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补偿策略：研究生学术论集

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及其补偿策略

霍瑞宁

摘　要:可译性和不可译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译界争论已久的焦点之一。文化翻译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译学家们对文化的可译性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就文化的翻译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可译，但存在一定的限度。因此，译者应该采用翻译的补偿策略，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尽力提高译文质量，促进跨文化交流，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可译性　不可译　补偿策略

一、引　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翻译作为语言间的转换活动，也是文化交流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它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因此，本文将探讨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

二、可译性和不可译

可译性和不可译是译界争论已久的话题。人类生活在同一客观世界，各民族的认知、思维和文化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表达和承载其认知、思维和文化的语言间也具有同构性。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交流是可能的、可行的，这就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然而，各民族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和民族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性就造成了翻译的障碍，即造成了翻译的不可译性。

关于可译性的问题，各派各家的观点不一。有人对立地将其分为相对的不可译和绝对的不可译;有人将其分为可译性、相对不可译和绝对不可译^［1］。其中最为广泛接受的是Catford的观点。Catford认为“可译性的确似乎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分体……翻译等值关系取决于同一语境中原语和译语文本的互换性……取决于与语境实体相同的(至少是部分相同的)相互特征的关系”^［2］。即当原语和目的语存在等值关系，即有共同特征的语境意义和语境实体，翻译等值关系的条件就越充分，译者就越容易最大可能的译出原语。他指出，如果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再现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是不可译性。由此可见，可译性和不可译是相对的观点，可译性是有限度的。

三、可译性限度的成因及其分类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历史、社会等文化背景，语言和文化都有其特殊性，这就造成了可译性限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主要受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即语言可译性限度和文化可译性限度。

语言的可译性限度指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可译性限度，包惠南将其分为语音现象、字(词)形结构、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的可译性限度。包惠南和包昂把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分为:物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观念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习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和地域文化的可译性限度^［3］。其中文化的可译性限度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 1.文化词汇空缺导致的可译性限度; 2.特色文化现象和思想的可译性限度，即目标语与原语中文化词汇的指称意义不同; 3.语义联想差异带来文化冲突造成可译性限度，即目标语与源语中文化词汇的联想意义不同: 4.语用意义不同带来文化冲突造成可译性限度，即目标语与原语中文化词汇的使用语境不同。本文着重探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四、文化可译性限度

4.1　物质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显性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所用物质有很大差异，这就可能造成文化翻译的词汇空缺。如下例:

乃教以断竹为杠，缚椅为轿。^［4］

I taught the people tomake some bamboos into carrying poles，and tie a chair on them，which served as a makeshift.

本例中“轿”为中国文化中交通工具的特定词，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所以西方的读者很难理解“轿”的确切意思。“makeshift”是概括词，不能传达“轿”的文化内涵，这造成了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林语堂先生通过解释说明的补偿，使西方读者想象出“轿”这一作者所处时代的交通工具。

4.2　观念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经常会形成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比较一致的观点与信念。由于文化环境的不同，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念、态度体系也千差万别，这些差异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语言中，成为翻译的难题。如下例: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5］

“Ah Q，may you die sonless!”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封建传统道德观念，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根深蒂固。中国人认为骂人断子绝孙是最刻毒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很淡，西方读者很难理解译文中“sonless”的文化含义，因而译文须加注“a curse intolerable to bear in China”，以使译文读者准确的理解其语用含义。

4.3　习俗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的，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即习俗文化。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审美观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民族对某些事物的联想是有差异的。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上的差异通过人类语言反映出来，便造成文化传递以及翻译的障碍。如下例:

先生春祭扫墓……(P206)

...my tutor was going to visit his ancestral grave(P207).

“春祭扫墓”是中国的习俗，用来怀念敬奉长辈以祈福，也是中国文化中重家庭、重孝道、重亲情的体现。“春祭扫墓”与“visit his ancestral grave”在文化信息的指称意义上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是它们的联想意义却不同。“春祭扫墓”使人联想到烧香、放烟花的场景，而“visit his ancestral grave”则使人想到在墓碑前摆放菊花的场景，这就造成了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林语堂先生采用了归化的策略，部分传达了文化信息。

4.4　地域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这种独特的文化即地域文化。因形成这种文化的地理背景与过程的差异，很难完全对等地传递这种文化的内涵。如下例:

凤姐打趣贾母的话: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6］(www.xing528.com)

You forget，Grannie，when you go to heaven young Bao－yu won't be the only one who'llwalk ahead of the hearse.

五台山是我国古代佛教“圣地”之一，“上五台山”暗喻“死后登仙成佛”。凤姐这样说既避免了忌讳语“死”，又暗合贾母心意，因为只有生前行善积德之人死后才能登仙成佛。霍克斯将“上五台山”归化成“go to heaven”，虽然消除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障碍，但舍弃了“五台山”这一具有丰富佛教内涵的意象，将中国人“死后登仙成佛”的愿望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进入天堂”。这种文化的缺失也反映了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因此，译者须正视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深刻理解和把握语言所深层蕴含的文化内涵，才能准确、艺术地缩小和化解这种限度，再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和艺术形象。

五、文化翻译的补偿策略

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借助目标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缺损，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这种翻译过程就是补偿。Newmark认为，补偿主要用于弥补译文在语义、声音效果、修辞及语用效果等方面的缺损^［7］。马红军则将补偿手段划分为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前者指明确的注释(包括脚注、尾注、换位注、文内注以及译本前言、附录等);后者包括增译、具体化、释义、归化等手段，指译者充分利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8］。以下是最常见的翻译补偿方法:

1.替代法。如果在译语中找不到对等语，用译语中已有的概念或表达法取而代之。如下例:

“这实在是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老实人，谁知道年纪轻轻，就断送在伤寒上?”^［9］

Itwas really a bolt from the blue. Her husband was so strong; nobody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 young fellow like thatwould die of typhoid fever.(杨宪益，戴乃迭译)

上例中，原语词汇所蕴涵的意象和色彩不是其所处语境的重点，采用替代法，原语、目标语的词汇在功能和意义上相当。

2.增译法。增译即增加原来主题涉及但没有详细说明的内容，以便于目标语读者了解。如下例:

他是人们心中的包公。

译: He is Judge Bao in people'sminds.

包公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不为西方人所熟知，嵌入“Judge”一词，虽不能使译文尽善尽美，但可以表明“Bao”的身份。

3.直译加注。这种方法既可保存原文的民族文化特点，又易于读者理解。如下例: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没有补也没有洗……［10］

Kung was the only long－gowned customer to drink his own standing. Although he wore a Long－gown，it was dirty and tattered，and looked as if it had not been washed ormended for over ten years.(杨宪益戴乃迭译)

“长衫”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上层社会的有钱人的穿着，是文化阶层的读书人的标志。英语的“long －gown”和“short coat”对于英语读者而言只是不同的衣服，并非地位与知识的标志，因此难以将“Long－gown”与孔乙已的穷酸迂腐的性格联系起来。译文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隐含在“长衫”一词中的文化意义，使目标语读者领会到原文深刻的思想。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实际上关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对译者工作和翻译质量的认定及对翻译的评价，因此，探讨可译性限度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文化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翻译方法的不断探索更新，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人们心理开放度和接受度的增加，译者主体性的最大限度地发挥，而变得易译和可译。

参考文献

［1］刘传殊(2000)可译性的语言功能［J］.中国翻译: 31—34

［2］Catford(1965)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3

［3］包惠南、包昂(2000)《实用文化翻译学》［M］.上海:上海科技普及出版社: 354—366

［4］沈复著、林语堂译(2000)《浮生六记》［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5］鲁迅(1981)《鲁迅文集》阿Q正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曹雪芹(1982)《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7］Peter Newmark(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York: Prentice Hall: 88—91

［8］马红军(2003)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10): 37—39

［9］鲁迅(1979)《彷徨》祝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鲁迅(1981)《鲁迅文集》孔乙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