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东妮亚》的女性主义解读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我的安东妮亚》

曹莎莎

摘　要:《我的安东妮亚》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薇拉·凯瑟西部拓荒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不仅以深情的笔触讴歌了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开拓者英勇顽强的开拓精神，更深刻剖析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遭受的种种压抑和制约，女性成了失语的群体。尽管如此，故事中女性人物的典型代表安东妮亚和莉娜，在拓荒过程中刚强坚毅、百折不挠，努力摆脱束缚，在家庭和社会中实现了自我价值，谱写了一曲女性的赞歌。

关键词:女性主义　失语　自我实现

一、前　言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74)，美国19世纪著名女作家，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幼时随父母迁居到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在此的生活为薇拉·凯瑟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她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凯瑟以饱蘸深情的笔触，讴歌了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开拓者英勇顽强的开拓精神。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曾赞誉她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杰出公民，美国人对内布拉斯加州的认识，源于她的小说”^［1］。同时由于其作品中独特的荒原风味和艺术风格，凯瑟越来越受到了西方评论家的重视和推崇，他们把她与亨利·詹姆斯、福克纳、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这些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盛赞她为“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女作家”^［2］。批评家们则从多种角度，如从历史主义、精神分析、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等，对凯瑟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探讨了其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民族融合、人与自然、女性，乃至凯瑟本人的性取向等主题。

长篇小说《我的安东妮亚》在1918年刚发表，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认为是凯瑟西部拓荒小说的代表作。著名批评家门肯(H.L.Mencken)更是直接赞之为“古往今来的所有美国人能写出的最好的小说之一”^［3］。这部小说借助主人公安东妮亚(Antonia Shimerda)幼时的朋友吉姆·伯丹(Jim Burden)的叙述，讲述了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边疆地区开拓者的现实生活，塑造了许多各具魅力的开拓者形象，表达了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对拓荒精神的无比赞赏。其中以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妮亚为主的女性奋斗史更是强烈体现了凯瑟的女性意识。凯瑟通过对当时社会中男女地位失衡现象的影射，以及众多拓荒女性在失语状态下的自我实现，鼓励女性起来反抗束缚，为获得独立与平等而努力。凯瑟对女性生活的探索，在社会意义和地理上都扩大了探索的范围。本文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旨在揭示凯瑟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对女性困境表现出的深切关怀，以及为解除女性困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二、女性的失语

女性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指“妇女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一种信仰和行动;或者说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建议，以及一个力求结束妇女压迫的运动”^［4］。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妇女居于边缘地位，而男性居于统领地位，于是她使用了父权制这一概念以概括这种不平等。父权制价值不仅遍及政治和社会空间，还渗透于文学与文学批评领域。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一直在压迫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无视或忽略女性的声音。女性主义的宗旨是改变对女性的偏见，使所有的女性都意识到她们不再是屈从者，女性应该自我定义，应该在政治、社会活动、教育及艺术等领域享有自己的地位。但凯瑟笔下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受到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仍根深蒂固，其中女性的失语现象就是其一。

在小说的前言部分，作者薇拉·凯瑟一再强调整个故事都是“吉姆的手稿”，吉姆·伯登变成了小说的唯一作者，从而使整个故事都成了一个男性视野下的叙述。这样一来，凯瑟将自己成功地与故事拉开距离，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看待和审视整个故事。Linderman在其文中称，“在他(吉姆)的叙述中，她(安东妮亚)并不是作为一个心理复杂角度上的‘小说人物’，事实上，安东妮亚只是一个‘中间物’，承载着吉姆对乡土、过往以及‘整个我们童年冒险的回忆’^［5］。换言之，安东妮亚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并不是用来替女性说话或者行动的，而仅仅是用来代表和象征一些东西———安东妮亚是一个需要被重新解读的象征符号，一个被遗失、重新发掘、命名并且被占有的‘我的安东妮亚’”^［6］。简而言之，故事中的女性人物更多的是用来传达吉姆对过往的回忆和理解，而并不是站出来发表自己的心声。

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权威。而在小说中，这一权威完全被吉姆所掌控。前言部分中，吉姆在将手稿交给“我”时，急切而郑重地在标题“安东妮亚”之前加上“我的”，似乎在刻意强调他对整个故事的完全占有，不容许他人侵犯或给出其他解读的可能性，从而体现出一种占有欲望和拥有的权力，以及男性不可违抗的话语权。在故事的叙述中，吉姆根据自己的需求，刻意筛选和过滤这些女性的所言，以此来传达自己对过往的理解。他独裁式的语言权威，体现了男性社会集体意识对以他为代表的男性赋予的不可挑战的权力。

与此相对应，女性却被剥夺了为自己发言的机会和权利，成了失语的群体。她们传达出来的不过是“回声的回声”，更为严重的是，她们纠正或制约吉姆的观点的权利也已经被剥夺。或许，吉姆的观点是公正客观的，但没有其他的声音或观点被清楚地表达出来。

同样，Linderman强调，“在故事中，吉姆其实是个语言性别的守门员和翻译员。因为在他的叙述中，妇女的所言都用引号引出，也许这清楚地展示了小说试图要剖析根深蒂固的性别差异”^［6］。小说中，妇女似乎时而为自己站出来发表心声，并且积极地抵制吉姆强加在她们故事上的所谓意义。然而，她们的心声永远都控制在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之下，而这声音就属于吉姆(男权社会的代表者)，隐秘无意识的绝对权利的拥有着。

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男性，吉姆的话语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吉姆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语言代表着性别地位与权力，所以当安东妮亚经常用“高傲的口气”和他说话时，他非常地不高兴，因为“我(吉姆)是个男孩，而她是个女孩)”^［5］。事实上，安东妮亚不仅一次被吉姆批评使用与她性别不符的语言。吉姆非常不满地评判说，她像有些男人一样，“除了物品的价钱和她能承担多重的东西以外，她什么都不会说”^［5］。有一次在草原上遇到了响尾蛇，吉姆指责安东妮亚像“东欧人一样唧唧哇哇”^［5］。然而吉姆对安东妮亚尖刻的指责与他对佛朗西斯的尊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赞赏佛朗西斯可以像男人一样和她父亲交谈。这一点表明，对于移民女性来说，语言不仅代表着性别权利，而且潜藏着民族偏见。

吉姆笔下的所有女性人物中，莉娜成了对他权威的最大挑战者，因为她的声音是那么具有挑战性。莉娜梦想成为一名成功的制衣商，对婚姻充满厌恶，极力逃脱传统妇女的家庭生活，梦想成为一名独立的成功女性。而这与吉姆认为她应该成为的形象格格不入。在得知莉娜事业成功后，吉姆承认自己很困惑不解，并且似乎对此很怀疑:“她的顾客都说她风格独特，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她粗心的坏毛病”^［5］。尽管事业成功，性格独立，莉娜的形象已经超越了被男性社会接纳的范围。所以，她必须被强制性地从吉姆的叙述中抛弃，“我(吉姆)的林肯篇只能唐突地到此结束”^［5］。

总而言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当时可以通过努力获得一些权利，争取自己的生活并且取得成功，然而在男性社会里女性仍是失语的。女性的心声仍被控制在男性强大的声音之下。(www.xing528.com)

三、女性的自我实现

法国著名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7］。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尽管遭受着种种压抑和制约，女性同男性一样，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掌握生命的主动权。故事的女主角安东妮亚(Antonia Shimerda)，从与吉姆·伯丹(Jim Burden)相见之初，就表现出了她独立坚强的性格。即使年纪很小，她非常急切地要求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环境。这一点与她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只会一味逃避，最终因无法开始新生活，抑郁自杀。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安东妮亚勇敢地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和重担，像男人一样整日工作在田间地头。对她来说，体力劳动让她感到了充实。安东妮亚曾无比自豪地对吉姆说:“我还是喜欢到户外干活……我才不管你奶奶说这样我会变得更像男人，我喜欢像男人一样”^［5］。她的这些话与20世纪30年代女权主义所提倡的“反对夸大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反对把妇女排斥于一切公共事务之外”^［8］的主张不谋而合。她为自己长成一个身强力壮、力气大的姑娘而感到骄傲，为自己拥有隆起的肌肉而自豪，她喜欢自己像个男子汉，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参与生活。这无不展示给我们一个独立自强乐观自信的新女性形象。在小说的结尾，尽管历尽艰辛，安东妮亚终于建立起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安东妮亚的自我实现其实是一种积极的对女性主义的和解，尽管是“屋子里的天使”，为人妻母，但这种生活是她在努力战胜了种种困难之后所得，那股坚韧的力量及不饶的勇气，让她不仅在那样一个男权社会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为自己赢得了他人的尊敬。在结尾处，吉姆用一句话总结了他对安东妮亚的无限敬仰:“无怪乎她的儿子们都站得那么笔挺。她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的矿藏，就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5］。另外，小说中花了大幅笔墨描写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而男性似乎退居二线。凯瑟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暗示读者女性在新土地的开拓中的重要角色。

故事中的另外一位新兴女性莉娜，她认为自己“不需要丈夫，男人做朋友还行，而男人一旦结婚，则变成了脾气暴躁、甚至是野蛮的老父亲……我宁愿做我喜欢做的蠢事，对谁也不买账”^［5］P201。莉娜走着一条与传统妇女截然相反的道路，婚姻和家庭对她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生活依靠和支柱。她独立自主、思想前卫，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系在男人的身上，渴望属于自己的生活。因为比起婚姻，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更注重的是事业，是能够如男人般独立地存在着。

四、结　语

本文透过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妮亚》，揭示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凯瑟笔下的女性仍居于边缘地位，男性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一直在压迫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无视或忽略女性的声音。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发表自己心声的权力被严重桎梏了，成了失语的群体。在吉姆———男权代表者的叙述中，女性的声音都是被过滤，甚至是失语的。或者说，女性的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证明男性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意义而已。尽管如此，故事中女性人物的典型代表安东妮亚和莉娜，尽管生活道路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女性在拓荒过程中刚强坚毅、百折不挠，敢与男性一争高下的优秀品质。并且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家庭和社会中赢得了尊重，实现了自我价值。凯瑟以饱蘸深情的笔触讴歌了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女性开拓者英勇顽强的开拓精神，和勇于实现自我的高尚品质，谱写了一曲女性的赞歌。

参考文献

［1］Mildred，R.Bennett. The World of Willa Cather［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 26

［2］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商务印书馆，2003

［3］L. Brent Bohlke，ed. Willa Cather in Person［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6: 17

［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J］.北京:三联书店，1995

［5］［美］薇拉·凯瑟著.周微林译.我的安东妮亚［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6］Lindeman，Marilee.“‘It Ain't My Prairie': Gender，Power，and Narrative in My Antonia.”［M］．New Essays on My Antonia. Ed. Sharon O'Bri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111—135

［7］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8］翁德修.英美文学中的女权思想［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