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与《怪人》：农民情怀的不同笑容

同样“含泪的笑”，不一样的农民情怀———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与舒克申的《怪人》比较

祝松梅

摘　要:高晓声和舒克申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乡土文学”中的杰出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与舒克申的《怪人》这两篇小说都是讲一个农民的一次进城经历的，本文就这两篇作品进行对比，除了揭示出中俄两国农民相同的质朴、善良的同时，还反映出由于相同的农耕文化，两国农民身上所具有的令人含泪而笑的“阿Q”精神，但由于两国的民族文化根基不同，两国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之处。

关键词:舒克申　怪人　高晓声　陈奂生　农民

“乡土文学”来源于农业社会，可以说，“整个世界农业时代的古典文学都带有‘乡土文学’的印记”^［1］。而只有当人类开始步入工业社会时，农村与城市产生了隔阂，“乡土文学”才能在两种社会的冲突中显现出它的意义。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农耕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两国的“乡土文学”中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分析。高晓声和舒克申的作品《陈奂生上城》和《怪人》中的陈奂生和怪人瓦西里都曾带给文坛震撼，这两个人物形象都具有经典意义，在今天看来，依旧值得我们研究。

高晓声和瓦西里·马卡洛维奇·舒克申都是专注于农民生活的作家，他们都来自于农村，农民的出身和农村的生活体验使他们与农民之间有着血肉的联系，因此他们都将生活在社会最基层、最平凡、最普通的农民作为小说作品的主人公，关注农村生活，描写农村小人物的命运。

《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的代表作之一，主要是通过陈奂生想买一顶帽子而进城卖油绳、车站发病、巧遇县委书记、住招待所等情节，重构了中国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塑造了一个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普通农民形象”^［2］，一方面写出了陈奂生在物质上的“境况改善”了，在精神上也有新的追求了，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他思想上还有消极落后的东西。

舒克申曾经说过:“在城市和农村有一些在周围人看来很奇怪的人。他们被人们称作‘怪人’。其实他们既不奇又不怪，他们美就美在他们的命运是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会单独地生活。他们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我就想叙述这样一些奇怪的人。他们的生活十分简单、朴素，但是比起讥笑他们的离奇和古怪的人，他们却更显得亲切、纯洁和谦逊。”^［3］《怪人》就是描写这类人物中的关键作品。被妻子称为“怪人”的瓦西里总会出点什么事，小说主要写他要去乌拉尔，到城里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哥哥，从而在区镇商店里、飞机上和哥哥家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表现了主人公质朴、可爱、善良的内心，但又令人觉得非常的心酸。

下面，我们就这两篇小说进行对比，看看中俄两国农民同样的令人“含泪的笑”中有着不一样的情怀。

一、异曲同工的形式———进城

《陈奂生上城》和《怪人》两篇小说最突出的相同之处，就是都选择了农民进城这一视角，通过两人在城里的举止行动和所见所闻，来表达作品的主题的。

《陈奂生上城》的开头第一句话就介绍了人物和他的目的地:“‘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悠悠”表现出主人公的轻松自得和满心欢喜，“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作者选取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时间，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伊始，新时期的农民温饱得到解决后，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和由此产生的对精神生活的全新憧憬。以前的陈奂生生活贫困，唯一的祈求就是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而随着物质生活丰富，他沉睡的精神生活便开始复苏，可是长久以来心灵的麻木加之拙嘴笨舌，没有文化，使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小说中写道，“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这是陈奂生对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渴望。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这实际上暗示了陈奂生人格尊严的觉醒，也为下文他上城遭遇的一系列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怪人》的开头说的是:“这里就说说他一次外出旅行中的几段插曲。”这句话交代了怪人的故事是发生在他外出旅行的过程中的，他是得到了休假而决定去乌拉尔看12年未见面的哥哥的。他提着箱子出门，当人们问他去哪里时，“他胖胖的圆脸和圆圆的眼睛表现出一副对出远门这件事极度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才不怕呢。‘到乌拉尔去!得散散心啊。’”由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怪人是“极度不屑一顾”地进城去，作为一个农民，他非常热爱他的家乡和土地，到城里去只是为了看看他的哥哥，他对城市并没有憧憬和向往。

二、“含泪的笑”之中俄式和而不同的“阿Q”

“含泪的笑”是19世纪俄罗斯的文学巨匠果戈理的作品特点，而中国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揭露出了中国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我麻醉、不肯接受残酷的事实，当无力抗争而必须接受时，又总是去想尽办法去美化它，让自己变得心安理得。果戈理和鲁迅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非常深刻。作为他们的继承者的高晓声和舒克申，也创造出了和而不同的中国和俄罗斯当代的“阿Q”形象———陈奂生和怪人。

陈奂生在火车站发高烧，被县委书记送进了招待所，醒来后他非常吃惊和拘谨:“在被窝里缩成了一团”;“悄悄起身，悄悄穿好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光着脚不敢穿鞋，怕把地板弄脏，沙发也不敢坐，害怕压瘪了弹不饱……这些在招待所里极具个性化的动作描写，活化出一个“受宠若惊”、对一切新鲜事物既好奇又胆怯的农民形象，让人觉得真实、可亲、可笑又可叹。但是，作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传统农民，陈奂生身上还残存着长期受统治和压迫所造成的奴性、愚昧、自卑自贱和自我欺骗等弱点。当他得知住一晚的招待所要五元时，心开始忐忑忐忑地大跳，“只得抖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三遍，数定了五元;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但是钱已经花了，亏已经吃了，又无力获得实实在在的补偿，回到房间后，他便用脚踏沙发，不脱鞋钻进被窝，并算计着要睡足时间。这些不文明的举动中显示了农民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胆怯、自私而又报复心强。为了找个理由让自我内心平衡，他就想“这等于出了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还很自我满足地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元钱花得值透。”连作者都忍不住感叹:“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从陈奂生身上我们可以发现“阿Q”的灵魂仍在许多现代中国人的心里游荡。而改变几千年来农民落后的意识的任务还很艰巨。

在苏联，这种“阿Q”式的人物也同样存在。在《怪人》中，怪人去区镇的商店里给侄儿、侄女买礼物，他把带来的50卢布失落在柜台下，却以为是别人的，只感觉这是“好一个绿色的小宝贝呀，不声不响地躺在那儿，谁也没看见。怪人竟高兴得浑身颤抖起来，眼睛也发亮了”。而且“这毕竟不是三个卢布、五个卢布，这是整整50卢布呐!得干上半个月哩”!这种情况在中国，也许主人公内心斗争的会是自己要不要去捡这50卢布，而我们“傻“气的怪人却以为这是别人丢的，应该“赶紧动起了脑筋，想该怎么把这张钞票的事告诉这些排队的人，怎么把话说得又让人开心又俏皮。”他俏皮地说道:“公民们，你们的生活太好啦!”“就拿我们那地方来说吧，这样的钞票是没人会扔掉的。”等他最后才忽然发现，这张钞票原来是自己的。他想去认领，又怕被人耻笑，认为那样“准会弄得大家莫名其妙”，最终他没有勇气去说明真相，又转身回家再取了50卢布。是自己的东西却没有勇气去拿回来，反而认为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而进行自我安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阿Q”式的心理，从中体现了农民那种腼腆而拘谨的性格。是自己的钱而不认领，在常人看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行为。然而，在这看来怪诞独特的举止中却包含着真正纯洁、高尚、朴实的品质。

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农民比中国的农民更多了质朴诚实的特点，虽然与中国农民一样，到城里的他们都是胆怯、自卑的，都用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排解郁闷，但是，中国农民小农式的自私自利，强烈的报复心理在俄罗斯农民的身上却是没有的。(www.xing528.com)

高晓声与舒克申两位作家塑造了两种不同农民形象的意义也是不同的。高晓声是为了揭露中国农民身上奴性、愚昧、自卑自贱、目光短浅和自我欺骗的弱点，以起到鞭笞国人的目的。舒克申表面是在描写瓦西里的怪异行为，却是写出了他跟常人不同，跟城市里的那些人不同，作者想要赞美的是农民晶莹美好的心灵。

三、不可或缺的配角点缀———宾馆服务员与怪人的嫂子

在这两篇作品中，有两个重要的配角，作者虽然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去描写，却令人印象深刻，并从侧面表现了小说主题和衬托了主要人物。

《陈奂生上城》一文中“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寥寥几句话，就勾勒出服务员姑娘的动作和神态，“软款款地寻话说”、“笑得甜极了”的描写，更微妙地反映了这位服务员世故、媚上的小市民心态。而当她得知陈奂生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时，立刻“不笑了，话也不甜了”，话说得“像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着”，“冷若冰霜的脸”等更突出表现了这个小人物的内心对农民的歧视、看不起的心态。

《怪人》一文中怪人的嫂子“一看到怪人就讨厌他”，对他说起话来也是“恶狠狠”、“气势汹汹”、“神经质地”，借助哥哥的话说:“就因为你不是个负责干部，不是个领导。我可知道她，这个蠢货。哼，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不过是机关食堂里一个卖饭的，芝麻大的人物还自以为了不起。在那儿看当官的看多了就开始……她呀，连我都恨得要命，说我不是个负责干部，是个乡下人。”我们可以了解到怪人的嫂子对农村人的鄙视和小市民阶级的谄媚心理。

这样看来，不论在中国还是俄罗斯，小市民阶层的嫌贫爱富、媚权心理都依然存在，而如此一想，文章的主题自然就深刻起来。

四、中国作家的泥土气息与俄罗斯作家特有的幽默情节和浪漫情怀

用《陈奂生上城》和《怪人》一比较，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俄两国乡土作家写作风格的不同之处来。

高晓声善于描写细节和人物心理，将人物形象描写的异常有血有肉，将农村那种清新的泥土气息加入作品中，让人深深感动，仿佛是一个熟悉的老者在用家乡话给你讲述一个乡里乡亲的故事。文中的陈奂生不善言辞，眼界狭窄，品位不高而又自私自利，谈自己经历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屁股，爹倒不凶”之类，看了《三打白骨精》也只是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但这其中鲜明的乡民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无华的语言描写充溢全文，可谓涉笔成趣。

舒克申的小说可以说是充满了冷笑话的。例如怪人找不到钓鱼用的鱼形金属片而问妻子时，妻子说:“噢，大概是我错把它当鱼给炸了。”怪人的回答是:“炸得怎么样啊?”“味道好吗?哈—哈—哈!……”“你那口牙没硌坏?鱼钩可是硬铝做的呀!”多读几次，就会被怪人可爱的话语所感染的。怪人的浪漫情怀也在文中有所体现，当他到达乌拉尔，在机场给妻子发电报时，他是这样写的:“安全着陆。丁香花枝落在了我的胸上，可爱的格鲁莎，别忘了我。瓦夏特卡。”这是多么美的语言啊!

除了独特的人物描写，舒克申对于乡村的描写同样让人心醉不已。“农村，嘿，有多好啊!……光是那儿的空气就什么也比不上。早晨，一打开窗户———你也知道，那新鲜的空气让人浑身舒坦啊!真想把它咽下去，嘿，那股新鲜劲、那股子香气啊，就甭提了，各种各样花草的香味都有……”这里赞美了俄罗斯的乡村是多么的吸引人，美丽而安宁，淳朴的农民就从那里吸取纯净的养分，长成了质朴的心灵。

可以说，陈奂生和怪人的形象都不是作者主观臆造的，他们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农民世代生息的土地。中俄两国的乡土作家就是借助于这些平平凡凡的人和事，来阐明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深奥道理，给人们带来深深启迪，这也正是他们艺术创造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丁帆等著.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高晓声.高晓声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舒克申.舒克申短篇小说选［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