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奇卡娜女性群像
颜 沁
摘 要:墨西哥裔美国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斯在其作品《芒果街上的小屋》中透过小主人公埃斯佩朗莎的视角塑造了一个拉美裔移民社区中的奇卡娜女性群像。本文从奇卡娜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些拉丁裔女性在后殖民语境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空间进行分析,揭示少数族裔女性对重塑本族文化,获得性别、种族和阶级平等的热切心声。
关键词:奇卡娜女性 后殖民 重塑 平等
一、引 言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墨裔美国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短短小书涵盖了成长、族裔、阶级、文化认同和女性主义等深刻主题。无类似生活经历或内在心灵体验的人是决不会发出如此深刻思考,可以说作者的个人经历给了她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埃斯佩朗莎一样,她也来自一个墨西哥裔移民家庭,童年也是在颠沛流离地迁徙于一个又一个的西语裔社区中度过的。她的作品往往会表现出当代奇卡娜女性主义的忧虑,为边缘化女性代言。她说:“如果你要问我写的是什么,我会说我写的是那些一直在内心纠缠着我的幽灵。”如今作为诗人、散文家、教育者和短篇小说家的她已是最具声望的奇卡娜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不择手段》、《浪荡女》与《喊溪女及其他》等,最负盛名的是1985年获得“前哥伦布美国图书奖”、1989年被收入《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的《芒果街上的小屋》。
奇卡娜在西语中意为美国墨西哥裔女性,首先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墨西哥人发起的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一场社会运动中。这场运动也唤起了墨裔女性反对性别和种族歧视、追求平等的意识,并由此推动了奇卡娜女性主义的产生。“奇卡娜女性主义是处于主流世界之外的拥有棕色肤色的妇女力求结束她们一贯的失语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奇卡娜女性主义者汲取了后殖民主义和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些先锋理论,重新建构她们自身作为少数族裔女性的经验,力图通过改写历史来改变自身的失语地位。”[1]
二、走进“芒果街”
“这正是我想写的东西:三层楼房,里面有可怕的老鼠,酒醉的丈夫会用石头子砸破窗户,完全跟诗意沾不上边的地方。但正是这样我才发现了自己在无意识中一直压制在心底的声音。”[2]
《芒果街上的小屋》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印象派的诗化风格、富有乐感的语言和充满张力的意象被称为散文诗、小说和少女日记的综合体,全文包括44篇独立小故事,均采用奇卡娜女孩埃斯佩朗莎的视角,通过其稚嫩清澈的眼光观察社区内拉美裔移民或平步青云或每况愈下的人生起伏,呢喃出芒果街人的沧桑变幻和悲欢离合,道出他们未能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无奈和抗争。作品无处不体现出口述的随意性,各个篇章飘逸灵动,短至两段,长或四页,这种形式就好似小主人公在其年龄特有的注意力短暂易跳跃的习性。有些人物仅占一章篇幅,而其他则出现于数篇,整个作品的结构就仿若该社区的布局,无论是文中还是所描述的社区,里面的人物均没有太多的个人空间。
希斯内罗斯在书的扉页用英西两种语言写道,“献给女性”,特别是书中那些丰富了埃斯佩朗莎生活的女性。通过她或轻快,或惋惜,或感伤,或同情的叙述,这些被边缘化的奇卡娜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体验便展开在读者面前。
三、芒果街的奇卡娜女性
“我竭力通过我的故事和生活告诉人们美国的拉丁裔女性必须对我们的性别进行彻底改造,并运用全新的神话重新解释……作为女儿、母亲、姐妹的我们都知道拉丁裔女性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悍的女性之一。”[3]
3.1 窗边的主妇
芒果街上有许多被丈夫、婚姻、房子和文化价值等枷锁禁锢住的女性,就像伍尔夫笔下“屋内的天使”,但她们是“折翼的天使”,早已失去飞翔能力,只能透过家中的窗户向往外面的世界。埃斯佩朗莎的曾祖母和婶婶都属于这种“窗边的主妇”。她的曾祖母曾是一位像野马一样的女人,但最后仍被丈夫驯服,婚姻与家庭使她不得不承担起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最终只能“用一生向窗外凝望,像许多女人那样凝望,胳膊肘支起忧伤”。婶婶瓜达卢佩缠绵病榻,在等待死亡中为自己无法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愧疚,然而她的孩子们却只是“想要当回孩子,而不是在那里洗碗涮碟……丈夫也想再要一个妻子”[4],男权文化背后的残酷、冷漠与无情可见一斑。与埃斯佩朗莎年龄相仿却早已结婚生子的密涅瓦并没有享受婚姻的甜蜜与养育的满足,而是要独自抚养孩子和忍受一个不回家的丈夫。无助的她除了哭泣和祈祷,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写诗,偷得片刻的安慰和自由。即使有过短暂的抗争,但在那过后招致的是更为残酷的对待。
玛玛西塔是社区一位移民的妻子,为了丈夫与儿子远离挚爱的故土,来到举目无亲的芒果街。沉浸在浓浓乡愁里的她整日坐在窗边收听西语广播,唱着故土的思乡曲。愁绪无法舒解的同时还遭到丈夫厌烦的呵斥,只因她拒绝说英语,拒绝被同化,执拗又孤单地坚守着自己的本族文化。但儿子学会说话后唱的第一首美国广告歌曲成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扯断了她最后一丝维系生命的线,一条通往那个国家唯一的出路”[5]。她遇到的不仅是来自男权的压迫,还有徘徊在本族和异族文化之间无所适从的无奈与挣扎。如果说玛玛西塔的足不出户是对异族文化的一种抗争,那么她的邻居拉菲娜因为被丈夫囚禁而生出的对自由的向往便是对男女不平等地位的一种谴责。这位少妇因为过于貌美而被丈夫禁足于户,只能在每周二通过一根晾衣绳来购买喜欢的可可和木瓜汁,牢笼般的生活使得她未老先衰,无计可施的她只能于寂寞中缅怀往日自由甜美的岁月。
这些“窗边的主妇”植根于墨西哥文化中的瓜达卢佩圣母原型,承载着温驯、纯洁、慈爱等一切父权社会推崇的女性传统美德。然而,她们却是孤独和痛苦的,身与心均遭到了不同程度上的禁锢与折磨。房子对埃斯佩朗莎来说是一种诗意的空间,洁净如诗笔未落的纸,对她们而言则是绝望的牢笼,可怕又纠缠不去的噩梦。痛苦不堪的婚姻生活、无处不在的男性权威、无所依归的文化身份都是束缚她们的藩篱。
3.2 成长期的少女
芒果街上还有一群少女,她们开始走向成熟,体验女性意识的萌发,只是这一成长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幻灭与失落,她们为改变命运而付出的努力亦往往以失败告终。
在墨西哥文化中,与瓜达卢佩圣母截然相反的女性形象是玛琳齐,她常与荡妇、背叛和玷污等负面意义联系在一起。作品中以圣母和荡妇为原型出现的两个女性形象可以从她们的名字体现出来。如前所述,代表圣母形象的就是瓜达卢佩婶婶,而代表荡妇的无疑就是玛琳。玛琳是社区一户人家的保姆,最大心愿就是觅得金龟婿,“等一辆小汽车停下来,等着一颗星星坠落,等一个人改变她的生活”[6]。为此,她在街灯下跳舞等待,精心打扮,吸引男孩们的注意。然而,她的愿望尚未实现就被收留她的婶婶遣送回了老家,原因是她“太麻烦了”。她满心期盼的那颗星永无坠落的机会。萨莉是作品中的另一个玛琳齐式人物,“如果说玛琳是为了实现美国梦而主动选择做玛琳齐,萨莉却是父权制‘红颜祸水’逻辑的受害者”[7]。萨莉来自一个宗教信仰非常严苛的家庭,然而她本人却放荡不羁,“描着埃及的眼圈,穿着烟灰色尼龙丝袜”,为此她不断遭到父亲的毒打,认为她“长得这么美是麻烦事”[8]。为了逃离父亲的专制掌控,她无奈选择了婚姻,然而却发现自己只是从一个牢笼跳进另一个,重复了瓜达卢佩式的女儿、妻子到母亲的命运轨迹。(www.xing528.com)
与以上两种坏女孩形象不同,少女阿莉西娅选择了一条不依附男性的自我解放之路。年幼丧母的她不得不承担起料理家务的责任。此外,她还不惧两趟火车和一趟巴士的艰难旅程,执著地追寻自己的大学梦,因为这是她摆脱“在工厂里,在一根擀面杖后过一生”[9]的命运和获得知识力量的唯一途径。然而生活的窘迫和根深蒂固的轻视女性观念使得她的寻梦之路布满荆棘。
3.3 另类之音
芒果街上还存在一些另类的女性之音,她们的出现与异于常人的身份给作品染上了几分神秘玄幻色彩,比如算命的伊伦妮塔和三姐妹。这些女性均在关键时刻出现,鼓励小女主人公勇敢地进行自我追寻。尤其是三姐妹,她们如女神教母般降临,与埃斯佩朗莎相遇,在她的心园植下了实现自我和梦想的坚实种子。先知女巫式的身份使得她们成了书中独树一帜的女性形象,“她们与大地、自然均有着特殊的关系,通晓创造、进化和毁灭的轮回,联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她们深谙植根于民族信仰和传统中的集体和个体心理。”[10]“你离开时要记得为了其他人回来……你永远是芒果街的人。你不能忘记你知道的事情,你不能忘记你是谁,”[11]三姐妹的预言与告诫提醒了埃斯佩朗莎她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揭示了其永远无可摆脱的文化种族根源,是她寻梦路上的成功之本。
3.4 精神家园的追寻者
她是芒果街的一位安静而敏锐的观察者,见证过这里的主妇因受到错误的“家”之概念的蛊惑而付出了一生,她的同侪因从小就被树立只有找到“良人”才能摆脱贫穷与父权压迫的观念而误入歧途,以及作为女孩在受阶级、种族和性别三重压迫下生活与成长的不易。这些不幸女性成了埃斯佩朗莎的“前车之鉴”,今日的她们可能就是未来的她———若她未下定决心去为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抗争的话。所幸目睹这一切的埃斯佩朗莎既拒绝成为像瓜达卢佩圣母式的主妇,也弃绝玛琳齐型的堕落之路,而选择做一个自我赋权、寻求平等的奇卡娜新女性。作为具有二元文化身份的移民,她一方面意识到重构本族文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渴望走出芒果街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于是,她对本族传统女性价值观发出质疑之声,渴望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超越社会和文化约束的力量。
尽管继承了曾祖母的名字,但她不愿重复曾祖母的命运,“不想继承她在窗边的位置”,而要“取一个新的名字,它更像真正的我”。
她不要长大后“把脖子搁在门槛上等待甜蜜的枷链”,而是“开始了自己的沉默的战争。简单,坚定”。她要做“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的人,不把椅子摆正起来,也不拾起碗筷来”。
她所梦想的家园:“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也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只是一所寂静如雪的房子,一个自己归去的空间,洁净如同势必未落的纸。”
她所设想的未来:“有一天我会对芒果说再见。我强大的她没法永远留住我。有一天我会离开……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12]
埃斯佩朗莎最初以一个内敛害羞的小女孩形象出现,而随着叙述的发展,原先有着稚嫩之声、天真之态、断续语言的小女孩慢慢长成一个口齿伶俐、姿态淡定、表达优雅的年轻女性,在追求自己精神和梦想家园的同时,也不忘帮助深深同情着的奇卡娜同胞,改变她们被边缘化的地位和处于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为她们在这一后殖民时代打造出一个诗意的空间。
四、结 语
作为主人公的埃斯佩朗莎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传承进行了质疑和重塑,作为作者的希斯内罗斯对奇卡娜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空间进行了思考和审视。她们为这些遭受经济、文化、种族和社会等多重压迫的女性发出了抗议之声。即使到作品最后,芒果街女性的最终结局仍未尘埃落定,仿佛她们仍在等待,等待埃斯佩朗莎的归来,等待被救赎,被改变。也许她们的等待得到了回应,《芒果街上的小屋》将她们的故事带入了公众视野,而她们渴望平等、自由、权利和空间的热切心声已响彻于她们极力求得认同的主流社会。
[1]王玉玲.重塑失语者的声音———美国墨西哥裔[J].科技信息2011(06): 139
[2]Cisneros,Sandra. Ghosts and Voices: Writing From Obsession[J].The Americas Review1987 (15): 73
[3][10]Myrna-Yamil Gonzalez. Female Voices in Sandra Cisneros'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in: Harold Augenbraum,etc,ed. U. S. Latino Literature: A Critical Guid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C].Westport: Greenwood Press,2000. 101—112
[4][5][6][8][9][11][12]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M].潘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7]石平萍.开辟女性生存的新空间———析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的《芒果街上的小屋》[J].外国文学,2005(03):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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