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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发展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尽管徽学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但其作为社会经济史的主体性质并没有也是无法改变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徽学同诸多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其学科的形成应当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如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学科性质的客观性等。

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发展

(三)中外史学交流与徽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尽管徽学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但其作为社会经济史的主体性质并没有也是无法改变的。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一特质,使得徽学研究的范围超越了地方史的界限,成为治明清史、历史文献学或中国社会经济史者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数十万件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更构成了徽学研究最坚实的学术支柱。

日本学者鹤见尚弘指出:“对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是一件划期性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速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9]日本徽学研究专家臼井佐知子在一篇题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论文中也指出:“徽州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它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工商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它也可以纠正局限于具体课题研究中容易产生的失误。而且,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10]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现任职于英国牛津大学)称包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家谱在内的徽州原始资料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他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徽州地区自宋至民国千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为了解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奠定了基础,徽州这些原始资料的丰富内容以及范围广泛的种类,从本质上揭示了明清时期该地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地租剥削率、地租与产品变化,典当和经商风俗、资本原始积累、乡村管理以及宗法活动等一系列人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目前我们仅仅能考察或解决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此外,我们还可以依据这些资料,将一个个单个家庭、宗族、村庄或县城历史的来龙去脉等问题,置于600或700年的范围之内来考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华帝国后期特别是明代社会经济史的远景描述,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徽州的原始资料。”[11]

如果说20世纪20至70年代,研究徽州社会经济史还只是明清史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推进,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识在中外史学界基本已形成了共识。也正是因为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者开始自觉而有意识地对这门学科进行了科学的讨论与研究,“徽学”或“徽州学”的专有名词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相关学者的论著、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中,如安徽省徽州学会、徽州地区徽学会、徽州学研究所和徽学研究中心等。个别学术杂志在此时也开辟了《徽州学研究》的专栏。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国家的一大批学者,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收藏徽州原始契约文书最多的北京、南京和安徽各地,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深入交流中,取得了对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共识。正如率先在学术论文中提及“徽州学”的叶显恩先生1984年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40年来,自傅衣凌教授始,对徽州历史作研究的学者愈来愈多,论著灿若群星。这是因为徽州不仅以它传世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对学者产生吸引力,而且其本身的历史丰富多彩,在许多方面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去年(指1983年——引者注)我访问哈佛大学期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非力(Philipkuhn)教授曾对我说,徽州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的历史,使人们懂得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历史。的确如此,对徽州历史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探求中国历史的底蕴。面对徽州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去年夏天在纽约,周绍明(Josph.Mcdermott)博士和贺杰博士(Keith.Hazeton)就曾同我谈及建立国际性徽州学研究会的问题”。[12](www.xing528.com)

我们看到,在日本史学界,徽学研究已蔚成风气,徽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已见诸于每年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综述中,成为日本明清史学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13]中国所举办的徽学国际会议,也已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和参加。徽学作为历史学领域的一门崭新学科,正在被海内外学界所广泛接受。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徽学同诸多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其学科的形成应当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如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学科性质的客观性等。徽学作为一门新兴而相对较为稚嫩的学科,其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中外学者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建立在扎实的个案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徽学,其底蕴丰富而厚实。

从徽学学科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经过扎实的科学研究,并进行广泛的中外交流。那种闭门造车,或以行政手段硬性改变一门学科性质和学科归属的做法,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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