对其进行管辖，历史上徽州六县格局初具雏形。山越人在以后还发动过多次反抗斗争，但都被孙吴一一镇压了下去。直到吴嘉禾三年（234），诸葛恪才最终将山越降服，并将山越人大量迁出山林，使他们过上定居的生活，向国家纳赋当差，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山越的被征服，结束了徽州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封闭状态，加强了山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与交往，促进了徽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山越人走出深山后，一部分加入了孙吴的军队，成为孙吴政权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同进入徽州的中原地区移民一道，在徽州山区继续进行着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开发，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徽州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西晋时改新都郡为新安郡，徽州社会称为“新安文化”阶段，主要是由于新安郡的设立。在新安文化阶段，徽州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自东汉末年以来为躲避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而开始的中原士家大族向徽州移民的运动，至新安时期达到了高潮，成为有文字记载的徽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新安歌舞离别之辞”也成为徽州移民风俗中的最突出风俗习惯。
四是歙州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置歙州为开始标志，至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则是歙州历史阶段终结的标志。在歙州历史阶段，徽州行政区划与社会经济格局基本定型。伴随唐代婺源、绩溪和祁门三县的相继建立，徽州六县格局完全形成。歙州是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兴盛时期，茶叶、歙砚、澄心堂纸等等土特名优产品先后被加工生产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为驰名遐迩的一方名品，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碬墨和旧坑石之砚被誉为“新安四宝”。[1]歙州所上缴给封建王朝的赋税在全国各州中也属于上等，这时的歙州是名副其实的富庶之区。中原士家大族所带来的先进的科技与文化，不仅推动了隋唐五代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而且对徽州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渐次使鸟语之地兴起重文之风，所谓“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2](www.xing528.com)
五是徽州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以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之时算起，至民国元年（1912）废除道府之制，将徽州府撤销为止，前后经历了宋、元、明、清4代，时间延续近800年之久。这一时期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徽州社会发展的最完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南宋政权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和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深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徽州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大批中原士家大族为避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锋芒，在唐末五代之际，纷纷大量南迁并有不少在徽州这块山壤阻隔之区定居下来，并且在两宋之际，又有大批中原官僚、贵族、士绅和普通百姓，为躲避女真金军的铁蹄，不惜携家挈口，越过重重险阻，来到徽州。这些拥有文化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士家大族和大量劳动力，同东汉末魏晋以来早先移入的中原士家大族以及当地土著一道，共同对徽州山区进行了深度的开发，使南宋以来徽州的山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山区森林资源丰富，木材品种繁多，“木则松、梓、蝘、柏、檮、榆、槐、檀，赤白之，岁联为桴，以下淛河，大抵松觔为尤多。而其外则纸、漆、茗以为货”。[3]木材、茶叶、造纸等产业的发展，显示出了徽州山区经济的突出特征。这一阶段是徽州文化发展速度最快，也是徽州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发展阶段。
一批文化巨人的崛起，为徽州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徽州社会重文兴教传统得以形成并发扬光大，“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嚮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其山挺拔廉厉，水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4]朱熹等文化巨儒的出现，使徽州文化与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得以确立，徽州也因此赢得了“东南邹鲁”[5]的美誉。“婺源乃文公桑梓之乡，素习诗礼，不尚浮华”。[6]从此，讲述朱子之学、学习朱子思想便成为徽州文化与社会的一个重要传统。特别是在明清以降朱熹所集大成的理学成为封建政府官方的指导思想以后，朱熹所注释的《四书五经》也成为科举考试的正统指定教材。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徽州，朱子思想受到广泛的弘扬，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朱熹《文公家礼》成为徽州人生活中恪守不怠的重要规范。凡书皆读朱子所注，已成为徽州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为了证实理学乃徽州特产，甚至有好事者不惜烦琐进行考证，并得出程颐、程灏祖籍亦为徽州歙县的结论。理学于徽州文化之影响，可谓是蔚为大观者也。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寻求生计，成批的徽州人被迫离乡背井，辞别亲人，远赴全国各地经商谋生，徽州社会一时出现了“贾人几遍天下”[7]的局面。人们的价值观念在经商风潮的冲击和洗礼下，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徽州历史上剧烈的社会变迁，“金令司天，钱神卓地”，[8]“人情丕变，万象更新”。[9]经商使得徽州渐渐摆脱了封闭和落后。徽州社会与文化在徽商的推动下，显示出了活力，原本落后保守的宗族制度，此时对徽商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支持作用。此时的徽州社会，正如万历《歙志》所云，真正称得上是“郁郁乎盛矣”。[10]此时称得上是徽州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各种文献著述如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族（家）谱、方志、医学、科技和杂记的著述至今仍大量被保存下来，成为我们进行徽学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各种民俗活动丰富多才彩，汪越国公、程忠壮公的祖先信仰，张巡、许远的双忠信仰和各种自然与社会信仰及围绕信仰所开展的一系列迎神赛会等活动，成为徽州重要的民俗事象。徽州社会在徽州文化繁荣的推动和促进下，正在逐步走向文明与进步。当然，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其他一些社会消极阴暗的一面亦暴露无遗，如赌博之风盛行、地痞无赖活动猖獗等。
这一时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棚民的大量徙入，来自安庆府潜山、怀宁、望江和桐城以及浙江、江西等地的贫苦农民，在清代中期即乾隆至嘉庆、道光时期，成批的进入徽州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地的深山老林地区，开山烧炭，种植苞芦，滥砍乱采。棚民虽然对开发徽州山区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同时确实也破坏了徽州山区的自然环境，其负面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棚民所带来的安庆民风民俗及其习惯对徽州社会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亦是巨大的。而咸丰兵燹对徽州社会与文化所造成的破坏，则更是徽州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所难以相比的。
民国时期的徽州是传统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徽州社会与文化基本上仍在传统徽州社会与文化框架内运行，只是徽州传统一府六县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婺源经历了划出划进的周折，并形成了两次规模和影响都较大的回皖运动，徽州社会与文化毕竟还是发生了一些较显著的变化。抗战时期，位于新安江边的屯溪崛起，并成为以后徽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徽州社会与文化的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变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建立后，徽州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千余年来徽州封建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50年代之初，伴随徽州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的展开，深藏徽州民间近千年的各种契约文书、族（家）谱以及其他文献被公诸于众并大量流传。于是，利用徽州契约文书、文献和文化遗存等珍贵资料，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为主体，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和受徽州历史文化影响较深地区并与徽州文化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事象的徽学，经历了酝酿、发生等发展阶段后，终于初步形成。这一时期对徽州乡土历史文化和历史名人的研究蔚为风气，徽州各种族（家）谱以及原始契约文书，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至于1987年撤销徽州地区建立黄山市，并将绩溪从黄山市划出，这样，传统徽州的行政区划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徽州社会与文化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与变革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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