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两译本翻译策略评析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浮生六记》两译本翻译策略评析

薛娟斓

摘　要: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翻译中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弱势的东方文化的贬抑、渗透和同化。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以清代古典名著《浮生六记》两英译本中文化承载词翻译为例，对比分析了林语堂和谢林·布莱克(Shirley M·Black)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由此提出后殖民视域下的中西文化对话中，不应以文化身份的缺失为前提，并指出提倡翻译非殖民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浮生六记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归化　异化

一、引　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从本质上看，不仅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自翻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文化转向”以来，后殖民主义翻译逐步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由于中西文化影响力的悬殊，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持有一种偏见，使他们在翻译时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偏向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忽略了源语文化，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或曰语言帝国主义的文化自恋心态。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2.1　概况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王东风，2003，p.4)在后殖民翻译语境下，权力差异表现为政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强势文化为满足集权者之需要而对弱势文化中不符合其利益的原文本随意篡改、扭曲，把他国文化视为野蛮、落后、未开化的文化，并将这一形象强加于弱势文化，而弱势文化在此种失衡状态下，逐渐表现为“沉默的失语者”。(刘莎，2009，p.102)

2.2　归化与异化

翻译策略，尤其是涉及文化层面，人们通常用“归化”与“异化”来概括。“归化”即让译者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异化”即译者尽量使原作者靠近读者。(Venuti，1995，p.19)归化的译文语言自然、流畅，没有翻译过的痕迹，可读性强，就像原文作者用目的语进行写作一样。而异化彰显出原语和目的语之间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它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是对殖民强势文化的一种挑战。

三、《浮生六记》两译本对比分析

3.1　《浮生六记》原著及其英译文简介

《浮生六记》是清朝文人沈复的一部笔记体式的自传，林语堂先生在1936年最早翻译该书，1999 年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英国作家谢林·布莱克(Shirley Black) 于1960年也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3.2　两译者翻译策略对比

Newmark(2001，p.95)将文化分为以下五类:(1)生态;(2)物质文化;(3)社会文化;(4)组织、习俗、意识;(5)身势语及习惯。本文根据纽马克这五种划分(身势语及习惯不属本文探讨之例，故从略)，对《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中的文化承载词进行分析。

3.2.1　生态文化

例1)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Lin，1999，p.96)

林译: As to the planning of garden pavilions，towers，winding corridors and out－houses，the designing of rockery and the training of flower trees，one should try to show the small in the big，and the big in the small，and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 and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Lin，1999，p.97)

布莱克译:(省)

原文主要介绍园林栽培，作者“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做法，对今日的园林设计颇有启发，也令读者透过这种逸趣体味出知识分子清心寡欲，追求美的高雅性情。(黎土旺，2007，p.54)。林语堂(1999)认为，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生活，他包括所有的声音、色彩、形状、情绪及氛围。天人合一，诗人及散文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实的翻译就应该将这些因素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在再现。而布莱克(Black，1960，p. vii)在译作前言中这样写道:“从第四部分起我省略了有关参观庙宇和景点的描写，因为它们都很相似而且对于没有去过，不熟悉实地的读者来说意义不大。同时我省略了一些文学批评、园艺及植物栽培部分，因为它们专业性太强，无法迎合大众口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基础，文中沈复对于园林、植物栽培的描写也正是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布莱克却认为:“它们太过深奥，无法引起普遍的兴趣”(Black，1960，p. xiii)很明显，布莱克对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偏见。

3.2.2　物质文化

例2)(芸)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Lin，1999，p.58)

林语堂译: She tucked it round the waist and put on amakua on top.(Lin，1999，p.59)

布莱克译: She stitched a tack around the waist and covered itwith a short jacket(Black，1959，p.19)(www.xing528.com)

马褂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产物，是满族男子骑马时常穿的一种褂子。为了骑马方便，满族男子在长袍的外边套一种身长至脐、四面开禊的短褂、以御风寒。在英语文化中马褂没有对应的词汇。林语堂采翻译该词的时采用音译法，译为“makua”，归化保留了原文的异国情调，使读者感受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陌生感，激发了目的语读者对该种异质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因此，林语堂的异化策略起到了展现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作用。而布莱克则使用了归化法，将其译为“a short jacket”，用西方意象代替本土意象，虽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心理期待，使其易于接受，但却抹杀了弱势民族的文化差异，剥夺了原有的民族色彩。

3.2.3　社会文化

例3)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Lin，1999，p.14)

林语堂译: Although Iwanted her to lie in bed longer，I could not help admiring her virtue...(Lin，1999，p.15)

布莱克译: Iwanted to make love to her agai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a little longer; yet I had such respect for her strength of character that1made myself get out of beds as soon as she did...(Black，1960，p.10)

中国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的约束，社会风气保守敏感。因此，与性有关的话题被认为是禁忌话题。而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对这样的禁忌更为开放和宽容。不同的价值观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例中“卧”是一种委婉语，林语堂将其译为“lie in bed”十分恰当，委婉表达了原作者的意图，符合读者的心理接受能力。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一个具有一定身份的学者是绝对不可能公开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更不可能将其写入文章之中。而布莱克译本“make love”过于直白，偏离了源语文本，在他的笔下，一对对性相关话题难以启齿的中国清代夫妇，摇身一变，成了思想开放的西方人。

3.2.4　组织、习俗、意识等文化(包括政治、社会、法律、宗教、艺术等方面)

例4)……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Lin，1999，p.27)

林语堂译:...so that we might together worship the Grandson of Heaven in the Hall called“After My Heart”(Lin，1999，p.28)

布莱克译:...at the pavilion called‘My Choice'，so that she and Icould pay our respects to the Heavenly Lovers together.

The story goes that theWeaver－girlwas separated from her lover，the Herd－boy，by the angry Emperor of Heaven，who wished the Weaver－girl to return to her task of weaving the garments of the Gods....(Black，1960，p.17)

此例是描写作者在七夕烧香，祈求他和妻子的爱情长长久久。两个译文在篇幅上差距甚大。林语堂将“天孙”直译为“the Grandson of Heaven”，没有解释这一典故的深层含义，而是在文后添加注释，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解释。林译采用异化的策略，充分传达了原文的异国特色。而布莱克的译文采用采用归化策略，进行增译，使用大篇幅讲述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将其改写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来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充分彰显了其译本重写的特质。

由上例可以看出，林语堂的译文主要采用异化的策略，重视源语文化，尽量保持原语文化的原汁原味这一异域特色。布莱克在进行翻译时，为方便西方读者的接受，满足其期待，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其原因主要在于“欧洲中心论”已经内化在他的意识中，他将自己的阐释结构嫁接到殖民地环境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殖民书写，使得原文的很多文化精髓不但流失，甚至完全被西方文化代替。林语堂在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的驱策下，拒绝同化和收编，而是尽量保持原语文化的原汁原味，在抵抗和克服殖民文化的高压统治的同时，又有效捍卫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此，两个译本有意无意间便呈一种可称之为“殖民化与反(非)殖民化”的对峙。

四、结　语

由于中西文化影响力的悬殊，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普遍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使得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地偏向自己的文化，从而忽略了源于文化，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心态。这种文化偏见正是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本文通过对《浮生六记》林语堂及布莱克两个英译本中文化承载词的对比研究，并从中总结两位译者在翻译中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以正确地认识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从而消除翻译中的殖民化倾向。

参考文献

［1］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24(4): 3—8

［2］刘莎.后殖民翻译理论下的权力差异性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9，8(4): 101—105

［3］Venuti，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4］Newmark，P. The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5］Lin Yuta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ess，1999

［6］黎土旺.文化取向与翻译策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之比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220(7): 53—55

［7］Black，SM.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