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金融文化研究：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经营管理研究

7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金融文化研究

金融活动的健康、高效、稳健运行，需要有一套健全、完善的金融文化体系引导金融的发展。金融文化是人类先进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1]金融文化是为金融活动服务的，而金融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商品生产与交易的需求，所以只有以人本金融的理念推动金融文化的建设，才能更加有力地规范、促进金融的发展。山西票号的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克己、忠义、仁爱、诚信，由此形成了山西票号所特有的金融文化体系：崇尚关公的以义制利、善待相与的中和之道、同舟共济的社会责任意识、修齐治平的心智素养。而现代商业银行与山西票号的金融文化体系相比，有着道德缺失、自我中心、唯利是图、我行我素等一系列消极的表现，急需要改变，可以尝试把山西票号的这一套成熟、完整的金融文化体系中的先进部分引过来，按照实际情况，适当地利用，使得现代商业银行的金融文化真正的为金融活动服务，激发人的创新能力，引导金融机构实现价值理念的升华。

7.1　关公崇拜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经济人”，工作是为了满足私利，把追求经济报酬作为唯一目的，但是在利益面前，忠义道德同样也不可缺失。高额的利润报酬能吸引更多的员工加入，忠义能留住更多的员工和赢得客户信任，所以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又不丧失员工、客户，如何平衡义利之争的问题对于企业发展有很大影响。山西票号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崇尚关公的信义的价值观，主张以义制利、利从义来；而在现代商业银行中，普遍形成“利”战胜“义”的道德缺失，这与山西票号“以义制利”的关公崇拜背道而驰，直接影响现代商业银行金融文化体系的建设。

7.1.1　山西票号的关公崇拜与义利伦理

关公，即关羽，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是三国蜀汉时期的五虎上将之首，忠义双全，威震华夏。小说《三国演义》通过“桃园三结义”“华容道义释曹操”等故事把关公的忠义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明清时代为了推崇忠义的美德，关公被誉为“协天护国忠义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使关公崇拜走向极盛。

此时，晋商发展到鼎盛之时，由于关公出于山西，符合山西人惯有的乡土情结；喜好读《春秋》，符合山西票号对儒家文化的崇尚；忠义仁信，符合晋商信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所以山西票号把关公奉为财神，所到之处修建关帝庙，祭祀关公。关帝庙，亦称武庙，与孔夫子的文庙并称。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称为武庙之祖。

随着晋商把生意越做越大，以山西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各个商口辐射，走向全国，甚至做到海外。凡是晋商较为集中的商埠重镇，都建立自己的会馆，作为山西籍商人的联络点。但无论在哪里建立会馆，都是以关帝庙为主体的建筑，把关羽作为主神祭拜。据《重修河东会馆碑记》中记载：“至初立会馆，先设帝位，兼设财火神以为配，是其敬神即所以尊帝，尊帝即所以笃乡谊也。”有学者推算，至清末民初，全国以30省计，每省以100县计，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又以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帝庙当在30万座。^[2]可见武庙之多，全国上下崇尚“关公文化”。

表7-1　会馆关庙一览表

资料来源：刘文峰：《山西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山西票号作为晋商的主力军，一直奉关公为联结同乡的精神偶像，作为忠义的榜样、至高无上的神，以表达对忠义诚信的信奉。会馆会定时举行祭祀仪式，重要的集会、议事也都在关帝庙前举行，来加深、弘扬关公的忠义精神，教育约束同行。这种通过以关公为载体，把山西票号的价值观融入员工的血液中，使之成为行为准则的行为，是山西票号金融文化外化的表现。这样，无论是山西票号员工，还是客户，只要一听见或看见关公、关帝庙，立马就会联想到山西票号、诚信、忠义，使关公成为山西票号金融文化的象征。

山西票号崇尚关公的忠义的价值观，忠是指下级对上级的指示无条件服从和忠诚，如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义是指对他人讲信义，保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山西票号成功地把这种价值观融入其中，并且无时无刻地体现在山西票号以义制利的经营管理上。山西票号所承载的“义”，可以区分为两层含义：一层是内部对待号内员工，不论你是掌柜经理，还是伙计，不论等级，都要义字当先，形成一股凝聚力，就像桃园三结义中的兄弟一样团结同心，彰显人格魅力。另一层是外部对待同业、对客户，与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人打交道，都要以信义、诚信为先。从而以义当先，在合伙之间不欺不诈；以义当先，与同业做生意互帮互助；以义当先，保证客户群体的稳定关系。如果没有诚信，客户怎么敢把真金白银交予票号，票号的起源、汇兑业务、顶股分红从何谈起。这也就是《国语·晋语》中所说的“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贪则民怨，反义则富不为赖”，“义，利之本也”，“德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都是在揭示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道理。^[3]所以说山西票号成功地从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观“重义轻利”中保留了“义”，提炼为“以义制利”作为金融文化的核心，这是传统文化与经营目标的协调统一。

蒲州王家的创始人王现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以义制利”的金融文化。王现经商以后有一次回家，发现家族子弟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了关帝庙，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了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招来天谴，必折阳寿。^[4]在当时宗教严肃的社会里，王现敢于让伙计在神前赌咒，可见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良苦用心支撑着崇尚信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规范着晋商讲诚信、守信义的行为规范。

7.1.2　现代金融企业的道德缺失

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一生提倡“以德为先”。道德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代表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对现代商业银行来说，道德集中表现在诚实信义，对银行与客户、内部员工，银行与同业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影响，因为现代银行作为服务业，为社会提供信用中介，只有以德待人、诚实信义，才能赢得客户的满意、员工的努力、同业的尊重，塑造良好的形象，实现商业化银行持续、健康发展。

现代社会每个人身上都有“经济人”的概念，工作是为了满足私利，把追求经济报酬作为唯一目的。所以当银行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理者）之间存在利益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等内部冲突时，掌握实际控制权的代理人可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委托人的利益行事。^[5]所以近年来，巴林银行倒闭、日本宇宙信用组合挤兑、美国次贷危机华尔街大批银行破产等一连串的金融事件的爆发，现代商业银行管理者利益决策和银行从业人员以权谋私等道德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社会对现代商业银行道德缺失的关注。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连锁反应。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经济危机，更是一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华尔街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从抵押贷款公司收购抵押贷款后，重新打包成质优价廉的抵押担保证券卖给投资者。但是商业银行从经济人的假设角度出发，以次充好就能获取高额利润，于是委托评级机构给予认证，同时对投资者隐瞒事实，提供不真实的报告信息，这样一来外部监管无从预防监管，二来投资者无法有效规避风险，商业银行与投资者形成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从而使市面上充斥着次级贷款债券，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追其原因，是经济人的私利本性和信息不对称共同影响造成的，即“利”与“义”的博弈。

在现代商业银行中，容易形成“利”战胜“义”的道德缺失，这与山西票号“以义制利”的关公崇拜背道而驰，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管理者为了维持眼前利益而放弃长期目标，造成决策时的道德缺失；另一方面银行内部员工贪图己利，造成操作时的道德缺失，这两种行为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普遍存在，实实在在地威胁着现代商业银行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影响着内部员工的身心、业务素质的提高，阻碍着同业之间的诚信守法的合作。

“经济人”理论同样存在于山西票号时代，但是为什么山西票号能够在利益面前不动声色，以诚实信义为先导，这与山西票号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诚信为本能够有效地降低票号内部人员操作风险、信用风险产生的可能性，所以山西票号在遇到危机时也能安全渡过。因此，现代商业银行需要借鉴山西票号的崇尚信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首先，银行经营的就是信用，需要营造一套配套的诚信为本的金融企业文化，把诚信纳入到运营机制中去；其次，从招聘、培训制度上入手，深抓管理者和员工的道德素养培养，管理者需要自律，为下级做好道德示范工作，引导员工在工作中守法、诚信地规范操作；再者，建立诚信运营标准，运营中稳健谨慎，完善风险体系，加强评价监督；最后，完善诚信法律保障体系，对银行员工在违反操守时，需要有严厉的法律惩罚，达到约束作用。

7.2　善待相与

企业需求围绕着两层含义，一是客户的需求，即客户对企业业务与服务的需求；二是企业员工的需求，即员工对所处环境及自身素质的提高的需求。任何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人来决策，政策贯彻需要人来执行，业务来往需要人来维持，所以人都是最具有活力和价值的核心资源。山西票号无论是在对待内部员工，还是外部客户和相与的态度上，都采取中和之道，以礼相待，注重人和；而现代商业银行行业内、行业间制度整体性缺失，以人为本的理念淡薄，究其根源，是自我中心文化在作祟，增加了协调的困难，不利于商业银行系统的整体发展。

7.2.1　山西票号善待相与与中和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6]。就是说中和是万物各安其所、各司其职的处事方式，是其理想能到达的一种境界。而《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人是万物的主导，只有人能改造利用万物，使万物为人服务。同时，“和”也一直被儒家所推崇，并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7]，荀子同样认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8]。可见在中和之道中，人和，即人的和谐、人的凝聚、人的团结，与天地相比，更为重要。

山西票号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主张“和为贵”“和气生财”，注重号内外一切事物和谐相处，并作为立身行事的行为规范，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量自重，毋得放肆。^[9]单个个体的力量和贡献有限，而群体的力量和贡献则是无穷的，通过“人和”的价值观，凝聚起个体的力量，发挥群体的价值，这正是山西票号以善待相与与中和之道为伦理价值观念融汇的表现。所以说山西票号兴盛得益于天时，得益于地利，但是更得益于人和。

山西票号对待外部客户以礼相待，和气做生意。顾客进门，首先由伙计礼貌地请进大厅，然后为顾客打身上尘土、端水洗手，以解远行疲劳，再递上烟草茶水，由经理出面交谈。整个过程气氛和睦，往往顾客十分满意。可见和气是做好生意的必备条件之一。

山西票号对待内部员工团结友爱、以和为贵。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人像桃园三结义那样，义结金兰为异姓兄弟，由扁担商贩一步步起家，在遇危机时能除夕夜喝稀饭共渡难关。可见人和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人和，是没有什么难关过不去的。

山西票号重视长久经营，善待相与，同舟共济。所谓“相与”，就是诚实可信并与本号有业务来往的商号与同行。山西票号与其关系密切的各大商号以乡亲之谊彼此团结，通过会馆和商会立法建立相与关系，既要保持业务间的平等竞争，又要相互照应扶持。建立相与关系前，山西票号一般会认真了解，条件具备的才与之有业务来往，否则就委婉地谢绝邀请。一旦建立了相与关系，就要友好照应，做到质优价廉，即使没有利润，也不可以背叛。可见山西票号慎选、善待相与，稳定了市场秩序，还降低了经营成本和风险，使得山西票号经营长久有序，相与间共赢。

榆次的常家就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十分注重与相与的相处。常家天亨玉面临破产，掌柜需要抽回资本还债，这时掌柜王盛林凭借个人信用，向相与大盛魁求救，相与借银三四万两使天亨玉渡过了破产的危机，并改名天亨永。1929年当大盛魁遇到危机时，王掌柜就主动送去二万银元救济相与。面对号内伙计的质疑，认为无法归还，王掌柜却说：“没有二十年前相与的救济，就没有现在的天亨永。”可见相与之情，可以帮助同行渡过难关，协调行业内的竞争，消除人际关系间的矛盾，处处体现人和的威力。

山西票号利用会馆、商会制度，为相与间的“人和”创造了良好的实行环境。由于地域关系，晋商为了维护相与间的利益，协调好关系，自发地成立了商会、会馆，一般作为相与聚会、处理纠纷、表扬公益善举的办事机构，并形成了同业组织管理、惩罚制度，使得其为相与们服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北京汇兑庄商会章程说：“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义，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来涣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10]可见会馆、商会在当时起到了联系相与、协调关系的作用，处处体现“人和”的目的。与此同时，为了给予相与、同业间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会馆、商会会出台一些规章制度，如平色公议砝码标准统一，招揽客户需妥当，不得随意降价让利等等，约束同业、相与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其业务上进行分工，互相帮助，各自和气做生意，维护会内的共同利益。如若违反了规定，则处于一定的惩罚，如罚款、罚戏、送官严治等。受惩罚者往往信誉扫地，日后经营惨淡，这往往比受惩罚更为难堪。会馆、商会在无形中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为相与提供公平、公正的平台做生意，保证“人和”的观念渗透入经营活动中。

7.2.2　现代金融企业的自我中心文化

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良好的大环境促使着现代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给予广大人民群众办理业务、投资理财带来极大的便捷。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开办的数量越来越多，把整个市场比喻成一个蛋糕，其大小不变，要想多分到一块蛋糕，同业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山西票号在金融业竞争中求得协调，形成一个票号与顾客、票号与票号、票号与商号之间和谐的运营系统，使得山西票号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屹立不倒。现代商业银行行业内、行业间竞争机制整体性缺失，“踢皮球”“扯皮”现象时有发生，不但降低了工作的效率，还增加了协调的困难，不利于商业银行系统的整体发展。

现代商业银行行业内部、外部的制度不完善，致使自身发展受限，这只是表面现象，究其根源，是自我中心文化在作祟。在客户（包括个人与企业）、同业以及商业银行自身三者之间的业务来往中，现代商业银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自身权力与他人权力起冲突时，以自我权力为中心；在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起冲突时，选择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在商业银行自我价值与同业之间群体价值实现认识上，选择以自我价值为中心。所以说现代商业银行在自我中心文化的熏陶下，在制定银行行业内、行业间制度的时候往往一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制定的制度和措施目光较为狭隘，忽略了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中的一员，与其他金融机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制度实施在金融系统中的整体性、协调性会直接影响自身的经营发展。

例如商业银行在柜面上制定了“离柜概不负责”的制度，针对于客户在柜台前办理业务，确认完当场签名认可，如若离开柜台后出现差错不负责任。一方面，从制度自身说，制定的角度不够全面，只考虑到银行的处境，而忽略了客户的权益与感受，易削弱辛苦树立起来的客户信心，是现代商业银行自我中心文化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权责机制的不对等，导致金融系统发展畸形，是现代商业银行自我中心文化的影响后果。商业银行服务工作难免出现人为或者机器差错，比如说客户在取款时，夹有假钱，银行却以“离柜概不负责”制度拒绝承认责任，而此条制度对于取钱多付的客户却失效，银行有权追索多付的钱。这种权责不对等的事件常常发生。再如，在我国ATM取款机出错，客户多取钱被判为诈骗罪名时，银行却不承担责任。这种商业银行自我中心文化的形成，严重损害了客户的利益，使银行信誉度在公众的心中降低，重塑较为困难。

现代商业银行与同业之间业务往来密切，如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提供银保业务；银行与基金公司合作，提供基金理财业务；银行与垄断企业合作，提供水电煤气代收费服务等。但是在实际经营业务过程中，商业银行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服务制度的不连贯、权益责任与利润分配的纠纷比比皆是。所以现代商业银行需要借鉴山西票号“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注重行内外一切事物和谐相处，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行为规范。第一，在商业银行内树立员工群体价值观，通过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团队精神，加强员工责任感、归属感；第二，抛弃整个商业银行“以银行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客户至上”的理念，不断地更新和改造，运用行内资源最大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使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与国外商业银行（如花旗银行崇尚以人为本）理念接轨；第三，将山西票号的中和之道融入银行内部，中庸的思想要求人与人之间、银行与客户之间以及银行与同业之间要讲和谐，关系不偏不倚，把握一个平衡的“度”，达到天人合一，这对现代商业银行在处事待人上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7.3　同舟共济

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逐级递增。简单的，可将五层次划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层次。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动物的本能与人的内在力量是不同的，为了先满足物质需求，后满足精神需求，人的行为靠意识支配，以实现内在价值。山西票号的领导者注重对人的培养、潜能的激发，将人的意识需求拔高，以体现其社会责任；而现代商业银行只留存于初级的物质需求，以利益为目标，这是现代商业银行与山西票号需求文化上的巨大区别。

7.3.1　山西票号同舟共济体现的社会责任意识

山西票号作为中国商业革命的产物，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而恰恰是迎合了时代而生，并且经营得井井有条、繁荣昌盛，也随着清朝的灭亡而逐渐走向衰败，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山西票号与山西票号之间的利益也相互制约着，如若互相以不当行为争客户、夺利益，想必也走不长。山西票号内部人员有钱的顶银股，有力的顶身股，共同组合成一个运营系统，哪一方面协调得不好都会加大危机出现的可能性。 所以山西票号在经营理念里始终有着与社会、与同行、与雇友同舟共济的思想，社会兴、同行和、雇友齐，则票号盛；社会衰、同行争、雇友散，则票号亡。

所以山西票号要想经营长久不衰，就需要加强对社会、同行、雇员有一种同舟共济的思想感情，体现了社会责任意识。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盈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等。^[11]山西票号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山西票号承担对社会有利的责任义务，以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式去经营管理，使票号与社会（社会环境、社会道德、社会利益）共同和谐地可持续发展。这不仅表现为票号通过兴建土木水利、开展文化教育、赈灾救荒等公益事业的行为来体现其社会责任意识，同时也体现在对客户、对同行、对国家的周到服务等多方面，从而使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得到了改善，那么处于小环境的票号自然经营得心应手。

山西历来有重商观念。因为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经商能够带来比其他行业（士、农、工）丰富的物质利益。顾炎武曾说过：“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12]山西民间也有“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上个茶票庄”等顺口溜。所以晋人都以家中有人在票号做事为荣，并且收入也颇丰。但是山西票号员工没有数典忘祖，而是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其利润一部分投入到兴建土木、捐助军饷、祠庙赈灾等，体现了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据《平遥县筑城开河碑记并序》碑文记载，山西票号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向清廷多次捐饷用于筑城、铺路、修水利等。下表为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山西票号捐银，各家山西票号捐款人数不一，分别按360两、430两、450两、460两、480两、500两、530两、550两、750两的数额向清廷捐献饷。

表7-2　山西票号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捐助平遥县筑城开河银两数

资料来源：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再如，据《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北方旱灾，山西受灾严重，这时山西票号就以不同的形式救济穷人，为社会反哺，表达仁爱之心。太谷曹家布施衣服和粮食给穷人，帮其渡过难关；祁县乔家乔致庸派人熬粥施予村民，熬粥的标准一定要“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包袱不散”；榆次常家十分注重穷人的尊严，则以盖戏楼的方法救济穷人，搬一块砖管一天饭。

山西票号的社会责任，更重要地体现在以合理的价格、合格的产品对客户、对同行、对国家进行周到的服务等方面。

山西票号前期主要经营商款存、放、汇兑，其业务由镖局运现转变而来。由于镖运现金开支大，费时间，又常常出现差错，山西商人就寻求他法，通过书信进行异地存、汇、兑一条龙服务。其业务种类繁多，包括同业对交、迟票、兑条、信汇、汇票、电汇等，再加上严格的密押制度、童叟无欺的信誉、低廉的手续费，满足了工商铺户的长期以来的金融需求。在对工商业放款方面，山西票号低廉利率的产生，打破了高利贷剥削小生产者全部剩余劳动的状态。据统计，典当铺月息最高3分，即年息36%，山西票号最高年息9.6%，比典当铺年息低73%，比民间高利贷利息就更低。1796～1820年，清刑部286件借贷案件的利率，月息3分至10分以上者占63.28%。平均月息5分计算，等于年息60%，比工商利率最高高出5.25倍。^[13]剩余劳动的增加给予工商铺户极大的经营动力，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山西票号转变为从事官款存、放、汇兑为主，为清政府筹措财政经费、垫付京协饷、代理财政金库等，同时也经营股票，主要代客推销，如川汉铁路股票、粤汉铁路股票等。^[14]山西票号在经商的同时以爱国情怀突显其社会责任意识，十分关心国家形势的变动，当国家危难时，主动伸出援手，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表达出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府与英国福公司秘密签订了开采山西煤矿的合同，山西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发动保矿运动，最终使合同终止，但是英国福公司要求赔偿275万两白银。祁县渠家渠本翘出面向山西票号筹集赔款，当时由于战乱，山西票号的营业情况并不好，但是还是以国家主权为重，积极垫付了赎矿款。可见山西票号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起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上，其社会责任感令人敬佩。(www.xing528.com)

7.3.2　利润不应当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唯一目标

现代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企业，首先具有一般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作为最终经营目标，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必须看到，银行经营的是货币和货币资本，没有具体商品形态的限制，可以渗透进经济的各个领域，周转运营起来利润高额，决定着现代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利润的广泛性、高额性。同时，现代商业银行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创造、提供金融服务和调节经济的职能，影响着国民经济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这是与普通工商企业所不同的。

西方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假设，驱使现代银行寻求更高额、更广泛的利润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岂不知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忘记了他们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的两论中的“道德情操论”，只留下“国富论”，人成为唯一的“经济人”。在追逐利润的同时，现代商业银行需要深思的是：商业银行内部各部门的运行是否协调得好；各个政策是否符合银监会的标准；顾客是否真正地享受到有质量的服务。倘若一味地只追求高利润，现代商业银行就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而与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背道而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仍处于扩张期，银行之间的竞争处于混乱的状态，外部的监管无力，为了追求利润和规模扩张，必会导致经营风险的意识麻痹。正是在这种唯利是图的文化主导下，一些企业在非正常程序下得到了巨额的贷款，经营亏损不能及时还贷，对金融与经济运行安全雪上加霜；商业银行利用搭售理财产品或者收取贷款服务费等方法来获取利润，为客户贷款服务添加了利益色彩；商业银行不顾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为了早放款早收益，第一、二季度加大力度放款，第三、四季度即使企业有需要，放款数额也较少，违背了企业均衡生产的宗旨。这是一种唯利是图的金融文化。

必须看到，那种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短期利润的做法，首先会使银行作为资金的持有者对生产过程中不合规的企业给予帮助，打破了生产运营系统的公平性，阻碍了市场的良性发展；其次，违反了银行的规章制度，客户质量得不到保证，加大了资金流动的风险性；最后，银行的资金活动，影响了宏观经济活动的调控，弱化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现代中国的商业银行确实也存在唯利是图文化，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基础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发展起来的，并且现代银行的起步较晚，因此，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与现代市场经济、现代银行经营理念产生排斥。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力求打开大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理论、制度、技术等，但一些人以为西方文化与市场经济匹配，一切西方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拿过来用。然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恰好忽略了中国五千年积累的传统文化，否定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有价值的成分。第一个高潮是辛亥革命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一方面，旧式的金融机构与业务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最早的商业银行是由大清帝国于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15]，远晚于1580年的威尼斯银行。中国的银行制度底子薄、经验少，直接导致现代中国银行制度的“拿来主义”，基本是照搬美国的，比如管理理论、组织架构、监管模式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则是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建立起大一统的银行理论与制度。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主张：“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矗立起来。外国的金融制度先进、完善，值得全世界学习，当然也值得中国借鉴。但是两次引进西方银行理论制度，一次引进苏联银行理论制度，使得中国自己的金融文化断了根，而西方唯利是图、道德诚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西方银行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以现实生活和经验为基础，把获得成效作为最高目标，一切为了效用与利益，与中国同舟共济的传统文化相悖，盲目地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理念只会屡屡乱象丛生。所以说现代商业银行唯利是图文化的形成是由于过分依赖西方文化，而摒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唐双宁接受《中国文化报》采访时曾说过，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中国悠久的文化近年被西方人重视，如：美国唐人街举办各种百年庆典活动推广中华文化，英国将投资10亿英镑建造一个中国文化公园，这就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仁信价值观的深远意义。中国同样可以借鉴这种思维模式，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石，吸收西方金融文化优秀的成分，去其糟粕，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而服务。而山西票号以同舟共济的社会责任为传统文化标的，在一百多年前就为现代商业银行做了一个好榜样。有些人认为金融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利益和社会责任不可兼得，但是山西票号用事实证明了二者可以兼得，通过存放汇兑业务每年盈利巨额，同时也不忘兴建土木水利、开展文化教育、赈灾救荒等，承担起应尽的社会义务，赢得顾客的赞赏。所以说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不能只为了赚钱，这是一种低层次的想法。我们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对事物具有多层次的看法，就需要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源挖掘自信心、激发潜力，做得更多。

银行企业的经营必须盈利，从而才能持久地经营下去，但是通过哪种途径获取利润同样值得深思。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融企业以利益为目的是生存的本能，但是得以一定道德标准为底线。山西票号在年度考核时以结利疲账定功过，但是前提是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这种思想需要加到现代商业银行的日常考核中去。比如，商业银行贷款会得到利息，为了扩大利息额，则会想方设法寻找贷款客源，但是相应的贷款多了，社会上钱多了，势必会增加通货膨胀，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平稳发展，所以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中要以不影响宏观经济走势为主导；对待客户以客户利益为上；同业之间竞争要相互帮助，互惠互利，使利润获取途径合规。

所以，现代商业银行需要借鉴山西票号同舟共济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对社会、同行、员工的责任感，所有行为主体形成一个利益相关经济体，只有以尊重他人的利益为前提，自身利益才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一，抛弃唯利是图文化，实行“银行人”教育，加强责任感、使命感教育。我国现代商业银行应该遵循以客户服务为宗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为中心、稳定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为前提，树立起社会责任感、国家责任感、 银行主人翁责任感，通过其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形成核心竞争力。第二，加强风险约束管理。商业银行对于国家的依赖性还较大，这就容易出现利润归自己、风险归国家的现象，使得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注重利润扩张，忽略风险约束，而陷入风险陷阱。所以需要加强风险约束管理，平衡利润扩张和风险约束比重。第三，领导者在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上发挥主导作用，盈利能力“弱”一点，服务质量“高”一点，建立起符合自身角色的定位。

7.4　修齐治平

人的需要层次是依次递增的，在具体需要上看，是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分析较为复杂。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一般是先满足物质需求，再满足精神需求。这个过程以人为主导，分析人的需要的改变而衍变，所以个人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的需求层次的转变。山西票号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经营者的修齐治平素养的培养，只有“心”的修炼与“智”的塑造的充分融合，才能使山西票号员工真正地步入精神的需求；而现代商业银行缺失文化理想，惯以我行我素，人的本质没有改变，金融企业的发展必然受阻。

7.4.1　山西票号经营者的修齐治平素养

儒家思想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6]用一个词语归纳就是“修齐治平”，意思是要想治理好国家、整顿好家，就需要进行修身养性，而这就需要做到端正思想、心意诚实、明白吉凶善恶、推究天下事理等等。无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帝大官，心智素养的修炼无一例外都作为人生的根本。山西票号的经营者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无疑也要遵循着这一条标准。

心是指以克己之心、忠义之心、仁爱之心、诚信之心为儒学修身目标，智是指具有精明能干的头脑，不断学习的动力和创新的精神等。一个人的心智素养在其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做事方式，从而决定着其今后的作为。山西票号之所以能百年长青，这与号内人员注意心智素养的修炼是分不开的。山西票号内部不管是掌柜还是经理，都要饱读诗书、精于算计。在常家200余年经商、兴学相交融的历史中，仅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就有170余人。^[17]并且即使发达之后，晋商也不忘读书。如蒲州沈邦良，自幼好学，后来经商成功后也随身带《小学通鉴》，不断地学习提升自我修养。正是这种尚学的品德，保证了山西票号经营者的见识、品德、素质不断提高，把心智素养和经商经验有效地结合起来，领悟心智的真谛，用于经商的实践，使山西票号做得越来越好。

山西票号重视对子弟和员工进行文化教育。祁县乔家在经商的初期，吃了文化程度低的亏，在生意好转时重金聘请文人名士教育子弟，年薪200大洋，宴请时请为上宾，送师时礼节繁多。

山西票号对子弟和员工的教育的主体文化是儒家文化，以《论语·颜渊》中的“克己复礼为仁” 为标准，严格约束凡事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行为，提倡应该顾全别人的感受，并且还要克制私欲，严于律己，杜绝营私舞弊，以勤俭廉洁为美德；以《荀子·尧问》中的“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为标准，严格地要求凡号内人员内忠于财东和掌柜经理，外对同行、顾客讲义气，以爱号敬业为美德；以《论语·卫灵公》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标准，严格地要求号内人员乐善好施、不计得失，树立公众形象，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以仁爱厚德为美德；以《论语·为政》中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标准，严格地要求号内人员先讲信，再讲义，最后才是利，赢得了顾客的光临、同行的尊重、员工的努力，以诚信名誉为美德。这就是以克己之心、忠义之心、仁爱之心、诚信之心为修身养性目标的体现。

与此同时，具备“心”的修炼，还需要“智”的融合。山西票号对员工和子弟教授业务经营课程，以增加其业务能力。首先教好日常行为礼仪，晋商《贸易须知辑要》中规定：“学生意先要立品行，但行有行品，立有立品，坐有坐品，食有食品，睡有睡品。”^[18]学徒需每日打扫卫生、侍候掌柜，这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接待顾客时以礼相待，定会生意兴隆。在业务学习上，第一，需熟记“平码银色折”，便于日后快速换算利差；第二，需精于打算盘，培养其头脑、胆识和谋略；第三，写一笔好毛笔字，抄写日常信件。“心”与“智”结合，使二者互相促进，才形成真正的心智素养。

山西票号关注社会教育，把为社会培养栋梁之才作为己任。常家的大德川山西票号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曾出资捐助榆次书院，榆次县知县特赠一匾“崇文尚义”。^[19]后来于1903年又废除私塾，办立“常氏笃初小学堂”，设《诗经》《史鉴节要》《外国史歌诀》以及散文、珠算、算术等课程。1904年成立“知耻女子学堂”，使女子和男子一样公平地接受教育。两年后建立“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等小学堂”，在之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外语、物理、化学、地理等课程，扩展了学生的知识范畴、丰富了眼界视野。票号对于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八股私塾到新学学堂，不仅仅是继承祖训，把社会的发展看成自我的发展，以承担社会责任、培养社会人才为荣耀，使山西票号与社会共同和谐地可持续发展下去。更多的是顺应时代潮流，预先变革，为山西金融业变革起了推动、楷模的效用，这种极具创新的精神值得当今商业银行所借鉴。

7.4.2　现代金融企业的文化理想缺失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开发放开，客户数量较多，宏观经济蓬勃发展，这就给予现代金融企业、商业银行良好的发展环境，各个银行紧抓存款、贷款等经营业绩，并且小有成效。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讲过：“只有不断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样的道理，现代商业银行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也应该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然而，事实上，我国的现代商业银行仍然处于扩张期发展，各项规章制度不是很健全，这就使现代商业银行过多地追求经营绩效，而对其企业文化理想建设重视程度不够，严重的甚至导致文化理想缺失。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与经营实践。^[20]金融企业文化的形成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受企业成立、发展所处的大背景的影响，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二是受人的思想的影响，包括金融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的行为、作风等。以山西票号为例，山西票号产生发展于封建社会与儒家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并且财东、经理深受儒家诚信、忠义、勤俭思想的熏陶，所以票号人的思想单纯质朴，没有私心杂欲，只有一心为山西票号、为顾客服务的想法。可见山西票号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独特的企业文化思想，而这种思想的精髓所在是文化与企业的结合，文化与人的结合，最终导致人与企业的完美结合，大大促进了山西票号的迅猛发展。

中国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留给我们巨额的财富，而在当今社会却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延续下去。1912年1月19日，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达“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命令，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具有创新意义的壮举。而经过了一个世纪以后，现代的社会对《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中国传统支柱文化烂记于心的人少之又少，这种否定和摒弃传统文化的做法无疑是不明智的。在唐宋以前，各种宗教和信仰在我国都不避讳，并且教徒都被要求是向善的，但是随着明清以后宗教被执政人所谨慎对待，慢慢的中华民族缺乏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民族的共同信仰、凝聚力，最终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缺失，让人变得愚昧、浅薄。而作为金融行业的核心，社会的文化转变，人的思想转变，影响着我国现代商业银行的文化思想树立，企业愿景、使命、核心价值观缺乏科学可行的文化梳理和提炼；对银行创办以来的历程以及未来的规划展望缺乏文化总结和归纳；经营管理过程中缺乏整体的价值理念导向。这种让企业随波逐流、文化自我衍变的金融企业文化思想不可能再造就出一个现代票号。

我国现代商业银行一般都实行西方的“行长负责制”，即行长全权负责行内一切大小事务，这种独断专行的制度使商业银行80%的不良资产来源于信贷风险，这与行长权力失控是分不开的。山西票号的大掌柜制度比西方的行长负责制权力更大，但是大掌柜对东家的忠义是现代行长比不了的。事实上，这正是现代商业银行文化理念缺失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是照搬制度而忽视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太一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东方文化，在思维、观念、行为、价值取向上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中西文化各自有侧重点，中国文化崇尚道德礼数、集体利益，而西方文化更加崇尚实用制度、人权自由。文化往往与经营理念融会贯通，什么样的文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经营理念。西方“行长负责制”，缺乏对人的思想教育、凝聚力的形成、群体意识的规范等，从而产生了独断专行、利益为重的金融文化，无疑对我国发展势头正猛的银行业是不利的。而山西票号给予掌柜充分的信任，掌柜受传统文化熏陶，以忠义回馈，这正是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所需要汲取的养分。

所以现代商业银行要想谋求发展，就需要正视企业文化思想的建设，从“人本文化”“人文关怀”这一角度作为切入点，尊重人、关心人，提高个人的心智素养，调动全员最大的积极性，激发个人潜能，形成强大凝聚力，促进员工由“社会人”转变为“企业人”角色，真真正正地为商业银行服务。第一，引入山西票号的诚信、敬业、守纪、和谐等理念，打造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思想，体现独特的魅力，将企业文化建设的评判标准与人员考核、晋升等连接起来，确保文化建设落到实处。第二，重视领导以及员工的教育培训，不仅包括业务培训，更重要的是思想教育。领导层和员工层可以按业务层次培训，但是同时进行的思想教育必须以企业精神为主线、传统文化为基石，引导全行上下树立一致的理想和信念。第三，切勿混淆金融企业文化与思想教育的概念，理顺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思想教育的关系，思想教育工作为树立企业精神、文化而服务，企业文化建设为思想教育工作提供载体，二者相辅相成，拧成一股劲，共同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而服务，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7.5　本章小结

金融文化是金融企业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全体员工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金融企业精神、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共识。古往今来，任何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人来决策，政策贯彻需要人来执行，业务来往需要人来维持，所以人都是最具有活力和价值的核心资源。而金融文化是为金融活动服务的，金融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只有以人本金融的理念推动金融文化的创新，才能真正地为金融活动而服务。

本章从人本文化视角分析了山西票号的金融文化，比较了现代商业银行与山西票号在金融文化上的差异。第一，山西票号的企业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崇尚关公的忠义的价值观，主张以义制利、利从义来；而现代商业银行照搬西方“经济人”假设，一切以赢利为目的，普遍形成“利”战胜“义”的道德缺失，这与山西票号“以义制利”的关公崇拜背道而驰。第二，山西票号无论是在对待内部员工、外部客户，还是和相与的态度上，都采取中和之道，以礼相待，注重人和；而现代商业银行行业内、行业间制度整体性缺失，以人为本的理念淡薄，究其根源，是自我中心文化在作祟，增加了协调的困难，不利于商业银行系统的整体发展。第三，山西票号的领导者注重对人的培养、潜能的激发，将人的意识要求拔高，以体现其社会责任；而现代商业银行照搬西方文化，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只留存于初级的物质需求，唯利是图，这是现代商业银行与山西票号需求文化上的本质区别。第四，山西票号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经营者的修齐治平素养的培养，把“心”的修炼与“智”的塑造充分融合，使山西票号员工真正步入精神的需求；而现代商业银行缺失文化理想，惯以我行我素，金融企业的发展必然受阻。

可见，山西票号的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克己、忠义、仁爱、诚信。由此形成了山西票号所特有的金融文化体系：崇尚关公的以义制利、善待相与的中和之道、同舟共济的社会责任、修齐治平的心智素养。现代商业银行与山西票号的金融文化体系相比，有着道德缺失、自我中心、唯利是图、我行我素等一系列负金融文化，急需要改变，这就可以把山西票号的这一套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搬过来，按照实际情况，适当的利用，使得现代商业银行的金融文化真正地为金融活动服务，激发人的创新能力，引导人们实现自我价值，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第一，现代商业银行金融文化需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石，适当扬弃、取其精华，吸收国外优秀的文化内涵，使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在经营管理中完美地结合起来；第二，培育一套“以人为本”的具有特色的商业银行企业文化，把诚信、敬业、守纪、和谐、创新、发展纳入运营机制之中；第三，抛弃整个商业银行“以银行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为“客户至上”的理念，不断地更新和改造，运用行内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第四，注重员工思想教育，实施“银行人”教育，加强社会责任感、国家责任感、银行主人翁责任感教育，通过其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形成核心竞争力；第五，理顺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思想教育的关系，二者拧成一股劲，共同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而服务，把企业文化真正地融入企业内部员工的血液中。

【注释】

[1]唐双宁：《关于金融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金融家》2011年第2期。

[2]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3]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4]孔祥毅、陶宏伟：《晋商案例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5]李春满：《现代银行文化经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6]《礼记·中庸》，中华书局，1976年。

[7]《孟子·公孙丑》，中华书局，1976年。

[8]《荀子·王霸》，中华书局，1976年。

[9]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7页。

[10]毛成刚、乔南：《晋商文化与家族商业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11]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

[13]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58—159页。

[14]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15]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178页。

[16]《礼记·大学》，中华书局，1976年版。

[17]孔祥毅、陶宏伟：《晋商案例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18]孔祥毅、陶宏伟：《晋商案例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19]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20]李悦茹：《从晋商“票号”看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财经界》（学术版）2010年第5期，第19页。